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发现”还是“七大发现”（上）——马克思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思想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发现论文,两大论文,空想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0-0030-10
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各种教科书都归之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①。而这一说法的根据，则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②然而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并非仅仅是这“两大发现”，恩格斯的两次论述也只是在举例子的语境中被提及的。针对马克思一生的伟大发现问题，恩格斯还有过两次论述。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③马克思逝世后，他《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又说：“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④这两次论述表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盖棺论定性的评价实际是给后人提出了问题而不是作出最终性结论。如果把“两个伟大发现”之说当做最终结论，既是对恩格斯的误解，也是对马克思的不公正。因为马克思自己就明确表示，无产阶级专政是他的一大发现⑤，可它并未在恩格斯的“两个伟大发现”说中占有位置。所以，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学术史梳理，弄清其理论基础究竟是“两大发现”还是更多，是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伟大发现：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路径
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认为，对增进人类幸福有助益的职业是青年人的最佳选择⑥。1844年，马克思第一次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解答”“历史之谜”，谜底是共产主义社会。⑦1867年4月底，《资本论》第1卷即将出版，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倾诉衷肠：“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⑧三个时间点连成一条线，勾勒出马克思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生命轨迹——为了减轻人类的痛苦或说增进人类的幸福总在拼命工作，获得的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按照传统的理解，这一理论体系的创立以“两个伟大发现”为前提。顺着这样的思路想问题实在有必要追问：“两个伟大发现”是如何实现的？追问的结果让我们吃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两个伟大发现”，根本原因之一是他实现了另一伟大发现，可把它命名为“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研究路径的发现”。这一研究路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找到适宜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及规律的学科，这个学科是内含历史学和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找到出于发育程度和典型性能够被作为例证集中研究和解剖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马克思对研究路径的发现与在《莱茵报》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经历有直接关系。十几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还是记忆犹新、印象深刻：“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⑨除了不懂政治经济学和对法兰西思潮即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知之不多两件“难事”外，马克思还受第三件“难事”困扰。作为普鲁士王国“官方哲学家”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极力神化国家，认为“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正好比精神是高高地站在自然界之上。因此，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⑩然而，马克思生活于其中并由于书报检查令而不得不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普鲁士王国，集权专制和不近人情到了极点。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和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解释？如何解决？
三个难题折磨着马克思，也逼迫他探求解决之道。首先，系统研究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其次，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观念，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最后，与卢格相约到巴黎创办名为《德法年鉴》的刊物。通过如下的话可见他此时激动向往的心情：“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去吧，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11)由马克思解决疑难问题的三种尝试可以看出，他关注国家的政治而非经济；认为发育程度最高和最典型的国家是法国而非英国。
到巴黎后，马克思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12)由关注法哲学到关注政治经济学的转变具有根本性质，它对马克思的一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都具有生命攸关的影响。没有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就不可能研究政治经济学；不研究政治经济学，就不会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在缺失两个伟大发现的前提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也就无从谈起。从语境的细节同样可以看出转变的根本性质：学科的变化是由法哲学到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的变化是由人类精神或国家到物质的生活关系；国度比较的变化是由德国与法国比较到德国与英、法两国比较，英国排在法国之前。细节变化表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变化，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过程的真正起步。
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实现得益于两个人的影响。首先是黑格尔。虽然他对普鲁士集权专制国家的神化令马克思厌恶，但《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章不仅提到了亚当·斯密、萨伊和李嘉图，而且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定义也很在行；他不仅有相对系统的劳动观，而且还认识到劳动的解放和教育作用。此外，黑格尔关注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对效率的影响，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理解到位。(13)上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以市民社会的名义展开，求解若渴的马克思初步认识到，这些“物质的生活关系”比人类精神甚至国家更基础、更根本和更重要。证明这一影响的是如下论述：“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14)
