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尺度的历史视角看货币国际化的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视角论文,看货论文,机遇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国货币国际化成功的判别
学界对国际货币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意见，但从主流观点来看，国际货币或货币国际化有如下三方面特征。
1.在全球范围内充当记账单位，被用于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价，并被官方部门用于确定汇率平价，即被当作汇率钉住的“驻锚”。
2.在全球范围内充当支付手段，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和资本交易中被私人用于直接的货币交换以及两种其他货币之间间接交换的媒介货币，也被官方部门用于外汇市场干预和平衡国际收支的工具。
3.在全球范围内充当贮藏手段，国际货币被私人部门选择金融资产时运用，如表示非居民持有的债券、存款、贷款价值，官方部门拥有国际货币和以它计价的金融资产作为储备资产。
我们必须注意到，国际货币本身正如货币国际化进程一样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货币在国际化初期因其特性在某一职能方面表现突出，所以该职能的发挥首先扩大至原流通版图之外；在国际化的鼎盛时期，货币一般都会承担较多甚至全部的货币职能；随着实力的衰落，履行较多职能的国际货币又会失去一些职能而成为履行部分货币职能的国际货币，最终还有可能退出世界货币的舞台，失去国际货币的角色。可见，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货币所执行的职能范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涉及到货币国际化过程中货币竞争力的转化规律。
上述是货币国际化的静态以及动态内涵，一般认为只要满足以上的定义，货币国际化即可认为成功或是部分成功。以此角度反观日元的国际化过程，部分学者认为日元国际化还是成功的，因其毕竟成为SDR成分中的四大货币之一。然而本文认为，货币国际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国际货币有多种，但并不都代表其达到了成功的货币国际化。所谓的“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如果有这样的概念的话）应指一国货币通过国际化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为一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应将风险降到最小。美元的国际化即是通过“双挂钩”制度将风险降到最低，通过金融领域的货币国际化为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二、货币价值效应和网络效应二维视角下的模型分析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货币国际化机制进行了经典的分析。Krugman，P.（1980）研究了本外币间的交易成本，得出结论：随着交易量的增加，交易的平均成本递减，当某货币有最低交易成本时，其拥有最大交易量，从而成为媒介货币；并且，处于媒介中心地位的货币还受到惯性的支撑，若某种货币在世界经济支付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其发行国的国际商业地位已下降，该货币依然可能发挥作用。巴曙松（2011）认为，网络效应决定了一个国家选择钉住或者退出这个锚货币。网络效应一旦形成，改变的成本将是很高昂的，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均衡”或“锁定效应”。如果绝大部分国家钉住某一国际货币，除非存在大的危机或者不可预测性的冲击事件，即便其他货币和汇率制度更能促进社会福利，网络外部性所产生的锁定效应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一现象可归因于“世界货币当局”的缺位不能通过政府干预使货币均衡从“投机均衡”转移到“基础均衡”。许多学者对于后起的国际货币不看好。Edgar L.Feige，Vedran 
，Michael Faulend & Velimir 
（2002）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非官方的美元化进行了分析，认为拉丁美洲的美元化源于其自身的恶性通货膨胀，私人部门通过将当地货币转换为美元来抵御通胀带来的贬值损失。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元在当地使用，美元的网络外部性越来越强，更好地抵消了货币转换的成本。另一方面，美元在当地的网络效应反过来巩固了其在当地的地位。在其较为稳定的情况下，转换成本使得当地的私人部门不愿意再转换回原货币。美元化就这样在拉美获得了成功。他们进而通过模型说明一国货币在另一国网络效应的建立往往源起于另一国的货币危机，并且在网络效应建立之后，另一国原货币的逆替代是十分困难的。按照这个结论，拉美的美元化是不可逆的。在Edgar L.Feige & James Dean（2002）的另一篇文章中，将美元化的思路推广到“欧元化”，指出中东欧国家中那些非欧元区国家在将来也将受到不可逆的欧元化影响。