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若干电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报论文,两路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档案在后人眼里往往会有许多模糊和疑问，使得研究者难以准确运用而影响研究的结果。本文就研究中发现的红军长征时左右两路军若干电报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三份电报的时间顺序
在《红军长征·文献》①中关于1935年9月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有3份重要电报时间顺序的排列是不够准确的。文献第675页的电报是“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单独北上问题致林彪等转中央领导人电”，电报落款是“朱、张，九月十日四时”。第676页的电报是“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再致张国焘电”，电报落款是“中央，九月十日”。第677页的电报是“指令”，落款是“中央政治局，九月十日于阿西”。
由于后两份电报当年没有标出9月10日的具体时间，因此如何排列前后顺序就成了问题。按照目前的编排顺序，显然是表明后两份电报发出的时间应该在9月10日凌晨的4时之后。但这种排列是值得商榷的。
先看第675页的电报。张国焘的这份电报是委托林彪等转告中央领导人，而当时林彪所率的红一军作为右路军的前锋正在俄界，也就是中共中央正在前往的地点。如果张国焘能够与中共中央直接电报联系，自然不可能多此一举，让林彪转达电报。因此，张国焘的这份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当时关闭了电台正在北上，因为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是无法架起电台通报的。张国焘由于联系不上中共中央，又知道中共中央正在赶去与林彪会合，自然只能通过林彪转告。中共中央的突然北上，完全打乱了张国焘的预谋，以至于张国焘在电报中也承认“急不择言”。叶剑英在回忆自己召集军委直属队开会的情形时曾谈到：“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②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在9月10日的2点以前就已经北上了。后续部队则稍晚一点。《毛泽东传》说：“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③因此，张国焘9月10日凌晨4时的这份电报必定是发在中共中央已经单独北上之后。
再看第676和677页的两份电报。决定中共中央这两份电报时间的是677页上的那份“指令”电报。这份电报是“指令”陈昌浩和徐向前立即落实中共中央的决定，率领右路军北上，落款是“中央政治局，九月十日于阿西”。确定这份电报时间的关键是“阿西”两字。阿西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年谱》在1935年9月9日的条目中是这样写的：“当晚，在红三军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④该年谱指出紧急会议举行的具体地点是在“红三军驻地阿西”。这就是说当时中共中央在阿西的紧急会议结束后就给张国焘和陈昌浩先后发出了电报，然后才开始北上的。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发出这两份电报的时间必定在10日凌晨的2点之前。而张国焘是在收到中央的电报后，由于已经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只能在10日凌晨的4时发电报给林彪要求转达。
这三份电报时间顺序的倒置，使人误以为中共中央给张国焘和陈昌浩的电报是在9月10日4时以后，这就直接影响了对那次著名的决定中央立即北上的紧急会议召开时间的准确判断。
因此，这三份电报的时间顺序，张国焘9月10日4时的电报应该处在最后才符合历史事实。
二、中央两份几乎雷同的电报
在《红军长征·文献》中有中共中央先后发给张国焘的两份内容基本相同、学界从未同时引用过的奇怪电报。
第一份电报是1935年9月9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中央九月九日⑤
第二份电报是1935年9月10日：
国焘同志：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原注：此电令未收集到），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中央九月十日⑥
中央为什么要连续向张国焘发出两份内容甚至措辞都基本相似的电报？要研究这一难题，首先必须确定当时张国焘究竟给前敌指挥部发了几份命令南下的电报。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证明这样的电报有两份。第一份是张国焘9月8日22时发出的：“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⑦第二份是张国焘9月9日发出的，也就是《毛泽东年谱》在1935年9月9日这天的内容中所提到的那份电报：“（张国焘）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⑧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中说：“张国焘不但不听，反又在九月九日密电陈昌浩，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⑨
确认了张国焘当年向右路军发出了两份南下电令，那么中央两份几乎雷同的电报是否就是对张国焘两份南下电令的回复？
三、中央9日的电报是对张国焘8日电令的复电
先来看中央9日的电报是如何产生的。
吕黎平的回忆说：“9月9日，陈昌浩以总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前敌政治委员的身份，召集右路军高级干部到潘州村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传达张国焘命令并进行南下动员。”⑩彭德怀的回忆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11)在这个南下动员会上公开传达的显然是张国焘8日的准备南下而不是立即南下的命令。
在听取了彭德怀、叶剑英两人的汇报后，“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么，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12)杨尚昆是这样回忆的：“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在回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13)此时应该是毛泽东从陈昌浩处出来正赶往周恩来处开会，因为杨尚昆与陈昌浩同驻潘州村，与周恩来的驻地只有一条山路相连。因此可以断定“中央书记处”的会是在9日下午召开的。确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可以据此认定中央9日发给张国焘关于“陈谈”电报的时间必定是在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而且“陈谈”两字也清楚地表明中央并没有见到张国焘9月8日的电报，只是听取了陈昌浩的口头汇报。为此，中央此份电报特地同时发给张国焘、陈昌浩与徐向前三人。