其次是恩格斯。他1842年11月到达英国后便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初步成果是发表于《德法年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其他论文。马克思对这篇论文的赞扬和引述持续终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此论文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15)。概括地说，恩格斯的研究成果给处于极度困惑中的马克思带来了全新内容：第一，《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史中第一篇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集中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系统提出针锋相对主张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可以想象，这会对马克思造成多么强烈的震动。第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给马克思带来了全新的经验事实，即英国这个发育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第三，恩格斯给马克思带来了全新的哲学方法，即由经验事实归纳一般性结论的经验主义方法，这对深受思辨哲学熏陶的马克思造成了很大冲击。证明冲击效果的例证可以举出两个：一是在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张诉诸“经验”；二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宣布，“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6)。
学科性发现只是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初战告捷，全部实现这一发现的后续任务是发现英国。它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育程度最高和最典型的国家，用马克思的话表述，伦敦才是真正的“新世界的新首府”。
首先是由到巴黎去变成了到伦敦去。马克思、恩格斯都参加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阴云密布和腥风血雨。马克思1849年8月23日致信恩格斯：“我要被驱逐到摩尔比安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个变相的谋杀。所以我要离开法国。”“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马克思还告诫恩格斯：“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2)由于爱北斐特。”(17)马克思1849年8月26日抵达伦敦并一直到逝世居住于此。就马克思个人而论，到英国去是被逼无奈；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而言，却是因祸得福。要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行；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不研究英国不行；而要研究英国，正确的选择是发现和生活于英国，身临其境地感悟英国。
后来的事实表明，到英国去不仅仅是居住地的选择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中对此有专门性说明：“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人类社会历史为视野，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系统地论证这一问题：“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9)马克思的论述向我们表明了三点：首先，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英国是最合适的地方，因为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育程度最高，也最典型。其次，要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现其中的规律，以英国为例证同样是理想选择，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最后，以英国为例证并非是个人性偏好，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客观性要求。
学科性发现和国度发现是两个标志性事件，表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已经实现。这一发现带有过程和方法论性质，但它为马克思实现第二个伟大发现奠定了基础。基础性意义表明，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而言，第一个伟大发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仅从结果看待马克思的伟大发现问题，轻视甚或不承认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确实有违马克思思想史的客观实际。
第二个伟大发现：劳动
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马克思是终生地研究劳动。一部马克思的思想史，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讨劳动的历史，是同情、关注、教育和帮助劳动者的历史。
马克思终生研究劳动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中劳动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基础和核心是比较性概念，意在表明，马克思的其他发现都基于劳动的发现而来，是劳动发现之后的结果。概言之，对劳动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诚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与他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20)。
(一)劳动是人的本质
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多有论述，各用自己的独特视角看人，结论性命题留存于人类思想史，供后人思索、论争和借鉴。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性动物(21)；黑格尔说，理性是人的本质(22)；休谟则认为，人性自私(23)。这些皆可为例证。马克思同样关注并多次谈论人的本质问题。他曾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24)；他还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5)。人们最熟悉因而被引用次数最多者是他的如下论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当人们关注并不断引证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时，往往忽略他更具创造性因而更能表明他对人的本质思想特质的论述：“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此处的“工业”用语易引起误解，恰好马克思有明白无误的说明：“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2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类的情况如此，个人的情况亦然：“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8)
面对马克思表达形式如此多样和思想内容如此丰富的论述，需要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与前人相比，马克思的论述是否具有首创性？第二，与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相对照，马克思的观点是否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第三，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马克思的观点意味着什么？第四，后人在理解马克思的诸多论述时，是否有必要区分特定语境意义和一般性意义？
