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组织结构、效率边界与演进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组织结构论文,效率论文,体系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专业市场兴起并服务于农村工业化[1][2]23-51。发展至今，它已经成长为当前中国国内商品流通体系中最重要的交易组织形态。2000年经由专业市场流通体系实现的商品销售额占据全部国内商品销售额的50%左右，尽管201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0%以上，但当前仍旧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流通组织形态在国内流通体系占据有如此高的地位。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关注专业市场这种重要的流通组织形态。然而，在对专业市场进行的诸多研究中，在对其内部组织结构的考察上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只分析了专业市场组织结构的形态，而忽略了对其治理结构的考察。从组织形态对专业市场组织结构进行的现有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对专业市场构成主体的分析。例如郑勇军、金祥荣（1995）不仅指出专业市场的构成主体是批发商，而且指出了专业市场的效率基础就来源于集聚的批发商构成的共享式交易网络：它创造出的外部规模经济弥补了单个批发商与制造商内部规模经济的不足[3]；白小虎（2004）则进一步指出不同类型的批发商的集聚创造的范围经济也是专业市场效率变化的根源[4]。第二，对专业市场构成主体的中介职能进行经济学分析，其中的代表性研究包括：金祥荣、柯荣住（1997）从交易成本经济学出发进行的分析[5]，陆立军等（2012）从中间商理论来探讨[6]。第三，对专业市场构成主体间的拓扑结构的考察。专业市场体系是由中心批发市场、省级批发市场以及县域批发市场构成的金字塔结构，陆立军、王祖强（2008）、丁可（2011）对此进行了描述[2]161[7]。 现有研究中存在的这一缺陷造成的最大问题是：对专业市场效率边界的界定不准确。组织分析的基本结论是组织的效率边界要在比较其效率改进机制与无效率的过程中才能准确界定。从对专业市场组织形态进行的分析中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专业市场的效率改进机制，但这一直观视角却无法系统地找到专业市场的无效率之所在。正如本文所要竭力揭示的，专业市场的无效率隐藏在其治理结构中。缺乏这种深层视角，导致在当前的研究中仅极少数的学者指出了专业市场的部分无效率，如外部性、对流通过程控制乏力等[8-9]，但却没有找到这些无效率的真正根源。 对专业市场效率边界认知的不准确则进一步造成了当前对其演进趋势的判断存在争议。这一争议可以概括为“中国的专业市场能否跨越消亡的历史陷阱”。专业市场并非中国独创。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商业发展史中也出现过它的身影[10]。但作为一种初级形态的交易组织方式[8]，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它逐渐被以连锁零售为代表的现代化交易组织方式取代了[11]。那么在中国，专业市场的发展轨迹是否会遵循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演进规律，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亡？一些学者认为它将因承载的功能不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与技术环境而最终趋于消亡[12-1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专业市场可通过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拥抱新交易技术等多种方式实现功能升级而跨越“专业市场消亡的历史陷阱”[14-17]。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因为缺乏对专业市场的治理结构做出细致考察而有失全面。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们将沿着如下的逻辑来展开关于专业市场微观组织结构与演进趋势的分析：首先从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出发系统地考察了专业市场的组织结构；其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专业市场的效率边界；最后，对专业市场的演进趋势做了较为准确的分析。相比于过去的研究，本文在理论上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增加了从治理结构维度来考察专业市场的组织结构，这不仅增进了对专业市场组织结构本质的全面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分析专业市场的效率边界；第二，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它可以逻辑一致地将专业市场的演进趋势这一宏观层面的问题归结到其微观层面的组织结构。