确认了中央9日的电报就是对张国焘8日电令的复电，再来看中央10日的电报。
四、中央10日的电报是对张国焘9日电令的复电
要认定中央10日的电报是不是对张国焘9日电令的复电，首先就必须明确毛泽东看到张国焘此电令的时间，亦即叶剑英给毛泽东送此电报的时间。在历史最主要三位当事人的回忆中，毛泽东从未提及过具体时间。叶剑英却并不认同彭德怀的“下午”说，只是强调“九号那天”。(14)而当时的现场目击者彭德怀也没有看见毛泽东当场抄录叶剑英拿出的电报，只说“叶剑英秘密报告”，也就是口头汇报，与彭德怀的汇报形式一样。这种明显的差异表明，叶剑英送电报另有时间而彭德怀并不知情。既然事情发生在“9号那天”，又不是下午，而上午更不可能，那只有晚上了。确实，除了彭德怀，几乎所有历史当事人回忆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都是在晚上。
《检察日报》2001年4月3日第7版刊登了一篇采访解放军中将、当年前敌总指挥部四方面军机要科译电员黄思深的文章：“1935年9月9日这天晚上10时许，正在值班的黄思深突然接收到张国焘独自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政委的一份密电。”随后黄思深就按照规定程序把电报交给了正在司令部值班的吕黎平。
黄思深的回忆有不少旁证。
聂荣臻说：“这份电报发到班佑寨右路军司令部，被当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了，他连夜骑马紧急赶到巴西报告了毛泽东同志。”(15)《聂荣臻传》更是连用了两个“连夜”，说叶剑英得到电令后“连夜报告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经紧急磋商，为脱离危险境地，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军委直属队等北上。”(16)聂荣臻的回忆有较大的可靠性，因为他在1986年写道：“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17)
伍修权说：“（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得到了这份电报，他立即星夜赶到中央，报告了毛主席。”(18)
邓颖超说：“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19)
成仿吾在叙述了叶剑英送电报后说：“毛主席发现了张国焘的阴谋后，立即于夜半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地带。”(20)
杨成武回忆说：“在北进途中，上级向我们传达……深夜，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研究决定，在巴西寺院召开政治局会议。”(21)
按通常规律，回忆录不会出现群体性差错，全部把“下午”误记成“晚上”。更重要的是，“晚上”这一时间也完全符合叶剑英的回忆。
明确了叶剑英给毛泽东送电报的时间是在晚上，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张国焘9日的电报中究竟有什么内容迫使中央不得不“连夜”单独北上？
毛泽东说：“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22)
杨尚昆回忆说：“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23)
原来张国焘的第一份电令是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第二份电令却是速令右路军南下。这种目空一切不顾后果的命令难怪给叶剑英留下了深刻印象：“语气很强硬。”(24)
确认了张国焘9日电报的时间与内容，再确认中央10日的电报就有了依据：
从逻辑上看，张国焘8日晚的南下电令还要右路军准备粮食与皮衣，9日晚就突然速令右路军南下。这种藐视中央决定以及在实施南下时必然会给中央造成的威胁与危险，就迫使中央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以商量对策，立即单独北上就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
从时间上看，张国焘的电报是9日很晚发的，而中央紧急会议结束再经过一系列布置，临北上前给张国焘发电报时已经过了9日的24时，因此发报时间的落款是在9月10日。
从内容上看，中央的这份电报只给“国焘同志”。而且随后的事实证明陈昌浩也确实在10日就率队南下：“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的第四军、第三十军向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靠拢。”(25)
可见中央10日的电报就是紧急会议后对张国焘9日电令的复电。
注释：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页。
③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
④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⑤《红军长征·文献》，第672页。
⑥《红军长征·文献》，第676页。
⑦《红军长征·文献》，第666页。
⑧《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11页。
⑨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⑩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11)彭德怀自述编写组：《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12)《彭德怀自传》，第209页。
(13)《〈杨尚昆回忆录〉选载：长征（下）》，《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7页。
(14)《叶剑英军事文选》，第424页。
(15)《聂荣臻回忆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16)《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17)聂荣臻：《吕端大事不糊涂》，198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4版。
(18)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9)《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20)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4页。
(21)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
(22)《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66页。
(23)《〈杨尚昆回忆录〉选载：长征（下）》，《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7页。
(24)《叶剑英军事文选》，第424页。
(25)马齐彬：《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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