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科学哲学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义论文,科学论文,宗教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2002)01-0001-05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关于科学的哲学，它以科学为研究对象，涉及对科学的理解和把握，或者可以叫做对科学的哲学解。但是，在对科学的哲学把握中，人们不应忽视科学与宗教、艺术、常识、神话等文化样式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系，构成了科学哲学的永恒主题。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向来都是十分密切的。无论从“历时态”审视，还是从“共时态”分析，科学和宗教的双向互动与相互制约，构成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主线，为我们理解科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本文试图在分析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科学哲学的主题多元性。
一
从发生学来看，科学与宗教同源，均产生于人类神话学思维方式。在远古时代，人们对雷鸣电闪引起的森林大火、洪水泛滥所造成的灾难感到惊恐，对春华秋实所增添的美景感到欣喜，对酷暑严冬和兽类疾病侵袭所带来的死亡感到惧怕。这些感受在人类幼稚的头脑中得到了反映。风调雨顺、风和日丽和强壮健康是上天的恩赐？旱涝成灾、电闪雷鸣、体弱多病是上天的惩罚？人们以为同类事物可以感应相生，因此就企图在交感巫术的仪式中，用模仿自然的办法，来为丰富的土壤祈得雨水、日光或肥沃。有的人不满足于这样求得的结果，就进到另一阶段，相信起精灵，认为在自然界有种种精灵主宰。人们用一些特殊的仪式来祈求精灵的庇护。而另外一些人看到天空星辰位置不变，行星运行颇有规律就认为必定有神在控制着人类的命运，认为人类的命运是可以从天象中观察到的。在当时，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从他们身体中产生的活动而是受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的但已在人死亡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支配形成的。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这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幸。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需要，而是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有灵魂的肉体死后该怎么处置。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抽象，才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包括前科学的认识问题与宗教的起源问题），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
这种观念体现的是人类神话学思维方式，没有明确以自然界为对象，没有主客体之分，是一种幻化的思维方式。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存。人类的知识由人对自然的认识即人的“外向观察”和包括宗教在内的对人自身的认识即“内向观察”两部分所组成。在当时，人类的内、外向观察的相互作用及其界限并不十分明显，因而是一种幻化的思维方式即神话学思维方式。科学与宗教均产生于上述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与观察的双向适应关系的认识。科学，作为“人类的理论思维起源于对幻化的神话思维的超越”。[1]人类理性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中，获得了理论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样式——科学。丹皮尔断言：“巫术、占星术和宗教显然必须同科学的起源一并加以研究”。[2]
二
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历史相互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的方式与内容又不相同。这种历史相互作用意味着互制、互促、互克、互害、互融，其后果就是整合、冲突、融合、协调。
在古希腊时期，科学与宗教均未形成独立社会建制。此时，人们显示出对有关自然的理论的强烈兴趣，一些具有前科学性质的自然哲学思想开始出现，人类历史上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形成了。自然被作为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自然界成为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用创造的数学语言把握的对象。
古希腊科学和哲学从古希腊神话中脱胎而来。它们为后来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所奠定的基本观念，同样可以在古希腊神话中找到根据。古希腊神话所具有的人神相异同构以及完备的诸神谱系特征，反映了古希腊思想的对象性和逻辑性，而这正是自然科学赖以产生的基本前提。当时，古希腊的宗教直接从神话中脱胎而出但并没有产生出唯一的神观念的一神教。跟此时期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相适应，作为特殊的文化样式，科学与宗教在理性主义下各自都得到了发展，并且二者的关系是一种非对抗关系。这种非对抗关系实质是二者作为前科学和类宗教方式的整合，包括适应、接受、消化、吸收和更新等形式或步骤。
在希腊化时期，宗教——基督教被罗马统治者选择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学理论。宗教成了凌驾于其他文化样式之上的统治力量，并形成了独立的社会建制。
宗教取得思想上的绝对统治权之后，便要求其他文化样式为自己服务。自然哲学（包括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宗教教条被奉为绝对真理和解释自然现象的唯一权威。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取决于宗教对科学的评价。宗教给科学规定的任务是描述大自然的完美与和谐，赞美上帝的无限威力和无穷智慧，因而科学得到了宗教的有组织的支持。数学和形式逻辑因在论证上帝的完美与全能上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此外，神学为了宗教的目的进行科学教育，传播科学知识，受教会教育的神学家、哲学家、神甫、僧侣、修道僧成了传播科学的主体，在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近代教育体制的大学——这进一步加速了对科学的传播和科学理性的确立。基督教会在保存学术方面也确有一定的贡献。宗教战争也对科学知识传播影响甚远。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带回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和希腊的学术，通过翻译古希腊古典文献，欧洲学术得以复苏，科学得以传播。
当然，此时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包含了宗教对科学的有组织的反对与迫害。对此，有人认为是历史的倒退，也有人认为是宗教为科学而进行的积累。丹皮尔说：“‘中世纪’……这是人类由希腊思想和罗马统治的高峰降落下来，再沿着现代知识的斜坡挣扎上去所经过的一个阴谷。”[2]
到了近代，文艺复兴使古典的理性主义复苏，科学不断超越自身即对前科学的超越，科学理性不断壮大，并越加使人信服。科学对自然界的解释力图超越宗教对自然界幻化的解释，并力图摆脱对神学的依附，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而宗教也力图固守对自然界幻化的解释，并力图固守对其他领域的解释和表达。两者矛盾激化，科学对宗教的挑战以及宗教对科学家的迫害，似乎成为此时期科学与宗教关系中的主流。哥白尼革命对基督教的打击以及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的迫害成了两者关系中永久的历史话题。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宗教改革对科学的传播及推动是不可置疑的事实。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解释英国十七世纪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时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证明新教对科学的促进作用。以牛顿为代表的新教徒科学家的努力促成了近代科学的真正独立，并加快了科学的社会化、建制化过程。科学终于成为一种社会认可的经常性活动，近代科学终于建立起来。