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助于理解中国流通领域的市场化历程，并能指明流通组织现代化改革的重点和方向；第二，在明确了专业市场组织结构与演进趋势的基础上，为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指明了两条道路。 二、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组织结构 对专业市场组织结构的分析应从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进行。组织形态是组织结构的直观表现，对它的分析关注的是组织结构的构成主体、其职能与主体间的拓扑结构。治理结构是组织结构的深层特性，对它的分析考察的是促成组织体系中交易达成和履行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契约安排及其性质。 （一）集聚的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网络 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构成主体是批发商。当批发商介入了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交易链后，流通体系的交易结构发生了如下根本变化：第一，交易分布由分散化向集中化转变。制造商与零售商不必分散地搜寻对方并完成配对，取而代之的是它们都通过与批发商的交易来间接完成对接，于是交易在批发商处汇集。第二，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由直接对接变为迂回对接。当批发商介入了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直接交易后，交易链条被拉长，交易变得更加迂回。第三，原本单边交易结构转变为以批发商为中心的双边交易结构。第四，批发商取代制造商和零售商，成为了交易中心和交易过程的组织者。综合来看，与批发商介入之前的交易结构相比，新的交易结构可以概括为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 然而，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只抓住了专业市场内单条交易链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专业市场是由大量作为交易中间商的专业批发商在特定区域集聚的产物，也即专业市场是由多条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链集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创造出的共享式交易网络[3]。因此，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组织形态可以概括为集聚的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网络。 （二）基于平等商品契约的市场型治理结构 从契约结构来看，当批发商介入交易后，流通体系中原来的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契约也随之被切分成制造商与批发商间的契约以及批发商与零售商间的契约。理解这两类契约的性质是知悉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的关键。 前一类联结契约相对简单且不太重要。当批发商是制造商设在专业市场的销售代表处时，它隶属于制造商，此时交易双方依靠要素契约联结。当批发商通过纯粹的市场交易与制造商建立和维持关系，此时联结双方的契约是平等的商品契约。批发商和次级批发商或零售商之间的联结契约却相对复杂且更加重要。由于专业市场是由作为交易中间商的批发商在特定区域集聚的产物，因此竞争性同类批发商与零售商在专业市场处大规模汇聚实际上造就了一个厚度市场[18]。在这样的市场中，对于任意寻求交易伙伴的批发商或零售商而言，市场中都存在多个几乎完全替代的选择，由此导致交易双方从原有交易关系中脱离出来转向同样有效的新交易伙伴所需付出的转换成本极低。这意味着关系契约或要素契约带给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价值并不比平等的商品契约的价值更高，但却会因为商品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完全匹配而引发激励效率降低。这表明对批发商与零售商而言，在平等的商品契约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型交易是一种最优选择。因此，从交易主体间联结契约的性质来看，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组织结构的治理机制可以概括为基于平等商品契约的市场型治理结构。 三、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效率边界 （一）迂回交易网络与专业市场的效率改进 与中小制造企业和中小零售商之间的直接交易相比，依靠批发商引领的迂回交易可以从多个方面提高交易效率。首先考察在不存在信息问题的完美世界中的效率改进机制。在其中，中小制造商与中小零售商的分散直接将因交易双方属性上的结构矛盾导致的规模不经济而带来联合效率损失[5]。这表现为当由分散的中小制造商直接搜寻分散的中小零售商并完成交易时，制造商的生产特点将变为多品种小批量，缺乏规模效率必将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中小零售商也将面临由于单次采购规模小而导致采购成本上升的困境。