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现实与活的文学: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争论_文学论文

沉重的现实与活的文学: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争论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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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在遭到肆意歪曲的同时,又遭到异乎寻常的否定。有人认为:“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冲击波中,我们既未看到当代中国现实的真相,又未看到现实后面的文学,从这些众多的文本中,看到的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泡沫和碎片。”在这个基础上,有人甚至认为:“只有等到1996年现实主义的白沫满地流淌之后,中国文学才真正开始进入了昏迷和弥留的状态,”面对这种彻底的否定,我们不得不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一辨。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不是突然的,不是在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有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我们认为,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从概念出发,削足适履;一是以偏概全。例如,有人认为,如果说80年代作家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在这一批小说中也有一些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或唯道德主义的取向。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反映在许多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必须从文学实际出发,全面准确地概括其特征。同时,全面地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看其主导倾向和发展趋势,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地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才能引导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走健康发展之路。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不同于以往的改革文学的。可以说它是对以往的改革文学的超越。那种将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纳入以往的改革文学的轨道的企图不但没有看到二者的质的区别,而且是开倒车。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与以往的改革不同在于:它不是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以往的改革文学无论是强化保守和官僚的势力同进取和改革的势力的两相对垒,还是突出由一定的规则、习惯、礼俗、心态所浑然合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这种改革的惰力和阻力,都偏重于人的观念关系。而在当前现实主义文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观念关系,而是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在谈歌的《大厂》及《〈大厂〉续篇》中,厂长吕建国、书记贺玉梅与纪委书记齐志远、赵副厂长之间的矛盾不是观念上的进步与落后的问题,而是利害问题,“老齐和老赵原来都憋着要当书记当厂长的,恨吕建国抢了饭碗,总跟他弯弯绕。”在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是革命与保守、改革与僵化、文明与愚昧等观念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厂长与副市长的矛盾既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纠纷,也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与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的斗争,而是利益的争夺。工厂与港商谈判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工人与港商之间的利害冲突。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的镇委书记孔太平与镇长赵卫东之间的摩擦,关仁山的《破产》的田北县田北镇的镇长马英杰与副镇长高德安之间的纠葛,隆振彪的《卖厂》中的广大职工与老板刘三金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是现实的利害冲突,而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观念斗争。因此,可以说,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跳出了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社会矛盾的框子,而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从而比以往的改革文学更深刻,更真实,更有当下感。

颇有社会影响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恰恰沿袭了以往的改革文学的思路,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前社会的本质。它片面地强调了广大群众(工人们)在特定体制下的消极、落后的一面,没有真正挖掘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广大群众的主人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因此,《人间正道》还不是真正当前现实主义文学。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有生命力的文学,是因为它不但超越了以往的改革文学,而且深刻地批判了“新写实”小说。

肖伯纳说:“穷人的女儿是他们的原始股,”肖伯纳针对穷人们连自己的羞耻心都维护不了这一不幸的不争的现象表现了自己的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但“新写实”小说恰恰消解和放弃了这种价值判断。它表现并肯定了这样一种“现代意识”:如果男人的学识和才华是资本,那么女人的青春和容貌就是她们的原始股。一个女人靠自己的青春和容貌,说得再直白一点儿,靠自己的肉体追求到了人人都承认对人生很重要,人人骨子里都承认多多益善的金钱,并不危害别人的利益,也不遗祸于社会,可究竟有什么不好的呢?也就是说,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这是典型的粗鄙实用主义观念。“新写实”小说就是以这种粗鄙实用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活着”就是一切,这是人物的行为准则:“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的“零度写作”就是认同了这种庸俗哲学。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批判了这种“现代意识”。它从三个方面同“新写实”小说区别开来。

1.在审美理想上,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审美,即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开掘真、善、美,开拓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而“新写实”小说是审丑,即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和物质精神的烦恼,揭露生活中的丑陋、畸型、堕落、变态,在“审丑”中直面人生。但缺乏批判。毕淑敏结合自己的审美追求将二者区别得相当清楚。她说,“人们不谈信仰,不谈友谊,不谈永远。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被视为正常,大马路上出现了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人们可以理解小偷,却要把救人者当作异端……于是我们的文学里有了那么多的卑微。文学家们用生花妙笔殚精竭虑地传达卑微,读者们心有灵犀浅吟低唱地领略卑微。卑微像一盆温暖而浑浊的水,每个人都快活地在里面打了一个滚儿。我们在水中荡涤了自身的污垢,然后披着更多的灰尘回到太阳底下”。毕淑敏认为,现如今有了一个“审丑”的词,丑可以“审”(审问的审),却不可赞扬。“我并不拒绝描写生活中的黑暗与冷酷,只是我不认为它有资格成为主导。生活本身是善恶不分的,但文学家是有善恶的,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在文学术语里,它被优雅地称为‘审美’”。

2.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写实”小说同是描写最底层的小人物,但是,前者没有像后者那样描写在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中趴下的小人物,而是着力地描写了站起来了的小人物。

