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准联盟关系探析
杨张锋1,2
（1. 西安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土以准联盟关系的基础是对抗和威慑叙利亚和伊朗。土以各自的战略需要和美国因素是两国建立准联盟关系的主要动力，而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认同和阿拉伯因素是两国准联盟关系难以上升为联盟关系的主要障碍。2010年，土耳其宣布中止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两国准联盟终结。土以准联盟关系直接影响到的是双方各自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有限。
关键词：土耳其；以色列；准联盟
韩裔美国学者维克多·查研究美韩日三边安全关系时指出：准联盟（Quasi Alliances）是没有结盟但却具有共同盟友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1]。我国学者孙德刚对准联盟关系进行了系列研究，他认为准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次级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合作关系，准联盟战略是政治领导人运用次级安全管理机制与伙伴方开展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协调与合作的战略理念、机制和行为，准联盟战略是安全战略范畴而不是政治、经济或文化战略范畴，是一种介于联盟战略、集体安全战略、合作安全战略与中立战略之间的“灰色地带”[2]。综合现有的研究，准联盟关系就是国家之间一种较为密切、但却是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它是国家为应对安全威胁而采用的一种短期或长期的战略。在结成准联盟关系的国家之间存在内外因素的推动，造成了双方安全合作的需要，同时也存在着明确的制约因素，使得合作难以上升为联盟关系。
1.2.3 避免对患者的不良刺激。在日常护理中要做好对患者的保密工作，注意在患者面前的言行，不能当面议论其病情。同时，叮嘱患者家属不要在患者面前表现出悲伤、焦虑、紧张的情绪，为其营造出良好、轻松的环境，避免患者受到刺激。
国内外研究者对1996年形成的土以安全关系有不同看法。我国学界一般将之称为军事联盟，如朱广祥认为1996年2月以土结成军事联盟，而1998年1月以色列、土耳其、美国在地中海东部举行的联合海空军事演习标志着土以军事联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3,p31]；周济指出1996年2月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由此开始了两国不断发展的军事同盟关系[4]；孔令涛认为两国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结成军事联盟[5]。而孙德刚将20世纪90年代的土以关系看作是具有进攻性倾向的准联盟关系[6,p11]。在阿拉伯国家的研究当中，1996年土以两国的关系也一般被定性为联盟（an alliance requires formally documented and explicit commitments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s, obliging them to assist one another in the event of an armed conflict），但是以色列学者Ofra Bengio和土耳其学者Gencer Ozcan认为联合（alignment, an organization of people or countries involved in a pact or treaty）更接近土以关系的本质[7]。凯末尔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挑战，土耳其军方推动建立的土以联盟几乎是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m）。土以联盟只是暂时回避了这些挑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凯末尔主义面临挑战的问题[8]。
面对以上不同认识，有必要对20世纪90年代的土以安全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联盟的标志是各方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在面对威胁时将联合御敌。而土以在1996年达成的仅是军事合作关系，主要涉及军工产业合作和安全情报交流，并没有包含共同防御的内容。因此，双方结成的不是军事同盟关系，而是准联盟关系。
一、土以关系是准联盟关系
1. 准联盟和联盟关系对比
虽然准联盟和联盟关系的基础都是现实主义理论，但两种关系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土以根本利益的契合度显著降低。以色列和美国大力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对土耳其的安全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战争造成伊拉克处于分裂之中，伊朗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安全威胁。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改善了与伊朗的关系，土耳其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的库尔德分裂势力和新的支持库尔德力量的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土以两国做出了新的选择。
两种关系在成员国之间根本利益的契合度上有所不同。联盟一般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具有明确的敌对国和威胁对象。构成联盟关系的国家之间往往面临共同的威胁，成员国之间根本利益高度一致。结成准联盟关系的国家有时面临共同的敌人，有时则面临不同的敌人，针对一方的战争不一定会将另一方拖入战争或军事行动。因此，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契合度较低。
准联盟关系难以发展为正式的联盟关系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障碍性因素。就土以关系来讲，这种障碍主要包括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认同和阿拉伯因素。
2. 土以安全关系的准联盟特征
从合作内容上看，土以之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包括情报合作、联合军演和以色列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具有明显的准联盟特征。
