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族的民族学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族论文,民族学论文,启示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外华族的形成历史及经济上获得的成功，成了历史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与之相关的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却相对沉寂。海外华族的祖籍国——中国是一个人文荟萃且有悠久人文研究传统的文化大国，理应对其浪迹天涯海角的民族同胞有更多的了解，提供一种独特的研究视野，即借助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观点探讨海外华族问题，为民族学的“一般”贡献独特的“个别”，丰富民族学的研究内涵。
一、当代民族问题的国际背景
如果我们仅仅把民族问题限制在20世纪近百年的历程中加以讨论，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人类社会的许多重大事变都与民族问题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从本世纪的历程及目前国际形势来看，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问题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一、某国内的各民族之间的族群问题；二、以国家为民族单元的国际问题；三、以人种为单元的国际民族或跨界民族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交互穿插影响的。最上位的概念是以人种为单元的民族问题；第二位的概念是以国家为单元的民族问题；第三位的概念是一国内以族群（包括主流民族和少数民族）为单元的民族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本世纪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民族问题仿佛只是亚、非、拉以国家为单元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而在国家（或国家联邦、联盟）内的族群冲突并没有构成国际关注的重点。只是到了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问题才爆发出来，撕裂了一些国家，酿成了激烈的区域震荡。
要按现在观察民族问题的眼光来看，冷战结束前的许多问题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只是苏联人中的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并以民族委员的身份活跃在苏联这个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并掌握着俄罗斯人占绝对多数的共产党和红军，维护着这个多民族庞大的国家的统一并成功地击败了希特勒德国。另一个相同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联邦的总统铁托。他本人是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克罗地亚人，可是他也成功地领导了一支由南斯拉夫的主要民族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军队，并靠这支军队坚持抗击德国法西斯以及在二战后的岁月里抵制苏联。现在西方学者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要想把当今中欧敌对的种族集团捏合在一起，就必须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无情的铁腕革命领袖。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斯大林就是这样的领袖，……铁托也同样厉害”。（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仍可再提一个可能性的解释：统一体所造成的规模经济增长，以及规模经济成效对统一体的维系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美、英两国却无大损坏。由于孤立主义的传统及孤立于欧洲战场的地理位置，它们反倒在战后增强了经济竞争的相对实力。可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在战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调整，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获得较快发展，逐步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从1950年到1984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9.9倍和14倍， 其国民收入由1950年只有美国的31%，工业产值不到30%，到1982年时分别上升为美国的67%和80%。在石油、钢材、水泥、化肥、棉布等产量上，已超过美国。而在航天科学领域及科学家、工程师的数量上都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从整体经济实力讲，苏联经济在解体前仅次于居世界首位的美国。
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采用了一系列不同于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对策。从1957年到1978年，其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9%，这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或经互会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都是相当高的。
因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都好于它们的历史上其它时期而且不逊于最好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优越性也可构成苏联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维护其多民族统一性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其权威人物去逝之后与政治体制一起仍然维系着苏、南多民族的统一。
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毕竟在90年代初迅速解体了。这又当作何解释？
一位美国总统的经济战略专家指出：“在很多方面，共产主义的退却与770年前成吉思汗突然放弃征服欧洲一样令人费解。很显然，50 年代认为苏联是经济超级大国的看法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尚可信，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的经济并非那么糟糕。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中央情报局情报指导处估计，苏联1975至1985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1%，略低于同期美国2.9%的增长率，经济状况没有糟到非实行激进改革不可的地步。80年代中期苏联则更有起色。1983年增长率为 3.3%。1986年表现更佳，年增长达4.1%，丝毫没有经济崩溃的迹象。 相反倒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在这段时间里成了美国政治日程表上的头等重要议题。今天充分暴露的种种经济问题都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出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戈氏在苏联国内如此不得人心。”
