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制度效率与规模效率评价：基于DEA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产业基地论文,规模论文,评价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P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02)03-0597-04
1 问题的提出
从1992年由当时的机电部命名我国最早的三大软件基地：以中软总公司为骨干的北京软件基地、上海浦东软件基地和珠海的南方软件基地；到2001年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北京、上海、大连、成都、西安、济南、杭州、广州、长沙、南京、珠海）的认定，我国软件园的建设和发展已历经10年的风雨。截止目前，全国的软件园数量不少于30个。自提议将软件园建设作为推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伊始到现在，关于这种模式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本文以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规范的评价相对效率的DEA模型方法，从软件园的相对效率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本文研究这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效率，就是研究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它所拥有的软件产业的资源的效率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使用的软件基地的概念不是狭隘的软件园的概念，不是局部地指一个或者几个有物理边界的园区，也不是指在原有的软件园等的基础上，发展成面积更大的软件园，或者是再建几个软件园的概念，而是指综合利用某一个地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原有的软件园区、孵化器、大学区、政府的政策、资本等资源，发展该地区的软件产业，使软件产业成为该地区的重要产业之一，提高该地区的软件产业在全国软件产业中的地位，使之成为推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之一，并在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带动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2 制度效率与规模效率
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评价不仅要看它产出的量，或者说不能只看它的“效果”(effectiveness)；同时还要看它的产出与其投入的相对关系，也就是要看它的“效率”(efficiency)。对软件园也是一样，我们不仅要分析它的总的技工贸收入、生产总值、出口、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等，以上这些都是从“效果”的角度进行评价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效率”的角度研究我国的软件园。
本文从两种效率——“制度效率”和“规模效率”的角度对软件园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首先有必要区分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对软件园来讲，所谓制度效率是指它的政策制定与落实等制度安排、规划导向、支撑体系等是否能够保证投入资源的生产潜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而规模效率则是指一个软件园在制度设计已经给定的前提下，最有效的资源投入规模是什么，如果规模有效则意味着，在给定制度设计的前提下，此时投入资源的规模正恰到好处，既不浪费也不紧缺，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最佳状况。
本文以2001年认定的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它们的相对效率。这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代表着我国所有软件园中相对效率最高的一个集合，通过比较他们之间的相对效率，则可以把握我国软件园在效率方面的总体表现；也可以评判从我
国软件园“丛林”中遴选出相对重要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集中发展的战略思路的有效性。
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转化成为评价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制度效率和规模效率的问题。我们将采用以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为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方法的框架下，我们将每个软件产业基地看成为一个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
3 DEA模型
DEA方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查恩斯(A Charnes)、库伯(W Cooper)和罗兹(E Rhodes)等于1978年首先提出的评价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的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的方法。我国自1988年由魏权龄系统地介绍了DEA方法以后，该方法在众多领域，包括地质、金融、管理、宏观经济研究、甚至医学等得到广泛的运用。
式中：
在最弱、最宽松的条件下（只要其他的决策单元不违背常识性的规律即可以）能够达到的最大效率，那么它也就反映了该决策单元“竭尽全力”所能达到的效率，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境界，那就是这个决策单元本身的问题！它是低效的。为了运算方便，上面的基本模型等价于下面的对偶模型：
4 软件基地相对效率评价的DEA模型
本文将软件基地的投入资源分成三种：资金、人员和企业，和厂商理论中资本、劳动力、其他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相对应。我们用2个指标来反映各个软件产业基地的产出情况，主要是各个软件产业基地的年销售总额以及出口总额，前一个指标反映了该软件产业基地在国际国内市场中总体的表现；第二个指标体现了该软件基地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根据上面的说明，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DFA数据结构模型见图l。
图1 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DEA基本模型
Fig.1 Basic DEA model of 11 national software based of China
说明：①销售收入为2001年的数据，单位为亿元人民币；②出口为2001年的数据，单位为万美元；③本表主要根据以下资料相互参照确定：《软件世界》2001/7-2002/8各期中的《中国软件园巡礼》专题报道、2002年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工作经验交流会材料。
根据以上基本数据结构模型，我们可以分别建立这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DEA对偶规划模型，比如对北京，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对偶规划模型：