土以之间从来没有正式的军事联盟协定或条约。1958年，土以达成了“外围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培养两国民众相互间的友好情绪，进行情报交换和军事技术合作[9]。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土以确立了战略盟友关系，但并不是以条约、盟约等法理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是基于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契合和彼此的认同[10]。
虽然1996年两国签署《土以军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为《协议》，但从内容上看双方的合作协定没有明确的义务划分和有关合作的规定性原则。《协议》规定：土耳其将允许以色列飞机进入其领空，允许以色列利用其机场作紧急着陆，两国海军船只可以进入对方港口，举行军事演习等；以色列将帮助土耳其空军实现现代化，提高土耳其现有美式战斗机的作战能力。从实践上看，合作协议签署后，以色列国防军帮助土耳其部队更新了装备，以色列空军进入土耳其进行训练，两国决定联合生产Popeye I型空对地导弹，并且在地中海举行联合海空军事演习。可见，《协议》不包含相互之间的军事援助，它并非军事联盟协定。
土以准联盟是双方各自战略需要的结果。土耳其的战略需要可从安全、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与希腊、叙利亚、伊朗、伊拉克都存在矛盾和冲突，安全环境非常严峻。1995年，叙利亚与希腊签订协议，叙利亚同意希腊与土耳其发生冲突时可以使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这个协议进一步加深了土耳其的安全困境。此外，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在国内面临库尔德分离主义威胁，迫切需要借助以色列的情报和军事技术应对自己面临的安全问题。从政治方面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繁荣党上台以后，土耳其出现了政治伊斯兰化的倾向，伊斯兰宗教势力趁机迅速发展，与中东地区的泛伊斯兰运动相互呼应，大有颠覆土耳其世俗主义体制的势头，引起了军队和世俗精英的警惕，因而他们迫切希望借助土以关系维护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土以准联盟关系是土耳其国内世俗主义对抗和压制伊斯兰主义力量的一种手段。从军事方面看，军事现代化是土耳其追求的目标，通过与以色列建立准联盟关系，土耳其可以获得一些先进的武器和技术。这是土耳其决策层选择与以色列签订军事合作协定的重要原因。土耳其总参谋长卡拉达伊将军（Ismail Hakki Karadayi）1997年访问以色列后，国防部长泰安（Turhan Tayan）和副总参谋长贝尔（Cevik Bir）也先后访以。同时，以色列同等级别的文职和军方官员也回访土耳其，并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军事协议[13,p51]。
土以在国际关系当中达成很好的默契。土耳其是中东国家中最早承认以色列的国家，承认以色列具有获得生存与安全的权利，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以色列的立场接近。以色列也理解土耳其在处理阿以关系当中的平衡立场，双方早已建立某种默契，以色列对土耳其在阿以之间的不偏不倚政策几无异议[11]。此外，双方的合作一直较为隐秘。从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双方开始秘密接触，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土以之间的交往大多以隐秘的方式进行。即便是1996年双方签署的军事合作协议，当中的一些条款并没有公开[12,p189]。
二、土以准联盟关系的动力
准联盟关系的形成和维系需要一定的内外因素。土以之间的战略需要是双方准联盟关系存在的内部因素，而美国则是促进和推动土以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
土以两国的根本利益契合度低。以色列长期与阿拉伯国家处于安全困境之中，先后进行了四次中东战争，而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存在宗教、文化的纽带，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不存在安全上的冲突。虽然土以在20世纪90年代与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都处于敌对状态，但造成敌对状态的根本原因不同。土耳其与周围国家敌对的根本原因是库尔德人问题。土耳其频繁越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造成土耳其和伊拉克关系高度紧张。伊朗和叙利亚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向库尔德工人武装提供庇护和支持，从而导致土耳其与伊朗和叙利亚成为敌对国家。而以色列与三国的冲突主要和美以特殊关系以及领土问题有关。伊拉克、伊朗、叙利亚这三个伊斯兰国家将以色列看作是美国在中东的支柱国家，因而持坚决的反以立场。一旦叙利亚和伊朗改变对库尔德人武装力量的政策，土耳其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而以色列与这些伊斯兰国家的对立则会持续更长时间，它们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难以解决。
以色列也有与土耳其进行合作的战略需要。冷战结束后，伊朗、叙利亚从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购买大量进攻性武器，加剧了中东地区各国间的安全困境。1998年7月22日，伊朗首次进行了谢哈布-3中程导弹的发射试验，射程为1 300公里。伊朗的中远程导弹运载技术使以色列领土面临直接的军事打击危险。为了应对伊朗的威胁，借用土耳其领土作为监视、拦截和打击伊朗导弹的基地，从而保障自己的安全成为以色列的上乘之选；发展与土耳其的关系是改善以色列在中东战略地位的必然选择。1996年上台执政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叙以和巴以和谈中坚持强硬立场，造成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阻，该政府在中东和国际上面临空前的孤立局面。因此，拉近并加强同土耳其在各个方面的关系就成为它打破孤立的必由之路；以色列在发展与土耳其关系方面有更为长远的目标，它希望借助土耳其在中亚国家中的影响获得进入中亚的渠道，从而获取政治、经济、军事利益。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和中亚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合作风生水起，哈萨克斯坦等国将土耳其模式视为圭臬，土耳其大有担当突厥世界领袖的势头，这样的发展趋势成为以色列政府决定与土耳其政府建立准联盟关系的重要原因。
美国因素使然。美国与土耳其和以色列都保持着盟友的关系，这是维克多·查所讲的准联盟的最重要特征。美国和土耳其是北约盟友，在土耳其拥有军事基地，历来重视土耳其作为北约东南翼的重要作用。而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更为特殊，双方关系不但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感作为基础，而且有非常现实的因素作为根基。以色列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美国需要以色列实现它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双方互为倚重，各取所需。
