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义：南街社会的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街论文,名义论文,特征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严格控制，高度统一：文化体制特征
文化体制是南街村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政权运行机制中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是通过文化体系来行政的。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南街村的文化体制也具有高度统一的基本特征。这种体制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层面：宣传贯彻村党委的思想，使之享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地位的理论层面；一元化、封闭化、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层面；以思想斗争、宣传灌输、政治运动为基本手段的严格管理层面。
南街村的这种文化体制更多地承袭了公社体制的特征，而与现实中国社会改革的主流朝向相悖。直接从公社承袭过来的方式便是把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统统纳入政治的轨道，以革命的名义开展持续不断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注：为避讳“运动”这一政治术语，南街村谓之“活动”。）。总之，需要高度统一的、有效地规范约束社区成员行为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南街文化”。
村党委极力营造并积极向社区成员灌输的“南街文化”是：其一，文化灌输的政治性。凡到过南街村的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它浓厚的政治空气。巨大的毛泽东塑像，巨幅的标语口号，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泽东著作，造就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氛围。其二，文化灌输的高效率。党委一旦有什么精神需要传达，其组织系统就会被迅速地调动起来，首先在村党委形成决议，有关生产或村政的重大举措则先在党委、村委、公司“三大班子”中酝酿再由党委拍板，然后召开党员基层干部会议，第二天会议精神就会及时地传达到各企业班组和居民宅区。其三，文化灌输的统一性。由于社区权力高度集中，政出一门，所以传达村党委精神的那些基本概念、范畴和命题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输到社区的各个角落。其四，文化灌输的强制性。这种文化灌输是自上而下地贯彻党委的意志，灌输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比如青年人到南街村企业做工，先到民兵营接受培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甚至南街村青年人谈恋爱也必须经由村党委批准，申请书中要表明对“南街事业”，对“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认识态度。
党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教育干部、村民和职工，共青团和民兵组织是党委的得力助手，是每次运动的主要力量。在南街村共有公司、厂队、处室及群众团体组织70多个，每天都有不同级层、不同形式的会议在召开，这些会议的内容多是学习政治，即使是生产会议，也必然与“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大目标紧密相联系。“三大班子”20名成员，每晚的“碰头会”已成惯例，除了互通情报解决问题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采取发动群众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如一年一度的“三评议”就是南街村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称为“民主生活”。为适应已形成制度的“整风活动”，南街村特增设了三个新机构：政治思想工作办公室（简称政工办）、政策法规办公室（简称政法办）、双文明学习班，以解决处理运动中出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
为了阻止外部大环境对南街村小环境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他们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思想教育，注重从小抓起，如在幼儿教育中就十分重视品德教育，每周安排不少于两节课时对幼儿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南街村的思想教育。在中小学里还书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大幅标语，学校采取半封闭式管理，中午学生在学校就餐（今后还准备“全封闭”，吃住全在学校），以便于集中管理教育，村党委提出的办学思想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
南街村有自己的广播站、电视转播台和村报。广播站每次分别以《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航手》、《社会主义好》作为开始曲预告节目，播放的内容主要是南街村党委部署的政治理论学习，以及各种切时的宣传资料，音乐节目中除了播放革命歌曲，偶尔也有格调比较昂扬的流行歌曲。广播的节律与村民的生活节律相一致，早晨人们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起床，中午和下午广播响起时正好下班。只要你走进南街村，就不断从广播中听到革命的语言。电视转播台对社区的电视节目也有一定的选择，并经常在晚饭时间播放村党委书记讲话的录相。《南街村报》，用南街村人自己的话说，是南街村党报，是党委的喉舌。第一版报眼最重要位置是毛泽东语录。这份报纸创办于1996年9月9日，这一天是毛泽东逝世20周年纪念日。办报的指导思想是：对职工、村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反映南街村两个文明进程；记录南街村发展的历史；对外展示南街村的社区形象。这份报纸每周一期4版，15000份，发放到南街村每个企业车间班组和家庭，并组织阅读学习。与这一切交相辉映的还有到处可见的宣传栏、宣传画和革命的标语口号，更直观形象地渲染了南街村文化的政治气氛。每天清晨南街村青年职工列队集合共同高唱革命歌曲和南街村自己创作的南街村村歌，晚上共青团和民兵组织经常有集体活动，或观看革命电影和村剧团演出的革命戏剧。南街村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政治活动，都是在这种浓厚的革命气氛中推动开展的。
