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战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战论文,甲午论文,晚清论文,其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淮系集团研究
在检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败亡的原因时，我认为对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作战指导得失的研究，有必要把它与战前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理论情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一、甲午战前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
19世纪70年代后，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和一部分驻外使节开始翻译西方的有关专著，向国内介绍西方近代海战理论。尽管在当时译刊的各书中还没有出现海军战略、战役的明确概念，但其中象《防海新论》、《海战新义》等书的内容，已明显地超出于一般的战术、阵法之上，实质上已属于我们今天所规定的战略、战役理论的范围①。
《防海新论》认为，“凡与滨海之各国战争者，如能将本国所有之兵船径往守住敌国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则莫如自守”本国紧要之海口②。在这里，封锁敌国海口实际上是一种战略上的进攻作战，自守本国海口在战略上则只能是防御。该书的原作者显然是推崇进攻作战的，译者亦主张要御敌“于境外”③。《海战新义》更从战略的高度将海军作战任务区分为破坏敌国海上交通线、封锁敌国海口、与敌国舰艇部队决战、配合陆军进攻敌国本土等四类。该书强调，海军最主要的作战任务是与敌国海军决战。“尤要者，为我以兵船进攻敌国兵船。”“凡力强者，易于整旅而出，搜剔敌船而击败之。”书中虽未正面地提出“海权”概念，但从侧面提到了“海权”这一名词。书中写道：“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而弱国须守候机会，以伺击强国一分股之船。④”这也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国近代最早使用“海权”这一名词。《海战新义》归纳了五种最主要的海战样式：一是舰队出海寻求对敌国舰队的进攻；二是舰队在本国海岸防御击敌；三是派遣舰队攻击敌国海口或本土，以牵制敌国舰队的行动；四是当敌国舰队将集中于我海岸时，我舰队向他处机动，以吸引和分散敌兵力；五是将我海军舰船分编为数队，分别行动，牵制敌舰，在机动之中创造战机，适时集中各队击敌之一部。它认为，在这五种作战样式中，进攻和防御是最基本的作战样式。
从上述内容看，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已初步接触到西方近代海军战略、战役理论的几个重要方面。它们的引进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高层次作战理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我们又必须看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自身也还处于迅速的发展变化之中，以马汉的海权论为代表的新的近代海军作战理论体系还未确立。因此，甲午战争前中国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实际上是不成熟的，尤其是最能反映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特色的关于争夺海权的主张，还未被突出。
同时，由于中国海军学术介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李凤苞等翻译者缺乏海军指挥官的亲身经历，又缺乏对海军学术长期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对西方海战理论著作的理解很肤浅。更为严重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海军统帅、将领们对这种新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首先，他们没有组织力量对欧美海军作战理论著作进行进一步的翻译介绍，就连《海战新义》这部被李凤苞称为“语语切实，事事赅备”的重要著作⑤，也仅译刊了其卷一和卷二的一部分，才相当于全书的1/10左右。从体系上看，甲午战前中国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存在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对海陆联合作战中的指导问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引进这方面的比较完整而又具体的理论。尤其是对抗登陆作战理论，当时中国人只注意有关封堵海口的技术问题，至于海军在抗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什么，如何与陆军协同、如何选择和把握作战时机等战略、战役层次上的重要问题，则很少有人关心。其次，他们对初步引进来的西方制海权思想火花缺乏必要的敏感，几乎没有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李鸿章还针对《海防新论》所提出的派兵船往堵敌国海口的主张，在他的奏折明确表示不适应于中国⑥，至于积极主动的海上决战主张，更是很少被提倡。再次，还没有人能结合中国海军的实际情况，进行开创性研究，创立中国自己的近代海军战略、战役理论。
