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围城》题旨的多义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义性论文,题旨论文,浅谈论文,围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13(2003)04-0069-04
《围城》自问世以来，尤其是在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中西文化更深刻地融合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人们对《围城》认识的更加全面、深入，对《围城》的探讨、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多角度、多层面、更清醒、更具文学性的时期。人们除了注意到《围城》艺术表现手段如娴熟的反讽手法和写人技巧，妙趣横生、取譬自如的比喻，幽默、生动、老辣的讽刺，轻快活泼、极富表现力的语言，以及作者对中西文化的谙熟并广采博览吸融于创作中，令人赏心悦目，禁不住拍案叫绝，实在是难得的艺术享受等等之外，《围城》的题旨的妙趣及深含的意蕴也是评论者论及的一个主要话题。
如何认识《围城》的题旨呢?作者在作品中是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的：
慎明道：“……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在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方鸿渐说道“我还记得那一次楮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有的论者接受了以“围城”这一成语论《围城》的题旨的观点，认为“对《围城》切不可顾名思义，误以为是描述战争的小说，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围城》的内容)使人得到这般印象：理想的爱情，多归虚妄；婚姻多是不由自己的遇合。”[1](P98-99)针对作者对男女婚姻的困惑情状的表达：在“围城”外面的想进去，进去了“围城”的想出来，也就是说没有结婚的想结婚，结了婚的又想离婚是不是《围城》的题旨，评论界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这种心理，应该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至于表现在婚姻方面的，只能算是做这种心理的扩大”，“以这样的心理倾向作为婚姻的现象，并引申到人生万事”，“这样的主题，是不正确的，也是违反了‘人’的正常生活，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并没有过分强调。”[2](P2-3)有人认为“小说中数度提到的‘围城’，象征了人间处境”，“《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独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3](P384-385)也有人这样总结《围城》的题旨：“生活本应该怎样是一回事——这往往是你从自己的‘个人天地’去希望、去期待、去期盼、去追求的，但事实怎样总会是另一码事——相关的他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同于你的‘个人天地’；换言之，人生常叹之事愿乖违，与其说是‘命定’，莫如说是‘人为’，是人们彼此间的不沟通甚至相互折磨，由此便构成了所谓的‘人生困境’。我以为这就是《围城》题旨之所在。”[4](P13)从以上论者对《围城》题旨的论述和阐释可以看出，该文本的题旨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为阐释者进行多种阐释提供了可能性。我们认为，正因为该文本题旨内涵的丰富性，应尽可能地从多角度、多层次对其进行阐释，以免顾此失彼，执其一端而不计其余，避免导致“盲人摸象”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
本文认为，由于《围城》题旨是多义的，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它不像人们所熟知的普通小说，对其题旨，不同的读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自己的理解、认识和结论。《围城》是一个多面体，是一个多棱镜，是一座群山怀抱的山峰，真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正是《围城》的魅力所在，也正由此导致了人们对其有不同的感受和体悟，对其进行了不同阐释的可能性。
《围城》的题旨从表层意义上看，是在喻写男女婚姻的困境和迷惑。首先，在《围城》中，出现了“鸟笼”、“城堡”、“围城”、飘摇的“轮船”、“自鸣钟”等象征意象，这些意象皆与这一题旨有一定的关联。追求真诚的有爱的志同道合的长相依共白头的幸福和谐的婚姻，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冲进“围城”是人的一种本能本愿的反映，是一种正常心理的体现；但寻觅到这种婚姻决非易事，有的人有时需要付出一生的代价，有的人却一生苦苦追寻，最后空无所获。一对男女即使走到一起，共进“围城”，但由于感情基础、人生志趣、性格、生活追求、家庭、社会地位差别以及其他谁也说不清的因素的影响，常常使人陷入无法摆脱的苦恼，无法走出黑洞般不和谐的阴影，一直在寻觅中迷茫，迷茫中寻觅。对于婚姻，“结”而“离”，冲出“围城”，以求解脱，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不做如此选择，则造成另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婚姻现实：大量存在着凑合、将就的不死不活的无爱的与人性相背离的婚姻或者生活在理念的或幻想的婚姻中。《围城》中男主人公方鸿渐便处在这样的一种现实困境。其次，从小说描写的内容看，《围城》所写故事内容的主要情节骨架是围绕方鸿渐展开的。而在方鸿渐这一人物的描写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对其爱情婚姻纠葛的描写。他先受已死未婚妻的暴发户的父亲的支助去留洋，而后，在回国的轮船上，邂逅一个放浪不羁、耐不住寂寞的香港的鲍小姐，最后遭到始乱终弃的命运，方鸿渐在心理上产生了对男女关系的恐惧感。之后，留洋女博士苏文纨有心与他共进“围城”，而方鸿渐却痴迷地爱上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但最终被苏文纨设计拆散。方鸿渐遭受着深深的失恋的痛苦。他离开上海去三闾大学应聘教职。在三闾大学，他落入孙柔嘉设下的圈套，与其共进“围城”。由于两人在性格、人生志趣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孙柔嘉姑母的挑拨，在不尽如人意和吵吵闹闹中，方鸿渐终于要从“围城”脱出。主人公方鸿渐就苦恼地在一个个“围城”中奔来奔去，始终感到压抑与无可奈何，对他而言，人生处处是“围城”，无论国外、法国邮轮、上海或者三闾大学甚至家庭婚姻都是人际纷争的是非之地，想讨好却处处受制，“正像他去年懊恼到内地，他现在懊恼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方鸿渐的基本经历就是不断渴求冲出“围城”，而每一次的走出又走进了另一座“围城”，通过如此描写表现了“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男女婚姻的迷惑和人们的现实困境。