这种文化灌输的结果是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一般散沙的村民被组织起来调动起来，一向散漫的农民变成了遵守纪律的职工，政治淡漠的普通百姓充满了政治的热情，整个社区令行禁止，秩序井然。就这样，在公社体制下难以为继的“公社文化”，在这里发扬光大，并强有力地支配着南街村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这一切只有在当时当地的背景中才能被解释、被理解。
二、“抓革命，促生产”：南街村文化与公社文化比较
认真分析起来，“南街文化”与“公社文化”实则有着很大的不同。关键在于，公社时期的“革命”，“革命”本身就是目的；而此时南街村的“革命”却绝不忘“生产”，“以革命的名义”促进生产，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因此，公社时期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输入，农民只是被动地甚至是被迫地接受；而此时的南街村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进行一种抉择，南街村的“革命”可以说是为达此目的的一种造势，一种统一人心凝聚力量的方法手段，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了宣传广告自己、树立企业形象的功效。可以说此时的南街村革命与社区自身利益已息息相关，每一个成员都是革命的受益者，南街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南街村的成功都使南街村的村民对“南街文化”深信不疑，因此“南街文化”才能在南街村畅通无阻。
村党委书记王洪彬是这样说的：
南街村为什么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当1984年把承包权收回来之后，支部一班人就坐下来进行探讨……社会上有一种潮流，说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毛泽东思想是极左。咱们又怕戴上极左的帽子，就把毛泽东思想先放一边，再找找是不是有其它内容能代替毛泽东思想。当时，尽管中央一直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下发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文件和辅导材料，村这一级根本就没有收到，总的说，各级领导下发的精神食粮太少了。新内容找不到，有人说再往前找找，是不是把孔孟那一套端出来教育人……也有的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发展中国，咱是不是也利用西方的信佛信教来统治人，这种说法马上就被否定了。……南街村是在生产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来抓人的思想的，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党员，教育我们的职工，教育我们的村民，也教育我们自己，净化南街村的空气。
这种文化体制是否能够一直维系下去？这是外界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达到温饱、“小康”之后，它是否会发生变化？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客观环境在变，生活其中的人也在变，人的思想意识也会随之改变。实际上，现实中的南街村一直在不断地变化着，至于最终的结果，并不会依循某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事物发展自会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和演化的历程。
从发展经济，即“促生产”的角度来讲，如今的南街村是一个以党委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成为这个村庄的外部形象，“外圆内方”是南街村发展经济、治理村政的策略。高度的思想统一和现代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创造了巨大的效益，南街村经济高速发展，从1984年产值70多万元到1994年产值8个亿，10年间增长了1100多倍，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比深圳速度还深圳速度”。从1995年起，南街村年产值一直保持在16个亿。
到1998年，南街村年产值仍徘徊在16亿这一水平，利税还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大的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南街村企业前十几年的超高速发展所达到超高增长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后，再有新的突破也的确很难。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年，对于南街村来说，也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一年。首先是省国税局两次进驻南街村检查税收，查出南街村连续5年共欠税款4000多万元。其原因：“第一是主观上我们的纳税意识不强，第二主要是与县政府多交地税，少交国税的指导思想有关。但帐上的税收科目十分清楚，哪项是地税，哪项是国税，分得清清楚楚，咱们是地税交超了，国税却欠着。欠税怎么办？咱要补交。”1998年当年南街村补交税款2000多万元，还有2000多万要在1999年补交。其次，由于整个大市场疲软，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虽然产品销售数量超过往年，但利税不如以往。南街村企业的龙头产品方便面一箱比上年少卖1.5元，仅此一项，就减少纯利润6000万元。1997年南街村企业创利税8600万，1998年仅6800万元。
面临这种局面南街村企业也在搞内部改革，进一步加强科学管理，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经营思想。1998年，南街村企业集团采取了几个大的举措：申请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以强化企业内部规范化管理，为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做准备；暂缓原规划中的南街村公园和大型综合楼建设，以压缩非生产性投入；根据市场形势合并两个方便面厂；在部分企业中下放销售权，调动企业活力；在107国道边购进邻村10多亩土地，设立南街村集团贸易公司，扩展对外贸易业务，考察马来西亚棕榈油市场，江铃汽车中原地区总代理业务也正在谈判之中；完善管理制度，减员增效，压缩开支，先从管理层做起，层层下压，全企业计划减员1000人，仅此一项将节减开支400万元。……一系列措施之后，1999年南街村企业已显示出较好发展势态。