顺序思考上述四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劳动的思想，既是同一主题思想史中的伟大发现，也是对劳动特定层面意义的伟大发现。第一，在人类思想史上，确实有人触及人的本质是劳动的思想，如洛克、亚当·弗格森和黑格尔等人。如果从定义周延、内涵丰富、阶级立场显明、思想整体中占有的地位重要和发挥的作用巨大等几个方面看，马克思的观点确实处于前无古人的位置。第二，用人类社会历史的经验事实检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劳动的思想，恩格斯曾写有专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依据历史事实而来的结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马克思思想的客观依据。(29)第三，发现人的本质为劳动是马克思整体性地发现劳动和以劳动为客观基础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环节。基于此，可以说，没有对人的劳动本质的发现，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第四，面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的诸多定义性说明，确实需要区分不同论述的特定语境意义和一般性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悟到，哪种论述是马克思基于特定语境的看法，哪种论述是他试图从一般性意义上为人的本质作出定义性说明。例如，被频繁引用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界说，其中批判费尔巴哈把人自然化的倾向约束了一般性说明的理论逻辑空间，突出了与人的自然属性相对应的社会属性，但社会属性的本质未能涉及。如果我们仅关注这一界说而忽略马克思的人的本质为劳动的思想，不能不说是顾此失彼和因小失大。辨别的结果表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为劳动的观点是从一般性意义上界说人的本质问题。
(二)劳动是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基础
用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框架衡量，马克思说了不少“离经叛道”的话。所谓“离经叛道”，意即偏离传统唯物主义路线之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说，“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又说：“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31)
面对马克思绝非偶尔为之的论述，我们能够从中领悟到这样一些伟大发现性的思想：
第一，马克思看待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出发点是人。从发生学角度看问题，这里的人是劳动者。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潜存于这一出发点之中，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起源于劳动，以劳动为基础，是既往劳动的积累。逻辑和历史的交汇表明，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主体性本质是人，确证这一点的是劳动。
第二，从人的劳动能力、劳动结果和劳动结果的累积三个方面看待自然，区分人化自然和非人化自然顺理成章。区分的结果是另一种结果的出现，哲学史中涵括无限的存在被一分为二：对象性存在和非对象性存在。对象性存在是劳动者的能力及其表征，这可从哲学本体论层面为叙说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关系开拓出广阔的理论逻辑空间；非对象性存在与人的劳动无关，这决定了除想象外它不能被言说。不能被言说的存在潜存不存在的可能，它必然会被排除于言说范围之外。(32)马克思如此看待自然或说存在的结果是终结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本体论就存在论存在的玄学传统，所开启者是可言说的哲学本体论传统。这里的本体仍是自然，但此自然非彼自然，它以劳动为基础和范围，它的主体性本质是劳动者。
第三，马克思的论述给人以“离经叛道”的印象，原因是哲学分析框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唯物主义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主观、客观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主体、客体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两种哲学分析框架间的区别可以找出许多，最本质的区别是哲学本体意义上它们与劳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主观、客观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可以无视劳动的客观存在及其作用而静观自然，英法两国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典型例证。主体、客体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则不然，它的核心是劳动。基于此，可以说，从哲学本体意义上看待劳动，唯一适宜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主体、客体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行为确实是“离经叛道”，但更是哲学本体论思想史上的伟大发现和伟大革命。
第四，马克思的论述意在表明，劳动创造了一切；没有劳动，甚至人本身都无从谈起。既如此，另一种强劲逻辑的出现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劳动者创造了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他便天然地具有了对这一自然的拥有权。资产阶级学术说“天赋人权”，马克思语境中的“天”是劳动者。现实生活中的情势正好相反，通过劳动创造人化自然者不但不拥有它，反而被它压迫和剥削，这就是异化。异化现实的存在悖理逆“天”，而把这种状况改变过来就需要劳动者的斗争，他们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创造人化自然和拥有人化自然的统一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表述这一逻辑就是：“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33)
第五，上述叙说只是揭示出了马克思论述中的哲学本体论含义和政治经济学含义，还有一种含义有待我们领悟，即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劳动者主权论。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是政治法律制度安排的结果，绝非劳动者命该如此。既然劳动者在哲学本体意义上拥有人化自然的所有权，那么，政治法律制度安排的意义上也应照此设计。现实生活中的私有制使然，劳动者在所有权意义上与人化自然无缘。有的情况下，劳动者对人化自然虽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但由于名义所有权与受益、享用和处置的权利分裂为二，这样的所有权徒有其表。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主权论指所有、受益、享用和处置四种权利的有机统一，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内容，都不是真正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者主权论。
(三)劳动是历史的客观基础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试图理解和说明历史，采取的形式可以是神话如荷马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也可以是神学如《圣经》中的《创世记》，还可以是英雄人物和帝王将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理解历史的形式离不开历史的客观基础，差别只是在于对问题的理解各不相同。像其他人一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同样是理解和说明历史，但他们的理解和说明与众不同。
历史的客观基础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给出的回答既肯定又简单：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又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35)相对于劳动是历史的客观基础这一命题而言，马克思的论述给人以简练概括之感，但基本含义被人领悟并非易事。在恩格斯的笔下，马克思论述的美中不足被弥补，后人读起来的感觉是简洁明快、直涉本质：“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36)恩格斯的论述有新意，除更简洁明快地揭示出劳动是历史的客观基础这一基本事实外，还告诉人们，发现这一基本事实并详加论证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后来，恩格斯进一步提升和突出这一伟大发现的标志性意义，称马克思和他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37)。
