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品供应链下的“碳足迹”进行审计是否可行？_碳足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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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8年提出，要想使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在2摄氏度以内，碳排放量必须从2007年的480亿吨减少到2050年的240～280亿吨。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8年估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增长到92亿，如果240～280亿吨

平均分配在92亿人口上，地球中每个人都将会分配2.1～2.6吨的年排放额度。显然今后的碳减排任务需要从个人的“碳足迹”出发，尤其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公民，如美国、英国和瑞典只有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别下降90%、78%和69%才能满足他们在京都议定书中约定的减排额度(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09)。要想达到这些人均减排量，一方面可以通过监管与财政措施改变公民的消费模式和减少物质福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驱动消费者减排，即市场通过价格手段强迫消费者将需求转向碳排放量较低的产品。虽然我国目前更多使用监管政策以减少碳排放，但通过市场驱动消费者减排将会是今后碳减排的主要方法。这是因为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低碳产品和服务，将会回报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从而鼓励企业之间竞争以生产更多环保产品和服务(Tesco，2008)，达到整个供应链绿色循环的效果。这个循环的关键是如何告知消费者在特定的商品和服务中“嵌入”的碳量，这些信息会使消费者根据碳排放强度来区分产品，并计算如果更换到低碳替代品可以节省多少碳。提供这些信息最常用的方式是利用“碳标签”估计产品在供应链节点的碳排放量，即从原材料加工到最终销售或使用所排放的碳。当前已有诸多组织，如英国的碳信托基金、法国的环境和能源机构、德国的PCF项目、日本经济产业部与韩国生态产品研究所等极力推动产品供应链碳排放审计，目的是传递给消费者购买该产品将会使碳排放量增加多少的信息。

      许多国家已开始测量产品“碳足迹”的实验。如英国20家公司和政府资助的碳信托基金共同开发了单个产品的碳审计方法；法国连锁超市中的26个自有品牌的产品有碳足迹，用“红绿灯”(红/琥珀色/绿色)编码系统来显示碳评级；韩国生态产品研究所开发了一个10种消费产品的碳评级试点项目等。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各国也在努力开发产品碳审计标准。如英国标准协会(BSI)和英国农业研究机构(DEFRA)2008年发布了PAS 2050，即一种公众可获取的利用生命周期法(以下简称LCA)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估的规范；日本经济产业部(METI)研发了“碳标签”技术规范；德国PCF项目为产品碳足迹定义了“基本原则”。此外，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于2011年底共同开发了适用于全球的“碳足迹”审计标准《企业价值链标准》和《产品寿命周期标准》。中国共有8家企业参与了这两个标准的开发和测试，这是我国第一次参与国际碳排放测量标准的制定。可见，世界许多国家对产品的“碳足迹”审计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一种测量标准能精确计算每个供应链节点的碳排放量及碳标签中产品可承受的最大成本，也未能知道测量产品供应链节点的“碳足迹”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行为。那么，在我国是否要推动这种消费拉动型的低碳经济政策?本文从先行国家产品供应链的“碳足迹”审计实践出发，提出了碳足迹和碳标签实施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试图论证碳足迹和碳标签法对我国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无益，也不能帮助国家实现低碳减排目标。

      二、产品供应链下的“碳足迹”审计演变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排放审计已成为各国进行碳减排的重要基础。早期的碳排放审计，主要关注总能源消耗基础上的碳排放量估算，并常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如我国的低碳政策是由中央和地方、各部委(地方政府)、重点企业层层分解落实节能减排指标，实行目标责任制考核(李兆东、鄢璐，2010)，这种考核要求企业采用准确和一致的方式计算碳排放量。同样，欧盟也要求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行业，如发电、化工、钢铁和水泥行业都要计算企业的碳排放量，其他行业的许多企业也自愿计算碳排放量，并常将碳排放量作为社会责任报告的一部分。

      随着审计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在细分水平上(业务单元、设备、过程和活动层面)计算碳排放量的方法，如作业成本法(ABC)，其中心思想是用碳替代成本，即用资源与碳配比的思想来计算企业的碳排放量。然而，这些计算方法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均是核算的初级阶段，需要更多的研究(Hopwood，2009)。于是研究人员开始利用Stevens提出的供应链思想(即从公司着手涉及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测量碳排放(Stevens，1989)，并推动碳审计从一个公司特有的活动演变成涉及供应链不同层次的活动。如英国碳基金2006年发明的用来衡量供应链中每个节点的碳排放量。这种方法主要从生命周期出发收集能源和排放数据，尤其针对“整个供应链中的能源密集型节点”构建一个“供应链平衡”，确保考虑到所有“供应链”中的原材料、废物、能源等排放的碳足迹。

