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系哲学到实践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的哲学发展，从国人对哲学的理解和定位来看，有一个逐步破除政治独断和教条主义思想干扰学术研究的过程，有一个从灌输真理到启迪智慧的目标转换。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哲学学科的发展以及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凸显，哲学学科逐渐由分化走向整合，哲学教育逐渐摆脱僵化模式的束缚，体系化哲学的追求也逐渐转向实践的哲学探究。反观当前哲学领域所聚焦的热点问题，可以看到，关注现实、着眼于学科整合、回归生活实践成为哲学研究和教育的大趋势。
一、哲学发展态势的反思
哲学界一向强调主体意识、体系意识，善于做足文本功夫，并以某种超越性的追求自许。但是，当代复杂的社会转型和精神震荡，又出现了从理论转向实践的全新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把研究视角投向与人类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全方位的，回应科技发展与社会剧变的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突然兴起，宗教情怀也成为时尚。尤其是全球化进程加速，诸如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话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问题，等等，进入了哲学研究的视野。哲学研究看似超然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之上，其实都是植根于某一种文化和某一个社会背景之中。今天，必须将立足点转向全球化的时代，全面地审视置于我们之前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固守某种精致的哲学体系。从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角度，已经能够看到哲学发展态势的巨大变化。
1.哲学研究从体系本位到实践本位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哲学被提到了学科建设的高度。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出发点，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程中重建它的理论体系。“体系意识”因而成为当时中国哲学界的“主导意识”。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1981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学位制度。哲学学科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自然辩证法、宗教学和东方哲学等二级学科。这些二级学科基本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以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为支撑的“一体两翼”的学科布局。哲学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反面教材，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辅翼，这是一个历史进步。这一时期，尽管哲学研究中政治斗争的痕迹依然存在，但是，哲学逐渐被作为一门学问来看待；加之哲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功能，哲学学科建设成为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高度重视学科建设的环境下，哲学学科的体系化追求更进一步。根据1997年修订的学科目录，哲学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8个二级学科。此次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合并为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史改名为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改为科学技术哲学后加(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不再只是哲学史学科，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没有史与论的严格界限。如此一来，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一种“三足鼎立”的关系；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二级学科则着重研究各主要哲学相关论域。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问题意识”开始凸显，并逐渐成为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现代化的反思，如对“元哲学问题”、“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发展问题”、“两大思潮问题”和“中西融合问题”等的关注，表明哲学研究开始从“体系本位”向“实践本位”转换。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多元文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标志，确定性的减少与不确定性的增加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由此所产生的设问方式的多样化与价值追求的多元化，使得传统的追求确定性的单一问题解答方式不再适用，代之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多元选择，确定性的追求转为多元开放的针对性解答的寻求，凸显了哲学问题的实用性与针对性。