“苏联无力提供民用消费品本身也许就决定了共产主义体制长久不了；但是，如果理性的意志尚存，共产主义还是可以延续相当长时间的。正像当年成吉思汗，在快要征服欧洲的时候，忽然决定回撤，结果，悄然灭迹于中亚。共产主义的顿然消失在很多方面也是同样神秘不可理解的。”（注：（美）莱斯特·瑟罗，《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第2—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其实，这位美国学者所说的共产主义在中东欧的崩溃及历史上蒙古远征军回撤的神秘也可在民族问题及经济问题上得到相当程度的解释。
13世纪，在元世宗窝阔台（此时成吉思汗已死）的指挥下其部下对欧洲进行了征讨。不过，蒙古部落的军队仍然沿袭其奴隶主以屠杀异族、掳掠城池为光荣的传统。他们的文化和经济心态使他们既不准备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也不想在欧洲推行取代封建的其它形式的经济制度。所以，在一个偶然因素——蒙军可乘胜横扫西欧时窝阔台死了，军队上层的实力派之间把重心转向汗位争斗——使得蒙军无心再向西征讨。蒙军回撤之后并不是悄然灭迹于中亚，而是运用中原文化改造了游牧民族固有的文化与经济传统，南下中原建立了一个承认异族生存权利和封建农耕经济的统一帝国，使之存续了近一百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机部分。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形成、发展与解体，也有着可资经济与民族问题思考的因素。准上述西方学者之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权威政治人物是维系苏、南民族统一的原因。也可以说苏、南社会在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期规模经济的有效性有助于维系多民族的统一体。可是这三方面的因素能否持久地在维护多民族的统一性方面发挥作用，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苏、南解体前的历史来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权威性的政治人物以及有效的规模经济这三者的和谐作用，确实抑制住了可能爆发的民族冲突，维系住了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体。
但是在上述三种因素失衡的情况下，苏南内部被抑制的民族问题终于爆发了。这些被抑制的问题是：苏联内部的大俄罗斯主义泛滥与地方民族主义离心势力的增长。斯大林本人虽然是少数民族，可是他掌握了俄罗斯人居多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故有意识地宣扬俄罗斯族是“加入苏联民族中的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的领导力量”，是“第一个民族”等。由于马克思和列宁都反对民族主义，斯大林便在“爱国主义”这个口号下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对苏联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实行限制打击的政策，例如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等民族以“通敌”罪而将整个民族流放；惩罚性的流放政策还被广泛运用于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芬兰人。这种流放政策已深深地埋下了民族复仇和分离的种子。
南斯拉夫本来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两次分解。期间还搀杂着各民族间的互相仇杀。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法西斯的支持下，克罗地亚人在其控制的集中营中大约屠杀了70余万塞尔维亚人。同时德国人唆使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人也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二战后，在铁托的控制下，塞尔维亚人的大民族主义势头被抑制下去。但是，由于没有确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思路，克罗地亚民族分离主义日趋严重。特别是1974年的宪法规定了“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而在实际执行中是“压大纵小”，塞尔维亚族的权利被削弱以加强其它少数民族的权利。这样，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分配不均必然导致更大的冲突并加速分离。
苏、南两国的民族矛盾终于在上述三种制约因素制衡被打破后完全暴露，而且分离问题演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苏联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变出了15个国家。不仅是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三个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暂存在过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恢复了独立，而且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白俄罗斯也宣布独立。受到这些民族独立思潮的影响。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印古什人也都要求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车臣分裂分子与俄罗斯开战数年，至今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巴什基尔也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既不加入俄罗斯，也不加入独联体。俄境内的许多民族自治州正在向谋求主权化与独立化方面发展。
南斯拉夫联邦几乎也是在一夜之间分离成了5 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及（塞黑）南斯拉夫联盟。受到原南联邦内族群独立成国家的鼓励，已经分解后的国家内的族群又开始谋求新的分解和独立。南联盟内的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于1992年5月24日举行公民投票， 选出了自己的议会和总统。塞尔维亚境内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匈牙利人也要宣布独立；马其顿、黑山的阿尔巴尼亚人也在谋求再度分离……
从前苏联、前南联邦的解体来看，整个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政治的制衡以及国家单元的规模经济，各国、各地区的民族问题只是被暂时抑制住了。但是，随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化解，政治制衡的失落，以及形成了国家单元之上的区域性合作规模经济，民族问题不可能再以旧有的方式抑制，它必然要尖锐地表现出来。而怎样理解和解决民族问题却是对国家政治和人类社会的新考验。人们常说，冷战结束前世界被国际主义思潮所控制，那么，冷战后，世界会不会被民族主义思潮所冲击呢？
