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注论文,论语论文,体例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注释体例看，《论语集注》与义疏体《论语》注的不同在于摆脱了经、注、疏三层结构，直接注释经文，避免了义疏体的繁琐。从朱熹一生注释《论语》的过程来看，先著《论语集解》，再著《要义》、《口义》、《精义》、《集义》，最后成《论语集注》。其中《要义》、《精义》、《集义》都是大量采用宋儒，特别是理学家对《论语》的解说，基本不掺杂个人意见，只有《论语训蒙口义》例外，不仅参考宋以前的训诂、音读，而且加入朱熹的个人见解，所谓“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见一二条焉。”(《文集》卷七十五，《论语训蒙口义序》)《论语集注》继承了《口义》的编写体例，既吸收了宋以前的训诂、音读，又博采宋人的义理解说，同时加入大量个人按语。由于朱熹经过长期注释《论语》的资料积累，《论语集注》所引用的注释较《口义》和《精义》的总和还要多。据统计，《论语集注》征引注释共有三十五家，比《论孟精义》多出数倍，而且《精义》(或《集义》)中所收十余家之说多未被编入《集注》，即便二程语也被删去不少。如果说《论语要义》、《精义》等主要表达了朱熹对《论语》的理学认识，那么《论语集注》作为朱熹在《论语》上的最终著述，则反映出朱熹对其基本定位是“经注”，而不是独立于《论语》之外的理学著作，因而广泛引用汉魏古注，大量删去《精义》中的理学家解说，而且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按语也不同于一般理学家在《论语解》、《论语说》中的理学议论，主要是对经文本身以及所引注释进行补充说明。
就《四书》篇幅而言，《孟子》的字数最多，但就《四书章句集注》的引用人数和总数来说，朱熹所集之注最多的不是《孟子集注》，而是《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作为“章句”，主要是朱熹自己的注释，引用前人注释较少。《论语》、《孟子》的“集注”，主要是集合诸家之注，引注超过朱熹自己的注释。尽管《孟子》的篇幅是《论语》的三倍，但是《孟子集注》所引的人数和总数却没有超过《论语集注》。据陈铁凡统计，《孟子集注》共引三十四家三百一十九处，《论语集注》引用共计二十五家五百七十四处。①具体地说，三十五家分别是何晏、二程子、谢良佐、尹焞、杨时、胡寅、洪兴祖、游酢、吴棫、张敬夫、范祖禹、马融、李侗、周孚先、吕大临、陆元朗、服虔、皇侃、李郁、赵伯循、黄祖舜、苏轼、孔安国、张载、侯仲良、刘聘君、刘安世、晁说之、刘敞、邢昺、王安石、曾几、扬雄、靳裁之。其中服虔和皇侃注是指《八佾篇》中的两处“或曰”，经金履祥考证为服虔和皇侃注。三十五家注囊括了汉、魏、唐、宋等各朝代各学派的注释，“论语集注”的称谓实至名归。
《论语集注》对所引注家的称谓存在一定规律，对理学前辈称“子”，如程子指二程，张子指张载。对程门弟子多称某氏，如谢氏、尹氏、杨氏、吕氏、游氏、侯氏、周氏等。对宋代非理学人士也多称某氏，如范氏、苏氏、王氏、邢氏、吴氏、洪氏等。对同辈注家则称其姓名或字，如张敬夫。除“子”、“氏”之称，又有称官职的，如“刘侍读”、“刘聘君”等，又有称谥号的，如“刘忠定公”。引用宋以前的注家多称某氏，如马氏、何氏、陆氏等，但也有称其姓名或字的，如赵伯循、扬雄等。由于《四书章句集注》成书时间较长，流传版本各异，导致上述规律不能严格遵守，比如一人可能存在数种称谓，如李侗在《论语集注》中称为“师”，在《孟子集注》中称“李氏”。这种现象造成的必然问题是“某氏”之称往往造成指代不明确，如“李氏”之称到底指李侗，还是指李郁；“胡氏”之称到底指胡寅，还是指胡安国，抑或第三人，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朱熹虽在内容上对《四书章句集注》极尽完善，但他在生前可能未对注释体例，特别是所引注家的称谓予以统一，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四书章句集注》在朱熹反复修改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印书者的盗印，这些盗印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以讹传讹造成的。下面就来分析三十五家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宋以前的八家古注
《论语集注》中的三十五家根据所属朝代及其学派归属，可分为三大阵营：第一阵营是宋代之前的经学家，他们的注释在当时具有普及性，所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往往不再明确标注姓名，而是直接将古注略作修改或简化，放在经文之下。缘于此，《论语集注》明确引用的古注所占比例较少，共有21处，但这些注释遍布各个朝代，汉有孔安国、马融、服虔、扬雄，魏有何晏，南朝梁有皇侃，唐有陆德明和赵伯循。