一方面，学科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学科的体系化。哲学学科体系的逐渐形成与不断完善，诸多分支学科的出现以及专门哲学的产生，表明哲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在我国已逐渐成熟。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哲学学科体系化的追求推动了我国哲学学科的成长，使哲学逐渐摆脱了简单政治化工具的命运。可以说，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基本上完成了从一种宣传工具到一门学问的转变。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过于强调“体系”本身的大而全意识，实际形成的学科分割局面，对于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近年来，国内学界已对现行的哲学学科体系设置提出不少质疑，要求改变现有体系划分和研究模式的讨论也屡见不鲜。哲学界内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理论之间，正在打破学科体系分化所造成的各种藩篱，走向交叉与整合。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1)打破哲学各二级学科之间的界限，走向交叉与融通，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真正的学术应该以思想的方式关注时代、实践和现实，关切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必定懂得现实生活，并与现实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就哲学来源于生活而言，现实生活不仅为哲学各具体学科提供了共同的论域和研究主题，也是哲学生命力之所在。如果脱离了生活实践，哲学就会因窒息而枯竭。于是，体系化的哲学研究模式不仅严重影响到哲学研究的总体质量与水平，也影响了哲学学术成果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当前哲学研究中最主要的转换就是前所未有地要求实现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沟通。哲学家们的关注开始从对传统本体论、知识论的研究转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反思，并将目光和研究兴趣转向了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作为哲学的象征与核心的形而上学，不再是一门停留在专业化学院中的课程，而是更多地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生存实践，通过一种“内在翻转”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复归。与此相关，哲学各具体学科领域都在努力探讨与相应学科以及与生活实践的关联，应用伦理学以及应用美学的兴起，社会哲学的发展，逻辑学的交叉研究以及各种部门哲学的繁荣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哲学的定位和任务，也就从试图建立起一个各二级学科充分体系化的完整的理论哲学，转变为与现实生活世界紧密关联的实践的哲学。
(2)由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的体系哲学走向整合研究，是学科发展的要求
不可否认，现代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哲学的不断分化为前提和基础的，体现了思想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哲学问题研究的专门化则提升了人类“哲学精神”的总体性和自觉化程度。但在学科分化、体系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哲学内部以及各专门哲学之间的隔离，哲学各二级学科都固守在自己研究的疆域内，极力维护自身的独立性与重要性。由体系化追求产生的“学科本位”意识，造成了一些“二级学科”之间不仅划地自限，缺乏充分的学术交流，甚至由于沉溺于学科偏见而导致相互间的贬抑与攻诘；哲学家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结构、思想方法、问题意识乃至理论视野、致思取向等局限于某一“二级学科”的研究范式之中。这样一来，哲学研究的领域被完全二级学科化了，内容、方法和结论等都局限于自身的学科体系内，很难有所突破和超越。这既失去了哲学的整体性，也失去了应有的跨学科性。哲学竟成为一个从体系出发，再回到体系的“贯圈”，成为一个僵化的体系而失去其生命力。原本为促进哲学发展的体系建构，最终却阻碍哲学的进步，起到相反的效果。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哲学是有名无实的‘一级学科’，它的八个‘二级学科’是以邻为壑、互不往来的‘独立王国’。”①这正是当前我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学科割据的困境。因此，未来哲学研究的必然方向，就是突破哲学各二级学科的界限，在分化的基础上走向哲学各分支学科的交叉、整合与融通。
2.哲学教育从灌输式转向启发式
哲学在当代中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显学。20世纪50、60年代的学哲学运动，使哲学术语和概念成为全体中国人挂在嘴边的名词；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曾使人们更自觉地再次关注哲学的学习；进入90年代以后，哲学学科的学术化和专业化水准在世纪之交又有了长足进步。但专业性的哲学教育已成为门可罗雀的冷门，普及性的哲学教育则早就沦为一种形式和过场。这固然可部分地归因于转型期日益浮躁的社会风气，但也暴露出了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积重难返的诸多流弊。
在这些弊端中，哲学教育方法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又源于对哲学教育研究的忽视，这使哲学教育成为一种缺乏反思性的活动。哲学教师不能依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创造性地领悟当代哲学以及最佳的哲学教育方法，反而深陷于一些幻象之中，造成了一些重要的缺失。
(1)三种幻象和三种缺失
当代中国哲学教育方法的刻板性和独断性集中表现为三种幻象和三种缺失。它们分别是，真理化身的幻象、人生导师的幻象和知识大全的幻象等三种幻象，以及互动性的缺失、针对性的缺失和适应性的缺失等三种缺失。
真理化身的幻象，即哲学教师在哲学教育活动中仅将哲学简单地视为真理，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言人。在此幻象下，哲学教师的主要工作，是让学生无条件地接受被当成真理的哲学命题。
人生导师的幻象，即哲学教师自以为是掌握了人生智慧的人，试图通过哲学课为学生指点人生的迷津。在此幻象下，哲学表面上成了一种其教义一经掌握便可受益终生的人生指南，实则可能造成两大遗害。其一，使学生因为反感那些空洞无物、指手画脚式的说教，而对整个哲学教育丧失兴趣。其二，使一些人误以为哲学可成为达到个人目的的诡辩手段，从而败坏学生的人格和品质。
知识大全的幻象，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为无所不晓的万事通。将哲学简单地界定为对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用哲学解说和评判知识，或者视哲学为最高层次的知识，而不突出哲学的反思性，其实是对哲学形象和哲学功能的降解。
哲学教育者必须意识到哲学教育不是颁布自然法典，不是传播福音书，不是散发万灵药。哲学教育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是一种彰显智慧的活动，而智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知道什么可以言说，什么不可以言说。
以上三个幻象已引致各种缺失，其危害之巨必须彻底检讨，要之亦有三。
第一，主动性的缺失。意指学生缺乏主动思考和发问的积极性。教师上课照本宣科，学生除了洗耳恭听之外，已无主动思考和发问的必要，久而久之学生也习惯于被动性地接受了。即便有讨论课，但学生对讨论的方式和讨论的结论并不感兴趣，因为，讨论方式枯燥无味，讨论过程对学生的智力缺乏挑战性。