二、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历史与机遇
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个建立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上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以及一定意义上的前苏联。可是这些帝国最终都土崩瓦解了，而造成这些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帝国内部的民族冲突。
相比之下，中国在近代以前也是建立在一个多民族统一体之上的帝国。尽管它的实际疆域不如其他帝国那么大，军事、经济实力也不及它们鼎盛时期那么强，但它在保持这个多民族和谐共存局面及其维系此统一体的历史跨度方面都是其它帝国所不能比拟的，虽则在这个过程中有过短暂的民族分裂。这个事实表明，在当今这个民族主义思嘲泛滥、族群分裂趋向严重的世界上，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民族精神是有其独特价值和贡献的。这也应该是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奉献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一个独特方面。
由于各种历史的、学术的原因，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其在现代国际背景下被期待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不足为学术病，也不当为学者讳。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学研究需要反思，需要探索。
可是，我们现在民族学所述之源头大体只限于本世纪初由西方引入中国的马林诺斯基的功能学派和芝加哥的社会学派。对这些学派引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局限，费孝通评论说：“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对象限于少数民族自有它的缺点。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甚至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民族学这个学科也同样受到局限。从严格理论上来说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只能是民族学范围内的一个部分，而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费先生的清醒认识及他个人在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自然也激发了不少学者对中国过去的民族学研究进行反思和检讨。这对该学科在新的社会背景、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格局中的更新、发展自可谓是一桩幸事。
针对同一问题，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另一前辈学者林耀华先生也表述了相同的看法：“我完全同意费教授说的民族学在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做出了成绩，却被误解为只研究少数民族，而对汉族的研究没有受到重视。”（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香港中文大学的乔健先生也评论说：“提起民族学这个名称，很容易叫人联想到少数民族。所以，中国的民族学家，也就是狭义的人类学家，主要在做少数民族的调查，或是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有了这些基本的共识，我们再来反思中国民族学研究中的局限性就能更少地受研究者本人意气和情绪的干扰，更多地分析造成这种局限的历史原因，更好地为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学研究进行理论探讨。
造成中国民族学研究局限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历史原因，学者们大都同意是下述两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民族主要是汉族，也有两个朝代是蒙古族（元朝）及满族（清朝），在某种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也可指西晋灭亡后的十六国的北方民族、北朝政权、唐后五代的北方民族及十国的南方个别民族，北宋时北方辽国的民族、西夏的民族及宋人南渡后的金国的民族，有关他们的历史研究资料较多，而有关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研究资料较少，有些流动性较大、地域偏远、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资料，所以外界对于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这种历史形成的状况与我们建国时提出的中国的统一、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与共同繁荣目标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国家当时的民族研究工作要为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服务：摸清各少数民族的情况，进行民族识别，抢救濒危文化，宣传普及民族学的常识，培训少数民族干部，为政府提供制订民族政策的依据。当时的民族学研究指向就是少数民族，而且这个研究传统一直保持到现代。
二、中国老一辈的学者所具有的学术背景大都与马林诺斯基的功能学派有关。他们的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大都受到功能学派很大影响，其旨趣在于研究偏远的土著民族社区的情况，其手段多见于实地调查方法。这样，在中国民族学的圈内外都有一种明显的趋向：民族学以研究异族的历史文化形态（在很多情况下是指研究者认为的较落后的文化形态）和转型文化为己任。
由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背景，便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少数民族的研究上。“在中国民族学的一些著作中，只讲少数民族，不谈汉族。11亿人口，汉族占10亿，少数民族约占1亿。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研究的对象只限在少数民族， 尽管是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但也不可以忽视中国的民族学仍受到外国民族学的影响，即他们一直把民族学看作是研究落后的少数民族的一种学科。”（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18—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这一段话大体可看成中国民族学同仁对过去几十年该领域研究状况不足方面的反思。它较客观地表述了造成我国民族学研究局限的两个原因。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我国民族学研究过去长期局限于国内少数民族可能还应追溯到国际政治的大环境。
