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处于马克思理论文献核心位置的文稿——纪念马克思“1857～1859年文稿”产生1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文稿论文,文献论文,核心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10)02-001-25
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撰写序言时说：“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①恩格斯在这里所指，主要是马克思在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和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是在1858年8月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但是，付印的稿子是在1858年11月到1859年1月期间撰写的。该书的“序言”是寄给出版商的最后一篇稿子，2月23日寄出的。所以，准确地说，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完成其批判工作是指1857年7月至1859年2月这一段时间所得到的研究成果。②马克思通过这一时期的研究制定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虽然这一时期有一些经济学术语还没有完全确定，但在文稿中第一次清楚地阐述了构造马克思经济学的几乎所有主要范畴和经济要素，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经济关系，形成了后来产生的《资本论》的逻辑主线和框架。此外，由于马克思的这一组文稿第一次以科学的方法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这就把40年代他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唯物历史观的假说建立在了客观现实基础之上。还有，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有许多思想是写作《资本论》时没有利用或者不属于《资本论》的内容，还有不少思想和理论观点仅仅起了个头而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些论题上来，以及关于宏大的研究计划和著作设想，这些都是进一步探索和研究马克思未能实现的理论体系并沿着马克思的道路继续探索的重要依据。
一、现存的1857～1859年主要文稿
马克思在1857～1859年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中心，集中形成了以8个笔记本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为主的一组重要文稿。限于本文的性质和篇幅，仅将几个主要文稿做一些介绍。
1857年8月写在标记为M的笔记本上的第一个文稿是一篇没有完成的“导言”。但是，马克思当时并没有给这篇文稿冠有任何题目。这篇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世人所知的标题是1903年由考茨基在自己的《新时代》首次公开发表时加上的。1907年以后，这篇文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所有德文版本和其他一些文字的版本中都被放置在该书序言的前面。1939～1941年，莫斯科用原文出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标题发表马克思1857～1858年所完成的7个笔记本上的经济学手稿时，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的标题。自后，新国际版一直沿用了这一提法。③由于马克思仅仅完成和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这一个《导言》一直在一个比较狭小的意义上存在着。事实上，马克思1857年8月写作这篇手稿的时候，已经准备启动一个相当宏大的研究计划。
考茨基首次发表这一手稿时将其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可能起因于马克思一年半以后称这篇手稿为“总的导言”。④但是，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总的导言”，既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篇准备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开始的各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的导言，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的总的导言。特别是从这篇手稿的本身考察来分析，这篇手稿是为即将开始的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而写的一些导论性的内容。在此之前的10多年里，马克思几经要动笔写作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的研究成果而未果，很大程度上在于涉及这一批判工作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从这篇成熟的导言来看，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头脑中已经对那些实现变革的关键性问题找到了完满的解答，所以才促成包括1857-1859年和60年代后的几次《资本论》手稿的创作活动。不过，透过这一“总的导言”来看，马克思的研究计划是远比后来形成的《资本论》更为庞大得多的研究和撰写计划。马克思写道：“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⑤比较马克思后来多次调整和修改的研究计划，这是向我们展示的最早、也是最详细的一份有关研究和撰写的结构框架。按照马克思基本完成了的我们这里表述的1857～1859年期间的一系列手稿以后调整的写作计划和对这一研究的总的称谓，这一研究和写作应该命名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把全部政治经济学分为六册：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⑥从马克思的这一研究计划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冠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的《资本论》，仅仅是六册中的一册。所以，这一篇导言是一个比马克思已经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部分更庞大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撰写计划的“总的导言”。
可能基于马克思后来所说“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是有妨害的”，所以，这篇导言没有写完。⑦未完成的导言共有4个部分，马克思后来给这个导言编写的目录是：(1)生产一般，(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⑧马克思首先讨论研究经济学的出发点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往往都是从孤立的个人作为研究的起点，譬如亚当·斯密等等喜欢从鲁滨逊式的人物开始，把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作为考察的出发点，把生产当作永恒的主题。马克思指出，个人总是被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而存在的，是一定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说到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认为，生产一般作为一种合理的抽象，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⑨所以，个人，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生产，总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把资产阶级关系譬如财产和国家、法律等当作自然规律，都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在这一节讨论了一般原则，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考察的出发点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是一个经过艰苦的探索后才最终解决的问题。
在这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手稿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这一理论的提炼和规范，是任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无法达到的高度。⑩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只是把眼睛盯在分配上，把分配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历史的永恒存在形式。马克思则阐明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写道：“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1)所以，马克思始终把资本主义生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时，不仅从来都不回避在研究的过程和收获上与黑格尔的关系，而且在每一个关节点上都要强调这一历史渊源和联系。黑格尔是资本主义时代最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恩格斯在一篇由马克思授意并审阅和修改过的评介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文章中(12)，特意用了大量笔墨去评述黑格尔。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13)不仅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出发而取得巨大成就，而且在以后的研究中仍然常常从黑格尔那里吸收营养。1858年1月，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和撰写工作顺利进展时刻，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遍，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14)后来，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把自己的研究和黑格尔的关系交代得更为具体。他说：“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5)黑格尔对辩证法给予了精细的研究。马克思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恩格斯在评论中用大量的文字叙述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说：“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17)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经济学属于社会领域中的一门实证科学，所以，将辩证法用于经济学研究也就是历史辩证法或曰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学说。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事物自身固有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对立又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前进运动。运动是物的一种状态向对立的另外一种状态的转化。转化就是运动，运动是矛盾的统一和斗争的结果。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矛盾面的对立斗争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和暂时的。所以，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切事物都是处在这一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中，从而都是相对、暂时和历史地存在的。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前，辩证法只是对自然界的现象做出解释。黑格尔开始用辩证的眼光关注历史了，但他把历史当作是精神的产物，现实社会只是某种绝对精神的逻辑概念演绎的结果，并且为了取悦于世俗的政权而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普鲁士王国描述为精神逻辑发展的顶峰。所以，尽管黑格尔在哲学上是个巨人，但在世俗社会仍然是个侏儒和懦夫。马克思不只是一位智者，而且是一位勇士。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由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获得唯物主义辩证法，“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18)
源自于黑格尔但又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批判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术刀和显微镜。
按照最初的写作计划，马克思准备在《导言》的第4部分叙述“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19)借助马克思后来为导言编制的目录，可以确定马克思在没有写完的这一节里原准备讲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家庭关系。但是，马克思的手稿到这一部分就结束了，整个手稿没有写完。而且，从所列的小标题和仅写出来的一部分内容看，马克思在这一节要叙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提出来。特别重要的是，可以把一年半以后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当作这篇没有完成的手稿的续篇，因为在该序言里主要论述了本来准备在导言里要讲的这一部分内容。马克思在那篇著名的序言里以十分精练的语言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另外，可以作为部分补偿的是，马克思在手稿的最后部分论述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特征。这也是一段难得的有关文化艺术的精彩而深刻的理论。马克思拿希腊人和莎士比亚同现代人作比较，用希腊艺术和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戏剧同现代艺术作比较，说明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排斥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比如艺术和文学的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在1857年10月到1858年3月写在用拉丁文标示为Ⅰ～Ⅶ的7个笔记本上的手稿，是1857～1859年形成的这一组文稿的主体部分。恩格斯描述马克思其他经济学手稿的基本特征所说的话照样适合这里，“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词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做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要急于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20)但是，这是一部具有十分重要学术与理论价值的文献。该手稿的内容相当丰富，阅读它就如同走进马克思气势恢宏和琳琅满目的理论殿堂。(21)我们知道，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因无法说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导致庸俗化和破产，而马克思却因为在这部手稿里成功地解决了李嘉图的理论难题而把政治经济学推向前进。所以，这篇文稿也是马克思拯救李嘉图学说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完成革命性变革的标志。
该手稿包含“Ⅱ.货币”、“Ⅲ.资本”和“Ⅰ.价值”等3个章节。3个章节的序号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它们是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进行了一定阶段而逐渐形成了明确的逻辑思路后排序并增补上去的。这部手稿产生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初步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的过程，以及明确了“价值——货币——资本”这样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经济研究结构的划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巨著，就是在这一手稿产生和发现的理论逻辑和框架的指导下，沿着这一逻辑思路形成的。1939年该手稿第一次以原文形式全文出版时被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书名，70年代后又常被称之为“《资本论》初稿”。但是，从《导言》和这部手稿内容来看，它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写作计划的开篇部分。手稿没有写完，这就成为全面理解和深入研究马克思曾经思考过的理论大厦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手稿既是对自己15年来系统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文献的一种清算，也是对自己收集的巨大材料的加工整理。作者企图把多年来形成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归置于一个体系或框架之中。显然是由于充分地占有材料和经过了长期思索，所以，手稿完全呈现出作者新形成的研究思路和许多新的思想的喷发。
马克思是从“货币章”开始他的经济学手稿的。货币问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的领域。从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实际过程来分析，相对经济学的其他领域，马克思跟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货币问题上也花费了较大的精力。1846年年末到1847年年初，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时对其货币理论就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又从批判蒲鲁东的劳动货币理论入手，进而深入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建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价值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早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对价值理论经历了一个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过程。从50年代重新阅读经济学著作开始，马克思十分重视和欣赏李嘉图的理论著作，就在于李嘉图从价值理论出发对于许多现实问题的正确说明，并有力地捍卫了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集成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用价值理论解决的利润来源问题，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在正式着手解决“李嘉图难题”以前，马克思首先变革并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马克思论述了产品转化为商品，又从商品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因素出发，引出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指出货币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以及商品交换的发展赋予货币的各种职能。
马克思的探索工作主要是在“资本章”进行的，这一章的篇幅占据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手稿的80%以上。内容庞大的“资本章”站在人类发展的宏大历史上来探索资本的价值和意义，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当作人类结束和取代自然占有阶段的大历史过程。由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马克思学的研究都把这一部手稿当作《资本论》初稿，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研究思路，因而本文也主要介绍这一部分内容。马克思在手稿的“资本章”中，严格在价值理论的指导下，卓有成效地分析了劳动力商品的二重性，区分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即劳动过程，发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劳动力商品的使用即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价值的增值过程，也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不同部分在生产剩余价值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以及马克思在后来写作《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运用的其他一些主要经济范畴。马克思在手稿里研究了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问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问题。这样，马克思在不破坏价值理论的前提下合理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从而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经济根源。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称之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由此，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最后一部分是“价值章”，但仅在笔记本Ⅶ上写了1页，折合印刷页不满2个页码。但是，这一个片断很重要。而且，显然是由于产生了“价值章”的题目，马克思才决定停止手稿的写作转而分册撰写并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货币章开始依次写下货币、资本和价值3个章节，说明当时的实际撰写过程是“货币——资本——价值”。这一个研究顺序反映了从1857年8月写作《导言》时开始的寻找研究起点的艰难历程。研究工作当然有一个逻辑起点问题。起点正确了，整个研究工作就顺利多了。马克思在那篇导言中分析比较经济学17世纪产生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从“生动的整体”抽象开始的道路，得出结论应该选择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并由此形成了5个部分的著作大纲。虽然马克思在那里说：“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显然，马克思在一开始把货币当作“一般的抽象性的规定”，作为研究的起点。上面介绍曾经说过，选择货币作为研究的起点很可能是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货币问题予以特别重要的关注，因而货币问题也成了马克思以往研究的重要内容。1850～1853年，马克思的24本伦敦笔记中第Ⅰ～Ⅶ整整7本都是关于货币问题的摘要和评论。从40年代开始，蒲鲁东社会主义一直鼓吹建立劳动货币券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有较大的影响。但是，从1857～1858年手稿的实际进展看，这一选择并不成功。马克思只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大约是写完货币章之后在写作资本章的过程中，可能是在1857年11月到1858年1月之间重新阅读黑格尔《逻辑学》之后，才最终形成应该从价值章开始，形成“价值——货币——资本”的逻辑顺序，并将3个章节编制了数字序列。由于马克思在价值章已经有了“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22)的认识，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就比较自然地把价值调整为商品，以商品范畴作为整个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开始。不用太多的语言就可以明白，“商品——货币——资本”是典型的黑格尔式的正、反、合3段式的逻辑范式。商品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产生货币，特殊商品货币的出现是对简单商品的否定；当劳动力商品出现后，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货币得到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权而使得货币增值，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第2次否定——否定之否定。马克思通过手稿的写作已经厘清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剖析的思路和线索，现在又依靠黑格尔逻辑获得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或研究的出发点。随着研究起点问题的解决，一个清晰的理论大厦在马克思的脑海里已经产生。终于，马克思认为整个研究工作可以进入整理和叙述即出版阶段。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要求其在柏林寻找出版商。3月上旬，马克思收到拉萨尔关于柏林出版商愿意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消息后，作为探索性的手稿写作也就到此结束了（实际上，由于病情的发展，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撰写工作）。