寻求消除共同利润损失的努力内生地激发了交易组织创新。批发商应运而生。作为交易中间商，它介入了中小制造商与中小零售商的直接对接过程中，并通过交易中介与集聚功能的发挥使得中小制造商与中小零售商可同时享有规模经济，从而缓解了双方的属性结构冲突，进而弥补了由此造成的联合效率损失。 接着考察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中的效率改进机制。在品牌企业或大型连锁零售企业主导的流通体系中，为追求品牌或信誉产生的经济租而进行的事前专用资产投资产生了一种可以治理交易双方违约行为的市场力量[19]。然而对于中小制造商与中小零售商而言，它们缺乏能力和动机对信誉或品牌资产进行足够的事前专用资产投资。因此治理品牌企业违约行为有效的市场机制无法有效约束中小制造商与中小零售商直接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消除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呼唤新的机制创新。批发商应运而生，它通过信息中介职能的发挥而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当批发商介入中小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直接交易中后，原有的交易结构将发生两个重大变化：第一，过去中小制造商与中小零售商之间直接的随机搜寻配对将被拆分为以批发商为中心的两个交易配对过程，由于批发商稳定地存在于市场中，因此新的交易将趋于稳定，重复交易也将随之成为主导的交易形态；第二，在全新的迂回交易结构中，批发商处于双边交易的中心，交易在批发商处汇集，而这将导致批发商在交易链中的相对市场地位上升。这两个变化赋予了批发商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对以其为中心、分处交易双边的中小制造商和中小零售商进行信息辨识等方面的专用投资。随着交易的持续进行，批发商的信息辨识能力也将不断提升，从而内生地成长为“信息专家”[20]。依靠批发商的专业化信息中介职能的发挥，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无效率得到缓解。 在由批发商引领的迂回交易方式中，交易中间商改善中小制造商与零售商直接对接过程中效率损失的机制除了上述缓解结构冲突、发挥信息中介职能外，其他还包括：通过价格的调整与设定撮合交易[21]、通过减少讨价还价造成的摩擦而提升交易效率[22]，等等。 上述所有的效率改进机制只揭示出了单个迂回交易链条所蕴含的交易效率提高力量，然而专业市场是由多个迂回交易链条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相互交织形成的共享式交易网络。交易链条的交织和网络化将带来全新的效率改进机制。已经被发现并被广泛讨论过的机制包括范围经济或外部规模经济[4]、信息集中与横向快速扩散等。 另一个更重要但却被当前研究者忽略的效率改进机制是，集聚的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结构中内含的网络效应。当批发商介入中小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交易后，原本单边的交易结构变成了以批发商为中心的双边交易结构。随着批发商在特定区域内集聚，具有双边交易结构的交易链之间相互交织，构成了网络化的双边交易平台。双边交易平台的成长受网络效应支配[23]。它表现为当专业市场内吸引和集聚的批发商（零售商）越多，零售商（批发商）获得的福利改善效应越大。结果是初始的集聚将引发进一步的集聚。依靠双边交易平台内含的正向网络效应，专业市场内批发商的专业化分工效率得到不断提升、需求信息的集中与横向扩散速度越来越快，最终使得经由批发商而达成的迂回交易的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综合来看，正是依靠集聚的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网络内含的交易效率提高力量，在为容易发生结构冲突、信息问题的中小制造商和中小零售商提供商品流转服务时，专业市场流通体系赢得了同以连锁零售为代表的现代化流通组织形态相比的竞争优势。 （二）市场型治理结构与专业市场增值服务供给的无效率 流通过程中的产品包括固定质量产品和变动质量产品两种。一种产品的质量是固定的指消费者最终感受到的产品质量不受渠道中间商是否供给质量创新服务的影响，而变动质量产品指那些消费者最终感受到的产品质量易受到渠道中间商质量创新服务供给选择影响的产品[24]。对变动质量的产品，渠道中间商可以通过如下质量创新服务行为影响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最终感受，如是否雇佣合格的销售人员、对产品进行良好的包装、投放合意的广告、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等等。消费者则愿意为具有更好质量的产品支付溢价[17][25]。一般而言，固定质量的产品主要指那些标准化的一般商品，而变动质量的产品则主要指对质量一致性有特殊要求的品牌产品。由于消费者感受到的产品的最终质量的高低将影响其购买行为，如是否支付溢价，是否对品牌忠诚等，因此，变动质量的品牌产品的流通内在地要求渠道中间商供给质量创新服务。 渠道中间商的质量创新服务的有效供给受流通体系治理结构的影响。为提升供给服务质量，渠道中间商必须预先进行大量专用投资，例如雇佣销售人员并对其进行专业能力的培训、租赁销售场地并对其进行与品牌产品相适应的装修装饰等。