因为二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之前，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国际政治主要表现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其间也包括出现了南斯拉夫和中国对苏联、东欧集团所表现的自主平等精神以及因之而引起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西方与苏联集团的双重压力），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关注是在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对国外的民族学研究，包括以国家为单元的民族问题及以族群为单元的民族问题研究并不受到鼓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问题，美国人认为它是个种族歧视与争取族群平等的民权问题，中国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观点则认为其是一个阶级压迫和革命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民族问题被激烈对抗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抑制或掩盖住了。一方面是中国与外国民族学研究的交流渠道受到阻塞，另一方面是国际上的民族问题退居两大敌对意识形态冲突之后的第二位，所以，中国国内的民族学研究也只能主要针对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这种情况也是国际政治环境使然。
但是，现在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内外环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值得我们进行认真地反思，它们也可能会成为我们民族学研究新的参照系。
首先，我们的民族学研究在民族调查、民族识别、民族文化挖掘及保存、民族地区经济改善的基础上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研究薄弱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善；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国家发展战略向中西部的转移，中国的少数民族将肯定会面临一些新的发展问题，例如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与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民族地区的资源配置与开发问题，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倾斜问题，等等，这些新的问题都不是仅靠过去的少数民族研究经验所能解决的。因而有必要扩大过去研究的参照系，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研究结合起来，将研究国际背景下各族群如海外华族、国际犹太族的研究与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的民族学研究也能在这些方面努力，相信是能开出许多新的生面。
其次，我们的改革开放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国际学术环境，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新流派、新成果不断地被引入我们民族学的研究领域。随着学术交流的多元化与经常化，年轻一代的中国民族学研究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既能继承我们老一辈民族学研究者的优良传统，又能积极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的新知识、新思路、新手段，已成为我国现阶段民族学研究的生力军。
再次，在本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上的民族问题往往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垒相交叉，大部分的研究旨趣限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欧洲传统上激烈冲突的民族问题为意识形态问题所掩，亚洲、非洲民族问题为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政治斗争所掩，美国国内的族群矛盾为规模经济的成果所掩，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民族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地表现出来。中国民族学研究乃至国际的民族学研究并无多少理论价值较高的成果，以致现在各种类型的民族问题出现时，人们显得无所适从。在冷战结束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合国新接纳的民族国家就有20多个，不少国家内的族群还在朝着独立政治实体并最终进入联合国的方向而努力。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与恐怖活动。
世界地理学界的权威索尔·科同认为，“在今后的15—30年间，世界上的国家还将会增加，总数可能会超过300个国家（联合国在1995 年初还只有185国）。”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导火线当然是民族问题。 伦敦防务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克拉克也预测：“种族冲突最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政治问题。”（注：转引自傅骊元著《东亚经济与中国》，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上至少还有3000多个族群表示不愿生活在他们现在生活的国度里，他们都想成立新的国家；而他们现在所生活的国家又要保持国家的完整。这种尖锐的冲突与族群对抗，民族学研究总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吧？而且通过最近国际社会对科索沃阿族独立问题的否定态度，表明民族分裂既不是解决族群冲突的现实方案，更不是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根本依据。通过东西方一些主要多民族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保持统一体国家内的高度民族自治才是明智和可行的。
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还有一个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相比的民族条件，即我们有广大的海外华族。这些海外华族与大陆的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性。在东南亚的海外华族主要帮助我们引进资金、管理，并协助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经济的网络。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外资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财团。（注：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中国的外国投资资金中有80%是来自海外华人。参见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辑》，1997年，第5期，第56页。）而美国、加拿大、澳洲、 西欧的华人族群中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学家。他们中有五位诺贝尔奖得主。由于广大海外华族科技精英的示范作用以及他们在中国制订科技、教育政策方面的经常性的高层咨询活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进步和面向世界的现代化教育令世人赞叹。