即使从比较成熟的论述角度来看，1857～1858年手稿的丰富内容也不只是上面概括的这一些。在手稿里，马克思讨论和研究了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问题。马克思在研究和论述资本的产生和生产过程时，经常设定一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不同结果。马克思通过对于生产一般的研究和论述，提出时间的节约是一切历史阶段生产力提高和发展的实质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向国外和世界扩张的论述，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关于科学技术发展与直接转变为生产力问题的论述，关于随着生产力发展服务业就业人口将超过直接生产部门的论述，由剩余价值生产引申出关于财富的本质以及剩余劳动和闲暇的讨论，以及更多的关于生产力提高与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地发展、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的观点，等等，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和社会科学都有巨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23)事实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奉献给人类的又一处巨大精神宝藏。但是，150年以来，人们除了认识到由这里曾经生长出《资本论》这一宝贵财富以外，几乎没有再对它进行深入细致地勘探。(24)1859年6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该书虽然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由于这部公开出版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从而具有时代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文包含“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可以把它视为手稿“Ⅰ.价值”和“Ⅱ.货币”章的相关章节的继续。马克思在那里把自己著作的结构安排为价值、货币和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把“价值”改为“商品”，反映了“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25)从17世纪晚期开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价值及价值的形态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已经认识到“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26)马克思后来解释为什么从商品分析开始时说：“……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27)有些经济学家已经分析指出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他们没有理解二者的实质和关系。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自己庞大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揭示物与物的交换背后掩藏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时说：“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28)
《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得出来的研究思路表述得更为清晰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统一体，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质。商品所包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反映了私有社会的矛盾对抗性质。马克思曾经指出，认识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9)价值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是在《资本论》中最后确定的术语，但是，马克思在1857～19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将其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晰了。
在揭示出价值的本质以后，马克思接着在第2章科学地阐述了货币的经济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倾入了大量研究，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马克思引用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英国议会的一次辩论演说中的俏皮话说，因恋爱而受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问题而受愚弄的人多。货币理论曾经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最为薄弱的领域。而马克思认为，“只要理解了货币起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30)马克思从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中分析了货币的历史来源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作用。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是私有财产基础上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还详细论述了货币的各种职能。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把货币问题放到生产结构的规定上进行考察，从而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货币流通的规律。马克思是货币理论和现代货币流通理论的创立者和奠基人。
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31)由于直接批判和揭露了当时在欧洲工人和市民阶层有很大影响的蒲鲁东的劳动货币理论的空想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还说，“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普鲁东社会主义”，“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32)此外，有必要了解马克思如何看待党内同志因为读不懂这一著作而产生的责难。《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以后，威廉·李卜克内西曾经因为该书不是一本通俗的书籍而抱怨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使他这样失望过”。比斯康普甚至于亲自对马克思说，他不明白这本书“有什么用处”。(33)马克思则说：“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34)1867年，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商品”和“货币或简单交换”两章修改后放置在《资本论》的开头。马克思称自己著作这样的布局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之一。(35)马克思又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36)
马克思在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写作后，还写下一篇比该书具有更广泛认知程度的《序言》。马克思在这篇著名的序言中简略地回顾了自己研究经济的历史以及与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渊源，特别集中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
前面说明研究方法时曾经介绍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其实，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远不止这一个方面。黑格尔是当时少有的认真研究和关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家。黑格尔已经试图从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的方面来理解现代工业社会。黑格尔对洛克的所有权和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都有过很深刻的研究。虽然黑格尔像其他学者一样也都不懂得私有制社会的性质，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使得他比其他早于他以及和同时代的哲学家更优越地理解社会历史。马克思在这篇不长的序言中回顾说，他写的第1部研究著作就是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7)经过马克思长达15年的研究，产生了支撑无产阶级政党全部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如引述所说，马克思40年代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然而，只是到了1857～1859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和批判基本完成以后，才证明了唯物历史观所具有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品格。
马克思从原来看似一片混沌的人类社会抽象出经济领域，把生产结构划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把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有政治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社会基础，把社会发展当作这一组矛盾运动的结果以后，人类社会终于变成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了。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所支撑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飞跃，“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38)马克思在社会领域的总结和发现如同哥白尼革命一样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又一次巨大革命。人们借助于马克思的理论，终于发现人类不再是神的附属物，历史的发展也不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结果。社会变革的依据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和理论，而是存在于社会生产的现实矛盾与冲突之中。和资产阶级希望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恒的存在形式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任何社会都是历史长河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一直对资本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但是，他又表现出科学家的理性和严谨。“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9)
马克思在《序言》的开始就交待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40)马克思的这个“考察”“顺序”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价值章中产生“价值——货币——资本”的逻辑结构后，对最初在导言中提出的5部分的著作框架进行了调整而产生的。1858年2月，马克思委托拉萨尔寻找出版商时，把自己写作的“政治经济学原理”(41)划分为6个分册。他说：“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42)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除了6个分册所构成的这一部书外，因为马克思紧接着还说：“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整个来说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所以，从马克思的最初规划可以发现，后来形成的《资本论》仅仅是上述3部著作中的第1部著作即“政治经济学”的“六个分册”中的第1分册。(43)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考察顺序和设计的6个分册的著作大纲，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地产和雇佣劳动3大阶级分别论述，(44)完全都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细胞——商品分析开始。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得到“商品——货币——资本”，这是马克思《资本》即《资本论》这一册书正式出场前黑格尔式的第1次的“正——反——合”，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黑格尔的否定是一种伟大创造。每次辩证的否定都会有积极的成果，事物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经过两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似乎又回到原地而实际已经创造出一种在质和量上都完全不同的更高级的事物。资本产生以后，马克思从资本开始依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地产和雇佣劳动这3个基本阶级的状况，这一次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重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4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产被改造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地产和地租逐渐从属于资本。这是资本对传统农业和地产的改造。当历史完成这一改造的时刻，地产和地租就已经完全转变成为资本。这是一次否定——资本对地租这一古老土地制度的否定和改造，新型资本家阶级对传统土地所有者的否定和改造。当农业部门也完全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时候，劳动者也失去了农民和工人的界线，劳动阶级都以雇佣劳动方式存在了，社会结构和关系进化到仅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向恩格斯解释说：“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46)社会发展到极为简单的资本与雇佣劳动两大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就必然确立了。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再次构成一个“正——反——合”。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样，马克思的第4本书从资产阶级国家开始，沿着资本无限的扩张要求自然引出对外贸易，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在国内所具有的一切矛盾和危机带到国际上来。资产阶级国家——国际贸易——世界总危机，这是第3次“正——反——合”，是在全世界和全人类范围内的否定之否定，也是资本占主导社会的最后一轮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中论述这一历史趋势的时候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7)
也许在介绍过主要文稿之后再来解释和阐述把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与《1857～1858年经济学文稿》当作一个整体并称其为“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的理由，更为恰当一些。“1857～1859年经济学文稿”主要包括马克思称之为“总的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连同序言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从其中的内在联系来分析，马克思1857年8月形成“总的导言”捋清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范畴、学科结构或体系，以及研究的方法、逻辑的起点和各个经济范畴之间逻辑关联的问题。这样，如何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道路和路线也比较清晰了。所以，马克思这次研究和写作已经完全不同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以往那两次虽然提出要很快写作和出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但由于以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是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科学批判的应有程度，对于批判对象——形式上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的一系列应予以科学说明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廓清。在经过15年的艰苦研究以后，现在不一样了。许多问题虽然还没有具体予以阐述，但政治经济学应该予以研究的对象、范畴、大纲（逻辑结构或体系），以及研究的方法问题，一下子都清晰地从脑海里闪现出来了。所以，“总的导言”的产生，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接下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撰写就进展得惊人般地迅速。过去的马克思研究都遵从苏联学者的说法，认为1858年5月马克思中止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实际是不准确的。马克思每年初春肝病复发。1858年的肝病等疾病折磨尤甚，从2月底开始卧床不起已很难执笔写作了。马克思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要其为自己寻找出版商，3月29日接到出版商愿意为马克思出书的回信，就已经停止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事实上，马克思在委托拉萨尔寻找出版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停止当前的研究，准备分册写作和出版的念头。但是，我认为此时停止这一重要手稿写作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一个类似黑格尔的逻辑体系，特别重要的是找到了价值范畴（具体撰写时又改为商品）这一逻辑起点。我们知道，在“总的导言”中，马克思认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货币。这是15年来几乎跟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之周旋的中心。但是，顺着从货币为起点的写作，逻辑关系总是无法理顺。通过实际的研究和撰写，找到价值为起点以后，似乎头脑一下子清晰起来了。所以，马克思重新编制了“Ⅰ.价值，Ⅱ.货币，Ⅲ.资本”的章节顺序，停止了前一阶段的撰写，准备分册重新开始，正式写作可以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按照这一计划并且直接从现在被人们称之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延伸的成果，或者可以直接看作是那个手稿中刚刚开了一个头的最后一章“Ⅰ.价值”的完成。1858年4月2日，马克思寄给恩格斯的研究提纲，表明就已经停止了前一阶段的写作，着手准备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开始的新的研究部分。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写作计划是从3月29日接到拉萨尔的信就开始了。大约在1858年8月，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由于感到文章受自己肝病情绪的影响而不满意叙述的基调，10月份重新写作，最终在1859年1月上旬完成。可能是从完成正文的写作以后，马克思就开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的写作。因为其中有唯物历史观原理的最为经典的表述，所以这篇短文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文是在2月23日寄给出版商的。由于文字精练和清晰，所以可以认为具体的执笔和修改可能经历的时间更长一些。但是，该文的文字并不是仅仅对该书的序，而是与最初的整体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的导言”相对应的《总的序言》。特别是该序言的内容不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着眼，而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著作入手的，那个经典的唯物历史观原理的表述是从包括“总的导言”开始后的所有经济学研究结果中提升、锤炼出来的，是1857～1859年经济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诸多成果中最为精华的篇章。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理解，第一，1859年2月完成的以简要陈述唯物历史观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可以被看成1857年8月未完成的“总的导言”的续篇。在那个未完成的文稿的最后一部分，马克思本来就是要叙述“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在这篇“序言”里基本完成了。第二，在最初的“导言”里所形成的理论研究的大纲和结构，确定分为5篇（即后来的分册），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后，1858年3月2日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调整为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等六个部分。(48)而在“序言”中具体表述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49)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逐步成熟的思想逻辑体系。第三，1858年11月到1859年1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按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形成的撰写计划和研究笔记完成的，这一著作内容直接连接前一段研究中刚刚起头、不足一个页码的“Ⅰ.价值”，等于是该部分的完成。第四，1859年1月，马克思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交付出版社以后，仍然坚持1857～1859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文稿中形成的撰写计划，准备按照6个分册出版自己的著作。但到1861年以后在撰写完《资本论》的手稿，就不再按照这一个写作计划进行了。第五，从1861年开始，马克思以后形成的几个时期、几个阶段和几个部分的经济学手稿，都是按照《资本论》的逻辑逐渐形成的三卷或者四卷的《资本论》手稿，与1857～1859年集中形成的准备撰写6个分册的一组稿件明显不属于一个单元。
