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人翻译家研究
——以包天笑为例
汤 霞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摘 要： 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演进中，翻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晚清报刊上的文学翻译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最大外源动力。从科举考试制度中解放出来的一大批文人知识分子转型为报人翻译家，身兼编辑、记者、译者以及撰稿人等多重身份。他们依托报馆，经营报刊，既写作又翻译，凭借新兴报刊平台，借鉴域外经验，创新小说创作方式，推动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本文以晚清著名报人翻译家包天笑为例，其从传播角度将翻译与报刊传播相结合，为报刊研究、报人研究、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报人；翻译；文学；包天笑
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而展开。报刊的出现和兴盛改变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进程。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自身发展演进规律不同，晚清翻译小说的兴盛是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电梯门的开启，“清江市东方传媒有限公司”的巨幅挂牌映入眼帘。前台坐着一位时髦漂亮的小姐。看见殷明过来，脸上冷冰冰地没有任何表情。殷明拘谨地搓了搓手，小声说：“你好，我，是过来应聘的。”
学界对晚清翻译小说己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报刊翻译小说与近代小说关系的研究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一些专门的翻译文学研究专著、研究论文对晚清报刊中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翻译小说类型多有论述，近几年也出现了专门的报刊翻译文学研究，如阚文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以八大报刊为中心》，李艳丽《论王韬书报编辑编译思想的现代性》，李楠、姚远《严复〈国闻汇编〉及其天演论传播》，史修永《被译介的现代性——一项对晚清翻译小说的文化考察》等。但是，比起翻译小说研究，关于报刊翻译小说相对较少，专门研究报人翻译家的更少。一些交叉研究的著作多是浮光掠影式的概说，没有就具体的文本材料进行分析，也不太重视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对翻译小说的影响。大多数单篇论文由于视野局限，论题过于集中，目光仅限于常见的著名报人或翻译家。
晚清的文学翻译家主要可以分为政治型翻译家、职业翻译家、报人翻译家等，现有资料对前两类研究较多。实际上，梁启超、陈景韩、包天笑等人既是著名报人也是翻译家，具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他们的报刊思想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紧密相连，比起单纯的政治启蒙或是以翻译为生的职业翻译家，他们的翻译实践与理论更具有研究价值。
一、晚清报人翻译小说家群体
晚清时期，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大批文人知识分子从科举考试制度中解放出来，他们中一部分在新式学校学习，有机会接触、翻译、借鉴外国文学作品。面对西方世界的严峻挑战，晚清文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总体性进行反思，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及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思索与定位。他们之中一部分成为报人翻译家，是众多报馆、书局的核心力量，担纲编辑、记者、翻译以及撰稿等多重工作。他们有着强烈的认识西方世界的主观意愿，不少精通外语之士加入小说翻译活动中，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小说的发展。报人翻译家依托报馆生活，不仅进行写作、翻译西学，而且负责报刊的经营，报纸的发行量和作品的可读性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既翻译新知，也传播新知，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小说的发展。
4.牛巴氏杆菌病（肺炎型）。表现为纤维素性肺炎和浆液纤维索性胸膜炎。肺脏组织颜色从暗红、炭红到灰白，切面呈大理石样。在肝变区内可见到干燥、坚实、易碎的黄色坏死灶，周围还可见到结缔组织黄色坏死灶和与结缔组织形成的包囊。胸腔积聚大量有絮状纤维素的浆液。常伴有纤维素性心包炎和腹膜炎。
在晚清文学翻译的研究中，最常提到的是严复和林纾。尽管没有严、林的声誉，但包天笑应时代之需，他在报刊上大量译介外国小说，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及文学启蒙运动，实在功不可没。在清末民初的报人翻译家中，包天笑算是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包天笑原名包清柱，既是我国新闻界的耆宿，又是文学翻译界的前驱。在他70年的文学生涯中，翻译的长、短篇小说达80多部。1901年，他翻译了第一篇小说《迦因小传》，此后他的文学事业与新闻报刊事业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作为转型期的新型文学创作者，包天笑有着多重身份，他是小说家又是翻译家，是新闻记者又是报刊编辑。在清末，他是《时报》的主要编辑，《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期刊的编辑及撰稿人；1919年，他成为《时报》的核心；1915至1917年，他先后兼任《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的主编。他凭着自身的文学基因与对时代脉搏的感知，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使文学创作和外文翻译结缘，在这些报刊上翻译、创作了数量庞大的文学作品，在晚清至民初文坛占据重要地位。
身兼多重身份的包天笑既能够根据读者的阅读趣味调整报刊的编辑方式，如定期连载读者喜欢的长篇小说；也会根据报刊的宗旨选择作品；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对原作进行删改，对译作里的人名、地名、称谓进行中国化改写等。本节以包天笑为例，探讨其办报思想与翻译思想的关联和互动。
二、晚清报人翻译家之典型个案——包天笑
亚健康状态集中表现为心理、生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的症状.生理方面包括浑身乏力、容易疲倦、面容憔悴、脱发、颈肩僵硬、视力下降、腰酸背痛、心悸气短、胃闷不适、皮肤干燥、手足发凉、睡眠不良、多汗等；心理方面包括记忆力减退、早晨起床后不舒服、精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包括情绪低落、紧张、烦躁、忧虑)、精神萎靡、多梦易惊等；社会适应方面包括个体间心理距离加大、人际关系不稳定、交往表面化、交往频率下降、物质化等.