二、甲午战前对西方海军战术理论的引进
19世纪后半叶海军战术的发展，是建立在蒸汽动力舰船技术与舰载后装火炮技术二者的结合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海军战术的核心，就是充分有效地实现舰船机动力与攻击力二者的有机结合。而这一切，又是通过海军舰队或舰艇编队的各种阵形排列、转化，及其在此过程中对舰载火炮和舰船冲角的使用来实现的。
甲午战争前，中国对西方近代海军战术的引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海战阵法，它是海军战术的基础；二是海战战法，具体又包括阵法的运用艺术，舰载火炮、鱼雷和舰船冲角的使用艺术，以及各种战术手段的使用等方面。相对于阵法而言，海战战法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也恰恰是史学界长期未曾加以专门研究的问题。实际上，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在这方面同样是做了一些学术引进工作的，当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各国水师操战法》和《海军调度要言》两部译著⑦，就是当时中国人引进西方海战战法的主要成就。根据该两书所提出的主张，对海上战斗的指挥，首先必须解决阵法的选择问题。阵法选择应符合下列三项原则：第一，要便于发扬我舰队的整体攻击力，使所有参战诸舰的火炮和冲角都能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威力。“一群船交锋，不论船数多少，须有一不易之理：一须以炮之全力攻敌，二须善用我碰嘴（冲角）。”第二，要便于保护舰队各舰，“各舰之次序，以全能保护己船为要”，“己船迎敌之面，愈窄愈妙”。第三，要便于机动，既能“尽己之力行驶”，又“与他船不可有碍”⑧。基于上述三原则，该两书提出：首先，海战仍应以战列线为基础，认为舰船各自为战不利于力量的集中，也不利舰船间的相互保护。其次，与敌交锋时，我舰队的阵面宜宽阔，不宜深厚，认为宽阔更有利于发挥舰队的整体攻击力。再次，应以舰首对敌，伺机用冲角撞击敌舰，并减少我每一单舰之迎敌面以避免为敌所撞。该两书都认为，各种海战阵形互有长短，但从阵面宜宽和以舰首对敌两点要求出发，较倾向于使用雁行阵（横阵）或斜行阵，而不使用鱼贯阵（纵阵）⑨。
该两书还从战术的角度，对海战中火炮和舰船冲角的使用问题做了必要的探讨。该两书都认为近代海战中火炮命中精度差，为提高命中率，应当近距离交火。因此，两书还主张军舰应多装备速射炮，尽管其单发威力小，但它的命中机会多，总体威力大。该两书指出，舰船冲角的使用，首先必须把握战机。最理想的冲撞时机包括：乘敌不备时，烟雾浓烈能隐蔽接敌时，敌舰在阵线中发生偏斜时等。冲角在没有机会时不可滥用，否则有反被敌撞、或自乱阵线之危害。用冲角撞敌舰的最佳撞击角度为与敌舰同航向之锐角（约30°左右）相交，最佳撞击部位为敌舰之腰部。
关于近代海战的战术手段，该两书主要提出了以下六条：一是以主待客，用搦战之法诱敌来攻；二是用疑敌之法，以便避开强敌；三是用冲角冲断敌阵，分割围歼其一部分；四是将我诸舰分编成数个战术群做梯次部署，对敌展开正面多层次冲击；五是对敌阵两翼同时展开，使其首尾不得相顾；六是对敌阵之正面攻击与翼侧迂回相结合，以收前后夹击之功效。
从总体上看，甲午战争前中国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术的许多内容是从特拉法尔加角海战（1805年）、汉普登海战（1862年）和利萨海战（1866年）等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与成熟的近代蒸汽舰队战术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在上述几方面内容中，便既有正确的见解，又有明显的缺憾。它所提出的海战阵法选择三原则，它所阐释的舰船编队主张以及近距离交火主张，基本上是有道理的。至于它的缺点，则比较突出地表现为下列三点：首先，在具体的阵法选择方法中错误地坚持应以舰首对敌。为保证我舰队之每一舰都能以舰首直对敌阵，它所排列的阵形便只能是横阵或斜行阵。而实际上，在当时的一般情况下，横阵和斜行阵与纵阵相比较，它们既不利于发扬火力，又不便于舰队机动。其次，在舰船攻击性武器的使用方面，过分看重舰船冲角，对舰载火炮的作用认识不够，对当时刚刚问世不久的鱼雷则语焉不详。再次，对近代海战的战术手段，未做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所提出的六条除还不完整外，最主要的问题是过于简略，可操作性差，难以为人掌握。
三、从甲午战前的海战理论状况看北洋海军作战指导中的问题
联系甲午战争前中国海战理论状况来分析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作战指导实践，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发现许多问题，或者从这个特定的角度对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有关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和补充。
1.关于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初期的战略指导问题