集体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南街村已从一个传统农村转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法人，这一质的变化使它争得了与外界包括与国家和地方政府谈判的资格。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因而有必要加以强调的是，在这里，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维护村庄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下级与上级正常关系的制度保障。根据我们在四川一些乡村所作调查，那里的村庄大都缺少集体经济，党的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感召力，或已名存实亡。一些乡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资源已基本丧失，乡村秩序处于不治状态，召开村民会、党员会都要出钱，农民抗税的情况现在已成普遍现象。川西北地区某行政村，全村约1000户，从1994年开始出现抗税户，据该村党支书说，其中真正因为贫困交不起税款的最多有15户，绝大多数是有能力交但互相攀比着不交。村庄基层政权组织对此无能为力，村里的主要工作也就是组织税收，传达计划生育文件，但执行有阻力。由此可以推知，中国乡村大部分地区情况有多么严峻。这与南街村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总之，“抓革命”的目的，在于“促生产”，在“革命”的旗帜下高度集中统一的南街村企业，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社区管理者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以革命的名义”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理想蓝图，营造一种社区精神和社区意识，以此调动社区成员的热情和信念，齐心协力为全社区的共同发展而努力，使这台机器顺利运转。
三、权利高度集中：对内拟家族自治
南街村属多姓聚居，至今800多户原住居民共93种姓氏，因此较之一般传统单姓村庄，这个村庄的家族观念不那么强烈。但中国家族文化传统却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存留下来，在村庄自治的运作中，依然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拟家族行为特征。这说明拟家族模式在中国政治中的普遍性。而行政的力度与行政者所掌握的经济权力成正比，行政者的权威与所有制形式直接相关。
在南街村，党组织的权威空前，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是在其他农村地区很少见到的。这固然因为党委一班人不为自己为大家，带领全村艰苦创业共同富裕，更与社区的所有制形式有直接关系。南街村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部分生活资料如住房也归集体所有，这种社区所有制的集体经济，保证了村党委在村政管理上的核心地位。这种集体所有制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而是有严格界限的社区所有的“共有”制，即为全体村民所共有。整个村庄更像一个大家庭，党委书记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在家庭中享有最高的权威。
南街村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珍惜自己的村籍户口，它意味着丰厚的福利待遇和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的全部生活保障。过去人们千方百计把户口转到城里，现在则有不少人又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把户口转回村里来。南街村是很看重外村籍职工对南街村的贡献的，并吸收其中一些对南街村企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为“荣誉村民”，可以享受村民的福利待遇，但同时又强调“村民”不等于“村籍”。南街村的女孩子结婚后户口即刻迁走，这也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说，这是因为担心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单凭一个小小的南街村难以承担过多人口的压力。而实质上更是对“大家庭”“共有”资产权利的严密守护。
南街村居民迁居新住宅楼时，对旧房屋旧家具登记作价，一一记在各户名下，待全村搬迁完毕，统一算账，按平均价值多退少补。旧家具一律不准搬往新居，也不允许私自处理，而是集中到指定地点，由集体统一处理。村民们在谈起这件事时说，新房加上全套家具电器价值七八万，而旧房旧物值不了几个钱，两相比较，个人绝不吃亏。而原来各家的东西又都清清楚楚登记在册，谁也沾不了谁的光，值多值少放在集体，而集体总不会亏待个人。关于将来是否能退还一部分钱，他们已不太在意，“只是算个清楚账。”他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旧房旧物应当归村里处理，“村里的东西哪能私自拿到外边去？”“小家”已融化入“大家”。这件事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南街村“大家庭”“共有”制的内涵。
南街村这种以“村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形态，缩小了“三级所有”，扩大了“队为基础”，变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公有”为村集体“共有”，使所有权落到了实处。这种规模适度、界限明晰的基层社会单元，有利于村社区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也有利于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形成社区凝聚力。