《儿童修身之感情》是《爱的教育》在华的最早简译本，几年后，包天笑重译此书，改名为《馨儿就学记》并在《教育杂志》上连载，这一译作更是将意译、缩编和改写发挥到了极致，“马克”变成了很中国化的“馨儿”。
三、包天笑的报刊翻译特点
在进行信息导入数据库时，需要以友好界面为基准进行相关信息导入。同时，在录入的过程中要确保信息的准确度。只有确保信息的准确度，才能发挥数据库的优势，提升数据管理方面的效率。同时，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对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作为报人，在进行创作时，无论是素材的选取，还是情节的安排、整体的构思，都会有意无意与报刊的特点及需求相吻合。包天笑主编的大众文化报刊重视文学的趣味性和消闲性，成为民国初期上海都市文学浪潮的先导。报刊上翻译过来的新闻报道成为文学创作的参考题材，有些文学作品新闻化特点鲜明。
报人翻译家是指身兼“报人”与“翻译家”双重身份的文人，是伴随着近代报刊等新兴媒体而出现的新型文人群体，他们推动着中国近代文学由古典转向现代、由本土转向西方。报刊的翻译和经营是报人翻译家的重要谋生手段，也是他们进行文学建构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编者的编辑理念、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读者的接受反应能够有效协调和相互关照。清末的报人小说家群体以报刊为平台，比较突出的有广东籍报人小说家群体、江浙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及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群体。在清末时期，广东籍报人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以新小说来“新国”“新民’，在小说理念和小说杂志创办上起到了先锋引领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包天笑认为，上海出版的小说杂志风起云涌“一半也归功于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新小说》出版了，引起了知识界的兴味，哄动一时”［1］（P457）。同样出身广东的小说家吴研人先后是《新小说》和《月月小说》的主要编创人员，被誉为“小说界巨子”。他有着蓬勃的创作热情，创译了34部小说，以显赫的创作实绩引领了新小说的时代潮流，显示了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新小说善于结撰篇章，构思情节，能更好地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时人评曰：“是书独出心裁，不落案臼，一往情深。”［2］（P130）同时期的江浙报人小说家有47人，其报刊编创和文学创作的成就也十分突出，是上海新文学建构的主要群体［3］。他们既是编辑，也是重要的稿源提供者，有的甚至成为所在报刊的招牌和灵魂。《申报·自由谈》编辑周瘦鹃和《新闻报·快活林》编辑严独鹤在当时享有“一鹃一鹤”的美誉。上海本籍报人小说家韩邦庆曾做过《申报》主笔，后又自办《海上奇书》，主动且自觉地建构着上海本地文学。“小说界革命”兴起后，受梁启超“改良群治”思想影响的周桂笙先后在《新小说》和《月月小说》任总译述，翻译了大量带有“新思想”的异域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很多我国当时没有的文学类型，如科学小说、冒险小说、教育小说等。《时报》主笔陈景韩的文学观念极具国际视野，他大量译介虚无党和侠客小说，对清末上海小说和小说报刊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除了从100节缩减到50节外，包天笑的译本还对小说主题进行了改写。包天笑在翻译这部描述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日记时，增加了新的主题，把少年马克寻母的故事与“孝”联系了起来。马克要去阿根廷寻母，获赠一张去阿根廷的三等舱船票。在包天笑译本中有所增译，即船长因为对马克寻母之事“深为敬叹”，赠票以“嘉其孝行”，强调“孝”是一种值得褒奖的行为。对此改译不难理解，中国自古重孝道，文学作品中不乏万里寻亲的故事。当时“反亲非孝”言论盛行，为纠正这种不良社会风气，强调孝道十分有必要。当时的清政府将忠孝观作为修身科的主旨，将“修身”列为各级学堂最重要的课程。包天笑的文学翻译中把自己的个人使命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通过引进新思想而启蒙国人的情怀贯穿他一生的事业。《儿童修身之感情》中，故事的开头、结尾、“母亲”的“在场”都是对传统万里寻亲故事的突破。包天笑笔下的马克万里寻母传递给读者的理念是要“因爱而孝”，而非中国传统的“为报恩而孝”。马克寻母中体现的冒险精神正是处于亡国灭种危机中的国人所需要的。1906年起，清政府实行开民智、扩见闻的时政教育政策，清政府学部选择各种民众读物，实行通俗教育，展示人性的善良与纯洁、讴歌热爱祖国及热爱社会精神的《儿童修身之感情》被选为第一批宣讲用书。
作为主编或主要译者，包天笑在翻译中体现出了很大的主动性。以林纾为代表，晚清的文学翻译风格是典型的编译或改译，常常会删节原作或增补原作。包天笑的译风明显受到了林纾的影响，其“词章之笔”不能把欧文翻活，于是大量使用了编译和改译策略。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儿童小说《爱的教育》原作共100节，而包天笑翻译后的《儿童修身之感情》只剩下了50节。林纾翻译通俗小说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使他们在阅读中接受新思想。《儿童修身之感情》这类教育小说虽然看上去与独领风骚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大相径庭，实则都是为了启迪民众。除了主编小说杂志，包天笑也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研究》等著名教育杂志上发表译作。包天笑将《爱的教育》译为《儿童修身的感情》，这一书名的改写融入了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寄希望于读者能够关注“儿童”“修身”与“感情”问题。
包天笑同时在新闻媒介、小说翻译与文学创作这三个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包天笑对外来事物十分敏感，在其报刊与文学事业中把新与旧、东方与西方、本土文化和异域思潮巧妙结合。中国传统文人一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也是包天笑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思想源泉。在以“新民”为宗旨的启蒙思想指导下，包天笑翻译域外小说，用自己的理解践行新民与启蒙。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后来的“五四”文学可谓“殊途同归”。