由于甲午战争前中国海战略理论水平低下，整个海军决策层和学术界对海军作战的战略指导学术问题都没有引起重视，当战争来临之际，决策层自然也就不可能科学地思考和规划海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使用问题，不知道如何从全局的高度尽可能地利用近代海军的特性，尽可能地发挥它的威力。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的海军力量大体相当，当两国战争不可避免时，两国海军的决战也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战时大本营正是根据这一特定条件，制订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关键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从而也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特色。而清政府在战争开始之前，并未提出明确而完整的战略计划，只是在宣战诏书中表示要在朝鲜半岛厚集陆师，迅速进剿，同时指示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⑩。史学界据此将当初清军的战略意图概括为“海守陆攻”。依据这个总的战略意图，北洋海军的基本任务是固守渤海湾口，具体又以防守旅顺、威海两军港及其附近海域为中心，没有确立积极主动进行海上决战的指导思想。这就必然使北洋海军陷于一种消极应付的状态，将海上作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本。
由于清政府把陆军的主战场定在朝鲜半岛，而且取一种进攻态势，自然就要在此集结大量的陆军部队，并进而对北洋海军提出入朝清军需要北洋舰队从海上提供翼侧保护。事实上，应叶志超等人的请求，李鸿章曾多次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朝鲜西海岸大同江口等处巡弋，以策应在朝清军。其次，朝鲜作战对颇为便捷的海上兵员运输存在着明显的依赖性，而海上运兵又必须要北洋舰队进行护航。这样，“陆攻”就必然要牵动“海守”，北洋海军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入朝陆军的附属品，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上。丰岛海战、黄海海战都是北洋舰队在护航过程中发生的，北洋舰队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在这两场海战中具体地转化为战役、战斗上的被动和劣势。
因此，我们认为，北洋海军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接连战败，确有清政府战略指导失误的原因。而清政府的这种失误尽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它的海战理论准备不足，对近代海军战略特性的认识极为肤浅。我们在检讨当时决策层的责任时，与其简单地指责他们战时处置失当，不如更进一步批评他们在战前对海军战略理论的研究根本不予以重视。
2.关于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阵形选择问题
对于北洋舰队使用横阵的利弊得失(11)，长期以来颇有争议。应该说，北洋舰队采用横阵迎敌，是建立在它战前对海战理论的研究和战役战术操练严重准备不足这样一个特定基础之上的。横阵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实现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高度有机结合，既难以通过机动于必要的时间内集中必要的火力密度，予敌之某一特定目标以毁灭打击；又难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机动，适时转移火力，以救护我舰队中处于危急状态之舰船。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注意到横阵对各舰舷炮和尾炮射击的直接影响，更要注意到横阵因机动性差所带给舰炮火力的间接的、但却是更为严重的制约作用。
黄海海战如果从敌我两舰队相距3000～3500米相互交火起算(12)，到北洋舰队之横阵队列线与日本舰队横过之航迹重合，前后大约经过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这10分钟中，双方的交战实际上有两个热点。一个热点是“定远”、“镇远”等主力战舰与日本联队本队间的炮火对攻。尽管北洋舰队在这一局部其舰船数量略居优势，阵形亦倘整齐，且可发挥其舰首重炮威力，但是，由于横阵的种种局限，它的各种优势却未能形成真正强大的攻击力。因舷炮和尾炮难以发射，而舰首炮的发射速度又慢(13)，几乎每一艘敌舰从阵前横过，北洋舰队各舰之舰炮都只能发射1～2次，加上命中精度低(14)，以致单位时间内对敌某一目标舰的火力打击强度达不到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统一横阵中之各舰，又根本不可能实行局部机动，以延长对某一敌舰的攻击时间，或有重点地加大对某一敌舰的火力密度。结果，从阵前横过之敌舰虽皆挨了几炮，但却又都未受到致命的打击。
这时海战的另一个热点是日海军第一游击队对北洋舰队阵形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的逼攻。“超勇”、“扬威”二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居于绝对劣势，处境极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北洋舰队指挥官理当立即进行紧急处置，相应机动其他力量前往救护。实际情况虽因北洋舰队指挥中断，似乎难以进一步讨论。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统一横阵的格局下，即使指挥不中断，丁汝昌处置起来也将是极其困难的，“超勇”、“扬威”之命运终归难以改变。由此可以看出，横阵不便于机动的弱点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当敌人采用抄袭两翼、前后夹击等战术时，就更加不容易应付。在黄海海战结束后不久，中外评论家就曾指出，北洋舰队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15)。