但是近代科学与宗教之关系不能简单地归为冲突。宗教的动机既充当了催化剂又充当了抑制剂。近代科学建立之后，欧洲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等所体现的宗教倾向，都是为宗教的神圣目的从事科学研究。在当时，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发展科学反对宗教，而宗教却或明或暗地影响自然科学。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存在冲突、融合、协调的趋势。
现代社会，进入了大科学时代，科学似乎成了评价、衡量一切的标准和尺度。宗教在取得辉煌成就的科学面前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失去自己大部分地盘。特别是在对特殊的、具体的事物的解释上，科学越来越取代了宗教，宗教不得不退出自然界领域而转入精神领域。但是，利用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来研究上帝、灵魂以及人们心灵问题，给人类一个精神家园，则成了它的当代使命。在这些方面，科学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科学之球愈大，它与未知世界的接触面也就愈大，给宗教和其他文化样式留下的空间也就愈大。可以认为：科学的终点（不可知的东西）就是宗教的起点，科学和宗教可以并行不悖，协调发展。
历史地看，当科学与宗教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认输的是宗教。宗教孕育了科学，推动或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此不能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冲突关系。英国学者怀特海认为：“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3]荷兰学者霍伊卡甚至认为：“希腊—罗马文化与《圣经》宗教的相遇，经过若干世纪的对抗之后，孕育了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保存了古代遗产中的一些不可或缺的部分（数学、逻辑、观察与实验的方法），但它却受到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方法论观念的指导，这些观念主要导源于《圣经》的世界观。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的话，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系。”[4]
三
科学与宗教的共时态相互作用体现在：人类以“科学的”或“宗教的”这种独特的方式反映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表现出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人类文化现象，是人类把握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两种文化样式。
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中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与掌握的双向适应关系的表现方式，但却各不相同。它们有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宗教的本质特征，在于对神的信仰。当人类感到对自然界异己的力量不能掌握并因而无法依赖时，便会转向对超自然的宗教世界的信仰和依赖，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是这个世界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标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5]人，作为文化的存在不断地创造“生活”，并以这种方式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追寻生命的意义。科学与宗教等文化正是人的意义世界。“人无法忍受自己只是浩淼宇宙中的匆匆过客式的存在，更无法忍受自己只能是无声无息，一了百了地死去。……人创造了宗教，是为了从宗教中获得存在的神圣的意义。然而，对人来说，宗教的神圣意义，却恰恰表明了人的悖论性存在：生活的意义来源于宗教的神圣意义，这意味着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给了宗教的神圣形象，是人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消除掉宗教的神圣意义，这意味着生活本身不再具有神圣的意义，生活失落了规范和裁判自己的最高的根据、标准和尺度。”[1]这样，人在宗教世界中陷入了不可解脱的矛盾。而人的生活意义并非仅仅存在于宗教的单一世界里，还存在于科学、常识、艺术、伦理、哲学等多重文化之中。科学与宗教以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来把握世界。特定时期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出科学与宗教在特定时期的相互关系；不同时期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对立统一，反映出科学与宗教在不同时期的相互作用；一定内涵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相互评价，反映出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影响。科学与宗教作为特定文化样式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又与其他文化样式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取决于二者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它们对各自的评价，也取决于科学、宗教与其他文化样式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关系。
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科学与宗教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除了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对立关系，还包括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人类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人类能否在人类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远古时代人类关于灵魂不死观念、心灵感应观念、交感巫术观念等等，反映了人类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灵魂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即开始考虑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宗教就是在这种最原始的时代从人类关于其自身和周围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这就是宗教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前提。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暗含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不同理解。宗教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认识的演化，深刻地影响着科学等其他文化样式。科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论也影响着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文化样式。