从注释内容看，朱熹对古注的引用主要集中在字词训诂、名物制度以及句意说明等方面。如引马融注以说明词意、句意：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为政》)又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谓后死者。言天若欲丧此文，则必不使我得与于此文；今我既得与于此文，则是天未欲丧此文也。天既未欲丧此文，则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违天害己也。”(《子罕》)引何晏注用来解释字义、句意，如，何氏曰：“滥，溢也。言君子固有穷时，不若小人穷则放溢为非。”(《卫灵公》)又何氏曰：“患得之，谓患不能得之。”(《阳货》)《集注》引陆德明注多用于说明《论语》异文，如在“十世可知也”下，朱熹引陆氏曰：“也，一作乎。”(《为政》)在“瓜祭”下，又引陆氏曰：“《鲁论》瓜作必”(《乡党》)等。在“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下引赵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赐鲁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庙，以文王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礼矣。”(《八佾》)这既是对“禘”字的训诂，也是对禘礼的考据。古注中亦有少数说理的注解被朱熹采纳，如扬雄曰：“观乎圣人则见贤人。是以孟子语夷，惠，亦必以孔子断之。”(《微子》)《集注》中还有一处引用杨时批评扬雄的说理，曰：“扬雄谓孔子于阳货也，敬所不敬，为诎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盖道外无身，身外无道。身诎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阳货》)总起来说，朱熹明确引用的古注偏重于字词训诂、制度考证等方面，这与所引宋注有明显区别。
二、宋代九家非理学人士之注
第二阵营是宋代非理学人士。两宋时期学派林立，人才辈出，关于《论语》的解说不计其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大量引用了理学之外的《论语》注释。按照引用数量多少，依次是范祖禹54条，苏轼12条，吴棫12条，洪兴祖8条，晁说之6条，王安石、刘安世、刘敞、邢昺各1条，共计9人96条，较第一阵营多出数倍。从所属学派来看，范祖禹、刘安世均为司马光弟子，晁说之因仰慕司马光之为人，自号景迂，吴棫与晁说之的学术倾向相似，故《景迂学案》将之列为“景迂同调”。这四位均与司马光的朔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苏轼是蜀学的领军。王安石是新学的领袖。刘敞是欧阳修的弟子，所著《七经小传》引领了宋初疑经思潮。邢昺是宋代经学家的代表，奉命撰写《论语正义》。在这一阵营中，范祖禹显得异常突出，《集注》引用范氏说超过谢良佐、杨时，由此可见，朱熹在选择注释上具有兼收并蓄，广搜博采，摒除门户之见的胸怀。
从注释内容上看，朱熹所引宋代非理学家的注兼具字词训诂和义理引申的特点。宋儒不仅普遍以说理见长，而且因其怀疑精神而在《论语》的字词、版本校勘等方面屡有创见。朱熹所引邢昺、王安石、刘敞、刘安世、吴棫、洪兴祖等人的注释多集中于《论语》文本的字形、字义、词意、句读、分章、句意等方面。如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句，朱熹引用刘安世语指出“五十”是字形错误，朱熹曰：“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述而》)朱熹引用吴棫注主要用于注释或勘误《论语》文本，如吴氏曰：“亡，古无字，通用。”(《八佾》)在“恭而无礼则劳”章，引吴氏曰：“君子以下，当自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泰伯》)在“柴也愚”章，引吴氏曰：“此章之首，脱‘子曰’二字。”(《先进》)类似的例子还有“闵子侍侧”章，朱熹引洪氏曰：“《汉书》引此句，上有‘曰’字。”(《先进》)在《季氏十六》篇名之下，引洪氏曰：“此篇或以为齐论。”(《季氏》)以上都着眼于《论语》文本的异文、分章、版本等方面，反映了宋儒解经不仅偏重于义理解说，而且兼有校勘文字、版本等传统经学工夫。
当然，朱熹所引宋注不乏对经文字词、句意的解释性说明，如在“予有乱臣十人”下，朱熹引刘敞语解释“十人”，曰：“刘侍读以为子无臣母之义，盖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泰伯》)在“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下，朱熹引王安石注曰：“改作，劳民伤财。在于得已，则不如仍旧贯之善。”(《先进》)这都是对文本的解释性说明。在“山梁雌雉”章，朱熹将邢昺疏进一步简化，曰：“梁，桥也。时哉，言雉之饮啄得其时。子路不达，以为时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气而起。”(《乡党》)在解释“梁”、“时哉”以及句意之后，朱熹接着又引用了晁说之和刘勉之的注释，对“嗅”字予以注释，晁氏曰：“石经‘嗅’作戛，谓雉鸣也。”刘聘君曰：“嗅，当作狊，古阒反。张两翅也。见《尔雅》。”最后又加“愚按”，表达对所引三家说的看法，曰：“如后两说，则共字当为拱执之义。然此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姑记所闻，以俟知者。”(《乡党》)