二、手稿写作过程
了解马克思1857～1859年文稿的产生过程，是正确理解其理论意义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多次把1844年年初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算作自己研究的起点。(50)1858年2月，经济学手稿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马克思称，这是“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的结果。(51)所以，应该把这一组文稿看作是马克思1843年决定“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52)以来的研究结晶，这一长过程又分为3个阶段。(53)1858年11月，正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马克思再次强调说：“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54)
第一阶段是1843～1848年。马克思曾经向读者介绍说，1842～1843年任“莱茵报”主编时开始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稍后，马克思甚至因为知识不足而无法对法兰西思潮进行评判。(55)马克思利用一次与报纸发行人的分歧而提出辞职，回到书房从事专门研究。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除了马克思或者由恩格斯公开出版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共产党宣言》等以外，还有包括很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在内的1843年年底到1845年1月所作的9本“巴黎笔记”，以及1845～1847年的“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7、8月写的“曼彻斯特笔记”。马克思的这一时期的笔记和手稿的内容包含摘自古典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古典哲学等许多个领域的著作摘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国际版的介绍，其中巴黎笔记摘录有17世纪晚期以来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萨伊、吉约姆·普雷沃、德斯杜特、特拉西、亚当·斯密、西斯蒙第和毕莱、李嘉图，以及德国的经济学家卡尔·许茨、李斯特、奥西安德等等。马克思还极为详细地摘录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许多资料。在这方面的笔记中，马克思几乎逐字逐句地摘录了对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党人之间的争论和斗争情况的记述，其中特别关注两党的纲领和政策。马克思的巴黎笔记还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魏特林、赫斯、蒲鲁东，哲学领域中的黑格尔，等等。巴黎笔记和手稿是马克思构建自己理论大厦的起点或奠基，其内容广泛，已经包含了在此后10多年内实行革命变革的一些“关键词”和素材，给人们回答了19世纪40年代青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如何实现革命转变。
马克思系统研究经济学是从做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摘录开始的。(56)萨伊想把斯密的观点系统化，并做出补充和解释，但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由萨伊自然又接触到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悟性紧紧抓住斯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展开对话，保证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和初步取得成果。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不是很熟悉，对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原理还缺乏深刻地了解，也不能区分出科学与庸俗的成分，而只是本能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和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和辩护的理论。所以，这一个阶段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否定和批判多于肯定和吸收。但是，由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或解剖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仍然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学方面，凭借其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并借助深厚的哲学功底和批判精神使得其一进入经济学领域就能够占领制高点。马克思在研读政治经济学著作时批判性地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采取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不是把资本主义当作历史的一个阶段而是把资本主义关系永恒化。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政治经济学视而不见的问题，而它却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57)
与青年黑格尔主义决裂和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成果。在所有哲学家中，黑格尔是关注“市民社会”的第一位哲学家。黑格尔哲学中的实践性范畴，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关于人类劳动的异化现象，关于占有权和私有财产，以及人道主义哲学，等等，都曾经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马克思十分关注工业社会的现实，用实践的观点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清算，特别是充分利用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成就深刻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拯救了被唯心主义神秘外壳所包裹的合理内核。“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8)马克思积极投身于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当中，是保障其完成世界观转变和在科学研究领域超越出前辈大师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特别是同当时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工人阶层中影响力极强的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创建革命理论的中心工作，甚至于也成为产生于50年代末的经济学手稿的重要内容。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共同点是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下寻求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往往是打着资产阶级的理论旗帜，企图人为地创造出一种运动。马克思则认为历史是一种客观过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的历史运动。即使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也仅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历史的全部运动，……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它的形成过程，……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形式。”(59)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当他在1847年12月对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协会的工人演讲时，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阐述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说：“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回他们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60)马克思已经接近于认识剩余价值这一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经济对立的根源问题了。
就这样，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研究的开始是为了解决自己因所学不足而引起的苦恼，在经过刻苦研究而提高认识后又积极投入到现实的斗争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预告，将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他说：“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61)马克思的这一写作计划表明，经济学著作只是马克思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1844年10月，恩格斯曾经催促说：“你要设法把你所收集到的材料发表出来。”(62)1845年2月1日，马克思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63)1846年8月，马克思在给列斯凯的信中又将该书名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64)但是，该书并没有完成。
第二阶段是1850～1856年马克思移居伦敦期间，主要成果为伦敦笔记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大量的政治经济评论性的稿件。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马克思因投身革命而中断了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侨居伦敦。当时，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伦敦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65)马克思常常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都在博物馆里阅读和摘抄有关书籍。《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有一个统计，1851年1月，马克思研读稀有金属、货币和信贷方面的著作；2月，研读休谟、洛克和更多的货币方面的著作；3月，研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继续研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著作；5月，研读凯里、马尔萨斯和经济原理方面的著作；6月，研读价值、财富和经济学著作；7月，研读工厂制度和农业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66)除此之外，1850～1853年，马克思摘录了80位著作家的论著，除了斯密、李嘉图等著名经济学家以外，银行和货币方面的有奥维尔斯顿、罗伯特·托伦斯、哈伯德、诺曼、阿特伍德、克莱、毕希凯里、弗兰西斯、贝尔、加拉廷、吉伯特，农业和地租理论方面的有安德森、德·东巴尔、霍布金斯、杰科布、琼斯、德·昆西、拉姆塞、斯图亚特、汤普逊、托伦斯、特纳、威克菲尔德、威斯特，人口理论方面艾利生、巴顿、布达耳德、马尔萨斯、桑顿、塔克特，等等。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摘录了大量著作家和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各类杂志和报纸的资料，工厂调查员以及议会和政府有关方面的报告，写满了用拉丁文编序的24个笔记本，1250个页码。
伦敦笔记的内容涉及货币和货币理论、货币流通史和银行制度问题，工人的状况问题（包括工资问题、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制度、就业问题、卫生保健问题、工会、机器的作用和影响等等），农业问题（包括农业史、地租、谷物价格、农业中的保护关税及有机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等等），殖民体系问题，历史和经济史问题，技术和发明史，现代英国经济学，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文学史、文化史、妇女史、伦理史问题，等等。
在此期间，马克思重新阅读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书籍。与巴黎和布鲁塞尔时期相比，马克思已经很熟悉17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对众多的著作家具有很高的鉴别能力。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向方面做了不少事情。”(67)阅读李嘉图的著作，至少应该算第3次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现在，马克思已经接近认识到创造商品的劳动本身不是商品，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他的劳动能力。马克思已经能够正确地批评李嘉图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指出“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已经知道剩余价值虽然是在交换中实现的，但不是在交换中产生的。马克思已经尝试用劳动价值理论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开始正确说明李嘉图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无法说明的价值“余额”问题。马克思断定“余额”是由工人阶级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余额”不是在交换中产生的，而是在交换中实现的。“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20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个等工作日的产品。”(68)马克思在50年代的笔记中十分关注货币问题，在24本笔记中，编码为Ⅰ～Ⅶ的7个笔记本都是关于货币和银行理论问题的内容。在笔记本Ⅶ中的一篇被称之为《反思》的手稿中，马克思从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理论家对经济危机的认识中已经发现其商品拜物教的认识论根源。马克思从商品与货币的分离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在于“有限的消费能力”，往往发生在“供给超出了推测估计的场合”。所以，“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69)伦敦笔记已经包含大量新的思想萌芽，这些还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许多手稿已经为马克思1857～1859年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马克思仍打算整理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根据恩格斯的通信马克思计划中的著作分两卷共约60个印张。(70)1851年11月，马克思的朋友已经在德国为之联系好出版商，著作分为“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3卷，而恩格斯则建议扩充为4卷。(71)但是，这一经济学著作并未写出来。客观原因是这一时期欧洲政治上的反动，马克思需要不断对其做出反应，譬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等著作都是这样产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生活极为穷困，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为报纸撰写新闻评论之类的稿件赚取稿费。但主要的原因是马克思的思想作风严谨，在还没有完成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在经济学方面实现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不愿意轻易动笔。恩格斯就曾经对马克思说：“这个事情确实拖了很久，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72)
第三阶段即是恩格斯说的50年代末，确切地说就是1857年7月～1859年2月，马克思写出的一组手稿和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从40年代以来，马克思就形成一个近乎固执的成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革命高潮就会到来。1857年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经济危机，马克思又发奋投入研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发狂似地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73)根据马克思的事业年表和对手稿的研究，马克思的确是“在发狂似地”工作。1857年1～3月，马克思研究雷尼奥《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2月到7月中旬，研究包括图克刚刚出版的《价格史》第5、6卷和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在内的经济学著作。7月，马克思在后来编码的笔记本Ⅲ上动笔写下《巴师夏和凯里》的手稿。马克思在这里是从评论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于1851年出版的《经济的和谐》入手的。马克思把其评论为“堕落的最新经济学”的“典型代表”。(74)由于巴师夏有装腔作势、玩弄抽象概念而冒充辩证法的毛病，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又读了一遍黑格尔的《逻辑学》后，接着对巴师夏又评论了一番。他说：“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和谐》集庸俗之大成。只有癞蛤蟆才能搞出这种谐和的烂泥汤。”(75)所以，马克思1857年7月仅在笔记本上写到第7页就改变了主意。马克思写道：“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夏先生。”(76)
马克思放下评注巴师夏以后，开始酝酿宏大的写作和研究计划。1857年8月下旬，写下未完成的被称之为“总的导言”(77)的手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它所论及的有关经济学的诸多方面都是17世纪末以来的100多年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达到的认识。马克思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体系问题。也许正是由于《导言》的产生，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进入了高产和收获季节。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出编号Ⅰ～Ⅶ的7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手稿。如果考虑到从1858年3月中旬到5月，马克思一直由于肝病发作而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一批手稿的最核心的部分，写在7个笔记本上大约50多万字的手稿基本上是在1857年10月到1858年3月完成的。(78)