土以军事合作当中的监控系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的[12,p190]，美国还参加土以联合海上军事演习，这充分说明美国对土以准联盟关系的支持。事实上，在土以准联盟关系建立前，美、土、以就结成了三边联盟，由美国牵头负责整合与协调三国在大中东的军事指挥[14]。
美国之所以愿意推动土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成准联盟关系，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土以三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具有很大的交集。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将土耳其和以色列作为维持其在中东领导地位的支柱国家。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遭到削弱，伊朗和叙利亚成为美国所构建的中东秩序的挑战者，它们也是土耳其、以色列的共同敌人。借助土以维护中东秩序、推动土以安全合作关系向前发展符合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是对中东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通过推动土以关系的发展，美国可以更好地控制中东。为了发挥对中东的影响，美国除了使用军事手段以外，还努力通过与不同地区的主导者的“谈判”来巩固美国的利益[15]。促进土以安全关系发展可以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因而两国准联盟关系建立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2010年，由于以色列军舰袭击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只引起土以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对此非常关注，极力弥合土以关系的裂痕。美国深知土以之间的裂痕必将增加美国中东战略的执行成本，因而必然要在土以关系上进行更大的投资[16]。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美国是土以准联盟关系最为重要的外部推手。
三、土以准联盟关系中的制约因素
与联盟关系相比，准联盟关系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缺陷。准联盟关系不会对成员国的政治选择和行动自由构成限制。但是，由于成员国之间在根本利益方面一致性低，准联盟关系稳定性差，容易出现关系倒退和破裂的局面。
土耳其绝大部分人口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认同影响很大，成为阻碍土以准联盟关系发展为联盟关系的主要因素。在土耳其国内，伊斯兰认同与西方认同相互对立，它要求土耳其加强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以色列作为犹太教国家和美国的盟友，自然和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认同格格不入。
土耳其的伊斯兰认同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土耳其一直面临西方认同和伊斯兰认同的冲突。从1923年到1945年，土耳其世俗主义精英所持的西方认同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1945年之后，土耳其多党制和政治民主化开始，伊斯兰主义先在文化方面得到复兴。随着厄扎尔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支持伊斯兰认同的企业阶层兴起。到了90年代，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力量开始在政治上复兴，其主要标志就是1995年大选中具有伊斯兰主义政治倾向的繁荣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伊斯兰复兴运动日渐高涨，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进而挑战世俗政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17,p234]。繁荣党上台以后，对内推行一系列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措施，对外积极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引起了世俗主义阵营的警惕。
1996年2月，土以达成的军事合作协议是土耳其繁荣党政府在军方压力下签署的，因而该协议是土耳其国内西方认同与伊斯兰认同较量和妥协的结果。1996年12月，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试图与伊朗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因遭到土耳其军方的抵制而未果[17,p238]。1997年2月28日，土耳其军方通过一场软政变迫使繁荣党政府下台。可以看出，尽管伊斯兰认同对西方认同构成强劲的挑战，但在军队和世俗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还不能改变土耳其面向西方的外交传统。在后冷战时代，民众对国家如何处理外交关系的影响力有所提升。土耳其国内不断增强的伊斯兰认同将会成为制约土以安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可以理解为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规定年龄组人口数[1]。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范围定为18～22岁。在“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精神的指引下，自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以“超常规”的速度不断发展[2]。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开始逐年下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面临严峻考验[3,4]。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5]：教育结构和布局不是完全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资金、力度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等方面。