第二，针对性的缺失。意指哲学教育没有依据学生的现实需要开展教学活动。哲学教育将目标定位为大而全，结果却是大而不当、全而无用，毫无针对性。哲学教育所提供的抽象答案无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现实需要，哲学教育对学生所进行的刻板的哲学训练，使学生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仍然手足无措。
第三，适应性的缺失。意指哲学教育越来越难以适应处于社会转型期加速变迁的现时代，普及性哲学教育未能行使其应有的人文教育或博雅教育的功能，专业性哲学教育所培养出的学生又缺乏广泛的社会适应性。曾几何时，哲学教育从虚热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冷门。
(2)刻意教化还是着眼提高素质
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其目标定位的不当。概言之，就是刻意教化而非提高素质。为了走出哲学教育的困境，应当反思何以定位不当，从而走上改变之道。实际上，刻意追求教化，容易造成热衷灌输、流于说教、强求型范和被动接受的毛病，而哲学的真正大用却是提高素质涵养，为此，非反其道而用之不可。
其一，要启迪而非灌输。现行的哲学教育中，往往试图用抽象概念演绎的方法，直接把一套标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灌输给学生，而不是从学生喜闻乐见的感性认识出发，引导学生通过反思和探索，形成哲学洞见。如果说哲学是人类的客观精神财富或共同经验之上的智慧，那么哲学教育应该是使个体的理性自觉达到这一智慧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自觉的关键在于，使共同的精神智慧转换为个体所能够体验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哲学教育必须关切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和形式，通过启迪使受教育者自己去发现真知和真理。
其二，要理喻而非说教。由于热衷于灌输，哲学教育常常流于说教，而忽视了以理服人和以理吸引人。在现代社会，学生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自我选择意识，在课堂上把握着是否用心听课的自由。爱听的课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要么对学生有用，即能够带来可预见的功利，要么让学生觉得有趣，即让学生得到精神情感的满足或智力上的挑战。哲学显然没有直接显见的功利预期，要吸引学生就必须让他在学习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哲学教育如果还是端着教师爷的架子，不以理喻人，哲学课没人听、哲学没人学的局面就难以改观。
其三，要陶冶而非型范。在当代我国哲学教育惯于灌输和说教的背后，潜藏着一种教育目标，即将学生塑造为一群顺应社会，便于管理的人。这显然是计划体制的后遗症。靠型范的方法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型范的方法本身就是机械论思想的反映。哲学教育本是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形式，其目标应该立足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提高素质的根本途径是陶冶而非型范。
其四，要创造而非受动。如果说哲学是思维建构的产物，那么哲学教育的作用之一就是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如果哲学教育完全将学生置于受动的地位，就会抑制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哲学不是排斥主体或人的作用的教条，否则，不仅学生不再有创造的热情，老师也时常照本宣科，应付了事。当然，造成受动和创造阙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体系神话。哲学教科书自命为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自洽体系，结果不谙此道的普通教师和学生，只能望体系而兴叹，一个个在思想上成了完全的受动者。
以上种种，在多年的实践中已无法回避，终于引起了认真的改变。哲学教育从灌输式转向启发式，反映了关于哲学定位的一个重要变化。
二、哲学研究的热点聚焦
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所面临问题的多样与复杂，突破哲学各二级学科之间的界限，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当下学界的重要关注；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复杂纠缠的态势下，在世界性与民族性艰难调适的过程中，我国的哲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整合。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如何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鼎足而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对话与融通，并逐步接轨国际，以深化哲学研究的国际对话，正在成为国内哲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中国传统哲学或西方哲学研究，都积极关注三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与融通；而对话的基础与视阈、方法与路径等问题，也都备受关注。如，2003年9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2007年12月在深圳大学召开的“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都就如何打破三大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开展哲学对话，以创建当代形态的中国新哲学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这一对话与融通的尝试，实际所要解决的是在全球化发展与交往实践拓展的背景下，如何运用马、中、西哲学资源，在合作与对话的基础上，超越学科的界限，共同推动全球化与现代性问题、生态与环境问题、普遍价值或全球伦理等全球性问题的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它体现的是哲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与全球化应该如何结合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哲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已从“结合论”走向“创建论”，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当代形态。②其研究也已从宏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并重，研究视角越来越广，研究视野越来越宽。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研究外，也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上，迫切要求突破现行的学科分类的限制，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这一问题。因此，有论者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着力于整合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立足中国哲学传统、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通过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精神风韵，使之从实践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创造出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③