李光耀曾对到新加坡访问的邓小平说：“新加坡的华人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文盲和家无恒产的农民的后裔。学者、官员和有文化的人都留在中国。因此，新加坡已经做到的任何事情，中国不可能做不到，而且应做得更好。”（注：参见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辑》，1997年，第2期，第15页。） 海外华族在海外诸多不利的环境中所取得的成功不仅对我们反思中华民族复兴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我们换一个角度研究各族群之间的和谐发展也很有借鉴意义。
通过分析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表明，中国传统的民族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有了很好的基础和各种新的内外条件，下一步的工作该是把握机遇，使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方面开展。
三、中华文化对民族问题的启示
中华民族在近200 年来的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活动中至少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两样独特的礼品：东南亚的华族经济和北美、西欧华人科技精英群体。他们飘零海外，在异乡社会环境中胼手胝足，功业卓然有成，自有其可资民族学特别研究的意义。
现在居住海外的3000多万华人，不包括港、台、澳的中华民族成员，90%以上都已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政治上认同所在国，成为所在国的公民。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港、台、澳的中华民族成员中有些人具有双重国籍，在公民数量统计和政治解释上不同于内地，故在讨论民族的政治认同时宜将他们单列开来。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海外成员能大批量地成功地生存于海外，而且还能为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这与中国人的民族思想无疑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四个称谓可以用来指称作为国家单元的中华民族，即华夏族、秦人、汉人、唐人。华夏族是中华民族形成建构期的称谓，秦人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确认期的称谓，汉人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期的称谓，唐人是国际交流认同期的称谓。通过这四个时期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已经成熟，遂成为尔后中外交流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的海外移民能和平宁静地到海外落地生根，中国政府（主要指1949年以后）能比较妥善地处理好其与他国在海外华族问题上的关系，并力促其海外成员政治上归化于居住国，大都得益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民族的这种思想。
先秦之所以有华夏族，并非专指中原某一单种民族，而是指包容了我们现在所知的羌、夷、戎、狄、蛮等族群，而又为中原文化所凝聚的民族统一体。这个中原文化之所以有凝聚力估计也是因为它在长期的交流中融入了其它族群的文化，由此而形成的统一即是中国。孔颖达解释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五经正义·尚书孔氏传》）华夏即指居主流的文化（包括礼仪、服饰之类），只要认同这个文化的人都叫华夏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地区及其它族群杂居区内实行了高度强制的统一政策，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与斯大林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说法有相通之妙。所以，按这些标准，秦人即可确定为一个国家单元的民族。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陈胜、吴广的起义，秦二世而亡，而汉初行黄老之道，与民休息，有了“文景之治”。不少人以为秦汉实行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一是霸道，一是王道。其实，秦汉在政治体制上是有相当多的共性的，他们都强调“大一统”。“以一统为大”就是要保持住多民族统一的政治格局。关于民族问题，汉武帝甚至在文化认同方面走得更远，因而也更极端，这就是“定儒家为一尊”。
汉朝的思想家认为，民族的差别主要是文化道德上的差别。“所谓夷夏之辨，照公羊家所说的，‘夷狄’和中国的分别不在于种族不同，而在于没有文化，特别是没有道德。”（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册，第15页。） 这里所指的文化道德当然是指的儒家思想为标准的文化道德，而不是说其它族群没有文化道德。汉朝在政治上继承、巩固秦朝奠定的多民族统一体制，在文化上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儒代法）以统一社会转型期的各个民族：它的思想家们坚信，虽是原来的华夏诸族，如背弃儒家文化，即会变成文化道德上的夷狄；而原来是夷狄的诸侯如接受儒家思想即可成为文化道德上的中国。这即是“礼变夷夏”。
用文化道德的力量来维护多民族的统一体，这是汉代思想家对民族政策的一大贡献，其核心思想便是“兼容并包”，“遐迩一体”。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说要绝对排斥少数民族文化或异化其民族传统，而是以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础，吸取相互间的精华而弃其糟粕。可惜的是，汉朝的历代统治者很少能真正理解并贯彻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而另一方面，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封闭而不兼容的文化传统又会成为导致一民族灭迹的根本原因之一。所谓，“遐迩一体”表示在新的文化道德的基础上各民族不分亲疏，一律平等，一国之福即各民族之福，反之亦然。汉朝的统治者就是根据这种兼容平等的精神，“把一个个不同的种族、部族、部落融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册，第15页。） 因为汉族不是指其形成前的某单一民族概念，而是指诸民族在认同汉文化基础上的一个共同体，因此，汉族是一个国家单元的民族概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与其它少数民族的对应者。所以，汉族最初的意义即指中华民族。它的重要启示在于，以兼容与平等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是中国人民族观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也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国（族）人即‘夷狄’的区别，其意义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三册，第47—48页。）