Kiminori Matsuyama，Nobuhiro Kiyotaki & Akihilco Matsui（1991）运用货币搜寻模型（searching model）对创造媒介货币的机制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一个两币种（本币与外币）的世界中，三种均衡将可能呈现：（1）地方性货币，此情形下无国际交易发生，本币在本国被使用，外币在外国被使用；（2）单一媒介货币，此情形下，一货币成为地区性货币，另一货币则在发行国和他国都被使用；（3）双重媒介货币，两种货币在本国和外国都同时被使用。他们在均衡选择的理论分析中运用进化博弈论方法，发现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庞大（从而另一国的居民与该国居民的相遇频率越高，越有可能进行交易），其货币越可能成为媒介货币；两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其货币在市场上共存的可能性越大：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决定何种货币在国际经济交易中被选定为中心媒介的关键变量。H.Rey（2001）通过将货币交换的交易成本引入三国模型，得出了一般均衡解，在比较贸易关系的实力和交易成本大小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多重均衡如何发生在媒介货币选择上。假定效用函数是科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形式，Rey发现媒介货币的选择结果由各国居民的商品偏好决定，而非由其相对规模决定。一国商品的需求量越大，出口额越高，则国际社会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就越大，其外汇市场的流动性越大，对应的交易成本越小。拥有最大开放程度的国家的货币以及与其他货币的交换成本最低的国家的货币将成为媒介货币。庞晓波和黄卫挺（2008b）在门格尔货币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指出货币应该具备两种特征：低内在属性成本和高网络效应。该文进而基于经济中个体的适应性行为分析，对成本属性如何影响网络效应的演化过程进行了阐述，证明了货币起源的内生性特征，并且说明了新古典货币搜寻模型中两类均衡——基础均衡和投机均衡的存在性。最后，该文运用所得结论解释了欧元诞生与美元化的现象，说明了国际货币的演化规律。
我们注意到，以上各种理论模型主要从两个角度去解释货币乃至国际货币的形成以及维持机制，即货币交易成本与货币交易网络，其中也较为模糊地涉及了二者的关系。在此，我们将这两个角度归结为价值效应（价值尺度功能）与网络效应（网络外部性）。其中，价值效应包括：（1）货币保持币值稳定，与黄金、国际大宗商品保持相对较窄的波动幅度；（2）投资价值，即能提供套利套汇的利益；（3）基于该国货币的交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特殊便利。网络效应是指该货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形成规模效应，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并依靠转换的巨大成本形成锁定。这两种机制都可以降低货币的交易成本，例如基于该国货币的交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特殊便利即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渠道。
鉴于本文需要研究的是在美元占据主导国际货币地位的前提下，日元、人民币以及后起新兴经济体货币欲推进本币国际化的前景与可能遇到的阻碍。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替代现象，因为倘若这些国家推进本币国际化成功，则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Dowd & Greenaway（1993）运用货币的网络性特征建立货币竞争模型，并将货币的网络效应价值加入到货币的价值函数中。虽然该模型只是一个简单线性函数，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货币替代的动态过程，但它开拓了货币替代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庞晓波和黄卫挺（2008a）在Dowd & Greenaway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刻画交易行为和个体货币财富的跨期分配，将价值性替代与交易职能替代一并纳入到模型框架内，试图对货币替代过程中的典型化事实进行解释。而本文则在庞晓波和黄卫挺所建立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改进，以求模型能贴近更一般化的情形。改进之处如下：
1.原模型为大小两国模型，现扩展到三国模型，并且人口范围设置不同。
2.原模型只考虑大国货币对小国的替代，新模型考虑三者的相互渗透。
3.由于考虑的是相互渗透的情形，所以将原模型中造成不对称性的因素汇兑成本s和本币兑换外币时政府的征税率t统一划归为c，并以国别和交易方向区分。
4.修正了原模型的符号计算错误。
经过整理得到持有本币的终生效用值函数为：
这里用到了1+r-π≈（1+r）/（1+π）。将其代入原先的效用值函数得：
为方便讨论，我们仍以持有币种的个体为例，我们定义：
将每一对数项lnx用1+x近似替代，经过整理得：