可能是由于在写作和研究中已经顺利获得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发现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以及对货币变为资本即资本的产生、流通和再生产、剩余价值和具体形态的关系等重大问题都有了较为明晰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因为已经获得“价值——货币——资本”研究思路，马克思改变了继续把原先庞大的研究和写作计划进行下去的想法。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打算把稿件分册出版，因为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来从从容容地把它写完。”(79)同一天，马克思给拉萨尔写信，委托他在柏林寻找出版商。(80)从3月中旬开始，一方面由于病而基本停止夜间写作，另一方面是拉萨尔已经找到了出版商，马克思开始准备要出版的稿件。6月上旬，马克思从恩格斯家里养病回到伦敦以后，为写作时查找方便开始给自己编写《七个笔记本的索引》。(81)8～10月，已经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稿件（这份稿件仅存留部分片段）。但是，马克思不愿意用这份稿件而准备重写一个可以体现自己“平素的风格”的稿子。马克思对拉萨尔说：“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伤害。……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82)1858年11月到1859年1月21日，马克思重新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2月23日又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于马克思的研究事业来说，这本包括一篇《序言》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一份总结，又是一个开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研究的总结：经过15年的刻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共同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得到证明和提升。作为过去15年研究成果形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又是一个开端：向世人陈述科学世界观的另外一部巨著《资本论》的开端。
盘点1857年7月到1859年2月形成和存留下来的这一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文稿和手稿的片断。
1.1857年7月，写在笔记本Ⅲ上的被马克思后来称为《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手稿；
2.1857年8月底，写在笔记本M上的被称之为《总的导言》的未完成的手稿《导言》；
3.1857年10月到1858年3月上旬，写在编号Ⅰ～Ⅶ的共计7个笔记本上的未完成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给其分章为“Ⅱ.货币章”、“Ⅲ.资本章”和“Ⅰ.价值”；
4.1858年6月上旬，写在笔记本M上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5.1858年8～10月，写在被标记为B’、B”两个笔记本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第一次稿，现仅存留第二章部分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
6.1858年11月～1859年1月21日，由出版商敦克尔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正文；
7.1859年1月21日之后到2月23日，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同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8.无法准确考证写作时间的5段极短的札记或笔记：写在笔记本B’上的“黄金的美的属性”、“货币的不变价值”、“作为货币的货币（世界货币等等）”、“在悲剧作家们那里，正义和私利对立起来”、“所有权形式”;
9.写在笔记本Ⅶ上最后1个页码上的仅有1页的笔记《金称量机》。
三、马克思在极为艰难困苦中从事研究
马克思几乎一生都在极为艰难的生活状态下从事革命斗争和研究工作，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是，在介绍马克思1857～1859年这一组极为重要文稿的时候，再次了解这一时期的一些具体情况，仍然是必要的。
50年代马克思客居英国伦敦，一开始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几乎全靠恩格斯和其他革命者的接济过日子。1852年开始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经济新闻评论，算是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即使如此，马克思一家人的生活仍然是穷困潦倒。更为不幸的是，从1850年起，马克思几乎每过两年就要失去一个孩子：1850年失去2岁的女儿格维多，1852年失去2岁的女儿弗兰西斯卡，1855年失去8岁的儿子埃德加尔。(83)1857年7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的妻子终于分娩了，可是孩子没有生存能力，当即就死去了。”(84)50年代，马克思一家人都常常处在患病的状态。女儿没有像样的衣服。全家人会连续七、八天依靠土豆生活。马克思有时要走出去躲债，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那里或者别的地方住上几个星期。
1857～1858年，是马克思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1856年后期，42岁的燕妮怀孕到第2年7月分娩期间一直需要医生的照顾。1857年年初，马克思连续3个星期没有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报纸。以此谋生的马克思立即笼罩于危机的阴影之中。马克思给恩格斯说：“这样一来，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85)3月，《纽约每日论坛报》正式通知马克思，每个星期只能给他支付一篇文章的稿酬，这意味着本来收入就很低的马克思又要失去一半的经济来源。马克思曾经到铁路部门应聘一个抄写员的职位，因为他书写潦草而被拒绝录用。1857年3月到7月，马克思由于妻子健康状况的恶化，已经很难正常工作。在这期间，1857年4月，马克思的肝病复发。1857年年底，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求助说：“现在我匆忙地写这几句话给你。刚刚接到可恶的税务检查官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如果我在星期一以前不付款，星期一下午就派评价员来我家。所以，如有可能，请在星期一以前寄来几英镑。”(86)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你的身体见好，使我非常高兴。我却又一连吃了三个星期的药……”(87)1858年3月开始，马克思肝病再次发作，不能从事自己的研究和写作。4月9日，燕妮给恩格斯的信说：“卡尔已经有一个星期病得根本不能动笔。他以为，您大概已从他上次很笨拙的信中看出，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但愿药物最终能见效。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定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它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88)事实上，马克思的肝病“每年春季都要复发”。“由于不能很快把他的著作一气呵成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自然大大地加重了他的病情；为了‘糊口’而进行的不能拖延的繁重工作也是这样。”(89)在马克思肝病发作期间，即使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不得不写的少数几篇文章，也是在服用兴奋剂之后，向妻子口授才能做到。医生建议去旅行，被马克思拒绝了。一是经济上不许可，二是马克思天天希望能够坐下来开始工作。但是，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点东西，过后就必须躺好几天不能动。5月底，马克思从恩格斯家里回来准备工作的时候，妻子和女儿爱琳娜接着又都病了。
马克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的。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夜间工作受到妨碍。”(90)即使在这样贫病交加的条件下，马克思却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许多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一组重要文稿外，根据笔者的统计，马克思在1857～1858年2年内，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111篇稿件，其中1857年撰写了57篇，刊登44篇，13篇未予发表；1858年撰写了54篇，刊登50篇，4篇未予发表。(91)还有，马克思在1857年1～2月写文章（没有写完）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一些关于俄国和英国的小册子；研究俄国历史，编制出1673～1676年俄国历史事件一览表；阅读拉勒斯泰德的《斯堪的纳维亚，它的忧患和希望》一书。2月中旬到7月初，研究图克刚刚问世的《价格史》第5卷和第6卷，麦克劳德的《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5月，学习瑞典文和丹麦文。6月到来年2月，为了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在博物馆收集大量的资料，研究古代埃及和亚述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军事史，搜集有关西班牙舰队的资料，阅读威金逊、克劳塞维茨、施洛塞尔、缪弗林等人的著作，并做了大量札记和摘录。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马克思搜集的资料共同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11个条目。由于马克思十分关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857年10月到1858年2月底，马克思还详细研究了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搜集了大量有关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危机进展的资料。为此，马克思作了许多摘录、剪报，在不少的报刊文章上标划了重点，准备了专题笔记，记录这些国家的危机过程和引起的一些后果，并同恩格斯在通信中进行了多次具体的讨论。1857年10月到来年1月，马克思为获得创作的方法，再次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等等。(92)这些情况足以说明，马克思是以怎样的精神状态把自己贡献给全人类的。
四、马克思1857～1859年这一组经济文稿的出版和主要版本介绍
一部书稿形成后就有其存在和经历的特殊命运，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认知态度。1857～1859年这一组文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情况比较简单。所以，先介绍《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情况。该书1859年6月由德国书商敦克尔出版，此后，马克思在世没有再版过。该书的《序言》于1859年6月4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过（有删节）。该书第2章中批判格雷劳动货币交换的一段，恩格斯曾将其作为附录列入1885年德文第1版和1892年再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之中。(93)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相对该书的正文要早一些被介绍到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文见于1919年北京《晨报》。该文由渊泉摘译，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标题分3次在该报的5月5、6、8日发表。此后，1921年、1925年、1929年在一些进步刊物上被译介。30年代后，《序言》传播得更为广泛。《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最早的中文版本由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5月25日出版，刘曼译。该书出版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也被翻译收入其中。此后，该书还有1931年郭沫若翻译、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版本。该版本在30年代和40年代以多种方式重印或再版过多次。(94)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徐坚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序言》，并附录《〈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版本根据1951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翻译，并参照1949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俄文版校订。(95)较为权威的版本，应该是全文收入、1962年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该书的《序言》又收入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该版本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3卷翻译，并参照马克思原著文字校订。最新的译文是1998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的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第31卷收录的《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根据198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第2部分第2卷，该译文参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德文版第13卷。
手稿部分的出版情况相对复杂一些。
马克思在世时没有出版过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逝世后，有些手稿陆续发表，其中《导言》1903年首次由考茨基发表于1902～1903年第21年度斯图加特版《新时代》杂志第1卷23-25期的第710～718、741～745、772～781页。(96)手稿《巴师夏和凯里》于1904年由考茨基以《凯里和巴师夏》为题第一次发表于1903～1904年第22年度斯图加特版《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期第5～16页。手稿《货币》章1935年以德、俄文对照的方式被收入由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Ⅳ卷。(97)手稿“导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全文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于1939年按原文在莫斯科出版，编者出版时给加了一个《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书名。1941年又以补遗的方式出版了1卷，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补卷，1850～1859年》，外文出版社1941年莫斯科版。“补卷”刊载了1850～1859年期间的一些手稿，包括马克思1850年12月、1851年3～4月所作的关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的摘录、评注和笔记，以及1857年7月写的手稿《巴师夏和凯里》及《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等。(98)由于对手稿辨认上的问题，后两份稿件现在又认为可能是马克思1861年夏天写下的。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将上述两分册合成一本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书名影印出版。(99)据说，西方就是由50年代的这一个版本得知马克思的这一手稿的。(100)此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名。另外，还有一个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本，1983年出版。最权威的版本是柏林狄茨出版社于1976年和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第2部分第1卷（2个分册）。其中第1分册收入马克思笔记本M中的“导言”和笔记本Ⅰ—Ⅳ中《巴师夏和凯里》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前半部分，第2分册收入笔记本Ⅴ-Ⅶ的手稿的后半部分。第2分册还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笔记本Ⅶ的最后一页笔记《金称量机》。19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补卷》中所收录的各篇除了《巴师夏和凯里》以外，《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等，连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含《序言》），以及属于第一次发表的可能写于1860年1～2月期间的《引文笔记索引》，都收入198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2部分第2卷。(101)
手稿较早的外文译文是1904年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俄文杂志《真理》刊登的《巴师夏和凯里》，该文从同年《新时代》发表的《凯里和巴师夏》翻译。被马克思称之为“总的导言”的第一个俄译文本是1922年，该文被收入彼得格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102)另外，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论述部分曾被翻译成俄文，最早见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9年第3期，1940年又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03)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最早的全译本也是俄文本，为1968～1969年分上下两册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第46卷。按照汤姆·洛克曼的说法，第一个尝试将马克思手稿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的是戴维·麦克莱伦（1971年），第一个将全文翻译为英文的译者是马丁·尼古拉斯（1973年）。(104)根据笔者在1982年10月北京举办的一期“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科学研究图书展览”的书目上查找，最早的日文版本可能是大月书店1980年出版的5册本《经济学批判大纲》。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编者于30多年前的资料介绍，该书还在捷克斯洛伐克、古巴、日本、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英国、罗马尼亚、匈牙利、阿根廷等许多国家翻译出版。(105)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最早被翻译为中文的还是那篇被称之为“总的导言”的文稿，根据中央编译局的资料，第一次中译文被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1930年2月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106)另外，根据上面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文版的介绍，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5月25日出版该书时《导言》一文也被翻译收入其中。而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的其它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则要晚得多。1953年《文史哲》杂志第1、2、3期连载《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态》，该文根据1940年俄文本并参考德文翻译，并于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单行本。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的中文本的第一个全文译本是由刘潇然根据1939、1941年莫斯科出版和1953年柏林的狄茨出版社的1卷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翻译，由人民出版社分5个分册于1962～1978年陆续出齐。另外，手稿以比较全面、整齐的形式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全文中译本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根据编者的说明，该书根据马克思德文原文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第46卷翻译，分上、下两册由人民出版社1979和1980年分别出版。第二个版本是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和第2卷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和第31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5、1998年出版。根据编者的说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曾参考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出版的第4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部分曾参考1961年出版的第13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文版几乎一直处在俄文版的阴影中。以前的版本不必去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46卷上下2册的马克思手稿，出版年代已经是中苏两党交恶的背景之下，所以，文字上尽管与俄文版尽可能地拉开距离，声明依据德文原文出版，实际就编排指导思想和方式，甚至于版式都与俄文版没有明显的区别。中文第2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起意开始的指导思想上就企图与俄文版拉开距离，希望编辑一套独立的中文版。但是，高质量的马克思著作出版物是建立在高水平的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基础上的，就第30、31卷两卷的编排结果来说，不仅没有摆脱俄文版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不如第1版第46卷处理得当。第一，该版本依据国际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排方针，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放在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第1卷，这实际上是前苏联学者的“《资本论》初稿”的思想。事实上，编者在许多地方也都直言不讳地叙述和重复着苏联学者的“初稿”之说。(107)第二，俄文版和国际版都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按照一卷编排为两个分册，表示属于一个完整的单元。而中文版却把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分属于30、31两卷，人为地割裂了该手稿的完整性，反而还不如俄文版处理的自然与合理。第三，中文第2版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其第1个手稿的片断也收入在第31卷里，把其归之于1857～1858年手稿的一个单元里面，这本来是个进步，但是，该卷又收入被鉴定为1861年的经济学手稿《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108)则又反映了编者编排方针的无原则性和逻辑混乱。即使按照“《资本论》初稿”的思想编排，从1857年开始的经济学手稿和60年代几个时期的手稿虽然都属于《资本论》序列，而在其内部还是有可分为几个阶段从而细分为几个单元的。相反，1861年的手稿不放归到形成时间集中的1861～1863年的相关单元而搁置在密集程度较高的1857～1859年形成的一组文献里，不仅破坏了编者反复声明的第30、31卷属于一个单元的编辑方针，而且给人一种马克思的所有文献都是一个没有内在联系和杂乱无章的印象。中文版编辑对于这一具体问题的处置反映了我国相关领域对马克思的文献研究还停留在前苏联的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水平上，受其影响的实际情况。