表现在中国文化中的民族观并不是要取消国家单元的民族观或忽视一国内族群差异的民族观，而是说文化认同的民族观对国家民族或族群的发展、进步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更大的推动力。这种思想将文化视为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既可吸收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又能在综合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活力的新的统一文化，以推动民族的进步。
中国人在唐朝时所知的天下要比历史上其它时代广阔得多，接触的文化类型也更多，要处理的民族问题也更多、更复杂。可是，本着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认同至上的原则，中国人在处理不同地域的民族问题时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文化涵养，促成中国保持了历史上最大疆域的完整和民族交流最多层面的和谐。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六朝400 年的民族分裂和动乱之后，到了唐朝始恢复了统一和民族和谐，而且还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一点似乎也可在中国人的民族观念上作一点发挥。
汉朝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政策，重在强调儒家一元化的文化观念和中央集权的绝对性。这样就容易助长其它民族在文化上的离心或异化，例如为保持自己的文化某些民族不得不迁徒异地或转向自发的宗教；而中央集权的绝对性又使其它民族难有政治上的发展余地，其结果是中央内部的门阀形成和外部民族的政治冲击。汉、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僵化和政治封闭的恶性发展中崩溃的。从此也可以看出，六朝政治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族问题。
唐朝在民族的文化认同方面和民族政策方面是极为宽容的，客观上西来的佛学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唐人在理解民族文化认同时是比较兼容的；这种比较性的差别在人们从文学或历史作品中读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入藏时的不同心情中可以体会出来。唐朝不仅在主流文化中融入了佛教，而且对其他民族的人（相对汉人）也能平等待之。唐境内不仅有外族商人聚居的蕃坊（类似现在外国的唐人街）而且还能提拔异族人居高官、占显位。安史之乱的几个头子全是外族人，按汉代的观念他们是胡人，可是唐朝仍旧把他们算成唐人。这就是一种大文化的看法。他们的叛乱是犯上作乱的“乱”，而不是“五胡乱华”的“乱”。这种区别说明，唐人所揭示的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比汉人所揭示的民族观念更具文化认同性。我想这或许是人们更喜欢把现代外国的中国人聚居区称为“唐人街”而不是“华人街”或“汉人街”的主要原因。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而唐人的文化认同又是建立在融汇异族文化之上的，因此，用“唐人街”称谓海外华族聚居区（China town）是比较妥贴的。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曾说，大马华人不易被同化。“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华人是一个不易被同化的族群。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唐人街’，我们没有什么‘法人街’、‘德人街’等——他们到美国去就变成美国人，说美国语，接受美国的风俗习惯。但华人并不这样。”（注：参见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辑》，1997年，第3期，第3页。）或许可以这样说，即便华人能入乡随俗，落地生根，华人（华族）也还会在文化融汇中保留他们自认为有价值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天人合一”；他们喜欢从天即世界的观点看人，而不注重人与人的区别，也就是说国家民族、族群、或少数民族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从“天”的观点视之，万族皆“一”也。这种重文化认同而轻民族个体的观念有其显而易见的价值：1、 文化认同表明各国家单元的民族皆可借相互间的文化交流而达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文明，而不是相互排斥造成“文明冲突”（如亨廷顿所言）。各民族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信息文明），这就是一条人类共同走向统一文明之路。2、 民族性在文化认同的同时并不排斥公民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即各民族、多数或少数族群除了是族群分子之外还是一国的公民，还要尽国家民族一分子之职责，还必须遵守其法律制度，参与其经济行动。3、 在统一的国家民族概念之下（除少数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韩国之外），承认各少数民族特殊性，并促其特殊性向国家民族的共同性方面转化。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政策、改土归流及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都是中国人民族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不承认民族的特殊性，就不能真正做到民族平等，也就失去了多民族统一的基础；不承认多民族统一体，不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优秀的异族文化，势必导致本民族（族群）的封闭、落后及最终被历史淘汰。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就是这样按物种进化的规律被淘汰出局的。
上述三方面在海外华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有所体现。他们在海外曾是异域积贫积弱的少数民族，可是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下，他们融汇中外文化，在那样的环境下生存并发展起来，政治上最终为所在国接纳为公民，经济上把国家利益、族群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民族的文化纽带联接起了华族所在国与其祖籍国——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参与并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学研究有启迪意义，而且，表现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民族观念也可资目前这个民族危机四伏的世界认真参考。以其它国家或民族罕有的文化资源和海外华族艰苦卓绝的经历作基础，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不仅能在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可以在国际民族问题上取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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