四、报刊文学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著名文化理论家Even Zohar指出：“任何研究文学史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一重要事实：在特定文学（系统）的共时与历时演进中，翻译（文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4］（P116）晚清报刊上的文学翻译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最大外源动力，晚清报人在翻译的同时进行创作，域外文学引发了中国本土小说创作的变化。通过翻译域外小说，通俗小说创作类型得到了丰富，传统人物形象塑造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体裁与叙事语言开始跳出传统的窠臼，尝试新的体式。
马克万里寻母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冒险之旅，经历重重磨难之后，马克由“儿童”世界迈入了“成人”世界。《儿童修身之感情》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少年成长小说”之一，其为“五四”以后“成长主题”小说的书写奠定了基础［5］。《馨儿就学记》开创了我国日记体小说的创作历程。把国际视野的文学观念转化为上海本地文学创作的另一个例子是外国侦探小说，这些小说的翻译催生了中国文人笔下上海租界从捕快演变而来的“包探”这类新型人物形象。大众传媒不断地催化出市民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上海文人王钝根敏锐地捕捉到上海现代都市社会文学需求，用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新型作息时间“礼拜六”命名自己创办的杂志，推动了民初上海新型市民文学的发展和勃兴。
肯尼迪是战后民主党总统中信奉凯恩斯主义的，而约翰逊采取的也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1961年，入主白宫的肯尼迪总统将“向贫困开战”作为自己的执政目标，他的继任者约翰逊继续进行改革，提出美国要建立一个有“舒适住房、优质保健、充分就业、良好教育和充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心理需要”的“伟大社会”。在“伟大社会”计划开展后，1950－1970年间全国就业者中社会保障的收益面约从65%扩大到70%［4］359，针对单亲家庭，肯尼迪政府扩大了“家庭援助计划”的覆盖范围，然而因为政策的倾斜，性别、种族歧视的情况仍然存在，同时，由于政策的不完善性，这个时期的政府财政开支变得非常庞大。
五、结论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整个晚清文学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基石。通过报刊媒介的传播，翻译文学从边缘地位跻入文学领域的中心，担起了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重要任务［6］。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近代报刊为认识西方他者和建构自我之间架起了一座彼此交流的文化桥梁［7］。晚清时期的报人翻译家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使文学创作和外文翻译结缘，推动着中国文学由“旧”而“新”、由“古”而“今”、以“中”融“外”的现代化转型。虽然报人翻译家在翻译中的改译或编译难免造成与原著的偏离，但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更替、中国与西方的冲撞中展示了一种承接和变革的力量。晚清报刊上的文学翻译促成了中国本土小说在体裁、叙事模式、结构与人物塑造、语言通俗化等方面迈出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步［8］。
晚清报人翻译家对报刊领域的翻译小说特别关注，把翻译与报刊传播相结合，从传播的角度对晚清的翻译小说作整体研究，既填补了报人翻译家这一研究的不足，也为报人研究、西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晚清报人翻译家是一个大群体，对更多报人翻译家的个案研究及这一群体的系统研究将是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魏绍昌.吴研人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曾礼军.乡邦文人与都市文学——清末民初上海文学建构中的报人小说家群体［J］.文学评论，2015（6）：211-220.
［4］Gentzler 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李青.在传统与“新民”之间——包天笑译教育小说《儿童修身之感情》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6（5）：17-25.
［6］张霞辉，申连云.晚清翻译小说兴起的内因与外因［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75-177.
［7］史修永.被译介的现代性：一项对晚晴翻译小说的文化考察［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8］禹玲，汤哲声.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3-36.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04-0042-02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04.020
收稿日期： 2019-04-05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项目“外语学科专项” （项目编号：GD17WXZ24）；惠州学院文科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hzu201722）。
作者简介： 汤霞（1980—），女，湖南益阳人，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传播。
（责任编辑：李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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