在信息不完全的世界中，这种事前专用投资是否足够受到流通体系治理结构的影响，在专业市场这种依赖平等商品契约组织起来的市场型流通组织体系中，当某个渠道中间商付出“额外努力”供给质量创新服务时，由此带来的“额外收益”并不归它全部享有，品牌企业以及其他渠道中间商也会因此获益；当渠道中间商“偷懒”，不供给质量创新服务时，由此导致的成本也不会由它独自承担，品牌企业以及其他渠道中间商会分担部分损失[26]。预期到这种外部性，渠道中间商的事前专用投资往往是不足的。另外，在不完全合约的世界中，一旦渠道中间商进行了这些事前专用投资，它就在事后的谈价还价中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由其创造的收益的一部分也将被品牌企业攫取，预期到这些，渠道中间商的事前专用投资也是不足的[27]。因此，在专业市场中，在直接的外部性和套牢问题的双重影响下，渠道中间商的事前专用资产投资往往是不足的，这也就宣告了流通过程中质量创新服务供给的不足。 速度经济对流通体系内的纵向信息传递效率提出了新要求。这些信息包括消费者需求信息、与货物订购、存货管理有关的信息等等。从信息纵向传递的基本规律来看，信息的真实性随着信息传递经过的真实距离的增加而加速衰减。因此缩短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真实距离有利于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传递速度和效率。在从消费者到制造商的信息传递链条中，真实的距离可由信息传递过程中经历的独立中间环节的数目决定和度量。因此，缩短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的关键在于消除中间商的独立性。 在不考虑技术手段的条件下，中间商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它与制造商间的联结契约的性质。这意味着需求信息的纵向传递效率受到流通体系治理结构的影响。例如，当制造商与渠道中间商之间依托关系型契约或要素契约而联结时，渠道中间商将因处于制造商的决策范围内而失去独立的市场地位，即此时制造商的边界实际上已经延伸到了消费者处。相应地，交易是直接的，需求信息的纵向传递链条也变得更直接：“消费者一制造企业”。这表明在关系型治理结构中，信息传递的距离缩短了，信息传递速度和效率提高了。 在专业市场这个基于平等商品契约的市场型治理结构中，交易沿着交易链条“企业一批发商一零售商一消费者”进行。在其中，各交易主体间依靠平等的商品契约联结，因此它们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相应地，消费者需求信息也只能沿着迂回的交易链条逐级反向地通过价格和数量等信号间接传递。在被拉长了迂回的纵向信息传递链中，需求信息每经历一个独立的中间环节时，会因被中间环节重构而间接化。例如终端零售商根据消费者的购买情况直接推测消费者的需求及其变动，并据此改变向批发商购买的产品组合。批发商综合在综合考虑零售商的采购行为变化的基础上间接推测出消费者需求，并据此改变向制造商采购的品种与数量。同样制造商也通过批发商采购情况的变化间接推测消费者需求，继而改变产品设计和生产计划，即在与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相伴而生的纵向信息传递链条中，需求信息传递距离被拉长且传递载体被多次间接化为价格、数量等，这容易导致信息扭曲。 四、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演进趋势 前一节从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出发分析了专业市场的效率改进机制与无效率之所在，这实际上也指出了专业市场的效率边界。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专业市场流通体系演进过程中涌现出的许多现实问题做出客观分析。 （一）中国的专业市场能否跨越消亡的历史陷阱？ 专业市场的未来命运问题是专业市场流通体系演进趋势中首当其冲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专业市场研究中的争议焦点。前文的分析表明，作为由集聚的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网络，专业市场流通体系在为中小制造商和中小零售商供给基本的商品流转服务中取得了效率基础；但作为基于平等商品契约的市场型治理结构，专业市场流通体系却在供给质量提升、纵向信息传递与整合等增值服务方面存在低效率。综合来看，专业市场流通体系适宜为对流通领域质量一致性要求不高的标准化一般商品提供流通服务，却难以满足对渠道中间商的质量提升、信息整合等增值服务供给敏感的品牌产品流通的要求。 这一基本事实不仅指明了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效率基础，而且也指出了其赖以存在的市场基础的需求特征：第一，功能密集型市场需求，在其中消费者以满足功能需求为主，对质量、设计等增值服务的要求较低，对价格敏感，是价格和款式的接受者；第二，需求总量很大，但单个需求规模小，且在空间上分散。这类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关系：当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将使得消费者更偏好具有质量保证和差异化设计的品牌产品，而城市化将使得分散的小规模市场需求变为集中的高密度市场需求。 