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甘肃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肃论文,乡镇企业论文,必要性论文,沿海地区论文,可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2804（1999）04—0085—05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也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上。甘肃作为典型的西部省份，经济不发达，尤其是乡镇企业基本处于发展雏型，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差距甚远，这不仅严重制约农村劳动力的转化，而且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形成，使城市经济在甘肃省内缺乏市场，在这种城乡经济恶性发展中，最终制约甘肃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如何发展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中央提出了东西部合作的思路，因此，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推广东西合作模式。1993年2月，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1993年9月， 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决定实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1995年2月， 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农业部提出的《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方案》，方案提出的当年就取得成效，据对全国124 个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统计，1995年鉴定东西合作项目1600个，引进资金9亿元，年创产值158亿元，利税1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0%和40%（注：姜春云.加大工作力度，多种形式东西合作[N].中国乡镇企业报，1996—08—06.）。本文拟就甘肃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彼此优势差异的论述，分析其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甘肃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背景的优势互补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大工业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先天具有依靠填补城市大工业的短缺来发展的优势。回顾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开始，但计划经济仍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基本框架，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短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因而在改革使计划体制松动的地方，乡镇企业便应运而生了。发展初始阶段的乡镇企业虽然规模小、技术低，主要限于技术素质和规模经济要求不高的行业，但市场条件却相当有利，市场短缺和双轨制的价格体系使乡镇企业利润优厚，为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准备了原始积累。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填补市场经济缺口的机会已越来越窄，从日用品到生产资料，乡镇企业遍及各个竞争行业，产品供给已达到饱和状态，目前，资金到处都在寻找缺口，但缺口已不复存在或不花成本的缺口已不复存在，反而引起更多的恶性竞争。此外，乡镇企业利用国有企业外部优势的机会已基本消失，乡镇企业赶超国有企业，最初可能用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力和基础设施等资源优势，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乡镇企业日益接近前沿，这些便利条件已经消失。在当前的发展中，乡镇企业仅仅依靠自己创造这些条件，就大大增加了进一步发展的成本和难度。
反观甘肃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显然不具备依附城市经济的优势。甘肃的城市经济从区域分布上，从东到西可以算得上有规模的城市只有天水、兰州、金昌、武威、张掖、酒泉几个，它们互不近邻地分布在一千多公里的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沿线，一般200—400公里才有一个城市分布，有的学者称之为线式岛状分布，就其城市规模、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而言，不难想象其辐射力是有限的。更为不利的是，甘肃城市工业发展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自然资源优势布局特征，产品和产业结构以初级产品和重工业为主，产业之间和部门内部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极差，我们通过《甘肃年鉴》可以看到：在体现工业与农业关联性的轻工业中，利用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比重1994年占到72.24 %，1995年占到77.84%，1996年占到77.8%，虽有改善却依然偏低。 工业内部体现重工业与轻工业一定联系的轻工业利用非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比重1994年占到25.76%，1995年占到22.16%，1996年占到22.20 %（注：甘肃省统计局.甘肃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484.），这说明轻重工业之间的关联性差。
但是，我们通过比较发现，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在依附城市经济优势而得到前期发展，甘肃乡镇企业因得不到依附城市经济优势而缓慢艰苦发展，但到90年代末期，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两区都不再具有这方面的优势。然而，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在前期依附优势的催化下，乡镇企业已具备了规模，资金技术实力已相对雄厚，产品生产已趋成熟。而甘肃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严重低度化，但它却易于通过科学技术的催化，跳跃调整和升级。利用资金技术优势来催化甘肃乡镇企业的发展在甘肃成为渴望，而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向西部（当然包括甘肃）转移技术和资金实力也是有利可图的必然选择，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得到了第一次证明。
二、甘肃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资源优势互补
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经济的观点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中是有共识的。虽然自然资源是广义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能把资源优势片面单纯地理解为自然资源优势，资源优势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既包括自然资源的优势，又包括市场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文化资源等众多资源优势在内。