宋代非理学人士在注释《论语》时，除注释字词、句子外，常常依据已知史料进行推理，以便于深入解释经文或历史事件。如在“子钓而不纲”章，朱熹引洪兴祖语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述而》)洪氏并非解释“子钓而不纲”章的字面意思，而是对经文本意的引申和发挥。在“季氏将伐颛臾”章，洪氏曰：“二子仕于季氏，凡季氏所欲为，必以告于夫子。则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颛臾之事，不见于经传，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与？”(《季氏》)这里洪氏是根据常理进行大胆推测。在“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章，朱熹引苏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将攻之。访于仲尼，仲尼不对，命驾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遗室孔姞。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此子贡之所以疑而问也。孔子不没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为文矣，非经天纬地之文也。”(《公冶长》)这里是依据已知史实来解释子贡存在疑问的原因，而不仅限于解释文本的字面意思。
宋儒普遍关注人性、气质等话题，《集注》所引宋代非理学家的注释也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如在“狂而不直”章，朱熹引苏氏曰：“天之生物，气质不齐。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则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马之蹄啮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驯。有是病而无是德，则天下之弃才也。”(《泰伯》)苏轼运用气质的概念来解释《论语》，非常具有时代新意，即使朱熹对气质的看法与苏轼有别，但就注释“狂而不直”章来说，朱熹还是引用了苏轼的气质之说，这反映出《集注》在引用他注时更多考虑的是符合经文本意，而非学术倾向。宋儒普遍喜欢评点《论语》中的人物，其中不乏褒贬孔门弟子之处，如在“贤贤易色”章，朱熹引吴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为无弊也。”(《学而》)在“大德不逾闲”章，引吴氏曰：“此章之言，不能无弊。学者详之。”(《子张》)此等评论在清儒那里被视为朱熹贬抑圣人的罪证，然而《集注》所引吴说都是在圈外，属于引申义，主要为了启发读者深思。况且在《集注》之外，朱熹对吴氏《论语》解说特点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建安吴才老作《论语十说》……其功浅，其害亦浅。又为《论语考异》，其功渐深，而有深害矣。至为《语解》，即以己意测度圣人，谓圣人为多诈轻薄人矣！”(《语类》卷十九)
在第二阵营当中，最为瞩目的当属范祖禹，他的注释遍布《尧曰》以外的各篇。范说普遍侧重于义理阐发，表达个人意见。如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学而》)又如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公冶长》)再如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颜渊》)由此三例可知范祖禹注经偏重于对经文的深入引申，这种深入说理的方式有利有弊，朱熹评价说：“范氏一个宽大气象，然说得走作，便不可晓。”(《语类》卷十九)
三、宋代十八位理学家之注
《论语集注》所引注家的第三大阵营当属宋代理学家，其中又以二程说为最，共205处，其次便是程门弟子，尹焞共66条，杨时共50条，谢良佐共47条，共163条，二程及其弟子之和占到引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游酢、周孚先作为程门弟子，引用较少。吕大临初从学张载，在张载去世后又从学二程，思想融合关学和洛学的特点。张载是关学的创始者，也是二程的讲论好友，他的《西铭》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朱熹理学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侯仲良初从程颐学，再向周敦颐问学，后游荆门，深得胡安国重视，著有《论语说》、《侯子雅言》等。朱熹在隆兴二年与张栻会面时曾借到侯仲良的《论语说》，成为撰写《论语精义》的材料之一。李郁是杨时的弟子，又是杨时的女婿。