鉴于此，我们称（1）式右边第一项为货币替代的“价值效应”，它决定和体现货币收益率（储藏价值）变化对货币替代的影响，该项表明：货币收益率变化对货币（价值）替代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主体跨期选择中的时间偏好参数β和总财富分配于未来时期的比例（1-α）。称该式右边的第二项为货币替代的“网络效应”①，它决定和体现网络大小对货币（交易）替代影响的程度，该项表明：货币网络大小对货币替代的影响程度是由货币的汇兑成本c和两种货币的网络大小k的差异决定。注意到在代表价值效应和网络效应的两项中均含有成本因素c，所以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价值效应和网络效应都会影响到交易成本。但在价值效应中，交易成本的影响是体现为加法方式；在网络效应中，交易成本的影响则体现为乘法方式，可见交易成本在国际货币的网络大小的决定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发现对于我们在推进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策略选择重点具有重大启示。
将（1）式进一步变形，得：
三、模型应用——新解特里芬难题与黄金非货币化
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部矛盾即是特里芬两难，又称为“信心与清偿力两难”。这一观点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国一国的经济基础上的，以美元这一国货币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和支付货币，如果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那么国际储备资产就不能满足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就会发生美元供不应求的短缺现象——美元荒；但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逆差，那么国际储备资产就会发生过剩现象，造成美元泛滥——美元灾，进而导致美元危机，并危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芬两难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崩溃的必然性。
我们重新从价值效应与网络效应的视角来审视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内涵的特里芬两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症结在于它的框架将美元的网络扩张与其价值连结在一起，并且对于美元价值的维护限制了美元网络的扩张。这一症结同样存在于金本位时期的英镑体系。而美元正是利用这一症结对英镑的限制而成功超越英镑。出现这一症结的原因必须归因于黄金。通过挂钩制度，黄金帮助美元树立价值稳固信心的价值优势的同时也意味着美元网络的扩张需对应着相应黄金储量的增长，而这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即便做到，也意味着美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即无法充分享受国际铸币税的利益，黄金此时又成了美元的掣肘。当然，黄金也是英镑衰落时期的掣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一些英国政府官员即认为英镑作为储备货币地位所带来的好处已经超过了为之付出的成本，建议通过英镑贬值或者单方面终止英镑兑换黄金，但为时已晚。而继承英镑衣钵的美元在1971年8月15日果真单方面停止兑换黄金。美国货币当局显然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稳定的症结要害，此时美元已经不需要黄金，如果依然让黄金束缚住美元，则美元必重蹈英镑的覆辙。于是黄金非货币化，金本位时代终结。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的《牙买加协定》正式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牙买加体系的新阶段。牙买加体系抛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制度，规定将“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黄金非货币化看似通过降低美元的价值优势，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对美元而言，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高明策略。随后，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一黄金本位制”过渡到“美元本位制”。从这一刻起，美元作为历史上第一种真正代位黄金的货币出现。摆脱黄金束缚的美元长久地主导着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政府成为无赖的欠账人，美元信誉大跌，这在短期内对美元霸权地位的确影响很大。但是美元借助其由规模带来的网络效应足以傲视群雄，没有任何一个币种能带来美元所能提供的便利。因此美元地位不可撼动，并且美元可以轻易阻击任何一个欲挑战其地位的货币，曾经的日元、当前的欧元，都是鲜活的例子。美元在货币阻击战中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任何一种货币都没有像当年的美元一样得到黄金的保护。倘若有一种保护的话，那就是各国的经济实力本身，但是各国的经济实力相比于美国都处于显著的劣势。