      三、产品供应链下的“碳足迹”审计优势

      一些研究认为，产品层面的碳足迹审计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有效地管理他们的碳排放，并将会对企业和消费产生影响。但另一些研究针对某些方面提出了反对意见。

      企业层面。英国碳基金指出了碳足迹对企业的三个好处：①使公司通过产品的碳足迹找到重大减排机会和重大财务效益。即当一个公司测量其碳足迹时，将会发现产品供应链中主要的减碳节点并实施减排。然而，Grenon et al.却认为通常很难区分这些节点是属于哪种产品，因为这些节点会出现在一大堆有着相似物理和营销特点的产品组中、采用特定生产或储存设施的产品组中、有着相似物流特征的产品组中(Grenon et al.，2007)；②促进公司优先考虑与供应链有关的碳审计。对公司供应链碳下的“碳足迹”审计既可以突出供应链中占总排放量比重较大的节点，也可以针对这些节点进行集中碳管理；③帮助公司在产品制造、采购、分销和开发方面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企业减少碳排放的一个关键方法是改变其产品投资组合，除去供应链每个节点的碳排放量，并大力促销低碳产品。然而，企业却无法对含碳量相对较高，但获利和增长机会也较高的产品供应链进行选择，也无法通过碳足迹审计发现减少碳排放的方法。

      消费层面。当前，学者们一个普遍争论的话题是碳标签在多大程度上能引起消费者对低碳产品需求的增加。在食品中营养标签表示更健康，低脂肪产品对需求的成功引导常被作为消费者对特定产品信息做出反应的证据。基于此，特易购公司提出了“碳卡路里计数”的术语强调了营养和碳减排的类似性。但仅通过类比来证明碳标签将同样会增加低碳产品的销售量是缺乏依据的。这是因为健康食品对人类有着直接、短期的影响，而购买低碳产品对人类会产生间接、长期的影响，且在产品包装上增加碳标签会增加顾客的信息负担，顾客也许会直接忽略这些产品。

      事实上，LEK咨询公司在2007年对英国的市场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消费者会注意具有碳标签的产品，但对他们的购买行为影响是有限的。只有44%的受访者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会选择一个更小碳足迹的产品。2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将不考虑碳标签，直接购买第一偏好产品。而仅有15%的受访者愿意为低碳产品支付更多。然而，由于市场调查往往会出现“社会称许性的反馈”(Diekmann et al.，1998)，因此15%这一指标有可能被夸大了，会让人更加质疑碳标签的有效性。

      四、产品供应链下的“碳足迹”审计基本问题

      在对产品供应链进行碳足迹审计时面临一些基本问题，如碳排放的边界、排放的分配、供应链的可变性、可测量性及成本。只有明确这些基本问题才能“足够准确”地将碳排放分解到产品层面。虽然英国的大多数消费品都已贴上“碳标签”，但使用者却不知道这些制造消费品公司的碳排放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独立审计。事实上，极少数印着“碳标签”产品的碳排放量计算是准确的，如一包34.5克的沃克咸酸味薯片的标签标明在其生产和包装中大约排放了75克的碳，而等量大小的奶酪洋葱味薯片则排放了74克的碳。但当前复杂的碳排放计算公式，变化的排放条件和不可靠的主观判断，都导致碳排放量不可能被精确地计算出来(THEMAI，2009)，不如采用一个数值范围或者像营养标准、能源评级标准那样使用颜色编码或“红绿灯”系统，这样对消费者更可靠、更诚实。然而，这种范围标签的方法又会出现顾客能否根据碳排放强度把不同的产品进行区分从而购买最低碳排放量产品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由于上述基本问题固有的局限性，使产品供应链的碳排放审计无法“足够准确”。

      (一)碳排放的边界问题

      产品供应链的碳排放边界很难被界定，主要是因为在企业中范围3的排放量可能会被重复计算、手工劳动的碳排放量未被计算及在垂直供应链中排放测量的起止点无法确定。

      1.重复计算范围。温室气体议定书把企业的碳排放分为三个“范围”：范围1为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自有或控制之锅炉、熔炉、交通工具等燃烧的排放，以及来自于自有或控制的设备，化学品生产过程的排放等；范围2为电力之间接温室气体。指来自于公司自用之外购买电力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范围3为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是公司作业活动的结果，但产生自其他非报告公司所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如外购原材料的采挖及生产和为该公司服务的第三方物流等(WBCSD，2004)。公司在报告他们的年度碳排放量时必须包括范围1和2的排放，但对范围3的排放可自愿披露。由于公司具有间接排放责任，在年度报告中包括范围3是适当的。但如果多数企业在环境报告中收集了产品层面的范围3排放数据，在供应链合作企业和物流公司中范围3的排放量可能会被重复计算，特定产品分配的总排放量就会被人为夸大。