李侗是杨时的再传弟子，又是朱熹的老师，全祖望说：“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宋元学案》卷三十九)刘聘君即刘勉之，私淑程学，曾向谯定学习易学，又请业于刘安世、杨时。朱松去世后，朱熹受学于刘勉之、刘子翚、胡宪。刘勉之对青年朱熹影响很大，所谓“文公之得道，自先生始”(《宋元学案》卷四十三)。《集注》共引胡寅注42条，位列第五。胡寅是胡安国之兄之子，既是湖湘学派的传人，也是杨时的弟子。胡寅著有《论语详说》，也是朱熹注释《论语》的参考资料。曾几从刘安世谈经论事，又从胡安国游。靳裁之少闻伊洛程氏之学，胡安国以师事之。黄祖舜从叶廷珪游，著《论语讲义》，叶廷珪在《武夷学案》中列入武夷讲友，也是湖湘学的同道中人。总起来看，这十八家与二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属于理学阵营，所以这些引注的内容普遍以义理解说为主，与朱熹自注共同构成《论语集注》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注解。
十八位理学家虽同属于理学阵营，但注释风格各异。由于朱熹与他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所以能够对他们的注释风格做出客观评价。他评价二程解经曰：“明道说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犹不无难明处，然愈看亦愈好。”(《语类》卷十九)尽管如此，朱熹也不讳言二程解经的不足：“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同上)朱熹说出了程朱解经存在的差异，“理在解语内，是解者自说己理，乃解者之自有发明。此可谓之是理学。理在经文内，此非解者自持己理，特玩味经文而有得，为之发明其辞，理皆经文之理，非解者自持之理，此可谓之是经学。……故朱子之《论孟集注》，实乃朱子当时从程门理学转入《语》《孟》经学一大转手也。”②因此，《论语集注》虽然大量引用二程注，但在编排次序上往往放在引申文义的圈下位置。
试举一例说明程朱解《论语》的不同：在《雍也篇》“居敬而行简”章，《集注》曰：“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最后朱熹在圈外引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简，虽可取而未尽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内主于敬而简，则为要直；内存乎简而简，则为疏略，可谓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则心中无物，故所行自简；居简则先有心于简，而多一简字矣，故曰太简。”对于此注，有人提出疑问：
问：“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所主而自治严。’程子曰：‘居敬则心中无物，故所行自简。’二说不相碍否？”先生问：“如何？”曰：“看《集注》是就本文说，伊川就居简处发意。”曰：“伊川说有未尽。”(《语类》卷三十)
面对程朱注“居敬而行简”章的差异，朱熹直言“伊川说有未尽处”，所谓“未尽”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其未尽《论语》本文原意，即《语类》载：
问：“伊川说：‘居敬则心中无物而自简。’意觉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说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则理明心定，自是简。这说如一个物相似，内外都贯通。行简是外面说。居敬自简，又就里面说。看这般所在，固要知得与本文少异，又要知得与本文全不相妨。”(《语类》卷三十)
居敬行简，是有本领底简；居简行简，是无本领底简。程子曰：“居敬则所行自简”，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同上)
朱熹认为，程子注不能完全符合《论语》文本本意，也没有表达出仲弓的本意，而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便是所谓“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理皆在经文内”的显著例子。然而，朱熹认为，对待程子注的正确态度是“固要知得与本文少异，又要知得与本文全不相妨。”这代表了朱熹对所有圈外注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理学家对本文的引申和发明义自有其价值，所谓“虽非经意，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大凡人看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语类》卷七十六)