因此，尽管专业市场因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紧密联系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专业市场组织结构的基本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效率边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市场需求模式的结构变革最终将使专业市场失去存在的市场基础而趋于消亡。专业市场流通体系近年来在国内流通的地位不断下降的趋势部分反映了这一事实。事实上，在陆立军与杨海军构建的中国专业市场将跨越消亡历史陷阱的模型中[14]，他们过分强调了生产分工与市场扩张双向互动中分工深化对市场扩张的促进作用，但却相对地忽略了市场规模对生产分工的限制作用。事实上，一旦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市场基础被侵蚀，生产分工也将受到限制。因此，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只能延缓专业市场的衰亡，但不能其阻止其消亡的趋势。 （二）专业市场与中国商品流通体系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商品流通格局呈现二元结构。这表现为中国商品流通体系中既包括以专业市场为代表的传统市场型交易组织形态，也包括以连锁零售为代表的现代化纵向约束型交易组织形态，且以专业市场为代表的传统交易组织形态长期在国内流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012年经由专业市场完成的商品流通占国内商品流通的比重是经由连锁零售完成的商品流通的2倍多。流通体系中的这种二元结构表明了中国流通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这一客观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从专业市场的组织结构和效率边界出发也许可以部分解释该问题。 从组织形态来看，与现代化连锁零售体系相比，传统的迂回交易网络的优势是商品组织网络建设所需的巨大固定成本可以由多层级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分别承担，依靠这种固定成本社会化支出方式，市场主体只需支付较低的固定成本就可以参与专业市场流通体系，这降低了进入壁垒，吸引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其劣势在于由此形成的主体规模小，使用的交易技术简单，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投资不足等。从治理结构来看，与现代化连锁零售体系相比，基于商品契约的市场型治理结构带来的优势在于在该体系中的任意市场主体处，它对商品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合一的，这种市场型的产权配置模式会自发激励每个市场主体积极利用其所掌握的私人信息，而不需支付额外的激励成本，其劣势在于无法有效地供给质量提升、信息整合等增值服务。专业市场的这种效率特性决定了在为分散的、小规模功能密集型市场需求提供流通服务时，它比现代化连锁零售型流通体系更具竞争优势。正是因为这类需求模式在所有需求中所占比例高才导致了专业市场的国内流通地位高。而这类需求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深层结构问题在需求层面的反映，例如城镇化率较低，造成分散的小规模农村市场较多，人均收入不高，造成功能密集型低端市场需求占比较大，等等。这表明中国流通体系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是一个阶段性问题。随着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的完成，流通体系也将完成现代化转型。 （三）专业市场与中国电商发展的独特模式 在电商驱动的新一轮零售革命中，一个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中国的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以天猫为代表的平台式电商为主导，而美国则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经销式电商为主导？导致两国电商演化路径出现差异的原因多样，如两国在电商技术、战略行动、平台架构以及现有流通格局等方面的差异。从分析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组织结构出发，可以找到现有流通格局的差异引致差异化的电商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 具体来看，在中国以专业市场流通体系为依托，生存着大量批发商、中小制造商与中小零售商。这些交易主体之间基于平等商品契约联结，因此它们拥有变革战略行动的自主权。同时各交易主体规模小、交易技术传统、信息通信技术投资较少、难以供给更多增值服务，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流通效率相对较低。因此伴随新的电商交易技术的出现与扩散，新的创业机会大量涌现，它们将吸引原本依靠专业市场生存的中小交易主体拥抱新技术，并催生出众多新的中小交易主体的出现。这些中小网络交易主体无力独立生存，它们呼唤能够供给公共服务的开放式电商平台的出现，即在中国，基于平等商品契约的专业市场流通体系为平台式电商组织方式的出现和繁荣奠定了现实基础。