五、对马克思文稿研究和出版的成就与不足
这一个问题要从早期的源头说起，需要从马克思理论遗产的学习、研究和传播的总体性情况来认识。
对马克思的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开始了。首先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和进步青年有着一份强烈的愿望和热情，其次欧洲各国和美国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工人组织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也对马克思的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1867年《资本论》出版后，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等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很快做出反应，筹划翻译出版不同文字的版本，表明马克思理论与时代发展的关系。不过，那都是由马克思的已经出版的著作引起的。对包括马克思手稿在内的理论遗产的重视，起源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遗稿的遗嘱执行人编辑出版《资本论》第2、3卷和对马克思的其他一些遗稿的公开发表。(109)恩格斯逝世后，倍倍尔、希法亭、考茨基、伯恩斯坦、梅林和梁赞诺夫等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都为出版马克思著作或保存马克思的手稿做了很多工作。客观地评价，马克思的著作和手稿能够收集和保存得这样完好，其理论著作作为人类优秀遗产能够在全世界得到这样广泛的传播，是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先进知识分子、革命党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以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权为后盾支持梁赞诺夫不遗余力地搜集和抢救马克思理论遗产，这是当时世界上任何个人和其他工人政党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目前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遗产的规模，基本上是通过梁赞诺夫的收集而奠定的基础。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为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研究马克思著作、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许多无以替代的工作。
但是，在20世纪历史形成的以苏联共产党为主体的学习、研究和出版马克思遗著方面，也存在一些遗患无穷的问题。首先，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对马克思著作和理论去学术性和全盘政治化。这样的结果，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就都成了革命启示录，把马克思的一些理论研究和探索性的著作和文章，都当作成熟的革命性的结论。其次，割断马克思理论和西方传统文化的联系，把马克思通过大量艰苦劳动继承西方优秀思想获得的理论当作纯粹由于历史偶然性出现的天才个人头脑的产物。这样的结果，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和文章所阐述的思想观点就都成为孤立于其它一切思想文化流派之外的、绝对正确的政治结论。还有，马克思获得如此的地位和作用以后，对马克思的学习、领会和理解，以及对马克思理论的诠释和发展就都属于革命政党的领袖职能和专利。这样的结果，实际不是把马克思著作阐述的思想理论当作能够赢得人民的科学，也排斥了群众性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际意义。另外，一定要从马克思（斯大林时代还要加上列宁）的著作中寻找证据，为当前由党的领导人发起的工作做解释和说明。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把历史上已经形成的马克思当作总是能为现实的权力服务的一种神学，另一方面总是曲解马克思以迎合现实。总之，这是一种没有把马克思著作当作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对待，由此不时地产生和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式的和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学风。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以后的历届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于研究和出版马克思遗著的工作是不积极的，特别是对于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许多文稿是不热心的。1918年，马克思100周年诞辰之际，苏联共产党在新生政权还处于十分困难和脆弱的情况下依然决定成立了有列宁参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委员会，决定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0年8月，列宁明确提出“科学地研究全部遗著”和“选择重要的东西，使广大工人都能理解它”两项出版方针。列宁逝世前还叮嘱“必须推进”马克思遗著的出版工作，在写给有关人员的便条中特意把“必须进行到底”六个字打上着重号。(110)1924年列宁逝世后，党的代表大会立即做出决议，同时编辑出版供工农等广大群众阅读的俄文版（又称普及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供俄国一般知识分子使用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以及学术版（又称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是，斯大林是不看重这项工作的。斯大林下令解除职务并逮捕了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并具体领导和负责马克思恩格斯遗产整理工作的梁赞诺夫，不少承担这项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其他编译人员在肃反时都受到牵连甚至直接遭到迫害。历史考证版的马恩全集仅出版了13卷册，马恩文库在二战前也只出版了5卷。1946年，俄文版的马恩全集仅出到29卷就结束了。面对大批未曾出版过的马克思文稿、笔记和札记及其他形式的遗著，直到1955年苏共决定编译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时也只计划出版30卷，后扩展为39卷。195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提议由苏德两党联合出版新考证版的马恩全集，明确遭到苏共领导人的拒绝。1964年，赫鲁晓夫勉强同意德国党的要求由两党联合出版新的考证版，但提出要与他们正在出版的俄文普及版的第二版相匹配。经多次磋商，60年代末才确定了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新国际版。正是在苏共领导这种思想状态下，俄文第二版的马恩全集才决定增加11卷补卷，收入过去未出版和发表过的早期著作、手稿等文字遗产，直到80年代初最终出版50卷。根据历史考证版工作人员估计，如果全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稿、笔记、札记和阅读批注等文字遗产，大约170～180卷。苏东剧变前，新国际版的马恩全集仅出版了43卷，约占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梁赞诺夫70年前搜集的马克思遗产的4300多份原件和55000多页照相复制品的绝大部分，继续沉睡在苏共马列研究院的资料库里。
以上马克思著作和理论遗产的总体情况也大体适合马克思“1857～1859年文稿”。特别是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相关的是，马克思“1857～1859年经济学文稿”中的主体部分《1857～1858年经济学文稿》是由前苏联共产党在1939年到1941年第一次以原文字出版的。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也是前苏联共产党内的一批专家从事过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和研究。但是，在上述的学风的影响下，人们对马克思“1857～1859年文稿”的研究和认识至今仍然停留在苏联共产党80年代以前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上。而这样的认识，又是前苏联研究马克思著作遗产的范式的结果，实质是体现和反映了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首先，前苏联共产党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理论之大成。所以，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苏联一大批马克思经济理论史的研究专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论证和肯定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资本论》产生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马克思这一组重要文稿定位在马克思经济理论和《资本论》形成的过程方面，认为这些文稿只是马克思达到《资本论》的一个阶梯。这样，由于有了更完备的《资本论》，不仅《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已经因《资本论》第1卷第1篇而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且《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不再具有独立性的意义和价值了。
毫无疑问，《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认识水平，乃至它对于人类产生的巨大影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部论著可以与其相提并论。(111)所以，就这一意义来说，把它视为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理论成果，也未尝不可。但是，问题在于，《资本论》并不是马克思理论大厦的完备形式。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世时只是完成了《资本论》第1卷，其它各卷都还是一些成熟程度不一的手稿。我们从新国际版提供的《资本论》第1版、第2版、法文版和马克思给美国版所写的《编辑说明》，以及在其逝世前对一本第2版的《资本论》上所作的修改的批注情况看，马克思一直在对已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进行修改，有不少的修改甚至于是属于结构性的改变。另外，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不是《资本论》的初稿。(112)就马克思规划的理论和研究计划来说，《资本论》仅仅是经济学原理部分的6本书中的1本，尽管它是至关重要的属于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部分的第1本。最后，我们从那个马克思称之为“总的导言”的手稿已经知道，《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并不是为《资本论》、甚至于也不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的。这部尚未得到人们充分认识和研究的手稿内容远比内容丰富和理论宏大的《资本论》有着更为宽泛的东西。所以，把这一批手稿称之为“《资本论》初稿”，则影响了该手稿应有的独立性并严重低估了它所蕴藏的财富的价值。
其次，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家一直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3个组成部分，并且按照这一“三分法”解构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从20世纪初期考茨基开始公开发表马克思的这一时期个别手稿到1939年1857～1858年手稿全文发表以后，这一组文稿一直按照这样的学科划分被肢解。经济学手稿当然是经济学的，那篇马克思称之为“总的导言”的文章也被当作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被当作哲学的名篇。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这样对待过自己的著作和学说。马克思说起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总是离不开黑格尔，与此同时，马克思几十年的经济研究一直在强调是为了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作斗争。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劳动价值学说就是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劳动货币理论时产生的。截至1857年10月写作“货币”章的手稿时，马克思已经连续10多年坚持不懈地批判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整体。无论一生的理论研究，还是目前我们讨论的1857～1859年这一组手稿或者后来的《资本论》，马克思每一时刻和每一篇论著都可以说是在进行着反对和批判黑格尔、李嘉图和蒲鲁东们的斗争。马克思相关著作中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学科的内容、原理，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学习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以及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等方面去入手，但对马克思的论著作出正确、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则不能采取这种分割式的学习。正确学习马克思的理论就需要去读马克思一篇一篇的文章和一部一部的著作，把马克思的论著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领会，阅读和学习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20世纪前苏联共产党和学者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著作和其他理论遗产的方法也许受到列宁的认识的影响，因为列宁就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明确论述过马克思的学说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3个重要部分组成。列宁在世时，不仅马克思的大量手稿没有发表，而且已经发表的著作也还是比较零散的。列宁不仅没有见到过上面介绍中提到的马克思的巴黎和伦敦时期的手稿，没见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没有见到过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手稿以外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5～1867年手稿》，更不用说马克思晚年大量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笔记和手稿了。列宁在世时，马克思的著作和遗产仅限于极少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和发表的一些论著、书信和少数未发表的早期文章（主要是由梅林收集的马克思学生时代的作品）。所以，列宁所看见的马克思理论遗产的全貌完全不能与现在相比。当然，停留在列宁的个别认识上和以列宁的个别认识作为解构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的标准或范式，也不是列宁的错误，而是前苏联党和国家的体制，以及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问题。
再有，前苏联的党和学者对马克思著作采取实用和教条的学习方法，不是从中学习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理，更不是将其当作人类优秀思想的结晶从中吸取学术营养，而是极力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寻直接用于当前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指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手稿中，主要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为了简洁地叙述问题最本质的关系而常常使用一种抽象的分析方法，舍去资本主义的具体条件，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后面的《资本论》创作。但是，前苏联的专家和出版机构在编辑出版这些著作时，就把类似舍去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关系而分析问题的具体阐述都诠释为马克思论述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原理，把马克思塑造成为通过对资本主义批判而寻找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的预言家，而后来人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也是为了寻求革命导师的启示和指示。20世纪以前苏联为主导所形成的这一种系统的学习、整理、研究和出版马克思文字遗产的方法和氛围，进一步产生了对我们讨论的这一组文稿的版本上的和价值评估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
第一，马克思这一时期文稿中的主体部分《1857～1858年手稿》第一次全文发表时被冠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书名，此后也就以此闻名于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这样称呼自己的手稿。在包括写有“总的导言”的笔记本M在内的8个笔记本中，只是在1858年2月的最后一个即Ⅶ笔记本封皮上写有“Poli·Econ·Critism of”字样，(113)而其他的笔记本上都没有题写标题（笔记本Ⅱ的封皮缺失）。虽然笔记本Ⅶ上的这几个字可以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续）》，但把这部手稿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因为，毕竟马克思没有给自己的手稿题写这个标题。马克思没有题写标题的原因并不是没有给笔记本题写标题的习惯。形成于1843年7～8月间的《克洛茨纳赫》5个笔记本中（1个封皮破损），3个可以题写标题的笔记本中有2个被写上《政治历史笔记》，1个写上《法国史笔记》。马克思1861～1863年开始创作《资本论》的23个笔记本的第一封面上都写有明确的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本ⅩⅧ的封皮缺失）。其中有进一步撰写意图的笔记本还有更细致的标题，比如笔记本Ⅰ和Ⅱ的第一封皮的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章。资本一般》，从编码Ⅵ开始的被后来当作《资本论》第4卷而编为《剩余价值理论》的8个笔记本在第2封面上还写上“(5)剩余价值理论”。(114)是马克思没有时间，来不及为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标上标题吗？不是。1858年6月，马克思决定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前特意为这7个笔记本编写了一个《七个笔记本的索引》。1861年夏天，马克思为这几个笔记本和另外几个笔记本又编写了一个《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在撰写《资本论》的许多年里，马克思经常要翻检这几个笔记本。如果能够有一个确切的标题或署名，马克思早就写上去了。所以，马克思没有为自己的笔记本标示题目，应理解为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可以用作这7个笔记本的总的标题的名字。把这一部手稿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资本论》初稿”，都不合适，都会因为已经有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淹没其价值从而令其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
第二，在马克思理论遗产的研究和出版方面一直没有把马克思1857～1859年这一组文稿当作一个具有整体性单元的文献，予以应有的重视。(115)以1857年8月写下的“总的导言”、1857年10月～1858年3月的经济学手稿、1858年11月～1859年1月21日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1959年2月23日寄给出版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4部（篇）为主体的一组文稿，无论按照其形成的时间或者产生的内在逻辑，以及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都属于一个单元。而且，就其价值来说，这一整体性的一组文稿属于处在马克思理论体系（如果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的核心位置上。但是，在以前苏联为主导的马克思文献研究的领域里，从来没有对其按照整体单元予以应有的重视，更没有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编排和出版过这一组文稿。其实，如果没有前苏联研究人员的认识上的成见的话，如果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排列编辑和出版马克思的全集，1857～1959年的这一组手稿就自然会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单元。