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我们有必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劳动是历史的客观基础这一命题能否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第二，恩格斯认为这一命题是马克思和他的发现即“找到”之谓，这样的判断能否经得起人类思想史的检验？第三，这一命题的确立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而言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挑战的意味，因为他们意欲确立的命题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写照和本质揭示。要作出这样的发现当然需要特定的智力水平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但只具备这两个前提条件而缺乏特定的阶级立场即劳动者的立场，发现仍然不能成为客观事实，因为历史上顾涉劳动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洛克和黑格尔等人思想探索的结果就是典型例证。反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具备构成充分条件的三个前提条件，所以他们能够获得这样伟大的发现。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而言，这一伟大发现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这一伟大发现是前提，依据这一前提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伟大发现。有了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理论才能从空想变为科学。
(四)劳动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这样的情势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以为资本是一切社会生活内容为之和围绕其旋转的轴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对这一点有极好的揭示。当人们真的这样看问题时，客观事实的本质被忽略，表象成了客观事实本身。资本只不过是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使资本真正有力量的是劳动。从这一角度看问题，现代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劳动而不是资本。让表象跃居前台给人以本质印象的“功臣”有两个：一个是政治法律的制度性安排，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按照青年恩格斯的说法，它由经世致用的经济生活智慧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38)。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统治一切的状况，马克思并未被资产阶级学术在法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而是径直地揭示出假象背后的本质：“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39)“生产资料”是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被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所控制，正是资本家在发挥资本职能的过程中给劳动者带来了苦难甚至灾难。揭破这一假象，让历史的真实面目显露于外，就应当有一门劳动政治经济学与资本政治经济学相抗衡(40)，而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和基础是劳动(41)。在为《资本论》第1卷写书评时，恩格斯把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性的思想表达得清清楚楚：“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42)
马克思“看得明白而清楚”的是什么？资本统治一切是政治法律制度安排的结果，没有劳动及劳动的物化性积累，资本无从谈起。资产阶级学术给人以资本是客观基础的外观，这只不过是假象，它的真正客观基础是劳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是客观基础的问题进行了尽其所能的论证(43)，为了揭穿这一假象就需要有与之相抗衡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基础和核心，因而可直接把它命名为劳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是劳动政治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创始人。这一点一旦确立，另一个伟大发现将呼之欲出——剩余价值的发现。
第三个伟大发现：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
在《资本论》第1卷的注释中，马克思写了一段到现在尚未被人重视和研究的话。这段话蕴涵了他的伟大发现，即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如果有一部考证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44)
马克思的话道出了一个伟大的研究纲领，也明确表达出他的伟大发现到底是什么。
第一，马克思惋惜没有人写出工艺史的著作，达尔文在自然科学领域捷足先登，注意和研究动植物的“生产工具”及其形成的历史，结果是生物学进化论的发现。这一发现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有借鉴意义。(45)
第二，生产工具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46)这样的“器官”同样值得关注。不关注是人类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根本性缺失，因为它是“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特定社会组织是特定社会物质基础的产物，起码受这种物质基础制约。揭示出这一点，带有伟大发现的意味。
第三，弥补这一缺失的措施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工艺学及其演化，否则，“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会变成历史学家的视野黑洞。(47)
第四，工艺学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其一，工艺学自身的科学本质及其历史演化。马克思对这一方向的研究曾经下过大功夫，写有为数不少的工艺学笔记，旁听专家的相关课程，并与恩格斯以书信形式讨论工艺学中的问题。(48)其二是研究工艺的社会效应及其历史。这一效应表现于四个方面：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人的直接的生活过程；人的社会生活关系；上述三个方面对精神观念产生和演变的决定性影响。
第五，马克思写出的大量有关工艺学的文献表明，他下更大工夫研究且能体现出他的伟大发现者，是工艺及其演化的社会历史效应。所以，我把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命名为“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这是实现对劳动发现后的再发现。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这样，对劳动的研究如此地细致、具体和全面，以至于深入到工艺学的层面，其社会历史本质和对劳动者的影响能“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
马克思为什么要突出和强调工艺及其演化的社会历史效应？他发现，“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中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49)。而揭示出这些内容，“在问题涉及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则变得非常重要”(50)。