四、黄金非货币化时代的国际货币价值尺度新内涵
在货币的各项基本职能中，一般以价值尺度为核心，并派生出其他职能。在此基础上，本文所指的价值尺度在新历史发展条件下赋予了更宽广的含义。它还包括社会存在（客体）的发展状况是否满足人类需要（主体），对此作出“利与害”、“成与败”的价值评判，即是否满足人类完善和发展自身的价值需求。货币国际化是指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行使价值标准、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的职能。货币国际化是指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行使价值标准、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的职能。国际货币必然要执行其第一种职能“价值尺度”，这在固定汇率的金本位制下较易解决，即凭借货币本身的价值优势即可。总结而言，固定汇率制下的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内涵实际上隶属于黄金的价值属性。
然而在黄金非货币化的浮动汇率制时代，一国货币要想继续依赖价值优势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则要付出高昂代价，也难以达到其货币国际化的初始目的。那么，美元作为在位的关键国际货币是如何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的呢？
我们看到在浮动汇率制时代，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并未真正退位。美元的价值尺度从黄金扩展到大宗商品，依赖人们对大宗商品的价值记忆来维系其功能。大宗商品用美元定价的交易制度扩展了美元的网络规模，继而进一步提升其交易便利。
这与固定汇率制下价值尺度标杆功能的区分关键在于美元虽由黄金转向石油等大宗商品，但是并非类似钉住黄金一样钉住石油，价格本身却是近似自由浮动并呈总体上升趋势。其意义在于借助定价权的方式，保持并扩大美元的交易网络规模。显然对美元这样的在位国际货币而言，网络效应的重要性已超过价值效应。美元吸取了之前钉住黄金以求获得价值效应会带来巨大成本（即前文所述美元钉住黄金并承诺自由兑换会使美国不能充分享受国际铸币税）的经验教训，美元不会让石油成为另一种“黄金”。如此，美元便避免与其他币种在价值上展开正面竞争，是一种“扬长避短”的策略。
简言之，黄金非货币化后，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新内涵在于“标而不钉”。而这方面的前期研究都未能把握住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国际货币价值特征。
五、“逆势而为”的货币国际化困境——基于日元的实证分析
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日元国际化过程是一个为获得价值效应而消耗国力的过程。从结果上看，日元沦为投机型的国际货币，至今并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与日元挂钩或钉住日元，这远远偏离了日元国际化的初衷。可以说，日元国际化的推出可谓“生不逢时”，其国际化进程“举步维艰”，价值效应和网络外部性两方面都难以推进。而固定汇率制使得英镑美元的价值几十年稳定不变，价值尺度在几代人的脑子里扎根，由此促进了国际经济交易网络的形成。即便在1973年浮动汇率制后，美元依然比日元稳定。名义汇率波动是指相对于美元与英镑的官方汇率波动率为1，那么日元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波动率为128。差分后汇率波动是指相对于美元与英镑的汇率差分为1，那么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差分为1.5。
由于用美元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日元，显得有些“不公”，因为作为衡量标准的是美元（虽然美元自身用英镑来表示）。为了在尺度上统一和更为客观，我们用第三方货币瑞士法郎来衡量日元、美元、黄金和石油（见图1）。尽管1973年后是浮动汇率时代，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和石油的价格波动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排序是黄金最稳定，其次是石油。在汇率波动的排序中最不稳定的是日元，其次是美元，再次才是英镑。日元开始国际化时，其波动是最具有“戏剧性”的，因而也就从开始就丧失了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1971年8月15日发生了著名的“尼克松冲击”，之后日元大幅升值，一度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308日元。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前1美元约合240日元。协议之后，美元一路下滑，次年5月12日突破了1比160的日元大关，日元相对美元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升值了30%。此后，日元继续走强，在1988年甚至接近1比120，升值幅度超过50%。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日元由于害怕受到狙击，自身大幅度贬值，由之前的1比100左右贬值到1997年的1比120左右。危机之后，日元进一步贬值，1998年7月13日达到1比147.41。这一系列汇率的波动不仅影响了日本经济的稳定。同时，对于已经连续动荡的全球金融市场更是增加了风险系数和波动幅度。日元这种选择逃避的行为，最终使其失去了邻国的信任，失去了推进国际化的良机。