第三，如果把一定形式的文章都看作是作者对于所论问题的认识的话，那么，无论什么人的著作或者理论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都属于一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按照这样的认识进一步分析，无论出版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包括作者本人参与出版的著作在内，连同版本样式在内的书籍文化形式总是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产生的。被称之为历史考证版的两个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不例外。由于上个世纪前苏联基本上主导着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所以，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几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版本的编排都集中反映了前苏联共产党的认识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影响特别巨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属于普及性的版本，更是反映了前苏联党的官方的观念和意识。比这一个版本产生略迟一些的其他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者其他著作，包括由德国统一社会党出版的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都是参照这个版本形成的。由于苏联共产党拥有了最齐备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和最有能力培养并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研究和出版队伍，能够整齐地而不是零碎地推出像俄文版那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实际形成了苏共主导20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格局。这样，现在流行的马克思著作遗产的主要版本基本上都不可能完全超脱这一版本的影响。即使现在的新国际版或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初期也是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编辑机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产生的。所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个版本开始就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所以与西方通常编排历史考证版的体例不同，特意将其单独罗列出来并增加安排一个部分。不过，旧的国际考证版的编辑人员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手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书名单独出版，说明梁赞诺夫那一代的苏联专家还没有把这一手稿当作“《资本论》初稿”对待。(116)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特别是经过6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和磨合，苏联经济学家和参与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专家们逐渐形成共识，形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初稿的结论。(117)1968～1969年，俄文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先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当作《资本论》初稿以46卷的方式分上下两个分册翻译出版，然后国际版于1976年和1981年分两个分册将原文字手稿归入第2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第1卷出版。至此，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被当作《资本论》的初稿就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了。如上所述，固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这一部手稿里吸取的营养和思想形成的，在一定程度甚至于可以说是从这里出发产生的。但是，马克思写作《1857～1858年的手稿》时还没有形成《资本论》的写作计划。所以，它不是为《资本论》的写作而产生的。把这一批手稿定位为《资本论》初稿，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严重损害了它的独立的价值和作用，误导了人们的认识。
前苏联共产党在最初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问题上，仅仅看重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已经出版的著作，而对于马克思文稿不那么热心，是直接与斯大林的认识相关的。斯大林与列宁在这一类问题上有明显的不一致。列宁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手稿、笔记、札记等文字遗著都十分看重和珍惜，认为是正确认识和研究马克思理论所必需的。但是，斯大林不这样认识。譬如哲学家凯德洛夫在评论列宁的《哲学笔记》时就说：“‘哲学笔记’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是随笔草成的一些札记的汇集，因此，在使用它时应该审慎，要顾及到它的未完成的起草的性质。”为此，他特别提到斯大林。他说：“其实，我们从斯大林同志那里就可找到关于这一点的明确答案。斯大林同志告诫我们，绝不许把列宁的札记手稿变成某种(!)原则性的指示、甚或完整的‘学说’。但同时，斯大林同志自己也决不由此作出结论说：应该把‘哲学笔记’完全扔掉(!)……”凯德洛夫就提醒读者，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即引用了列宁的《哲学笔记》。(118)也许，这就是前苏联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文字遗产基本态度的认识论根源。第一个俄文版仅出版了29卷，第二个俄文版最初计划仅出版30卷，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为手稿、札记、笔记等不属于“完整的学说”。马克思的文稿迟迟得不到整理和出版，出版后很长时期又只定位和限制在《资本论》初稿的位置上，是妨碍人们学习和研究“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原因。就这一方面的意义来说，编辑一本符合马克思文稿产生历史事实的版本，是正确学习和研究马克思1857～1859年文稿的基础。(119)
六、结束语
1857年7月到1859年2月，马克思写作了一组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书稿。尽管许多稿件属于片断性质，但是，这些文稿就其产生的时间和具有的价值而言属于一组同一单元的整体性的文稿。说同一个单元，是由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基本形成引起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的思路而准备像《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那样以分册的形式分别撰写和出版的时候，却因“福格特先生”耗去了近2年的时间。当马克思再次回到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上时，则形成了1861～1863年、1863-1865年以及1865～1867年等另外几组有关《资本论》的著作和手稿。《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马克思一方面为第1卷的不同版本和撰写第2卷、第3卷而勤奋工作，另一方面又做了大量的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各类笔记，这都应该属于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内容和不同性质的另外一些单元的成果。至于说其属于相同性质而构成一个整体，我们的上述分析和介绍的情况已经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正文直接来自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可以视其因为公开出版而叙述得更为条理而周密了。至于那篇著名的《序言》，则直接是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整体性的概括和总结，特别是对1857年8月那个没有写完的“总的导言”的直接回应。其实，马克思就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对待的。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写作草稿最紧张的时期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这是“我进行了十五年”的研究工作。11月12日，马克思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最紧张的时候又说：“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120)马克思不同时间对这一时期两个主要文稿所表述的相同的说法，证明作者就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看待。
1857～1859年形成的这一组文稿是属于处在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的文献。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不仅包括《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121)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等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出版的著作，而且还应当包括他们在世未能出版的书信和大量手稿、笔记、札记，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字成果。马克思一生写有大量鲜为人知的笔记和手稿，其晚年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手稿，与早年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甚至于与更早年代的《克罗茨纳赫笔记》都是一个风格和一脉相承。这些由读书摘录、札记、评论所构成的大量的笔记，有的是马克思从事研究的依据和基础，有的则是马克思从事一些研究的记录。马克思的这类生前未能完成和出版的文字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理论遗产。把1857～1859年形成的这一组文稿放在马克思整个遗产之中考察，由于这一组文稿产生于前面10多年艰苦和勤奋的研究积累之后，特别是在这一组手稿中的确产生了研究的突破，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的飞跃和思想升华，譬如有对其理论体系的总体性的规划和构想、有对政治经济学实行革命性改革的一系列经济范畴的探讨所作的基本规定、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逻辑推导的比较成熟的思考、有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证明和对唯物历史观的经典性的概括和描述，从而使其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因为它是从40年代开始以来的研究结晶；启下，因为它又是包括后来《资本论》和其他许多著作，以及笔记和手稿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文献的开端和传承。(122)另一方面，经济因素本来在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中就处于核心位置，是理解社会发展和一切社会现象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十分经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动因问题，由于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的批判从而把40年代由他和恩格斯提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得到科学证明，尤其是手稿中许多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论述令人信服地通过对资本创造的现代社会的解剖而证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眼里所看到的永恒社会的历史暂时性，给人类正确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现时代提供了无以替代的理论框架。马克思发现，与以往人类社会比较而言，历史已经由对自然的占有进入到对劳动创造的财富的占有。“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23)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124)这样，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产生、发展和历史趋势的逻辑分析和论证，为历史学和正确认识现实社会提供了一个理论范式，(125)也回答了笔者提出的一个特别的命题，即如果把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理解为马克思的所有笔记、手稿、书信和论著等各种形式的文献总和的话，那么，1857～1859年形成的这一组文稿则是处在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核心位置上。一方面，它是50年代末期以前形成的理论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包括《资本论》在内的60年代以后产生的诸多成果又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属于它的扩散、辐射和进一步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由于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由19世纪的西欧转移到俄国。苏联共产党以苏维埃政权为依托，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在整理、出版和传播马克思恩格斯遗著方面都做了大量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但是，由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教条式的和实用主义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制度的局限下用马克思著作直接诠释斯大林和列宁某个观点或思想的学习方法，妨碍人们全面地、正确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也限制了人们对于包括马克思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手稿、笔记、札记等其他各种文字遗产的认识，客观上延误了马克思手稿和笔记、札记等文字遗产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此外，在前苏联过于强大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所形成的领袖权威及其崇拜的影响下，人们把对马克思的学习和发展的权力完全寄托在政党领袖的身上，形成了广大民众只需要学习马克思的普及版的著作，而革命领袖又无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深层的学术思想，以及极少数有条件的马克思专家对于马克思的深层的理论观点又仅限于对领袖已有思想进行直接的、常常是牵强地诠释的格局。正是由于20世纪上半期逐渐形成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遗产的这样一个怪圈的影响，马克思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这一重要文献诞生150年来，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认识。
当然，1857～1859年手稿也是马克思著作中最难读的一组文献。一方面，除了包含“序言”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属于为了出版而主题清晰、叙述通畅外，其他手稿因为属于研究和探索的思想纪录性质，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许多叙述都具有浓缩性，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理解。如果仅仅用沿着这些文稿中的一些内容和思想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的主题来约束，该手稿中不少内容和论述似乎都走题或跑偏了。不过，正是由于如此，才赋予这些手稿特殊的价值和根本性的重要意义。1857～1859年手稿内容相当丰富，《资本论》仅仅是从其中吸取营养发芽、成长起来的一株参天大树。而本来，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是可以培育出一大片森林的。固然，马克思从来都不准备创造一个理论体系，但是，我们通过这一组手稿可以去研究和领会马克思的有关理论的发生和成熟过程，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和学习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无疑是有帮助的。马克思曾经在这里留下了准备研究和撰写著作的结构和框架，继续或者尝试这一未竟的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还有，马克思的手稿中留下大量的未能继续思索下去的题目和思路，这些曾经经过一个具有伟大思辨能力的大脑思索过的带有提示性的论述都有助于我们在新的领域的探索和发现。另一方面，这一手稿的另外一个主要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形式给予的科学分析，其中包含着对劳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原理的叙述和说明，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式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基础，相当于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和解剖刀，富有高度的抽象性质，也都是最难阅读的部分。为此，把1872年马克思写给法国读者的话转抄在这里是适宜的。他说：“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26)
任何科学的认识和发展都有一个开始的艰苦探索和普及的过程，当科学知识成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成见和常识的时候，初期那些探索者和耕耘者的十分艰深的科学道理，都会被幼儿十分容易地接受。我们相信，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和传播后，人类会像利用空气和阳光那样自然、方便地运用马克思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过的许多知识。
收稿日期：2010-02-28
注释：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34页。——后面所引文字凡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又未曾说明版本者，均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并且仅仅注明卷次和页码，出版社及出版年代等有关各项都不再予以标识。
②有这样一种观点，说从未看到恩格斯提到过包括“导言”在内的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所以恩格斯可能不了解或者不知道马克思有这样一组手稿。这一认识肯定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有频繁的通信联系。在写作这一组手稿期间，两个人之间的信件更为频繁，有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写信给对方，甚至出现过同一天给对方写几封信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些信里看到，马克思不时地把自己工作的进展情况向恩格斯做一些汇报，有时对这一工作的意义做一些说明，更多的时候是就一些理论或技术问题与恩格斯进行讨论。1857年12月1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告诉了自己已经发现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他说：“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19、121页。本文以下凡引用该书文字只注明书名和页码）1858年3月中旬以后，马克思由于肝病的发作而连续几个星期不能工作。5月6日到24日，恩格斯把马克思接到自己曼彻斯特的家里一边休养，一边治疗。可以确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起的日子，使得恩格斯更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内容和意义。并且，从马克思于5月底回到伦敦后给恩格斯报告自己已经开始熟悉前几个月形成的7个笔记本的内容和准备动笔写作的情况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起的时候还讨论和商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写作计划。正是由于十分熟悉马克思这一段研究工作的具体情况和意义，所以恩格斯才把50年代末的研究当作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工作的完成。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马克思1857～1858年八个笔记本的资料》（之一），《〈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二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5页。
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后面所引仅注明第2版卷次和页码，其他不再标识。
⑤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50页。
⑥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9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42页。
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11页。
⑧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21页。
⑨同上，第26、29页。——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以后引文中的着重号凡未特别说明者，均按此理解。
⑩具有巧合性的事件是被称之为“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语）的爱尔兰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在185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逻辑方法》一书。该书计8个部分。(1)绪论；(2)经济学的精神与物理前提以及由此所引申的学理的逻辑性质；(3)经济学的逻辑方法；(4)经济学的逻辑方法（续）；(5)经济问题的解决与其完成的程度；(6)定义在经济学的地位与目的；(7)马尔萨斯人口原理；(8)地租理论。该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第一本比较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学的性质、对象和逻辑方法等的基本理论著作，从马克思在本文中许多地方所具有的论战性的批判口吻来看，似乎是对一个经济学家学理性质的系统的批判。也许马克思的这一篇导言和他的《总的政治经济学》的6个篇章结构的体系形成都是直接由凯尔恩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译为凯恩司）的著作触发而形成的，但是，我们仅发现马克思在以后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中引用过凯尔恩斯1862年出版的《奴隶劳动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试论涉及美国冲突的实际争论问题》，而投有提到过这本至今在西方经济学界仍有一定影响的理论著作。