2.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
作为来自西方的一门学科，哲学学科始终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之间保持张力的问题，这在当前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与“西方哲学的本土化”研究上。
(1)“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研究
自“中国哲学”成为一门学科起，其合法性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学界；特别是在西方，传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是受到质疑的。近年来围绕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各种争论，以及“国学热”的兴起等，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新世纪以来的有关讨论，更引起了对“中国哲学”整体的再思考，并涉及“哲学”自身的一些本源性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为前提，并以“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它包括从中国传统学术意义上提出中国哲学是否合法，以及从西方哲学的意义上提出中国有无哲学这两方面的问题。④在更深层次上，反映的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关系的问题，即，与如何看待中与西、古与今以及中国哲学与当代生活世界之关系的问题相关。这种合法性的追问，特别凸现了问题意识在哲学思考中的优先性，更体现了中国哲学对自身定位及未来发展的反思。但是，重要的不是纠结于概念与名称，而是中国哲学该向何处去，如何保持生命力的问题。讨论的重点，也应由方法的可行性转变为对时代问题的关注，并对之进行哲学的反思。或许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是意义危机，它指向的不是传统思想文本及其解读，而是当代‘哲学家’群体的工作及其产品，以及它们与民族生命/文化在精神上的自觉联系。……它所关涉的，根本上是民族生命/意志/文化的自觉程度和实践力度的问题。”⑤
(2)西方哲学的本土化研究
虽然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已从翻译引介发展到以理论流派或哲学家思想的专门性研究为主，但贯穿其中的一个共同关注仍是：在中国如何研究西方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与此相关，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是按照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加以探讨，还是依照中国本土性思维进行研究，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反映在现实研究中，即，一方面是追求“原汁原味”的努力和尝试，如对关键词的梳理、西方哲学英文文本的引进和出版、以及对西方哲学语境的还原和追溯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式解读方式的默许和认可，如融合中国哲学传统去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引介和诠释西方哲学中自觉地融入东方视角，以及西方哲学的中国化研究。由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各自所开拓的研究方向，共同影响着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同时也是国内哲学领域一直所关注的。有观点指出，中国人的西方哲学和西方人研究的西方哲学相比，其特点在于：一是需要决定选择；二是翻译也是创造；三是叙述包含评论；四是比较赋予新意。⑥换言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研究，完全还原其本真性，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既要体现其本真性，也要有自身特色，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3.现实关注与应用研究的兴起
应用研究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与现实生活和现代科学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哲学学科，如伦理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基于现实进行跨学科的应用研究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1)伦理学的交叉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诸多重要的视角转换，而且还有效地论证和阐释了许多对现代伦理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价值和道德规范。特别是21世纪以来，除伦理学基本原理、中外伦理学思想史、现当代西方伦理学等基础研究以平稳态势发展外，作为新型的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伦理学更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伦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些新兴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更是成为伦理学学科新的生长点。不仅经济伦理、制度伦理、普世伦理、以德治国问题研究，与科技相关的各种伦理问题研究，包括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核伦理、网络伦理等，这些私人或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问题，都渐次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焦点，并引发了伦理学领域的诸多争议。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必定要更为积极地面对人类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注重对人类行为的伦理分析，寻求积极的解答。正是这种语境的变化，带来了研究方法的变革——实证技术和跨学科交叉逐渐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和知识创新源。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伦理学的核心关注都会停留在与各种实证性学科交叉渗透、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上面。