对其他10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同样可以建立类似的对偶规划模型，本文就不再一一给出。我们用EXCEL软件中的规划求解分别运算上面的11个对偶规划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1。
对
不等于1的成都、西安、杭州、广州、南京和珠海，分别计算它们的
（见表2）。
5 结果分析
5.1 发展我国软件园应该遵循资源集中、重点发展的思路
目前我国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数量仍然偏多，从运算结果的总体分布来看，在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中，有5个基地（北京、上海、大连、济南、长沙）处于相对有效的位置，而其他6个基地则处于相对效率较差的位置。这个结果能够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5.1.1 我国软件园的发展应该走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的路线，而不主张撒胡椒面似的遍地开花。这是因为：即使从2001年遴选出的这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来看，还有半数以上基地的相对效率较差，更不用说将全国大大小小的软件园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了，必定是绝大部分的软件园的效率都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因此，调整我国软件园发展的思路一定要以资源集中、重点发展为基调。
5.1.2 从文中得到的结论可以看到，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数量似乎仍然显得过多，非常有必要在2-3年后，进一步从总量指标和效率指标两个方面对这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进行重新考核，果断剔除不合格者。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在2001年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评选指标中，大部分都是总量指标，而缺少效率指标，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对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考核中要适当地加入效率指标。
5.2 人为分割、缺乏协作是损害效率的重要原因
从DEA有效的软件基地和DEA无效的软件基地的地理分布的对比来看：
南方的两个软件基地和西部的两个软件基地的相对效率都不理想，但是它们相对效率不高的特点是不同的（见下文5.4的分析）；杭州和南京软件基地相对效率之低下(0.47,0.31)似乎令人费解，这两个地方都有着良好的人才、科研院所等智力环境，同时这两个地方亦属富庶繁华之地，管理者亦甚精明能干，为什么相对效率如此低下。在本文看来，这种情况对这2个地方是必然的，这是中国的软件园以地方分割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两个地方实际上与上海同属于一个地域范围，而软件产业是一个人才和知识的流动性非常高的知识产业，所以这3个地方的软件产业应该是一体的，相互协作、资源整合的；如果非要按照行政地域范围划分出3个独立的软件园，南京和杭州肯定是竞争不过上海的，效率必然低下，因为将一个本来完整的整体割裂开了。这种情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在地域、市场、资源等方面相关联的软件园之间必须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提高总体的效率，人为分割是损害效率的重要原因。
图2 DEA有效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地理分布
Fig.2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DEA efficient software bases
图3 DEA无效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地理分布
Fig.3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DEA inefficient software bases
5.3 特色与制度环境至关重要
分析DEA有效的5大基地：北京、上海、大连、济南、长沙，揭示出中国软件园成功的真谛在于“特色”与“制度环境”。北京和上海在发展软件产业方面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众所周知的，同时，这两个地方为发展软件产业所进行的制度安排之周到、细致、敢为天下先也是备受称道的，假设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即使有一流的资源优势，也不会实现高的效率。大连、济南、长沙则是特色软件园的代表，尽管它们在智力资源、市场等方面与广州、南京、杭州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它们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效率，尤其以大连为代表，它牢牢地抓住了与日本有长期良好合作关系、日语人才丰富等独特优势，利用日本软件市场的特点，大力发展对日软件出口，最终成为我国软件出口的一面旗帜，一个门户。实际上，有很多软件园拥有着独特优势，比如福州软件园拥有着与台湾合作的独特优势，我国的软件园应该在特色上多做文章，只有这样才会出效率，才能锻造核心竞争力。
5.4 西部软件基地应加大制度建设力度，东部和南部软件基地应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现在我们来详细地分析相对效率不高的软件基地。首先在制度效率方面它们都没有达到有效境界，但是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有本质不同。东部（南京、杭州）和南部（广州和珠海）制度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是人为分割，缺乏合作。关于南京、杭州的这个问题在上面已经有了论述。其实广州和珠海制度效率低同样也是类似的原因，同样由于软件产业高度流动性的特点，广州、珠海、深圳的软件产业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人为地将它分割成为三个软件园，使得他们之间在人才、市场等资源上竞争而不是合作，损害了效率，与上海—南京—杭州这个系统中上海占绝对优势不同的是，在广州、深圳、珠海三者之间，没有一个绝对优势者，这种格局引发的竞争更加激烈，对效率的损害更大。而西部软件基地的制度效率较低（由于不是人为分割形成的效率损害，所以他们的相对效率指标分别为0.85，0.93，已经很接近1了，比南部、东部的相对效率指标要好得很多，这也体现了人为分割对效率损害得程度之大），本文认为主要是在制度安排、政策落实、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差距、力度还是不够。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2个地区的相对效率离有效境界已经不远了，只要再加大一点力度，很容易就能够达到制度有效。
再从规模效率的角度来看，成都软件园已经处于规模有效的境界，而西安软件园则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这说明西安软件园的规模还可以进一步地扩张，将当地的软件产业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所以，西部软件园在制度效率提高的前提下，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有着良好的前景。但是，南部和东部的DEA无效的软件基地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境界，这说明它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资源整合，而不是规模的扩张。
收稿日期：2003-01-08；修回日期：2003-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