(11)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40页。
(12)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后，马克思于7月22日约恩格斯为之撰写书评。8月3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第1篇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评论，并说，“如果你能把它修改好，那就请你修改下”（《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49、150页）。
(1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
(1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4卷，第22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同上。
(17)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能够充分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是列宁。列宁在1914年的读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哲学关系之处竟达5次之多。列宁写道：“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在另外一个地方，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更接近于黑格尔。他说：“……毫无疑问，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8、154、190、191、254页，以及第228页。列宁之后，倒是以前苏联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们越来越不重视、甚至于常常故意漠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相反，1932年，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发表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西方学者则多不胜数。譬如，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全文第一位英译本翻译者马丁·尼古拉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文版的出版《前言》中，就不惜笔墨，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黑格尔的关系”。中文资料见马丁·尼古拉斯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看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黑格尔的关系》，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12页。
(19)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50页。
(20)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5卷，第4页。
(21)一些学者还仿照斯大林对待列宁的《哲学笔记》的说法，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喻为“创作实验室”。见A.科甘的《〈资本论〉的初稿——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的出版》（摘译），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辑合刊，人民出版社，1986年；马丁·尼古拉斯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看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黑格尔的关系》，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93页。
(23)阅读马克思的手稿不仅常常为其严密的逻辑思维所征服，而且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伟大思想家在150年前所作的逻辑推理的许多思想记录所激动。譬如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的认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全球化”的概念。20世纪末，“全球化”基本上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其实，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形成的关于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顺序”：“资本、土地、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把握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性的理论逻辑。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89～390页）所以，全球化不过是资本创造的“普遍有用性体系”向国外的扩展，是资本对传统社会的改造。想一想现代人是根据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后的现实所提出的“全球化”概念，而马克思是100多年前依据逻辑的力量得出的现代性结论。
即使这样，我在这里有意不提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提示和论述，因为俄文版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解说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太多、太滥。苏联学者只要论及这部手稿和《资本论》，就要讲马克思如何论述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的执行编辑维·维戈茨基在《〈资本论〉创作史》中介绍这一手稿时说，“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初稿中已经描绘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载维·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页。其实，马克思从来都是拒绝设想未来社会细节的。马克思的遗著出版者和研究者在作这样的解释的地方，往往都是马克思为当时具体研究设定的条件，都是为了思考和阐述其当时所要弄明白的道理而假设的条件，是一种科学抽象，或者相当于做试验往往使用的化学试剂，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也是一种自然过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有其本身的自然规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4卷，第10页）马克思始终是一位革命者和科学家。马克思的著作不是启示录。马克思的研究都是服务于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的，其研究中的大多具体论述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以前苏联学者为主导的研究者，把马克思的手稿以及《资本论》许多地方的叙述都直接注解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原理，这样的诠释往往误导了革命政党，成为20世纪一些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教条主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和极左思潮的理论来源之一。
(24)麦克莱伦有一个评估，他说：“《经济学手稿》是一块巨大的没有开垦的土地：因为现在还几乎没有探索者，甚至他们还没有穿过它的外围。”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4卷，第2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29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4卷，第8页。
(28)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29)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2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58页。
(3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38页。
(32)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9年2月1日），同上书，第143页。
(3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7月22日），同上书，第149页。
(34)马克思：《致库格曼》（1862年12月28日），同上书，第170页。
(35)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24日），同上书，第225页。
(3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4卷，第7页。
(3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12页
(38)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
(3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11页。
(40)同上。
(4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7年1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0页。
(4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4页。严格地说，这样的结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的写作初期就形成了，因为在笔记本Ⅱ的第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220～221页）大致已经有了这样的逻辑构成，但那里没有明确的书目或标题，只有逻辑范畴的罗列，也没有标明数码序列。另外，从手稿的逻辑成熟上仍然可以感觉出由于没有得到“价值——货币——资本”的逻辑关系，尚没有找到应该引出资本的出发点或逻辑的起点的范畴，马克思仍然顽强地在寻找着。
(43)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已经确定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提纲征求意见时，仍然把给拉萨尔信中所说的那6本书称之为“第一部分”。马克思说：“下面是第一部分的简单纲要。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个分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99页。
(44)资本、地产和雇佣劳动三大阶级的划分和分析最早可以追寻到《巴黎笔记》。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初就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三大阶级的划分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把记载《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划分为三个栏目：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只是在1857～1859年的研究中才确定了资本、地租和雇佣劳动的逻辑顺序。
(45)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49页。
(46)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轮〉书信集》，第13l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4卷，第874页。
(48)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4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11页。
(50)马克思在1858年2月22日和11月12日的两次给拉萨尔的信中、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在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都表达了这一意见。
(5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4页。
(5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12页。
(53)马克思在15年的研究期间，公开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被视之为经典性的科学著作。除此以外，马克思逝世以后，人们陆续发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大量读书笔记和手稿。研究马克思已经发表的著作和存留的大量笔记与手稿之间的关系表明，不同时期公开发表的著作基本上是以同一时期艰苦的大量研究为支撑的。毫无疑问，有不少理论问题是保存的笔记和手稿中没有提到而在出版的著作中陈述的。但是，与笔记和手稿相比，马克思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有大量的问题是笔记和手稿中曾经涉及或者论述过的。而且，从已经问世的笔记和手稿看，笔记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内容比已经发表的论著更广泛，其丰富程度远不是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公开出版的著作可以涵盖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马克思的著作和笔记、手稿还没有全部整理出版，但是，已经出版和发表的笔记和手稿已毫无悬念地告诉人们，为什么马克思能够实现历史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以及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何以能科学而严密。
另外，如果把马克思的研究过程当作他的认识过程的话，笔记和手稿连同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出版的著述，以及他们的书信和通信，都是应该加以注意和研究的。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笔记和手稿更需要注意和重视。因为本文要突出马克思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科学家的研究成分，所以较多地介绍其不同时期的笔记和手稿，而较少涉及已发表的著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即使对笔记和手稿的介绍，也都是极为皮毛的。
(5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同上书，第137页。
(5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1998年，第41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产生及其保存情况》，《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57)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能不为马克思刚刚踏入这一新领域就能牢牢抓住经济学的主题并与亚当·斯密这样的大师展开辩论而对马克思产生油然的敬意。“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问题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们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50页）马克思一踏入经济学领域，就捕捉到了自己以后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5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
(5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92～93页。
(60)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9页。
(61)同上书，第3页。国家学，即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按照当时德国人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国家应采取什么政策和手段以使国家富强和国民获得较大福利的科学，所以把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国民经济学或国家学。
(62)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页。应该说明的是，马克思重视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很大成分上要归功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这篇被马克思称之为“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把马克思带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在第5本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比较详细地摘录了恩格斯的这篇论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多次引用这篇文章。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到过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由他们两个人在40年代共同制定的，马克思的许多理论观点是同恩格斯讨论后形成的，有一些观点甚至于是马克思同意恩格斯而提出来的。但是，限于研究的主题和篇幅，本文基本上不涉及马克思理论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
(63)马克思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出版合同可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07～708页，注释369。
(64)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1846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7页。
(6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14页。
(66)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
(67)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4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1页。
(68)马克思：《关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11、110、140-141页。
(69)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56页。
(70)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3页。
(71)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95页。
(72)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3页。
(7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9日），同上书，第113页。
(74)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204页。
(75)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76)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17～18页。
(77)上个世纪40年代以前，这篇手稿曾被当做是1858～1859年1月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产生的。列昂节夫（旧译李昂吉叶夫）在《论马克思〈资本论〉》中说：“当他整理《批判》的手稿时，他写了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李昂吉叶夫：《论马克思〈资本论〉》，三联书店，1949年，第111页。
(78)前苏联和新国际版的专家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年10月到1858年6月，我倾向于认为到1858年3月中旬基本上就停止了。这些专家至少在两个问题上的推测和判断不是无懈可击。根据前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彼·费多谢耶夫《卡尔·马克思》俄文版第2版，“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结束之前，马克思就开始了付印这一手稿的准备工作。首先编写了详细的名目索引，以便于使用这个手稿笔记本。在1858年8月初至11月中旬……同时开始寻找出版者。”（彼·费多谢耶夫：《卡尔·马克思》，三联书店，1980年，第401页）新国际版的编者也按照这样的认识，认为马克思1858年5月31日告诉恩格斯：“为这部手稿编一个目录。因此，手稿的写作工作当时已经停止……”（新国际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约写于1857年10月中至1858年5月末——产生和流传过程》，《〈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二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但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2月开始的几封给拉萨尔和恩格斯的信件，第一，马克思是1858年2月22日委托拉萨尔寻找出版商，而拉萨尔在3月上旬就给马克思找到了出版商。3月11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基本上已经确定同意由拉萨尔寻找的出版商出版他的著作。第二，马克思在1858年5月31日向恩格斯报告编写笔记本索引，不能说明手稿写作就是这时停止的。事实上，按照马克思和燕妮从1858年春天以来的信件分析，马克思从3月中旬因肝病复发开始就不能正常工作，写作也基本上停止了。3月5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明显是讨论手稿中关于机器的资本折旧和周转问题，3月中旬以后的时间里再没有直接证据可以确定马克思还在继续手稿的写作。所以，一方面因为病情，另一方面因为已经找到出版商，马克思从3月中旬开始已经准备撰写《政治经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工作。