阿拉伯因素的作用。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是制约土以之间正式联盟关系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阿拉伯因素能够制约土以关系的发展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另一方面，土耳其对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外交和安全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当土以关系亲近时，土阿关系则被疏远；当土阿关系靠拢时，土以关系则会受损。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与经济联系，决定它在阿以之间保持平衡才能最大程度保证自身的利益。整个冷战时期，土以关系的发展水平和公开程度都受到阿拉伯因素的显著影响。土耳其在阿以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在处理土以关系时慎重考虑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和反应。1980年，土以关系甚至因为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其永久首都而出现外交关系的倒退。
探察队员将包裹搬入肖特拉洞内井状通道，其中有些井状通道有36层大厦那么高。他们绕过地下瀑布攀登，沿着水平通道爬行，在黑暗的地下营地度过了好几个星期，晚上就穿着潮湿的衣服睡觉。
四、土以准联盟关系的终结
土以准联盟关系如何走向了终结？孙德刚从体系、国家、决策三个层面解析了准联盟关系终结的原因，并且指出2011年9月土耳其宣布中止与以色列的一切军事协议，土以准联盟外交终结[6,p135]。
是否具有正式军事盟约是划分准联盟和联盟关系的首要标准。构成军事联盟的成员国之间一般存在相互军事援助的书面承诺，这种承诺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联盟内部存在统帅或协调的依赖关系，各缔约国承担一定的义务，因而分享安全红利。而准联盟关系的基础是成员之间默契的合作，成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统帅关系、义务要求和利益分享。
图1中的MN1和MN2都工作在亚阈值区域，MP1、MP2和MP3具有相同的宽长比，所以Iout=Iref。由于电阻RS的存在，MN1和MN2的VGS不相等。设MN1的尺寸与MN2的尺寸的比值为K，电阻RS两端的电压为IoutRS，忽略体效应的影响，即VTHN1=VTHN2，由IrefRs=VGSN2-VGSN1可得[14]
1. 库尔德人威胁及土耳其的选择
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力量壮大，自治能力提高，这意味着库尔德人有朝一日可能会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合并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和土地，威胁到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支持让土耳其认识到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能指望这两个盟友。
土耳其转而寻求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1998年，叙利亚在土耳其压力之下同意驱逐库尔德人工人党领袖奥贾兰。同年11月，两国签订《阿达纳协议》，叙利亚不再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把叙利亚从军事名单上删除[13,p52]。从此，两国关系得到大幅改善，进而带动了土耳其与伊朗关系的缓和。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生活富裕。实现产业兴旺，必然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走向生活富裕。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这个全国最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我国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李白模仿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分为两类，一类为全拟作，情感指向上与鲍照原作妙合无垠，“拟其题，拓其旨，用其词，袭其句，仿其意。”另一类为同题新作，创新策略表现为：情感指向个性化，失意中潜藏着豁达，这种豪情逸气成了情感的主旋律；叙事密度上，变鲍照用典繁复为叙事线条疏朗，侧重渲染神奇瑰丽的意境；拓宽了主题寓意，寓讽谏和忧患意识于各种题材。
土耳其与伊朗缓和促成了三国在打击库尔德人武装问题上的合作。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和土耳其在两国高级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下安全合作增多。该委员会虽然早在1988年成立，但成立后两国实质性的合作并不多见，而到了伊拉克战争后它的作用才凸显出来。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2004年伊朗出现了库尔德工人党的姊妹组织——库尔德斯坦自由党（PJAK, the Party for Freedom in Kurdistan），该组织被伊朗认为是恐怖组织，至此分离主义的火焰也燃烧到伊朗身上。库尔德分离主义成为土耳其、伊朗的共同之害，所以两方形成了合作关系，情报合作成为土伊两国高级安全委员会讨论的主要内容[18]。
夜里戴菲儿躺在中间，艾莉和秦川，各守一侧。每夜艾莉都会惊醒好几次，她知道，戴菲儿随时可能死去。戴菲儿早已不能下地，吃喝屙撒睡，全都需要艾莉和秦川的照顾。有时艾莉试图唤来女佣，秦川急忙制止她说，让我来吧！他明晓戴菲儿的心思，他想在她生命的尽头，给她一点“做人”的尊严。想想便觉得滑稽，两个人为一个即将报废的玩偶夜不能寐，两个人为这个玩偶的所谓尊严筋疲力尽，这样的事情说出去，绝不会有人相信。可是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艾莉和秦川，已经很久没有做爱。
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开启，阿以和解出现曙光，阿拉伯因素对土以关系的影响开始减弱。同年，土以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消除了土耳其对土以关系发展的后顾之忧，土以关系迅速发展。同年，两国建立高级官员联合委员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威胁[9,p181]。但是，在土以关系迅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阿拉伯因素的影响也没有完全消失。1996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打算通过一项综合性军事合作协定来推动土以关系，土耳其因不能无视阿拉伯国家的感受，而采取了谨慎的积极态度[9,p181]。
高中物理所涵盖的领域有光、热、力、声、电这几方面内容，所学的内容比较抽象却都和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教师可以通过生活当中的经验，提高学生高中物理的学习能力.将生活存在的现象与高中物理理论相结合，丰富了学生高中物理知识.