相比之下，在美国，当新的零售革命发生时，其流通体系已经演进到了以沃尔玛等为代表的连锁零售和品牌直营等流通体系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其中，各交易主体规模较大，基于关系契约联结起来的交易网络中处于“自由”状态的中小交易主体较少，同时以沃尔玛为代表的高效率现代化流通企业的大量存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流通效率。因此，新的电商交易技术的出现所催生的创业机会较少，难以吸引或催生出足够多的中小交易主体的出现，而它们是构成平台式电商启动和快速成长的现实基础，即美国的传统流通格局并没有为平台式电商组织方式的出现留下足够的空间。 五、结论与展望 当前对专业市场流通体系演进趋势的研究存在争论的根源在于对专业市场组织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效率边界的认识不全面。现有研究集中从专业市场的组织形态出发寻找其效率改进机制，如外部规模经济、信息集散、降低交易不确定性等。实际上这些效率改进机制只构成了专业市场流通体系有效率地供给基本的商品流转功能的基础。把握该效率特性也只抓住了专业市场是由集聚中间商引领的迂回交易网络这一组织形态的特点，而忽略了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组织结构的治理结构特性——基于平等商品契约的市场型治理结构。然而正是它内生地决定了专业市场流通体系无法有效率地供给质量提升、信息整合等更多的增值服务。因此，只有综合考虑了专业市场组织结构的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界定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效率边界，继而准确把握其演进趋势。 在中国流通体系的改革与演进过程中，专业市场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它是中国流通体系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因与两次零售革命混合在一起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流通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探索都呼唤着对专业市场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然而，除了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这一新的主题上还存在理论探索外[28，29]，当前关于专业市场的研究已经基本停滞了。本文是在梳理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再次对专业市场进行重新系统思考的产物，这导致本文的研究是框架性的，缺少对专业市场的具体研究。未来关于专业市场的研究，在以下两个领域还有可能会产生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一是进一步对专业市场的组织结构进行深入的细致分析，也可以与连锁零售的组织结构进行比较分析，这些研究可能会对产业组织中的纵向约束、双边平台等重要问题产生新的洞见；其二是从中国流通体系改革与演进的视角来分析，考察专业市场与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 最后，我们来考虑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转型升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现代化进程持续深化，中国的市场需求模式正经历着从分散的、小规模的、功能密集型市场需求逐渐向集中的、高密度的、服务密集型市场需求转变。这些将削弱专业市场存在的市场基础，使得专业市场趋于消亡。专业市场必须实现转型升级以求得生存。面对全新的发展趋势，专业市场流通体系实现转型发展的出路大致有两条： 第一，开拓海外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需求特点与专业市场赖以存在的市场基础的需求特点非常吻合。因此，开拓海外新兴市场，可以极大地延缓专业市场流通体系消亡的时间。 第二，依托开放式电商平台实现转型升级。以专业市场为主导的国内流通体系孕育了中国特殊的平台式电商发展模式，而平台式电商发展模式反过来给专业市场流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桥梁。例如，笔者近期对白沟国际箱包城、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其周边的“中国淘宝第一村”——青岩刘村的调研发现，利用地处大型专业市场附近带来的商品集散优势，当地已经涌现出了大量为天猫、京东电商平台上的卖家提供服务的分销中介平台企业，如麦包包、汇奇思百货等。从供给的服务类型来看，这些企业不仅为电商平台上的卖家供给产品，发挥了基本的商品流转功能，更重要的是随着服务的卖家数量的增加，它们还开始向交易链的上下游延伸其职能，引入产品设计、创新物流方式、提供网上展示的数据包等增值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们实际上已经发挥了供应链管理等现代流通组织形式的全部或部分职能，它们中的有些企业的发展甚至已经超越了流通领域而成长为淘品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