村党委注重张扬集体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认为党政企应该分离，他们说：“如果党委从企业管理中分离出来，还如何体现党的领导？”根据现阶段中国农村实际，党政企分离的确也不现实，不少依靠集体经济致富的村庄，如深圳的万丰村，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省的刘庄和小冀镇，都是党政企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自有其中的道理。
南街村内部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归党委”，“下级服从上级”，党委书记集党、政、经权力于一身。王洪彬认为南街村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正是得力于大家服从调动听从批评。多年来弱化“小家庭”，强化“大家庭”一直是村党委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传统农业社会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现代社会则要求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治。这意味着每个个人具有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公民权利，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如何消除人的依附性而代之以人的独立性，从传统农业社会迈进现代公民社会，是包括南街村在内的中国广大农村社会中所存在的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结语：基本观点
（一）对于经历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南街村仿佛一幅奇异的拼贴画，一处很特别的社会风景，给人的感受十分复杂，一言难尽。但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在政治经济的、地域环境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大时空背景下，从文化结构的角度，现实的南街村却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规定，而绝非偶然。可以说，南街村农民以自己的思考和选择显示了他们的创造性和实践精神，南街村模式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与实践，反映了变革时期中国农民的理想与追求。
（二）实际上的南街村，极具现代和传统的两种意义特征。所谓现代，是指它开放的市场经济意识。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抓住机遇迅速融入大市场，充分利用社区内外资源，合理组合生产要素，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构建起自己一套严格健全的经济管理运作体系，走出了一条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的路子，实现了社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效益，社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程度较高。所谓传统，是指它固守中华传统理性文化。在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营造出一种极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意识，并以此调动激发社区成员的热情和信念，齐心协力为全社区的共同发展而努力。这种现代性和传统性，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
（三）南街村这种脱胎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公有制模式，相对于以往一元化“大一统”中央全权，是一种分权，增强了村社区自主自治功能。相对于南街村社会自身，却是一种集权甚至极权，消灭了公有制之外的其它一切所有制形式，形成新的“大一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却凌驾于社会有机体及每个人之上，垄断一切从而推动一切。同时亦有可能潜藏着压抑个性滋生蒙昧集体主义、从而窒息一切的隐患。其“未经个体性充分过滤的集体主义”（注：鲁凡之：《中国社会主义论》，〔台北〕南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57-85页，第15页。），在发挥推动经济发展效能的同时，也是妨碍其挣脱传统束缚走向现代社会的阻力。
（四）南街村已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法人企业集团，这使它获得了与社会、与政府，甚至与整个外部世界谈判的资格和能力，由此产生的自信、自尊和自身权益意识对农民的心理和人格嬗变具有良性的积极意义。同时它又具有明显的拟家族模式特征，作为世代因袭的传统村社，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地进入和支配着社区家庭和成员个人的生活，导致个人对村庄共同体更大的人身依附。其中的封建性和专制性阻碍农民健康独立的现代人格的形成。由此可以推论，中国农村的改革将会有一个“农民与村庄小共同体的联盟”首先冲破国家大共同体本位传统体制束缚的阶段。而现代公民社会的实现，还必须最终消灭人身依附性而代之以人的独立性。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五）可以说，这种体制对南街村既是新的——它从未有过如此强力有效的工业化大生产模式，也是旧的——其运作原理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原型”的胎记。南街村以自己的方式和理解，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儒家伦理（潜在）和毛泽东思想（显在）揉入乡土社会，戏剧性地表现为一边是“共产主义”的口号，一边是“外圆内方”的韬略，并演化成一套可供操作的仪式和符号（塑像、标语、政治运动等等），以凝聚人心治理村政。它关于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理念，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意义，究其根源，与其说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共产主义，不如说来自中国《礼记》、《大同书》的东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人民公社制度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真正的“中国特色”，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