3.在道德追求上,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所描写的小人物在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中尽管有挣扎,有妥协,但是是清醒的。这些小人物是明知其恶,其不道德,不得已而为之,伴随而来的是痛苦。这种生存的痛苦也是一种批判,是自我否定。而“新写实”小说所描写的小人物在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中是麻木的,是醉生梦死,是自得其乐。这种乐在其中显然是对善、对道德的真正彻底的否定。梁晓声说:“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描写了当下人们对人类的伦理原则的呵护的艰难和痛苦。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力度是前所未有的,绝不是一味地赞美和媚俗。但是,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不是彻底的否定,而是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也就是说,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操持抽象的理想这类武器否定一切,而是肯定了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这里有着中国悲剧的精神血脉。中国悲剧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冲突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之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是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厄后取得胜利。但是,中国悲剧对现实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

有人认为:“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谓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批判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信仰和理论。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立场。所谓‘批判’,就是批判现实追问历史和人,就是维护正义和真理,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揭露社会的丑恶和黑暗,展示人在现实历史中的命运。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就是批判的使命,它追求正义公正合理乃至完美,拒绝赞美现状。”有人认为,在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中,没有看到批判主体在文本中出场或隐含在文本中,没有看到批判精神对现实的逼问,因此,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伪现实主义,泡沫现实主义,媚俗现实主义。这是相当错误的。因为,要求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客观现实进行深刻有力的批判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不是以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来否定当下的现实生活;是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总之,是扬弃,不是彻底的否定。如果不正确地区分这两种批判,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沉重的生活的深刻批判,甚至可能用后一种批判将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引向邪路。认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对真正艰难的回避和粉饰,就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后一种批判是形而上学的。

其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绝不是肤浅的,无力的,而是触及到了转型时期的根本问题。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李佩甫的《学习微笑》、肖克风的《最后一座工厂》、隆振彪的《卖厂》等中短篇小说就相当深刻地触及了这个根本问题。《学习微笑》、《卖厂》对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关怀,触及到了我们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即工人们的主人翁地位的沦丧。刘小水学习微笑,沈国福陪主任“玩玩”,申长顺下跪,他们这种出卖灵魂的行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主人地位的日渐沦丧。他们为了生存,竟不得不低头乞求,不得不出卖灵魂。因为他们害怕下岗,害怕被头头组合掉。他们已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一座工厂》尽管没有集中描写小人物,而是写了厂长江有礼的无能为力,自己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但也反映了同一问题。因为江有礼是一位真正的民选厂长,是工人们的意志的集中代表,他的命运无疑反映了工人们的命运。也就是说,工人们的命运已不能由自己决定了,在很大程度上衍变为刀俎下的鱼肉。这是沉重的现实。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不但没有回避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而且揭露得令人惊心动魄。因此,不少人对它恨之入骨。认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没有活力的,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分裂的造‘墙’的文学,它是没有前途的文学,是衰朽的和无奈的文学。”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生存状态的揭示,无疑深刻地批判了名实错位的社会现实。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是因为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内容。这就是在当今世界,人们的生活距离越来越大,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大众,不但在物质生活上被挤到角落里,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被碾碎被抛弃。在跨越这种生活的鸿沟的艰难历程中,除了少数人对犯罪和堕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脚踏实地地向往和追求美好的明天以外,不少人既没有对犯罪和堕落进行顽强的抵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往和追求美好的明天,也没有深陷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不能自拔而走向彻底的堕落、沉沦乃至毁灭,而是在两害相较取其轻中穿行。这样,他们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痛苦的选择。这就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生存的痛苦。这种生存的痛苦将始终伴随他们前行,如果他们像“新写实”小说里所描写的小人物那样,陷入粗鄙实用主义困境里不能自拨,从此沉沦、堕落下去,那终身伴随他们、撕扯他们的痛苦将化为乌有。他们甚至会在未来的生活中自得其乐,怡然自得。但是,他们是有道德感的,是清醒的,既没有麻木,也没有沉醉。因此,我们在批判他们违背道德原则的同时,更要深入地批判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的社会环境。这样,当前现实主义文化就将人们从道德批判引向了历史批判,即对社会现实弊病的批判,激发人们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

尤其是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这样的趋势的揭示,即在刘醒龙的《秋风醉了》中所看到的,一些正直的、善良的、具有进取心的人的灵魂正在被扭曲,在张炜的《柏慧》、石英的《风尘客》中所看到的,一些流氓和打手被引进和得到重用,绝不会引导人们完全认同当下,忍受下去。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仍在向前发展。它所追求的即追求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正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所要走的道路。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它还需要在艺术上进一步地判断、完善和提高,它还没有巨人出现。这正好说明它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活着的文学,绝不是死亡的文学。至于有人认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是文学的死亡,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而是以极少数人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歪曲为根据进行宣判,本来这一板子应该打在歪曲者的身上,可惜打错了地方,得出了不应该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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