(2)逻辑学研究的应用拓展
总体上看，逻辑应用是近年来我国逻辑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即便是逻辑悖论、谬误理论、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等研究，最终也是要促进逻辑学的应用研究。可以说，新世纪以来逻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从理论扩展到应用领域。把逻辑的精神扩大到它的应用领域，这既表现为逻辑学领域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也体现在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方面。就交叉研究而言，逻辑学已广泛应用于哲学、语言学、经济学、管理与决策科学、人工智能、法律及刑侦、创新思维与思维训练、公关与交际、企业家思维训练与培养等诸多领域。逻辑学与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不仅进一步推动了经典逻辑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更促进了哲学逻辑、自然语言逻辑、人工智能逻辑、现代归纳逻辑等新兴逻辑分支学科的发展。逻辑学的认知转向，即认知逻辑研究，既是科技发展的要求，也是逻辑学对信息时代所做出的回应。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逻辑学要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进行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而认知研究是其中最有生命力、最能促进逻辑应用的方向。此外，逻辑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本土原创与开掘学科前沿并举等发展趋势，都拓宽了逻辑学研究中的现实视角。
(3)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关怀
在已有的研究传统中，科学技术哲学比较注重研究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科技创新、科技政策等应用性分支蓬勃发展起来。原本正统的“科学的哲学”发展成为一个广义模式下、广泛视域内的研究，并逐步演变为典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向现实拓展，研究主题也不断深化。除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外，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科学人类学研究、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科学伦理学研究等，愈益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技术哲学在技术本体论、技术与价值、技术与伦理、技术与社会、技术与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工程哲学对工程实践中哲学、伦理与社会问题等的研究，以及产业哲学的提出与兴起，所有这些都是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前沿中对现实的反思与追问。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门文理交叉的哲学二级学科，科学技术哲学是对整体的科学与技术及其各门分支学科所涉及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它关涉现实生活中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一切领域。可以说，哲学各二级学科，甚至人文社科领域的其他学科，都与科学技术哲学有所交叉，当前备受关注的科技伦理学、科技美学、科技社会学、科技法学、科技经济学等分支领域，都是学科交叉而形成的。
4.审美取向与超越情怀的提升
在全球化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现实关注的凸显，促进了美学研究的审美取向与宗教学研究中超越情怀的不断提升。
(1)美学研究的后现代走向
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学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的问题域逐渐由形而上的问题转向形而下的问题，由一元化问题转向多元化的问题，由抽象思辨问题转向生活世界问题，目前更是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视野下新的视角转换。因为，后现代主义虽以其对现实的解构性著称，但也有很明显的人生关怀色彩；它不仅倡导创造性，鼓励多元思维风格，还主张走向生活，建立关于生活世界的生命哲学。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传统的单一审美模式代之以对现实的丰富性诉求；美学研究的理念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研究方式，日常生活成为美学研究的重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焦点，也因此从传统的经典艺术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流行艺术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审美与人生关系问题的人文思考也渐次升温。由此，在具体艺术领域，传统美学中美丑互斥、雅俗对立的状况被打破，转为倡导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和解释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审美文化、审美经济、审美教育、文艺美学、身体美学、生态美学等跨学科研究成为美学关注的焦点。换言之，美学不仅要走出书斋，打破禁区，而且要走向生活，走向实践，走向人类精神所能企及的一切时空领域，进而展开多方位、多层次的跨学科研究。⑦
(2)宗教学的超越性追求