由于自然、地理、交通等众多原因，东部经济长期处在相对发达的状态，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在发展起步之初就具备了市场资源优势，相关地也同时具备了人力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其发展进程快于甘肃，又使之具备了资金、技术资源优势。然而，甘肃乡镇企业在发展之初及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不具备它们的上述优势，但自然资源的优势却是明显的，但为什么两地区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实力、效益、发展速度上存在着明显差距呢？这是因为：沿海地区乡镇企业是利用了其他资源优势弥补了自然资源的劣势。而甘肃则未能利用自然资源优势营造和派生出其他资源优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甘肃旧体制的顽症和落后的思想观念未能得到根本改变。长期以来，甘肃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定的自然环境，观念保守、市场意识淡薄，仍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套路分析处理问题，存在“等、靠、要”的工作作风。二是甘肃较差的农业发展底子所致。农业生产作为收入和增长的基础，支撑了由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换阶段的经济发展并作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即既提供了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又促进了日用消费品市场的扩张。甘肃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总体供给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因为农产品供给的紧张抑制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只能代之以发展效益不高的采掘业和缺乏比较优势的加工工业。此外，农民货币收入的短缺，必然限制当地消费品市场的扩张，从而极大地限制了甘肃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的发挥。三是甘肃城市大工业超重型产业结构所致。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整体经济区域分工的要求，甘肃及其他西部省区是东部地区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食品供应地。由于计划体制和价格不合理，东部地区从甘肃及其他西部省份获得了大量的原材料、能源，使东部成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先行者，当甘肃进行工业化时，所面临的现实已是资源和能源的短缺。同时东部发展了一些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产业，促使甘肃本来匮乏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大量流向东部，这对甘肃乡镇企业发展犹如雪上加霜。同时，甘肃由此发展起来的超重型产业结构弱化了城市工业与乡镇企业的对接，因为采掘业比重大，增长率低，必然影响总体增长率，制约着积累和消费规模，从而通过收入、规模两方面对乡镇企业发展产生约束作用。从产业技术经济特点看，采掘工业和重加工业具有生产链条短、可分性弱、协作机会少等特点，这无疑减少了乡镇企业接受城市工业辐射的机会，加大了发展难度，并延长了甘肃乡镇企业由初创到高速增长的过程。四是甘肃乡镇企业发展机制的错位所致。东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示范效应给甘肃乡镇企业发展以促进和鞭策，但在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缩小差距的心态过急，在地方利益的强大惯性下，使得决策者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缺乏对本地实际情况和条件的准确估计，有片面模仿东部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倾向，不顾实际地模仿并投入竞争，结果只能是在竞争中失败，使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以上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甘肃乡镇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审时度势，积极转变方向，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并积极主动引入沿海乡镇企业优势，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另一方面，东部沿海乡镇企业也要向外寻找新的发展优势，东西合作应该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为笔者认为，在资源优势中，东部沿海乡镇企业不具备自然资源优势，只能依靠其他资源优势来弥补自然资源的劣势，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逐渐地在失去一些资源优势的绝对性，而自然资源优势又不可以在短期内形成，也非人力可以改造，要寻回失去的优势并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只有西进。反观甘肃的乡镇企业，当90年代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时候，放弃自己的资源优势拼命追求别地具备的优势，既不明智也不可行。
三、甘肃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成本优势互补
纵观历史，我国早在50年代出现过第一次西部投资热，在60—70年代，又出现过在西部地区的“三线”投资热，其中甘肃都是巨大的受益者，但从总体上看，这两次都表现为政府行为。而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一次出现东部地区部分产业向西部转移的趋势，这一次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自发行为，其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成本优势的东西互补。对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1.资金、技术成本东部低而甘肃高
资金成本的高低既取决于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取决于筹资的难度，而筹资的难度又取决于资金的紧张程度。虽说两地乡镇企业都存在资金紧缺问题，但毕竟东部沿海乡镇企业所处的资金环境要比甘肃好得多，筹资方式相对灵活，筹资路径相对多，筹资总量相对大，一句话，筹资难度相对小，因而它们的筹资成本就相对低。从技术成本的角度看，技术应用成本的高低既取决于技术的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技术的数量和质量，还取决于技术的转化能力。甘肃虽然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较多，科技实力的排行在全国的位次要比其经济水平的排行高得多，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甘肃乡镇企业消化技术的水平和能力较低，甘肃许多有成效的技术成果最先应用的是东部，甘肃还有一些科技成果比较东部来说，可转化性差，甘肃科技人员走向市场、主动介绍并应用科技成果的意识和能力也较差，这就必然导致甘肃乡镇企业运用科技成果的难度和成本增加。