科学是人类运用理论思维能力和方式去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奥秘，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的工具。这种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人类对世界的规律性把握即实现思维和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科学被看成是人类理性的进步、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是人类活动的最高成就，其概念和范畴体现了思维和存在在规律层面上的高度统一。科学与宗教，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反映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又通过二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科学与宗教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简单以冲突或和谐来认识。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约翰·H·布鲁克认为：“论述科学和宗教的许多论著都是按照冲突或和谐的先入之见而建构的。如果想要理解宗教与科学相互作用的丰富性和迷人魅力，那么就有必要超越这些束缚。”[6]对科学和宗教这种共时态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有利于超越和摆脱这些束缚。
四
对科学与宗教历时态与共时态关系的认识，有助于对科学哲学的理解。科学哲学是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其内容包括：“反思科学活动的基础”；“反思科学研究的成果”；“反思科学发展的逻辑”；“反思时代的科学精神”；“反思科学的社会功能”。[7]其中任何一项反思均蕴含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体现了科学与宗教关系。
反思科学活动的基础需要把握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活动的基础问题实质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人类的科学活动是以思维的规律去描述和解释存在的规律，实现思维和存在在规律层面上的统一。思维的规律与存在的规律是何关系？它们是服从各自不同的规律，还是服从一个共同的规律？思维的规律如何把握存在的规律？思维所描述的存在规律是否就是存在本身的规律？反思这种思存关系又演化成反思主客关系即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反思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宗教以人与人的关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界的一种通过虚构想象所表现出来的加工，以虚假的形式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信念，渗透于人类精神思想，影响人类的科学活动。“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末，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3]这种本能的信念就是宗教所确立的宗教性的自然规律观念，反映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丹皮尔也认为：“经院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创立现代科学时，应该感谢经院学派作出这个假定。”[2]科学与宗教通过反思将主客关系联系起来，丰富了反思科学活动的基础的内容。
反思科学研究的成果，在于揭示蕴含在科学成果之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科学哲学这种对科学成果的哲学反思，不仅意味着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超越，即把科学成果转化为科学哲学理论，而且意味着科学哲学的自然超越，即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革科学哲学自身。科学研究成果蕴含的研究方法、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影响了曾占有意识形态主流的宗教，变革了人类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中就包含宗教的世界图景、宗教的思维方式和宗教的价值观念）。科学哲学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反思，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对划时代的科学发现、科学假说的反思，以及对形成的理论大综合的反思。它需要把握重大科学成果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科学成果与宗教观念的关系，需要正确认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与斗争。
反思科学发展的逻辑，是科学哲学特别关注的内容，也需要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科学发展的逻辑，其中就包括了科学的发生问题，即科学怎样从非科学、前科学发展到科学的；发展中哪些因素起了作用，还涉及科学与宗教的发生问题。厘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成了把握科学发生的前提。
反思时代的科学精神也需要把握好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精神是在科学活动中凝聚和升华了的人类精神，也是在科学成果中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还包括科学认识主体的精神气质。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是科学认识主体特殊的精神气质。这种科学信念是科学的立论基础。科学认识主体这种执着的科学信念往往与教徒狂热的宗教信仰有一种一脉相通的感觉。“固执的科学家同对超自然的信仰两者的这种结合是屡见不鲜的。”[8]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往往具有强烈的宇宙宗教感情，近现代著名的科学家大多是宗教信徒。时代的科学精神中蕴含了科学认识主体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以及人们向往这种精神气质而凝结成的人类精神，这就需要把握好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同样，反思科学的社会功能同样需要把握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的应用一方面给人类带来福祉，另一方面又给人类带来灾难。目前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有着密切联系。而随着人类胚胎实验、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科学越来越产生了其自身无法解决的伦理问题。如何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研究成果如何应用，成了人类极度关心的问题。科技伦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科学与伦理道德的交界处仍然使宗教价值得到表达。而对科学进行人文主义理解，就必然蕴含对科学进行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等人文主义化的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科学的应用中必须厘清和把握。
“如果考虑到宗教对人类有什么意义，科学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未来的历史过程完全要由我们这一代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来决定。”[3]对科学与宗教历时态及共时态关系的把握，摆脱对两者关系固定模式的束缚，对科学与宗教的发展和对科学哲学无疑是有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