北洋舰队使用横阵之利弊既已如上述，那么，对于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个人而言，他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做出这种阵法选择的呢？史学界有所谓丁氏依据琅威理原先推荐的阵形而做决策的说法，这里论者想进一步指出两点：
首先，丁汝昌采用横阵无论是自出心裁还是受他人推荐之影响，都不是他对海战战法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不少亲自参加过此次海战的中外军官曾于战后对丁氏出任北洋海军提督的资格提出过疑问。泰莱称他“不谙航事，实际上为傀儡提督”(16)。还有记载称丁氏自己亦曾承认不懂海战。而在他周围的其他海军将领，平时同样很少讨论海战阵法与战法问题。“当平居之日，少于聚会谈论战守胜法及军中利弊，所以见闻不广也”(17)。“军兴以来，未闻有上制胜之谋者。提督与诸将画策之时，有口是而心非者，有唯唯而退者。员弁有言，多因避嫌不敢上达。(18)”虽说丁汝昌曾在威海召开过作战会议，并讨论过有关海战阵法等问题(19)，但是，平时不研究、训练中不考究的战法问题是很难在临事之际突然一下子解决的。
其次，说丁汝昌对黄海海战的阵法选择不是深思熟虑之举，这并不意味着丁汝昌在甲午战前丝毫未受到西方近代海战理论的影响。前文已经指出，甲午战前中国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术还处在一种过渡形态，舰首对敌横阵理论受到推崇。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种理论与丁汝昌选用横阵有直接联系的文字记载，但我们设想丁氏作为北洋海军提督读过《各国水师操战法》等书，似乎也是不足为奇的。不少研究者以为丁氏在黄海海战中选用横阵，主要是为了利用舰首重炮的威力，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它与丁氏受到过西方海战理论中的横阵优越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这种横阵优越论也有可能是出自于琅威理之口授。如果这一点真能成立的话，则我们便可进一步地指出：即使丁汝昌曾有意识地接触过一些近代西方海战理论，那也仅仅是皮毛，他所接受的是其中某个具体的主张，而没有把握住它的精华。北洋海军也因此未受其益，先受其害。
注释：
①《防海新论》，一题《海防新论》，18卷，普鲁士希理哈著成于1868年，英国傅兰雅、江苏华蘅芳翻译，1874年江南制造局刊本；《海战新义》，4卷，奥国普兰德海军官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原著，李凤苞节译，1885年天津机器局刊印。
②《防海新论》，卷1。
③《防海新论》，华蘅芳序。
④《海战新义》，上册，第2卷，第16～17页。
⑤李凤苞：《〈海战新义〉跋》。
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16。
⑦《各国水师操战法》，法国海军军官哩范等原著，李凤苞译，1885年天津机器局刊印；《海军调度要言》，英海军司令拿核甫等原著，舒高第等译，1890年江南机器制造局刊印。
⑧《各国水师操战法》，卷1，页2上，卷2，页3下。
⑨《各国水师操战法》，卷2，页9上。
⑩“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17页。
(11)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所用阵形的名称虽难以有个统一说法，但从阵形的归类看，它大致属于一种不规则的横阵或其相似阵形，本文笼统称之为横阵。
(12)黄海海战从技术上讲大致处于3000码（2743.2米）距离左右开始交火的时代（见何希琨：《海军战术讲义》，上卷，第115～116页，1945年陆军大学铅印本）。北洋舰队在5300米远时即先行发炮，不但无实际战果，且有明显的害处。
(13)当时北洋各舰所装备的中等中径（15公分）之后装炮的理论射速大约为每分钟1发，但海战中实际射速肯定低于此数字。
(14)北洋舰队在平日训练打靶时多预设浮标以测靶之远近，故能命中。但在战时，一方面浮标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又因其舰炮射速慢，两次射击间隔长，在此时间内敌我两舰之相对位置变化大，故难以通过试射以测敌舰之远近，也就难以在后续射击时命中敌舰。这是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低的重要原因。
(15)“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72页。
(16)“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44页。
(17)“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2页。
(18)“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398页。
(19)“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