“伊川说有未尽处”的另一层含义是指程子说本身存在片面性。据《语类》载，叔器问：“《集注》何不全用程说？”曰：“程子只说得一边，只是说得敬中有个简底意思，也是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简者，某所以不敢全依他说。……圣人所以说‘居敬行简’，二者须是两尽。”(《语类》卷三十)考《论语或问》中云：“程子之说得之矣。”又曰：“程子之言，盖已曲尽其旨，熟考而深思之可也。”(《论语或问》卷六)可知《论语集注》最初全录程子说，后来由于认识到程子注存在的问题，于是做了删节。朱熹在挑选他家注释时所持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对待二程说尚且如此，更遑论乎他人。
在程门弟子当中，朱熹高度评价尹焞的注释，认为与二程一样平实，他说：“《论语》中，程先生及和靖说，只于本文添一两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长，须当子细看。要见得它意味，方好。”(《语类》卷十九)又说：“尹氏语言最实，亦多是处。”与此相反，谢良佐注的语言则很华丽，虽有感染力，却有过高之嫌。朱熹说：“胡侍郎尝教人看谢氏《论语》，以其文字上多有发越处。”(同上)又说：“上蔡过高，多说人行不得底说话”，“谢氏之说多华掞”，“上蔡《论语解》，言语极多。看得透时，它只有一两字是紧要。”(《语类》卷十九)朱熹在与弟子讲学时，对尹氏、杨氏、谢氏注做出如下评价：
先生问：“寻常《精义》，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诸说恐不相上下。又问蜚卿。答曰：“自二程外，惟龟山胜。”曰：“龟山好引证，未说本意，且将别说折过。人若看它本说未分明，并连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又问仲思。答曰：“据某，恐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说为简当。”曰：“以某观之，却是和靖说得的当。虽其言短浅，时说不尽，然却得这意思。”顷之，复曰：“此亦大纲偶然说到此，不可以为定也。”(《语类》卷十九)
问：“谢氏说多过，不如杨氏说最实。”曰：“尹氏语言最实，亦多是处。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怀权断于胸中。如谢氏说，十分有九分过处，其间亦有一分说得恰好处，岂可先立定说。今且须虚心玩理。”(同上)
客观而言，朱熹对注家的评价都是从注释本身出发，杜绝掺杂学术偏见，因此他批评张栻说：“南轩只说五峰说底是，致堂说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说得好处，或有文定五峰说不到处。”(《语类》卷二十)又说：“向见张钦夫殊不取其说(胡寅说)，某以为不然。他虽有未至处，若是说得是者，岂可废！”(《语类》卷十九)由于杜绝门户偏见，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用胡寅注高达42条。更为可贵的是，即便是《集注》只引用一处的注释，朱熹对其作者和著述也不仅限于简单了解，比如曾几注虽在《论语集注》中只出现一次，朱熹却对曾几及其《论语解》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其中极有好处，亦有先儒道不到处。某不及识之，想是一精确人，故解书言多简。”(《语类》卷十九)
仅从引用人数和数量上来说，《论语集注》中所引注释以理学家为主，这就决定了《论语集注》的内容必然带有理学的时代特色。必须注意的是，朱熹在引用宋注时，很多义理解说被放在圈外，作为本文的引申义对待，而不是本文本意。再者，与其他理学家的《论语说》、《论语解》相比，朱熹的《论语集注》大量引用了汉魏古注，体现出兼顾训诂、音读等传统经学的特点。要之，无论是古注和宋注，由于所有的引注都经过了朱熹的反复揣摩、精心编排，这些注释本文脱离了原注释者的著述，转而为朱熹解释《论语》服务。这些引注与朱熹自注、按语一起解释《论语》本文，同时又与《论语》本文一起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集注”这一注释体例上看，朱熹把《论语集注》定位为经注，是服务于《论语》本文的注释之作，而从朱熹所引三十五家注释的学派、内容以及编排次序来看，《论语集注》自觉地融合了传统经学和宋代理学的长处，丰富和加深了《论语》本意，因而能够超越所引三十五家注，成为后世注释《论语》的超越时代的经典。
注释：
①陈铁凡：《〈四书章句集注〉考源》，《论孟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9-67页。陈铁凡的统计略有偏差：在第39页统计《论语集注》所引注家为三十五家，在第61-63页的表格里却在三十五家之外增加了郑玄2条，遍检《论语集注》并无郑注。笔者依中华书局1983年版《论语集注》重新统计结果为：陈铁凡统计杨氏为49条，实际为50条。胡氏为38条，实际为42条。陆氏引3条，实际为4条。晁氏为5条，应为6条。洪氏7处，实为8处。苏氏为13条，实为12条。马氏为8条，实为7条。所以引用注释的总条数应为578条。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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