2. 伊朗的威胁及以色列的选择
由于伊朗的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以色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将伊朗视为主要的威胁。冷战结束后，以色列和伊朗成为中东地缘政治的主要竞争对手。以色列试图通过孤立伊朗保持美国主导下的中东秩序，而伊朗则极力要打破孤立、改变现状、建立符合伊朗战略利益的中东格局[19]。因此，以色列长期以来大力宣传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威胁，使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相信伊朗是破坏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因素。以色列历来强调伊朗核计划对以色列安全的巨大威胁，要求美、欧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甚至军事打击。
以色列对伊朗态度强硬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地理位置上的邻近使得伊朗的军事力量对以色列带来威胁。伊朗要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其距离大约为1 100公里，导弹在发射后几分钟内就可以击中目标。因此，以色列在千方百计地设计高端导弹拦截体系的同时，要建立预警机制。为了做到这一点，以色列除了依靠本国的情报系统之外，还积极寻找伊朗邻国的支持，以便能够利用其空军基地或领空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设施进行打击[20]。1996年，以色列与土耳其达成的《军事合作协议》中就包含以色列在与伊朗交战时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或领空的条款。只要以色列与土耳其保持盟友关系，以色列在对抗伊朗方面就具有一定优势。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以色列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土耳其之外可以对伊朗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和打击的选择，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对伊朗、叙利亚进行牵制。在以色列看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地方是拦截、打击伊朗弹道导弹的理想位置，因而以色列支持库尔德的自治要求，以换取库尔德人在以色列安全上的支持。库尔德人在伊朗、土耳其、叙利亚都有分布，支持库尔德人可以让以色列从内部对这些国家进行制约，从而减轻他们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压力。
可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完全改变了土以两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它们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发生了变化，两国为了应对安全威胁选择了对方的敌人作为盟友，由此造成了准联盟关系的终结。
五、土以准联盟关系的影响
将土以关系视作军事同盟的研究者认为，土以联盟打破了原有的地区格局，改善了土以两国的战略地位，加强了美国对中东的控制。这些判断是在20世纪90年代土以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后两三年内做出的，其基础是叙利亚、伊朗、埃及等国当时做出的反应。现在距离1996年的土以军事合作协定已经20多年了，有必要根据过去20多年中东局势的变化来重新评估土以准联盟所造成的影响。
莎格对父权制社会男人对黑人女性虐待的反抗还体现在她对西丽的帮助。西丽白天像奴隶一样伺候某某先生和他的孩子们，晚上充当某某先生的泄欲工具。稍有不慎就遭到某某先生的拳打脚踢、讽刺侮辱。作为西丽的“情敌”，莎格没有帮助某某先生对付西丽而是与西丽交朋友，她让西丽意识到自己身体的美，同时也让她体会到性爱带来的快乐。在她的影响下，西丽离开某某先生的家，创办裤子缝纫店，成为一名独立、自信的黑人女性！
土以准联盟关系对地区安全和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并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深远。土以准联盟关系形成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受到了直接威胁，阿拉伯国家对这一新军事阵线的形成感到愤怒[21]。尽管如此，土以形成的准联盟没有造成中东地区新一轮的军事竞赛，阿拉伯国家没有建立相应的反联盟。因此，不能说土以准联盟对地区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土以两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向积极的方向好转，土以准联盟关系中的军事因素开始弱化，教育、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成为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22]。有学者认为，土以军事合作会增加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谈判中的筹码和强硬立场，使得谈判更加困难。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影响以色列谈判立场最重要的因素是以色列对其安全的担心及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变化。
土以准联盟关系的形成的确增加了双方各自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对土耳其而言，土以准联盟关系使得土耳其在应对库尔德问题和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与叙利亚的关系过程中获得有力支持，从而可以采取强硬的手段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同时也有利于压制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巩固世俗主义政权。另一方面，准联盟关系也使土耳其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中有了回旋余地，土耳其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选择加强或弱化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从以色列方面讲，土以准联盟关系对于增强以色列的安全、威慑伊朗起着重要的作用。