      2.手工劳动的排放量未被计算。一些生命周期评价采用对系统边界的定义已转入供应链碳审计中，如生产和物流中与手工劳动有关的能源消耗和排放通常不包括在碳排放计算内，这主要是因为使用手工劳动带来的排放量非常难以测量。这就引起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碳排放量的偏差，即与更依赖机械设备的企业供应链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供应链的碳排放量更少。例如，从苏格兰西海岸捕获的虾，经深海集装箱船运到泰国，在曼谷的一个工厂手工去壳后再运到英国进行处理。然而，以前虾是在苏格兰的工厂机器去壳的。比较分析现在和以前的企业供应链碳排放，发现每单位的总碳排放量是相同的。但是在现在的做法中，虾被运到泰国加工后再运回来，一个往返路程是17000英里，这显然排放了大量的碳。这样反常的结果可解释为曼谷手工劳动产生的碳排放未被计算，苏格兰机器产生的排放量等于往返路程的排放量。

      3.起止点无法确定。在垂直供应链中决定碳排放测量的开始和结束点也是有争议的。如果采用LCA已被接受的做法，碳排放测量将会被追溯到原材料，如果是可再生材料，开始点就是再生点。但是，产品供应链的结束点却难以定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碳足迹研究都假设供应链结束点在产品进入商店货架。但是产品越来越多在网络上销售并通过快递到消费者手中时，产品供应链结束点不得不延长到使用点(因为快递过程也排放了大量的碳)。虽然LCA法也考虑了在实际使用产品中的资源消耗及后续回收或处置问题，但由于消费者出行行为的可变性、产品用途和退货中的物流等问题，使得这些售后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计入碳排放审计非常困难。

      (二)分配问题

      产品供应链的碳排放难以被分配到每个环节，影响了碳排放审计的准确性，原因包括当前国际上缺乏统一的分配原则及制造业产品过于复杂等问题。

      1.缺乏统一的分配原则。当许多产品用同一车辆运输、同一仓库储存或同一生产线生产时，消耗的能源和碳排放量需要在他们之间分配。由于分配取决于产品的重量、尺寸、特性或者是这些标准的组合计算权数，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分配问题越复杂。且企业使用的分配原则通常基于主观判断，如在一个由许多单独货运组成的供应链中，每段独立货运排放碳的分配方法会对总排放量产生很大影响。Backstrom证明了这一点，他通过海运、公路和铁路从远东到瑞典运输集装箱的方法，并在每个运输环节上应用不同的分配规则，发现在整个运输链中由分配原则导致的最高和最低的碳排放量估值差异是集装箱(每标准箱)51%和船运129%(Backstrom，2006)。

      上述问题凸显了运输中需要标准化的分配规则，然而全球主要的碳审计标准(温室气体议定书和ISO 16064)在这个细节层面都没提供指导，只有英国标准协会(BSI)在2008年制定的PAS 2050指明运输中的排放量该如何在产品中分配。该规范认为，受质量(或重量)限制的产品，根据质量来分配；受体积约束的产品，根据体积来分配。虽然这个建议较粗略，但它为如何分配日常运输中的碳排放提供了指导。但PAS 2050是一个针对英国公司的规范，而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公司的供应链跨度超过一个国家，迫切需要创建与分配有关的全球标准。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BCSD)正在编写一个温室气体协议的修订版本，为产品供应链的碳审计提供国际标准，但它被广泛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与此同时，由于国家间的标准不同，可能很难合并成一个真正的全球标准。

      2.产品的复杂性。目前为止，产品供应链层面的碳审计大多存在于快速消费品行业的生产和零售环节。世界已存在的项目主要包括食品、健康、美容产品，这些产品所用原料相对较少、生产地点较集中、生产过程较简单。而制造业，如汽车、电视机和电脑的碳审计过程要复杂很多，这些产品包括数以千计的独立组件，在许多不同的地点采购和组装，经由密集供应网络运输。因此，在制造业产品的整个范围中精确分配供应链每个环节的碳排放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在当前大规模定制的趋势下进一步增加了产品的复杂性，使分配问题更加困难。

      (三)供应链的可变性与模糊评级

      供应链本身具有的可变性与模糊评级也影响了碳排放审计的准确性。

      1.供应链的可变性。一些产品的供应链频繁变化，如为了适应世界各地的农作物生长季节，依赖农业生产的企业往往是每隔几个月重新配置其原材料。大宗农产品价格的短期波动也会导致企业改变原材料来源，跨国公司经常在工厂间转换生产以应对货币汇率和需求模式的变化。在供应链的终端，会尽量促销产品能直接进入市场，从而影响个人的碳足迹。这些市场环境、时间、精力和成本的变化使得公司很难对产品定期重新计算碳足迹，特别在当公司产品范围很广时。