2.其他成本东高西低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在生产力布局上基本是离土不离乡的模式，而组织体制是建立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之下，其核心是家庭、家族和地缘联系的信任关系与组织秩序，这种家族与地缘式的乡镇企业可以大大减小企业的组织成本。但是，随着东部沿海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迫使他们要给企业引入科学管理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随着产权制度的改革，如引进外资和股份制改造，发展了一批资产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乡镇企业，或者通过产权联合发展了一批乡镇企业集团，涌现出一批资产几亿元、产值几十亿元的现代化乡镇企业，这样东部乡镇企业就必须突破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而这将导致企业组织费用的急剧上升。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人与人信任程度是随人伦关系远近而有差别的，亲缘和地缘人员的组织结构不仅效率高，而且其组织费用也低，而相形之下，甘肃人力成本较低，民风淳厚，苦干精神好，组织管理相对容易，仍具有东部沿海乡镇企业发展之初的组织费用低的优势。
抛开组织成本费用的高低不说，其余方面的成本费用也是东高西低。这主要表现为：
（1）东部沿海乡镇企业以加工工业为主， 但东部自产原材料和能源比例很低，多数依靠包括甘肃在内的中西部长途运输供给，而原材料、能源等“上游产业”和运输业都为瓶颈产业，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全面上升。
（2）东部沿海乡镇企业的产业特征之一是劳动密集型，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较高，因而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很大，而甘肃的人力成本较低。
（3）东部沿海乡镇企业利用西部的原材料和能源加工成成品， 然后返回西部地区销售。但原材料、能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引起制成品价格上升，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较低，高价格成品难以被其广泛接受，就会影响到东部产品的市场占领，缺乏市场的企业无疑是无水之鱼。而甘肃当地资源丰富，在区位上又处于全国中央，周边省区经济都不发达，市场占领比较容易，运输成本低的优势非常明显。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竞争发展的内在动力——成本因素存在互补的客观事实，东西合作也是必然的选择。
以上从三个主要的方面阐述东部沿海乡镇企业与甘肃乡镇企业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甘肃乡镇企业不与甘肃的城市大工业合作，这样不是更近更方便？抑或甘肃乡镇企业为什么不与更具实力的东部国有大企业合作？
行文至此，不解释这两个问题，前文的论述是不充分的。但在后文作出解释之前，我们在认同东部和甘肃乡镇企业合作的前提下，有几点必须确认，此前只是由于本文所论述的角度和研究范围所限，没有提及。
但是，合作是有主次缓急的，虽然我们不否认甘肃乡镇企业合作的广泛性，但乡镇企业之间的合作具有更大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体制，共同的需求，共鸣点广泛，容易一拍即合。而东部国有大工业和甘肃省内城市大工业虽然也可以合作，但与乡镇企业之间的合作相比，不能作为主要的合作形式。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甘肃乡镇企业与东部国有大工业的合作问题。
明显到无需列举统计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东部国有大企业在布局、产业产品结构和经济实力上远远大于当地的乡镇企业，也大于甘肃的城市大工业，更大于甘肃的乡镇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甘肃乡镇企业应该找一棵最大的树来作“靠山”，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并不现实。这是因为：
（1）东部国有大工业与甘肃乡镇企业存在体制上的重大差别， 虽然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已公认可行，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尚欠完备，合作过程的不顺并不是杞人忧天。况且，力量过于悬殊的合作无形中会加大甘肃乡镇企业的心理压力，甚至会滋生非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思想，更可怕的是会出现“恩惠”式合作而最终抑制甘肃乡镇企业内在发展的动力。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制过程中， 东部国有大工业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他们的主要合作方式是“强强联合”，企图以更大的规模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由于他们的目标所致，与甘肃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合作虽然可以选择，但绝对不会放在主要地位，合作本应两厢情愿，一厢情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3）东部国有大工业即使有余地来合作，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也应该是当地的乡镇企业。但前已论及，当地的乡镇企业都已经出现了与之合作的危机，何况甘肃乡镇企业。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甘肃乡镇企业与甘肃省内城市大工业合作的问题。
城市大工业本来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有乡镇企业法比拟的优势，东部沿海乡镇企业发展之初也确有很多企业就是依托城市和城市大工业发展起来的。但甘肃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非常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比较单一，而且具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原材料工业为主体，产业之间关联性差，可分性差，乡镇企业很难从其产业链中分离出来。再说，现在甘肃城市大工业还有多少在盈利呢？一个连自身都难保的“大树”，再大也依靠不得。况且，甘肃除兰州城市大工业体系相对完善、经济实力稍好外，其他主要城市的工业体系本来就很单一，甚至城市本身就是依靠一至两个产业发展起来的，如金昌市靠镍及相关镍产品，白银市靠银、铜及相关产品。这些大企业在建立之初就追求了“大而全”，从矿产开发到产品形成，都在一个企业内完成，乡镇企业很难插手。最后，甘肃城市大工业也普遍存在设备老化、资金短缺、技术不过硬、市场开拓不力等问题，所以甘肃乡镇企业与甘肃城市大工业合作的余地并不大。当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家建设重点的再一次西移，甘肃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见效，甘肃城市大工业会有迅速发展的机会，因而，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的合作也有光明的前景。
最后，我们再从甘肃乡镇企业乃至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高度阐述一下甘肃与东部沿海乡镇企业合作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它们之间的合作至少有这样的意义：一是有利于甘肃乡镇企业的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促进甘肃农民脱贫致富。二是有利于东部乡镇企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使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能量、优势在甘肃得到释放和发挥。三是有利于解决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甘肃一年一度的“民工潮”既有利也有弊，通过合作，把千千万万个企业办到农民家门口，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来说都是有利的。四是有利于促使甘肃思想观念的解放和革新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五是有利于甘肃城乡经济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