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背景下颇具敏感性和复杂性的学科，近年来，宗教学的研究群体不断扩大、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选题角度不断出新、现实关切不断升温，对其他一些学科的渗透与影响也日益深化。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介入，使宗教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得到相当拓展。总体来看，国内宗教学界的重要关注，一方面体现为问题意识指引下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体现为宗教文化的个性化发展与融合。如“儒教是教非教”的问题，以及“宗教问对话”的问题，都是事关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问题。具体而言，宗教学的研究对象源自于俗世生活，需要关照现实；但它同时又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性思考，需要有高于现实的胸怀和眼光。“这种超越情怀起码应超越世俗的利害考量，但又要对俗世有某种承担精神。这种承担精神，在学术上就应体现为某种问题意识。”⑧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关注现实生活、回到问题本身成为宗教学研究的导向。由此，宗教学研究除持续关注宗教理论和文化的多元化外，对宗教现象的实证性研究也日益加强，从而走向对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对人的生命本身的关怀。
三、对哲学演进的期望
未来哲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端倪，总的来看，可以期待今后的哲学研究将逐渐从体系化的追求走向实践研究，相应地，学科整合和结合实际解读文本的趋势将更为加强。
1.随着由“学科本位”转向“实践本位”，在学科划分上将由分化趋向整合
近年来，多元文化的重叠交织增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不仅要求哲学研究摆脱单纯学科体系的束缚，更促使其在问题意识的指引下实现哲学的发展与创新。由此，从体系出发的“学科本位”研究模式逐渐转换为基于现实的“实践本位”的研究模式，哲学回归生活成为新时期哲学研究的最大特点。
伴随着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强，哲学学科也不断由分化走向整合。一方面，哲学研究已经开始突破原有的学科分类布局，不仅马哲、中哲、西哲三大思想谱系之间的壁垒逐渐突破，哲学各二级学科以及其它专门化哲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也日益模糊。另一方面，哲学领域各学科之间、哲学学科与其他领域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交流日益密切，并形成了新兴交叉学科，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生态哲学、管理哲学、艺术哲学等，并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这种由孤立走向对话、由单一走向融通、由分化走向整合的学科发展态势，既是对哲学“思”的回归，更是哲学整体性的体现。特别是面对全球范围内多重矛盾交织并存、错综复杂的状况，从单一学科角度、运用单一学科资源已经无法解决这些综合性问题，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当也必须实现一个研究模式的转换，建立一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跨学科、自觉沟通和配置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综合研究模式。”⑨哲学研究由分化走向整合，将成为哲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2.研究方式上，文本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兴起文本考据，中国哲学研究强化元典意识，西方哲学研究重视词源学梳理，都是文本研究重要性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文本研究甚至衍化为一个特殊领域。但与此同时，近年来对哲学回归生活、着眼现实的呼吁，又大大冲击传统的文本研究方式，深刻震撼了极力回避现实问题以保持“学术性”的研究倾向。当然，经典文本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有关当代社会发展的现成理论，然而不可否认，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深藏于经典的文本之中。由此来看，文本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如何有效地进行这一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现实的实践问题。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研究旨趣、不同的研究特点和方式。真正作为基本理论研究的文本研究，必然离不开对现实的关照。⑩事实上，文本研究(包括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既无法回避文本所在的历史语境，也不能脱离文本解读的现实语境，它绝不可能是为文本而文本的纯粹理论研究。文本研究只有与时代变化结合起来，关注现实，注重实践，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因此，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路径。
注释：
①赵敦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面向世界的一般哲学》，《中国哲学鉴(2006)》，北京：哲学研究杂志社，2006年，第15—21页。
②孙伟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从“结合论”走向“创建论”》，《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
③孙伟平、张羽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与进路》，《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④潘卫红：《金岳霖问题与冯友兰问题——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的探讨》，《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
⑤陈明：《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是意义危机》，《读书时报》2006年6月2日。
⑥赵敦华：《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南方日报》2008年6月5日，A13版。
⑦邢煦寰：《美学需要走向行动》，《中国文化报·理论评论》，2008年2月23日。
⑧何光沪：《从中国宗教学史看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⑨崔唯航：《问题意识、体系精神与学科特性》，《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
⑩丰子义：《如何看待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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