      2.供应链的模糊评级。生产商和零售商经过长期的经营，拥有广泛的产品范围。对于具有少数产品的企业来说，进行产品层面碳审计是容易的，但对于一家大型制造商或一个大型零售连锁店来说，碳审计范围覆盖几千种产品组合，其审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对全部消费品进行碳标签是一些零售商和政府机构的追求，也是未来企业获取碳配额和进行碳交易的条件。因此不得不对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碳评级，而帕累托原则将会是一个有效的评级方法，即按产品供应链碳排放量排序，找出排放的A类(累计百分数在70%～80%范围内)因素，然后针对A类因素较多的碳密集型产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这种方法只能确定产品和服务碳排放级别，不能精准碳排放量。

      (四)成本问题

      在快速消费品行业有几家公司试图考虑基于供应链审计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及所需成本。英国健康、美容、医药零售商博姿花了大约250000英镑来审计一套8种洗发水产品的碳排放量。该次审计的供应链从原材料到消费者实际使用产品的地方(如浴室等)，但却排除了零售环节的碳排放量，这是相当讽刺的，因为博姿本身是一个零售商。排除的原因是，该公司使用的是英国碳信托2007年开发的方法，而该方法没有提供零售网点的单个产品如何分配碳排放量的指导。同时，许多英国大型粮食产业集团也进行了单位产品的碳审计，估计审计每个单位产品每年的平均成本在25000～30000英镑间。此外，特易购(全球三大零售企业之一)宣称已找到了一个更具成本效益的标准化方法，能将成本降到平均单位产品2500英镑或更低。碳审计的成本随着产品的复杂程度和供应链的特征(数量、位置和上游供应商)变化而变化。因此，在缺乏相关产品信息的情况下，碳足迹产品成本的平均数没有意义。然而，如果特易购的数据正确，用该值乘以产品数量能使整个产品线的碳标签耗资约1.87亿英镑，大部分可能由供应商承担。那么如何减少碳审计成本，我们认为可采取以下方法。

      1.简化。SETAC把碳足迹界定为用简化的LCA法在短时间内评估产品的碳排放量(Europe LCA Steering Committee，2008)。这种简化体现在对某类产品而不是某单个产品进行碳审计，或只审计碳排放强度最高的活动，可采用前面所提到的帕累托方法，即只评估碳足迹的近似值。但这种方法会降低碳审计的准确性，就像作业成本法一样将会使企业依赖平均值(Lin et al.，2001)。虽然在企业内部成本会计系统中平均值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企业外部利用平均值进行碳标签活动会误导消费者，从而引发反对。

      2.数据库的使用。LCA法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积累大量对环境产生广泛影响的工业和物流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包含大量可被应用到审计供应链碳足迹的信息，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对行业排放量进行分析。这样不仅能够让企业获得大量数据，还能够让企业对自身产品碳排放与行业排放进行比较，减少他们排放审计出错的可能性。

      3.软件支持。碳足迹也能利用专业软件工具进行审计，比如Carbon View这种软件可计算不同产品的碳排放和进行碳排放分配，而企业的IT系统集成软件可以更容易为碳审计捕捉所需内部数据，这些软件都能减少评估碳排放的成本影响。并且这些软件能够整合金融和碳数据，给公司在碳交易与减碳路径方面提供建议。然而，收集必要的数据对这些供应链层面碳审计软件进行校正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我国将会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来促进消费模式的转变。许多机构与学者误以为产品碳标签能够影响消费者行为，从而降低产品的碳排放量，但先行国家的经验证实这是很难成立的，原因如下：①严重低估了全球无数纵横交错供应链碳足迹审计和碳标签的复杂程度和成本。Lynas认为，找出货架上每个产品的碳标签将会是一个如迷宫般复杂和成本极大的工作。执行碳标签需消耗的资源能在其他碳减排措施得到更有效率地使用(Lynas，2007)。②巨大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投入可能是无益的。在当前的市场研究中，碳标签并未被证明是能改变消费者行为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投入大量的成本可能是无效的。③夸大了产品层面碳审计对供应链碳管理的贡献。Upham and Bleda认为碳审计的主要用处可能不是与消费者进行的碳排放沟通，而是在上游通过制造商寻找其他减排方法(Paul et al.，2011)。因此，我们认为虽然企业供应链碳审计是可行的，但没必要在单位产品水平上来进行碳审计和碳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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