(7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73页。
(8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同上书，第531页。
(81)很有可能的是，马克思在1858年3月上旬接到拉萨尔的信件，告诉敦克尔愿意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消息后不久，就停止了手稿的写作而开始筹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撰写工作。3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出要就书的写作纲要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说明这个提纲已经形成。4月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上写下十分详细的写作大纲。5月31日，马克思回到伦敦给恩格斯写第1封信说“现在我已能工作，马上就着手整理（手稿）付印……”，应理解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报告在此之前一起共同约定的工作。5月6日到24日，马克思在恩格斯家里疗养期间，应该有多次与恩格斯研究写作提纲和撰写计划的交谈，并确定回到伦敦即行开始撰写工作。
(8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同上书，第545～546页。
(8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家谱》，《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
(8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7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43页。
(85)马克思：《致恩格斯》（1957年1月20日），同上书，第226页。
(86)同上。有条件的同志可以读马克思1857年7月16日致恩格斯的信，那才是一篇长期生活在穷苦日子中而又望不到尽头的人才可能产生的令人撕心裂肺般疼痛的倾诉。该信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6～330页。
(87)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
(88)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634～635页。
(89)燕妮·马克思：《致裴迪南·拉萨尔》（1858年4月9日），同上书，第635、636页。
(9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958年2月22日），同上书，第530～531页。
(91)据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年。
(92)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
(93)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20页。
(94)以上资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资料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综述》，该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9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徐坚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马克思1857～1858年八个笔记本的资料》（之一），《〈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二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97)耿睿勤：《“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介绍》，《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3页；阿·伊·马雷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5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编者：《马克思1857～1858年八个笔记本的资料》（之一），《〈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二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页。
(99)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总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212、213页。
(100)也许是由于战争等方面的原因，1939年和1941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被带到西方的可能不超过3、4本。此说请看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注24。
(101)根据1995年和1998年分别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和第31卷有关资料整理。
(1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814页，注450。
(103)阿·伊·马雷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5页；列·阿·列昂节夫：《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三联书店，1962年，第96页。
(104)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43～144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马克思1857～1858年八个笔记本的资料》（之一），《〈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二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629页，注释8。
(107)譬如，在第30卷的《前言》中，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是一部庞大的经济学手稿，它的基本部分大致写于1957年10月至1958年5月。……这部内容丰富的手稿被视为《资本论》的最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0卷，第4页）在第31卷第627页的注释1中，编者说：“这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后半部分。这部手稿是《资本论》的最初的草稿……”。
(108)至于该卷还收入了未能确定的写于1859年春或1861年夏的《资本章计划草案》和1860年的《引文笔记索引》，前份手稿暂时作为1859年编排，有其合理性。后一份作为处于1857～1859年和60年代创作《资本论》时形成的手稿前的零星相关文献，属于两个独立单元之间的稿件编排在前一卷或后一卷，也无可厚非。
(109)1895年，因重新出版马克思早期的几篇文章，引发恩格斯对于出版自己和马克思全集的想法。恩格斯给理查·费舍的信中说：“我有一个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
(110)阿多拉茨基：《在十八年中》，《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6、67页
(111)汤姆·洛克曼对马克思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马克思有特色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的系统提出在哲学上意义重大。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理论已经对现代社会的概念做出了系统研究。实际事例包括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资本主义兴起与耶稣教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以及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现代性是对现实存在感到厌恶的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人们对‘现代性’的关注在哲学和文学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在法国那里为后现代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中展开过广泛的讨论。他们的见解在马克思面前就相形见绌了。就这方面的理论而言，马克思显然是一个巨人。就我们所了解的所有的现代社会理论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创始人而言，就是不谈他们的许多缺点，他们也不是马克思的真正的竞争者。也许只有另外一个巨人——黑格尔才能和马克思相提并论。黑格尔给了我们一个有巨大影响的哲学理论，其中包括哲学、现代哲学。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同样巨大的、有更大争议空间的现代社会理论，这是一个关于资本形成过程中剩余价值积累的经济体系。马克思首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全部现代社会生活的可信框架。在这方面，他没有真正的竞争者，也没有能够比得上他的具有类似规模和声望的理论。”汤姆·洛克曼：《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79～180页。
(112)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马克思文献的遗嘱执行人，为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和编辑出版《资本论》第2、3卷，恩格斯耗尽了马克思逝世后到自己去世期间的14年时间。所以，面对马克思的大量手稿，辨认哪份属于《资本论》的最初的稿件，恩格斯具有无可否认的权威性。恩格斯认为，《资本论》第1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最早手稿产生于1861年8月～1863年6月，《资本论》第2卷的最早文稿产生于1865年或1867年，第3卷初稿写于1864年和1865年。（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5卷，第4、5页）就连维·维戈茨基自己也明明知道1857～1858年的手稿不是《资本论》的第1稿，譬如他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纠正恩格斯的说法时说：“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写作第一册手稿是在1863～1864年和1866～1867年。”（维·维戈茨基：《恩格斯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问题》，《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页，注③）但是，以他为核心的前苏联和现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的编委们却继续坚持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当作《资本论》初稿。
(113)服部文男：《〈资本论〉的形成过程》，《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6辑，人民出版社，第26页。
(1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二十三个笔记本资料》，《〈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五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5)在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有相当影响的维·维戈茨基在其《〈资本论〉创作史》（1970年初版）中似乎有过把马克思1857～1859年当作一个单元的闪念。他在那本早期的著作中列有一章的标题就是“《资本论》初稿（1857～1859年）”。他在这一章的开始时说：“马克思从1857年10月起至1858年5月在多年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及在这一手稿基础上写成的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合在一起就是《资本论》初稿。”他的这一认识一方面把马克思的这一时期的文献仅仅定位在《资本论》初稿上面，低估其更深层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又奇怪地把马克思1857年7月的《巴师夏和凯里》和最为重要的8月份的《导言》等许多篇文稿排除掉，还是没有将这一时期的许多其他文献当作一个同一的单元来对待。维·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116)根据有关材料介绍，1939～1941年出版的两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是按MEGA的编辑原则”编辑出版的，“这一版本在莫斯科编辑，但也带有国际性质，因为在莫斯科研究院参加这一工程的有德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美国人等，而且还得到各国MEGA通讯员的支持。”（周亮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产生、特点和现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58页）按国际版的原则编辑，并且有国家版编辑人员的参与，而没有以国际版的名义出版，反映了这一手稿在当时归类上还没有确定将其放在“《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
(117)仅在这里列举前后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两个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工作的3位经济学家的论述，说明前苏联的经济学界和出版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经济学家列·列昂节夫在1949年以前的著作《论马克思〈资本论〉》中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作用已经予以极大的肯定，但还没有形成“《资本论》初稿”的认识。他在该书中说：“马克思在把他第一版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公诸于世以前，他写了许多篇专论，篇幅要比《批判》要大四、五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论一开头就不是为着出版而写的。在写这些专论时，马克思追求着另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作者本人弄清问题。1857～1858年手稿，在说理的性质上，在问题上，都受这个目的所限制。”（列·列昂节夫：《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三联书店，1949年，第109页）在1959年为纪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100周年的书中，列·列昂节夫则暗示说手稿是为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准备。他说：“马克思在准备写他主要著作第一分册时，于1857～1858年写了一本内容丰富的摘记”。（列·列昂节夫：《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三联书店，1962年，第96页）1965年，维·维戈茨基就已经把它称之为“初稿”了。他说：“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这段时间内，马克思写出了大量的总计达五十印张的手稿，这是七年科学探索的成果，未来《资本论》的最初草稿。”（维·维戈茨基：《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根据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6页）1982年，亚·马雷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辑出版情况》一文中则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所谓的《大纲》……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部著作是《资本论》的第一个草稿。”（《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页）维戈茨基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编辑委员会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1卷（1978年）中写文章则说，“它是未来《资本论》的第一个稿本”。（维·维戈茨基：《〈政治经济学大纲〉及其在为创立工人阶级的经济学说的斗争中的地位》，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苏联的研究人员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还没有形成“《资本论》初稿”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第12卷、13卷的编辑“说明”中，都仍然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当作一部更大的研究计划的开头部分。第12卷说：“在1857年8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所收集的材料，集中精力写作他的经济学巨著。马克思进一步充实这些材料，并部分地进行加工，打算把他这部经济学著作分六册出版。这部著作开头部分的初步方案保留下来了，这就是篇幅庞大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X页）第13卷说：“……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马克思就于1857年开始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我们收集到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的草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有一部分是马克思打算在写作他计划写的那部经济学巨著时加以修改、补充和利用的原始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Ⅷ页）
(118)菲·依·格奥尔吉也夫：《论列宁的‘哲学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页。
(119)如果说一般性著作的编辑出版都会存在出版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话，那么，未完成的手稿就更具有这方面的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被以前苏联为首所指责的考茨基编辑出版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其实，前苏联编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没有躲避开这一窠臼。最严重的版本莫过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第46卷。这一卷不仅与其它各卷一样附有通常意义的注释、著作索引和人名索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下册附有名目索引，为马克思的手稿划分了段落和更细的章节，以及为这些章节和段落加上了标题。阅读这样的文本，读者就很自然地被引导到出版者所理解的意境之中去了。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版本问题，学术界和许多研究人员一直就存在不同的看法。佐藤金三郎在上个世纪70年代针对爱德文·基亚那编辑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卑爱罗·斯拉法编辑的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样的版本而抱怨说：“不可思议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版本！”（佐藤金三郎：《马克思资本论手稿集》，载陈征严正编《〈资本论〉创作史研究——〈资本论〉教学研究参考资料·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6页）2007年，汤姆·洛克曼也说：“出版马克思著作学术版的努力迄今一直没有成功，通常都是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原因。许多马克思文集通常也包含恩格斯的著作。有些著作则被完全查禁了，因为它们与当时官方的政治路线相抵触。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完整版本的种种努力迄今一直没有成功，也许永远都不会成功。……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所有编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尝试总是以俄文版为基础的。”（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0～31页）
(12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532、546页。
(121)以上4本书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亲自罗列的重要代表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1卷，第414页。
(122)汤姆·洛克曼对此也有一段十分相近的评论。他说：“关于《大纲》对马克思后来著作的重要性，人们有着罕见的一致性。不过并不仅止于此，因为《大纲》也是作为其先导的早期著作的延续。它是一系列艰难尝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些尝试从以私有制经济概念为基础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到批判政治经济学，再到系统阐述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它们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后来的作品中。”见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0卷，第107～108页。
(1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0卷，第453页。
(125)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历史科学是唯一的科学。他们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另外，我们还有必要重温恩格斯评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所说的一段话。按照恩格斯这段话的含义，马克思在这一组文稿中所揭示出来的理论对于一切现在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的领域都具有指导意义。恩格斯说：“……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
(1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序言和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4卷，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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