土以准联盟关系的终结对两国本身的安全和土美以三国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对地区安全和中东和平进程影响较小。土以两国各自应对安全威胁的成本会增加。土耳其停止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使得以色列丧失了重要的安全情报来源以及监控伊朗导弹发射情况的有利位置。此外，土耳其与伊朗和解，承认伊朗具有和平发展核项目建设的权利，增加了以色列在外交和军事上遏制伊朗的难度。对土耳其而言，没有了以色列的情报支持，打击库尔德人武装将要付出更大代价。更糟糕的是以色列暗中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使得库尔德人问题更加棘手。两国准联盟关系终结造成了土美关系疏远，美以关系靠拢，这一点可以从土以关系恶化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态度中看出。土以准联盟的破裂本身就是双方各自重新选择盟友的结果，没有造成新的力量组合，因而对地区安全与和平进程的影响很小。
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既要满足过境交通或中长距离交通的的快速通过功能（缩短通行时间），又要充分考虑城市内部交通或短距离交通的服务功能（满足沿线居民的出行需求），同时充分考虑公路、城市道路两大体系的快速转换工程与近期计划实施和远期规划建设相关交通设施的衔接。因此，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不是单纯地将公路转变为城市道路，而是需要继续发挥原有干线公路的通过性功能，同时实现作为城市交通设施的服务性功能，起到组织城市和城市用地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及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需要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及创业能力的人才，因此国家将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作为教育重点内容。但在高等院校实际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目标时积极性与热情度不高，且政府教育职能部门缺少相应的监督及管理，因此高等院校与中小微企业在创新创业教育层面的合作质量有待提升。例如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了企业教育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在实际教学环节中中小微企业的教育中心地位并未明确，与此同时政府职能部门对于企业参与高校教育活动的奖励机制不完善，中小微企业与高等院校的教育合作缺少相关的政策制度进行约束。
六、结语
土以准联盟关系从冷战后开始酝酿，1996年正式确立，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安全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双方重新确定各自的安全利益，并选择了新的盟友，经过2008年以色列大规模袭击加沙和2010年拦截土耳其“马尔马拉海”号救援船后迅速恶化，到2010年土耳其宣布中止与以色列的军事协议，土以准联盟关系终结。土以准联盟关系的形成增强了土以应对安全威胁的实力，其终结造成两国安全成本的提高。由于土以准联盟关系的形成与终结都是地区安全体系发生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所以它对地区安全和中东和平进程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土以准联盟关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两国不再进行安全合作。2011年，中东局势发生动荡，特别是2012年以后叙利亚国内政治对抗的外溢效应和2013年以后ISIS势力的迅猛蔓延，促使土以两国再次携手，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2016年7月27日宣布，土以谈判代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互派大使[23]。以色列与土耳其不存在领土纠纷问题，对土耳其没有安全威胁。尽管以色列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盟友，但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特别是中东这样的地方，很难找到一个比以色列更好的伙伴[24]。因此，可以预见土耳其在未来依然会借助以色列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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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urco-Israeli Quasi-Alliance in 1990s
YANG Zhang-feng1,2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2.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Turco-Israel quasi-alliance, which was based on 1996 military agreement, aimed at confronting and deterring Syria and Iran. The relation was driven by the strategic needs of both parties and America. The Islamic identity and Arab factors in Turkey were the main obstacles to the rise of the quasi-alli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quasi-alliance came to an end when Turkey declared to stop military cooperation completely with Israel in 2010. The birth and death of Turco-Israeli quasi-alliance have immediate impact on each state’s capability to handle security threats. But the influence on regional security is limited.
Key Words: Turkey; Israeli; Quasi-alliance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9)01-0107-07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9.01.022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18XWD22）
收稿日期：2018-05-05
修回日期：2018-08-01
作者简介：杨张锋（1980-），男，陕西渭南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土耳其外交。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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