从理论上来说，日元要想获得与美元同样的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类似于美元的作用，必须相比美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这与美元当年获得与黄金类似的地位并取代英镑在世界范围流通的原因是类似的，即美元比英镑稳定，并且其价值等同于黄金但比黄金更便于交易和储备。这意味着日元必须对美元升值才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吸引人们的注意，逐渐扩大其份额。但日元提供比较利益的机制显著异于美元或英镑。美元优于黄金在于物理性质上：纸币比金属更方便交易和保管，因此这一优势的获得对美国而言并无成本。而日元提供相对美元的比较优势则是要主权国家付出成本的，而且往往会由于受到美元的阻击而变得十分沉重，这使得国际化的努力反而会削弱一国的经济实力。因此可以说，黄金非货币化时代，日元难以获得价值优势，在美元网络外部性的围困下，其网络规模自然也难以扩展。
事实上，日元国际化正是靠着自身升值和银行大量海外贷款推进的。这种方式本身成本巨大。日元升值本身使得投机者可以获利，又使得本国制造业出现“空心化”。日资银行对与日交易的企业提供规模较大的日元贷款，也是用优惠的方式进行的，长此以往也会使得银行利润受到影响。两者都是长期不可持续。不堪重负的日元在美元的阻击下必然呈现出过于激烈的价值波动。由此日元失去国际货币价值尺度功能，此后，日本政府推进日元国际化的所有努力也难见到明显成效。
我们进一步将所有汇率产品价格波动进行标准化处理，统一放在0-1之间（见图2），以更加客观观察它们之间的波动。图2显示，在1986年前日元还与美元有一定的相关性，此后日元与其他三种都明显减弱。而这也在本文的多元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MGARCH-DCC）也得到了验证。
六、基于MGARCH-DCC模型的实证结果
上述图1和图2只是用图形描述了几个主要国际价值尺度的历史波动状况，并没有详细说明在它们之间波动中谁影响谁以及多大程度的问题。为此我们使用动态条件相关多元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MGARCH-DCC）来预测条件方差以及条件系数（实证结果见表1）。由于该模型早已成熟，在此不再赘述。
对以上结果进行观察，就具体的变量滞后影响而言，日元汇率波动不仅受美元汇率1阶滞后波动影响，而且受到自身异方差误差项的影响。就常数项而言，可以看到日元波动极为不规则，没有显著性。λ（相加后）比较接近0.98。则相关系数矩阵收敛，
越接近于1则相关系数矩阵的记忆性越强。实证结果表明（见表1）日元毫无价值尺度功能可言。虽然1阶滞后的日元波动的异方差显著，这更证明其波动的大起大落。只有国际投机者才喜欢剧烈波动的货币。
而美元波动相对独立，日元和美元两种货币均不受黄金和石油价格波动滞后的影响。黄金和石油等商品有其自身波动（滞后）的惯性影响。这恰恰验证了本文第四部分提出的黄金非货币化时代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新特征“标而不钉”。
七、黄金非货币化对新国际货币成长路径的影响
在之前的固定汇率时代，货币国际化有着清晰的逻辑路径——凭借价值效应形成网络效应，从而实现国际化。
一国货币在国际化起始阶段的进展取决于货币本身的价值尺度（含金量）。在历史上，这种货币价值优势最大的体现便是相对于黄金的稳定性。美元取代英镑时，世界货币体系属于金本位，美元在英镑相对黄金贬值时保持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从而轻易借助黄金这一价值尺度获得相对于英镑的价值优势，继而成功取代英镑获得国际关键货币的地位。另一方面，因为纸质钞票天然的比黄金便于交易与存储，因此美元与全盛时期的英镑一样，在流通领域取代黄金的作用，但是黄金仍是这些货币的背后价值支撑。
在一国货币凭借其本身的价值而被世界各国逐渐接受的过程中，在国外流通规模越来越大，形成网络效应，因此逐渐形成国际货币的第二个特殊优势：充当国际贸易及资本流动的便利的交易媒介。正如克鲁格曼所证明的网络规模越大，货币间的平均交易成本越低。这种便利反过来成为支撑其国际货币地位的关键性力量。第二种优势的形成依赖于第一种优势，或是说滞后于第一种优势，但在形成之后又可独立于前者。当前新崛起的经济体的主权货币（如日元、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阻碍都在于第一种优势的获得。美元保持对黄金固定比价的时期是其地位上升的时期，也是美元与英镑展开竞争的时期，这一固定比价可以视为美元币值的稳定，并使美元凭此获得各国投资者以及交易商的信心。
黄金非货币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牙买加协定》的主要内容，也是美国在美元衰退过程中阻止世界新崛起的国家货币取代美元的障碍。通过前文对日元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后崛起的国家要实现货币国际化，一开始不可能有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此时，原有的国际货币便可以充分利用其网络效应继续获得充当国际货币的好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
