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经济学派”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派论文,知识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一个新的理论学派——笔者称之为“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正在中国学术界兴起。所谓中国知识经济学派，是一个以关心和研究中国“知识经济”为主要目的、由知识界和政府部门相结合的、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学派。同时，以这一学派为中心，中国学术界也初步提出了一个以外国的理论和预测为主、同时也具有一定本地特色的“中国知识经济论”。因此，本文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说明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三个理论来源；第二，说明中国知识经济论的三个组成部分；第三，分析这一学派及其理论的三个缺陷。事先说明的是，本文引用的有关观点几乎全是来自“权威”人士发言和文章的专集，但是，没有标明具体的人名、书名和页码。这是因为笔者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个别，即把这些个人阐述的观点看作是一个整体，即“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及其理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笔者并不打算单独同某个特定的作者进行理论争辩；同样，笔者也把这一学派及其理论的优点和积极作用，看作是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不把它看作是个别作者的功劳。
1.三个理论来源
尽管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由许多专业领域和政府部门的人士组成，并且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章，但是他们的基本理论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几乎都是来自三个方面：
（1）美国专家学者理论。
许多中国作者对世界科技和经济现状的分析、特别是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主要来自于美国专家学者的著作或者政治家的演讲。此外，还有少数作者提到了某些不大为人熟悉的日本或西欧经济学家的若干著作或理论观点，还有个别作者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那里寻找有关知识、学习和教育的理论来源。不过，这些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作者的普遍赞同，因此也就没有成为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共同的理论来源。
（2）经合组织1996年的报告。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一份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 对所谓“知识”进行了明确的定义：知识一共有4种，即事实知识、原理知识、技能知识和人力知识。同时，该报告还论述了所谓“知识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作用，信息产业和通信技术在经济中的地位，教育和人才的重要性，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作者关于“知识经济”的书籍和文章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几乎都是来自1996年OECD的那份报告。
（3）美国科技富豪的发迹史
为了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一些中国的专家学者还为读者提供实例，津津乐道地介绍了几个举世闻名的美国科技富豪的发迹史。
在中国知识经济论者的眼中，比尔·盖茨等美国科技富豪已经取代了原先人们熟悉钢铁大王、汽车大王、石油大王的位置，微软、雅虎、IBM等高科技企业也已经取代了传统产业中的著名企业的位置， 而这些富豪和企业的发迹史也就构成了中国“知识经济”论的第三个理论来源。
2.三个组成部分
然而，如果仅仅有上述三个理论来源，那还是不足以形成一个理论流派的。因此，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已经初步形成的另一个主要标志是，在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还表现出了一些与国外理论不同的地方，它们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1）“机遇”论。
许多作者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看作是一场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他们对于这一时代是否已经来临或将要何时来临，依然争论不休。
比如，有的作者郑重地指出：知识经济的时代“正在来临”；有的作者则肯定地指出：“已经来临”。还有的作者联系时代的演变指出：“（过去）工业经济继农业经济而兴起，现在知识经济又继工业经济而兴起，时代就是这样一浪推一浪地前进的。”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有的中国作者把这一日期向后推迟了20年，说“知识经济”的全面实现大概是在2030年前后，其理由是1997年12月联合国曾经做出过一个“更为科学和客观”的估计。但是，为了更加“保险”起见，有的作者又把这一日期向后推迟了20年，说“人类将在下个世纪的下半叶”、即2050年的时候“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基于这一判断，许多作者都把知识经济看作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2）“急躁”论。
不过，由于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出现得过于突然，加上许多作者表现出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焦虑，因此，他们也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类似于出手太慢抓不到“好牌”，或者出门太晚赶不上“班车”的急躁论的观点。
比如，有的作者指出：迄今为止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是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是，知识经济“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能否赶上这班车，也许会影响到我国在下个世纪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在这种急燥情绪的支配下，一些中国知识经济论者甚至把中国的技术引进都当作了批评的对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走的是一条靠技术引进求发展的道路，强调引进设备，忽视了引进专利、技术诀窍等知识，走了许多弯路，形不成整体效用。”当然，这位作者的批评是笔者难以接受的。