仔细研究、琢磨《围城》，我们会发现，表现“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男女婚姻的迷惑和困境并非《围城》的真实意图或终极内涵。作者仅仅是通过这一现象来揭示更深刻的人生意蕴和社会内容。透过这层表象，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当时中国芸芸众生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处境。
作者在《围城》的序言里谈该小说的创作和出书的经过时说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凡是人类，是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人性的。”[5]作者选取中国社会中最有代表性之一的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来写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们的生存状态，写出他们的悲苦、无奈、迷茫、失望和挫败，以及他们身上的人性弱点，并以此来写整个人类。
方鸿渐出生于一个深受旧思想、旧传统、旧文化熏染的旧式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每个角落，甚至在它的空气中，都散漫着腐朽、衰败的气息，父亲用旧的思想和道德观念教育他，家人之间，彼此鄙夷，充满嫉妒，勾心斗角。这种家庭环境给方鸿渐的性格打上了深厚的底色，培养造就了方鸿渐的俗气、虚荣、软弱、胸无大志、不谙世故的个性特征。“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系转到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由死去的未婚妻的暴发户的父亲出钱送他去留洋，“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最后银行里的只剩下300磅，便计划回国。“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他就“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在三闾大学，由于他的幼稚和不谙世事而受排挤、陷害，遭到解聘。在爱情婚姻上，他接二连三地碰壁，吃尽了苦头，最后与孙柔嘉结婚，方鸿渐更是承受了更多的冷遇、讥讽、奚落和难堪。父亲叹其“怕老婆”、“没出息”，妻姑批评其“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妻子说其“最要面子”、“顽固”。由于妻姑的挑唆，两人经常陷于吵吵闹闹甚至激烈的冲突、碰撞中，以至其产生了从“围城”中逃出去的想法。当方鸿渐独自无聊地彷徨在凄冷的街头，他内心充满了颓伤、迷茫、无奈、失望，“家”，这个温馨、宁静而又可避风雨、解烦忧的幸福港湾，似乎于他没有更真切的现实意义。小说充分展示了方鸿渐处处碰壁、连遭失败的生活经历，揭示了人们受压抑、难容于现实社会而遭遇到的无法言状的悲苦的人生困境。
小说对三闾大学及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的描写，更可以看出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环境。在这个丑类云集的地方，作者写了狡猾政客的校长高松年；贪婪无耻的训导长李梅亭；以洋博士的假文凭诈取名利的历史系主任韩学愈；卖弄虚荣，搬弄是非的能手陆子潇等，这批人只知蝇营狗苟，追逐名利与情欲，倾轧争斗不休。在这个是非的旋涡中，赵辛楣因无意中卷进一场无法解释的情场误会而被迫离去；方鸿渐因一本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的小册子而受牵连，被人诬告，遭到解聘，等等。尤其通过像方鸿渐这样稍有正直之性，对环境略存不满而对别人绝无恶意歹心，更不可能威胁、伤害他人的一介书生的人生际遇，写出了现实生存环境之恶劣，人性之丑陋。
小说中不论写人或者写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环境，都体现了作者的浓厚的现代意识。过去的农业社会是宗法制的，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文化，宗教是中心，公众之间有密切联系，人与人叫得出对方的姓名，彼此是面对面的关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生活是城市式的、世俗化的，传统价值观开始动摇，宗教不再是中心，世界变得复杂而生疏，个人感到自己的孤立，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书面契约的形式来确定，成了背靠背的关系，谁也弄不清谁在操纵你的命运，人变得法定化了，非人格化了。这种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感、陌生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6](P7)20世纪的人们尽管已经告别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封闭社会，交通、通讯的方式和手段也越来越多种多样，快捷便利，但由于生存环境的复杂艰难，利欲熏心，物欲膨胀，以及使人必然地处于一种被异化的地位，再加上现代工业化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人的生存的挤压和威胁，使人在社会越来越开放发达的情况下，却更加退缩到“个人天地”，封闭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世界，使人与人之间难于沟通、交流和对话，人更多的是走向与社会环境的对立和对抗。