八、结论和启示
一种货币推行国际化并获得成功的历史性机遇非常重要。然而机遇要与该国崛起战略相结合。虽然我们说日元“生不逢时”，也就是从日元国际化初始，由于黄金非货币化，日元一直没有获得“价值尺度”的功能，但是这也与日元国际化战略阶段性定位不清相关。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继续沿用美元崛起的方法似乎是“刻舟求剑”。
基于此，我们对于目前正在加速前进中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不应刻意推进。借鉴美元、马克国际化之前货币当局的保守态度，我们应将注意力专注于提高国内经济金融的质和量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对于该国货币国际化之所以重要，在于国家经济规模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及其金融市场的规模直接相关，进而决定了该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潜在使用情况。Eichengreen（1998）根据1971-1995年的数据对美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与这些国家GDP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进行回归分析，引入滞后变量和出口份额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一般模型，结论表明，一国GDP在全球份额中的比重增长1%，该国货币在各国外汇中增加0.8%。因此，当中国经济实力获得更大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时，人民币自然会由市场来追逐；另一方面只有在充分发掘国内投资机会之后，人民币资本大规模流出境外才是顺理成章的，人民币国际化才有更充足的动力，这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运动规律的阐述。
2.人民币能否突破重重障碍实现国际化必须依赖我们的创新。依据本文的模型分析，可以由价值效应带动形成网络效应，因此为构建人民币的网络规模，必须赋予其相对其他国际货币的比较优势，着眼点可集中于以下两方面：（1）货币升值预期。这项利益是要靠货币发行国付出巨大成本的，需慎重考虑，美英都没有刻意采用，日本被动采用了，但效果却事与愿违，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要避免的。其中的要领在于货币当局能否抵抗住外来的政治压力，使货币缓慢升值，并且做到引导预期而非被预期倒逼，使货币升值的时间足够长，直至形成网络效应，即以时间换空间；鉴于各国货币都存在通胀倾向，人民币只需保持对实物资产的价值稳定即可。考虑到这项利益的流出渠道问题，保留并进一步建立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必要的。（2）金融制度创新，必须能带来相比美元交易更大的便利。该措施的优点在于成本小，具有持久性。缺陷在于难度大，且易被模仿。关键在于能否与其他难以被模仿的制度镶嵌（如中国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降低被模仿的可能。
3.流通渠道的限制影响到人民币的对外可得性问题，为此必须拓宽人民币流出渠道，放松金融管制，加大资本输出，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扩大中国实体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存在，与此同时提高人民币的海外影响力。
从历史规律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成熟历史时机并未到来，就综合国力而言，中国并未获得当年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地位，人民币的当前定位应注重于区域性关键货币，区域化的成分大于国际化，并以区域化带动国际化，力图带领东亚货币区逐渐脱美元化，这一稳健的做法与当年的德国马克有几分类似。当前阶段对这一金融改革的态度要始终保持谨慎，以避免出现日本的经济金融动荡。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货币当局应切实遵循渐进性、合作性、协调性、实力和机遇并重原则。渐进性还在于人民币在当今货币体系中获得与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
①网络效应亦称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是指一种产品对某用户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数量。如有足够多的使用者，则商品就会有价值，并获得更多用户，商品亦更有价值。如今，美元在全球范围获得由网络效应带来的价值，且形成价值锁定，让任何挑战货币的“替代或转换成本”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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