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江[1]2004年在《论融儒道精神于一体的唐朝文人旅游》文中指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对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唐朝儒道互补精神让当时的文人们走出自己的书房,他们的旅游目的不同,旅游方式多样,旅游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博大了他们的胸怀,使得唐朝文人具有了与前朝后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格特征,也让唐朝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朝代。唐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主要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相对来说,唐朝旅游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王淑良主编的《中国旅游史》就对中国古代的旅游发展作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商友敬所着的《中国旅游文化》阐述了中国古代旅游的理念以及中国旅游尤其是文人旅游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冯乃康在《中国旅游文学论稿》中则简要介绍了唐朝旅游文学的特点与旅游文学的分期。还有一些专门的论述和研究,如王晓如的《唐代长安的旅游》、王永顺的《盛唐春游考》、吕丽辉的《论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建设》、金颖若德《唐朝文人之游》等。本文从唐朝儒道互补的精神构架和儒道精神对于唐朝文人旅游的影响开始讨论,再分析受儒道精神影响的唐朝文人旅游的特点以及表现形式,并探讨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唐朝文人代表的旅游活动及其内涵,最后文章研究这种融儒道精神于一体的唐朝文人旅游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
孙佳[2]2012年在《唐代文士休闲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文士阶层是唐代社会休闲文化的主导群体,文士阶层创造的休闲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为文士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开放的社会氛围,多元的思想文化,充实了文士的精神生活；完善的休假制度、充足的休闲空间、繁荣的休闲消费市场,为文士提供了休闲生活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些,造就了有唐一代文士阶层繁荣的休闲文化。文士休闲方式以其参与者可分为个人休闲与群体休闲,个人休闲分为文学休闲、艺术休闲、养生休闲等,注重修身养性,陶冶性情；集体休闲则可分为游宴休闲、体育休闲、娱乐休闲等方式,注重怡情畅神,放松身心。唐代文士丰富的休闲方式,注重内修的休闲动机、叁教共融的休闲思想以及雅俗共赏的休闲模式,为宋代及以后的文士的休闲生活树立了典范。文士阶层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在唐代休闲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其他社会阶层有着很大的影响。从普通百姓到方外僧道、娟妓优伶,都受到文士休闲文化的影响。文士的休闲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士风,而士风又与整个社会的风气相激相荡,相互作用。中唐以后,社会的剧变使得士风随之大变,文士休闲方式渐趋奢靡,社会风气也因之消沉低迷,大唐国势就此一蹶不振。唐代文士的休闲文化还深刻影响着与唐王朝有着密切文化联系的日本、新罗等国,并对今天的休闲文化有着重要的鉴照意义。
钟维学[3]2007年在《中晚唐文人巴蜀旅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注重对旅游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内涵式开发和利用,开始重视旅游文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我国古代旅游文化的主要创造者,研究古代的文人旅游,不仅对古代旅游研究有重要意义,且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古代旅游文化,从而丰富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唐代是我国古代旅游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唐代旅游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巴蜀地区偏处西南隅,安定富庶,在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的唐代后期是避乱之地。巴蜀古代旅游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又以文人的旅游活动最为显着。本文以中晚唐文人巴蜀旅游研究为题。时间上,本文以安史之乱为唐代前后期大致的分界线,研究中晚唐时期巴蜀地区的文人旅游状况。所要考察的文人群体包括这段时期入蜀的外籍文人和巴蜀本地文人;地域上涉及当时的剑南道、山南道和黔中道,即现在的四川、重庆两个地区,以求比较完整地再现中晚唐时期文人在巴蜀地区的旅游情况。通过对中晚唐时期文人旅游背景、概况、特点及影响等问题的探讨,笔者力图展现封建盛世时期巴蜀古代旅游风貌,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以期对现代巴蜀旅游的发展有所裨益。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古代旅游概念和本文所考察的文人旅游的范畴,阐述本文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对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第二章分析中晚唐文人巴蜀旅游的历史背景。简单回顾盛唐及以前巴蜀地区文人旅游状况之后,着重叙述巴蜀地区社会状况、旅游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及中晚唐时期巴蜀地区交通、食宿条件。第叁章叙述中晚唐时期巴蜀文人旅游的概况、类型及特点。第四章分析中晚唐文人巴蜀旅游对文人创作及心理的影响,并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文人旅游对巴蜀地区的社会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语部分。针对当今川渝两地旅游业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在旅游开发中应深入挖掘和利用中晚唐文人巴蜀旅游的文化内涵,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刘勋[4]2011年在《唐代旅游地理研究》文中认为唐代旅游活动呈现出随时问推移波动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穆宗时期,旅游发展达到顶峰。但在此后半个世纪内迅速下降,从懿宗朝直至唐末,旅游活动基本处于历史的最低位。交通、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资源等是制约唐代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从旅游发展程度看,两京地区、吴越地区、成都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展最好。从旅游发展程度看,吴越地区和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发展最快,两京地区的旅游发展相对稳定,成都地区则处于衰退状态。总体上,唐代旅游处于发展进步状态。唐代旅游发展大体存在叁种类型的区域：江南道、淮南道属于发展型。岭南、河南、河东、关内、山南等道属于稳定型。陇右、剑南、河北叁道属于衰退型。两京地区和吴越地区是全国最重要的两个旅游目的地。长江中游地区以及成都平原地区构成了唐代第二级旅游目的地。夔州和忠州、桂州和永州构成了唐代第叁级旅游目的地。郴州、韶州、道州、广州和端州构成了唐代第四级旅游目的地。唐代出入境旅游者以官宦、宗教和商业旅游者叁种类型为主。许多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常混杂政治、商业、宗教等因素,使者、商人、宗教徒还常结伴而行。受可进入性、政治互访、商业往来和求法布道相互性的影响,这几类旅游者出入境的频繁程度,以至国际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均具有较强的相互性。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因素是影响唐代旅游客源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在它们的作用下,长安经洛阳至汴州的沿河一带形成了唐代一级旅游客源地,润、宣、常、苏、湖、杭、越、扬等州之地则形成了唐代二级旅游客源地。成都地区,以及长江中游流域的襄州-潭州-江州之间的区域并为唐代叁级旅游客源地。京兆地区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地。长江中游流域的旅游客源逐步集中于长江沿岸地区。有唐一代,主要旅游客源地有向东南迁移和向内陆集中的趋势。唐代旅游资源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佛塔寺观、山岳型旅游地、楼阁亭台是最主要的旅游资源。唐代旅游资源主要分布于政治、经济、文化、旅游资源等中心,并有沿主要交通线分布的特征。大多数旅游资源分布于基本经济区内,并有较强的内陆集中性。两京地区、吴越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都地区和永(州)桂(州)地区是唐代五大旅游资源富集区。封禅线沿线地区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唐代两大旅游资源带。唐代的旅游交通,以国内几条重要的交通线路为基础,水路运输的重要性超过陆路运输,人们的远游以尽量减少陆路运输为指导思想,长江、汴水和京杭大运河为主的国内通航内河,成为最主要的出游线路,沿交通线布局的驿馆、私人旅舍,以及许多宗教寺院传舍等,都能为旅游者提供食宿服务,发挥了重要的旅游接待功能;尽管交通因素的影响力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但依然是影响旅游活动最主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论融儒道精神于一体的唐朝文人旅游[D]. 谢春江. 湘潭大学. 2004
[2]. 唐代文士休闲文化研究[D]. 孙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3]. 中晚唐文人巴蜀旅游研究[D]. 钟维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07
[4]. 唐代旅游地理研究[D]. 刘勋. 华中师范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