（3）“跨越”论。
由于许多作者认为“机遇”难得，加上心情“急躁”，因此，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一种激进的“跨越”论的倾向。
比如，一位作者指出：“美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要注意知识经济，（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另一篇文章说得更明确：“知识经济的兴起，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机遇，我们可以……打破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的快速发展”。
根据对上述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三个理论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明，下面笔者想对其三个理论缺陷进行分析和批评。
3.第一个缺陷：对“知识经济”的过高期待
应当承认的是，中国知识经济学者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但是，由于这一学派产生的时间还很短，因此不可能很快达到完善的程度。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过高期待就是其理论的第一个缺陷。
具体说来，由于“知识经济”论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一种理论，因此，虽然它大致符合他们的经济现实和未来趋势，但是，用来说明和预测我们的经济现实和未来趋势，可能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因为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社会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水平、政治法律结构、文化历史背景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异。也就是说，今天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所以出现了所谓“知识经济”，决不仅仅是因为科研经费多、技术人才多、或者电脑网络发达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都是在迄今为止的几个世纪中，其经济、科学、政治、文化等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发展，到了一定历史阶段而出现的必然产物。因此，如果我们的作者忽视这一实际情况，以为只要中国多增加一些科研经费、多兴办一些大学、多培养一些人才、多生产一些电脑或者网络等“硬件”设备，就可以“跨越”到知识经济时代的话，那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因此，尽管“知识经济”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在中国的命运依然具有两种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对它寄予的期望过高，那么很可能得到的失望也就越大。
4.第二个缺陷：对“知识经济”的片面理解
由于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理论来源在国外，而许多作者又缺乏在国外长期生活的经历，或者缺乏对国外社会、科技、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门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经验，因此，他们对“知识经济”的理解和宣传，也就不能不产生片面和失实之处。这是其理论的第二个缺陷。比如，许多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并且以此作为所谓“跨越”论的基础。但是，如果中国的知识经济论者们仅仅根据这些只言片语，就认为我们可以不经过工业化的第二次浪潮，而一步就“跨越”到知识经济的第三次浪潮中的话，那么，很可能曲解了他的本意。因为托夫勒在该书中也明确地指出了：“现在被称为‘先进科学’的东西，多数是富国的科学家们为了解决富国的问题而研究出来的。对于穷国遇到的日常问题，他们极少进行过研究。”
尽管笔者无法像国内外的知识经济论者那样描绘出宏伟蓝图，但是，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的便利、新的舒适和新的“好处”的同时，也一定会也带来更多的新的矛盾、新的不安、新的污染、新的犯罪、新的紧张和新的压力。它绝不可能像中国知识经济论者们猜测的那样，是一个充满阳光、友爱、和谐、平等的“世外桃源”。因此，如果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只是津津乐道于它所带来的难得的“机遇”和诱人的“好”处，同时却不事先说明它可能带来的难解的矛盾和恼人的“坏”处的话，那么，他们的理论就不仅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不诚实的。
5.“清谈”或“空谈”——第三个缺陷
由于上述两个缺陷的存在，因此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及其理论，也就不能不具有第三个缺陷，即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多属于脱离实际的“清谈”或泛泛而论的“空谈”，没有多少现实可行性。
这是因为，他们建议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将来；不是为了解决那些早已存在、现在变得更加严重的各种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将来才可能出现的、而现在还基本上只存于想象中的各种问题；不是为了尽量满足目前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迫切的现实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将来提高中国在世界科技“排行榜”的名次、以及争取几个诺贝尔奖金的虚荣心。
当然，现在与将来不可截然分开，而且攻克将来的尖端课题、争取更高的名次和荣誉、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等等，其崇高目标和远大理想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资金有限、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失业增加的“现在”，我们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优先目标和重点项目，应当是也只能是放在大量的现实问题、与群众日常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