正如小说中所言：“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刺猬，只好保持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小说中的轮船、汽车、飞机、城市以及绿绸小伞等具有现代内涵的物体意象本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产物，却加剧和见证着方鸿渐处境的不断恶化，使方鸿渐不由产生“人生万事”都是“围城”的感慨。这也正是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关注的。有位心理学家分析道：“一个人对世界的体验是他人看不见的，任何人所能直接观察到他人的全部表现只有动作、身体、和语言。一个意识和另一个意识之间的鸿沟是无法填平的。……假如他人对世界的体验比你自己更广阔、更深远，同时想象也更辽阔时，那么，你甚至不能想象出这种体验是什么。因为一个人所想象的仅在他个人体验的范围之内。”[7](P57)由于社会、环境、利益、心理、出身、经历、教养、处境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产生了很多障碍，也就变得愈加艰难。所以，有人认为：“从作品的表现方法来看，《围城》更像一部象征小说，其中蕴含的否定性的超验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一部寓言小说涵盖量。它的隐喻性主题探讨的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它隐喻出的现实情景描绘了现代人的根本处境。”“人与‘围城’之战是人类听命一个神秘的召唤而进行的一次徒劳无获的抗争。这个抗争将永无结局，循环往复，也许这才是《围城》悲剧性象征的真正本质。”[6](P274)
尽管小说中人物活动和故事展开的时代环境是抗战初期，但作者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很淡甚至是虚化了人物活动和故事展开的背景，作者之所以这样处理，而没有把它写成表现重大题材的反映抗战生活的抗战小说，是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对人性的灰色、黑暗、丑陋的描写，更有利于充分揭示人类的弱点和生存状态、境遇，更有利于表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人道情怀。
《围城》题旨的更深意蕴是其对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矛盾及艰难境况的思考。在小说中作者对某种人“崇洋媚外”或“崇洋迷外”的心理、言行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国门被外国列强用枪炮打开，西学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崇洋”、“迷洋”成为时尚，随起留洋浪潮：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学中国文学的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有价值。
于是乎，“中体西用”、“中西合璧”成为风潮，深入人心。出现了“欧亚大旅社”之类；张先生夫妇深谙“中体西用”之精髓，张家择婿要“中西合璧”，一要“富商的儿子”，二要“留学生”，方鸿渐深合要件，得以候选为东床；三闾大学高松年之流也高谈阔论“中体”“西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为中西文化吸纳、融合之皮毛、假象，于其精髓相距千万里。就连不学无术、身受其害、心存虚荣的方鸿渐对此也大加鄙薄、痛恨。以此认定小说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就是对“崇洋”“迷洋”之风的抨击、讽刺和批判，那就大大曲解了作者的真实意图。
虽从1840至1940，中国经历百年的欧风美雨，但中国毕竟是一座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围城”，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欧风美雨也仅是“荷叶上泻过的水”。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的矛盾而艰难的处境以及人类对异己文化的拒斥、难能沟通的思考，含有令人警醒的深意。
鸦片战争之后，无数的中国知识者，将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以图对本民族文化进行革新。实现民族的昌盛和振兴。但如何葆有本土文化的精魂，革故鼎新，积极吸融外来文化，真正实现我们民族文化的脱胎换骨，决非易事。由于文化之间因自身生成环境、文化精神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吸取、借鉴外来文化的主体的态度、自身的准备等原因，往往会出现令人尴尬、令人困惑的两难处境。
《围城》更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西文化渗融的具体的历史情形。方鸿渐出身于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旧式家庭，长期以来，耳濡目染，血管里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由于受时代潮流的裹挟，想走出本土文化的“围城”，进入西洋文化“围城”，出国留学，结果是中西互渗交融在其表里。他受西方个性解放、性开放之风的熏染，在归国途中即与鲍小姐上演了一场性解放的讽刺剧。留洋归来，受邀到家乡做“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的演讲，结果他却大谈特谈“洋烟”、“梅毒”之类；高松年的“中体西用”即“用夏变夷”，以己之文化消融他之文化。“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赵辛楣也感叹道：“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外国的东西包括学术理论，一到中国都会变成固有祖传的“国粹”。尽管已是20世纪30年代了，但中国依然被浓厚的封建意识笼罩着，传统文化的重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蜗居匍行，积重难返。对外来文化的强烈的拒斥力量，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对话中，构筑起一道极难逾越的屏障，使人们陷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两难境地。
收稿日期：2002-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