这种对工艺及其演化社会历史效应的一般性概括需要实证性材料的验证，马克思确实给我们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证据。其一，马克思在研究工场手工业后期生产工具的变化情况时发现，“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51)。其二，“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52)。其三，工艺及其演化会引起作为上层建筑性因素的契约发生革命。“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占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占有者。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53)三个实证性例子不算多，但它们足以证明，工艺及其演化的社会历史效应具有全方位性质。不从工艺及其演化入手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变迁，实际是没有摸到门径之举，这恰好是马克思以前历史学家的通病。有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工艺学基础的伟大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此以后，这样的变迁“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指明。
马克思不仅对自己的伟大发现进行例证性证明，而且还用个案解剖的方式加以证明。这里的个案是机器大工业所导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社会历史变化，以及这种变化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历史性影响。变化和影响林林总总，马克思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文献中多有揭示和分析，这里只指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点。
首先，指明大工业的工艺学特点。在工业革命以前，“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54)。人们叹服于熊彼特“创造性毁灭”提法中的惊人洞察力(55)，殊不知，马克思才是这一思想的首位发现者和提出者。况且，马克思的揭示比熊彼特隐喻式的概括更加贴近历史事实，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及其特点，在马克思笔下得到了更逼真传神的展示。
其次，指出发明成为一种职业。哲学家怀特海说过一句名言：“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56)人们对这句话欣赏有加，频繁引用。但是，怀特海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本质的理解肯定不如早于他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的论述更传神：“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57)职业性、专门性和大规模的自然科学研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科学组织基础，这种基础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艺流程注入了本质和灵魂。本质和灵魂的鲜活存在，不仅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且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带有了区别于任何人类社会历史时代的根本性特点。揭示出这一根本性特点并公布于世，是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人们在注意到这一伟大历史功绩时，往往忽略马克思思想的伟大发现性质，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艺学基础及其特点。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看到和承认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是前提条件之一。
再次，揭示出机器大工业对劳动者的人学后果。“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自动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58)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任何时代，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性质基本稳定，劳动者处于主动和主导的地位，劳动工具则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时代的降临使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成为常规，作为劳动工具的机器有了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动力源，它变为自动化程度极高且非常复杂的系统，劳动者在这个系统中彻底失去了主动主导的地位，变成了劳动工具从属被动的组成部分，发挥一个零部件的作用。这是劳动者在科学技术面前的异化。这种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劳动者异化的工艺学基础。
最后，揭示出大机器工业工艺学基础中的社会对抗性质。“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这种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59)事实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承认事实的客观存在并指明其背后的原因是另一回事。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在于，找到和指明客观事实背后的原因。阶级剥削和压迫是社会制度安排性的原因，此外是人们往往忽略的原因，即在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工艺学基础上，内在地包括使剥削和压迫由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对抗性内容。这样的内容被中性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历史效应者所忽略，更被“科学帝国主义”者所否认，但事实客观存在的“毋庸争辩”性质使然，它终究会大白于天下，让其大白于天下的功臣是马克思。
相对人类思想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马克思第三个伟大发现——“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的巨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人类思想史说，有哪一个人能像马克思这样，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在“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说明这一基础的同时，指明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直接显明的决定性影响？有了这一伟大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的研究，既能真正地建立于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又有行之有效的科学性研究方法保障这一研究取得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实际的结果。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说，其劳动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确实感染了无数有良知的人，但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劳动人道主义并非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是良好愿望加想象的产物，而是有客观事实为依据。尤为重要者，这里的客观事实已深入到能“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指明的工艺学基础层面。这一层面的着意揭示和说明，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具有了客观事实揭示与价值立场表白有机统一的性质。这样的性质让科学社会主义信奉者心里有底，使这一思想的反对者无可辩驳。
注释：
①最具代表性的教科书可参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1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45—546、457、601—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⑤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6、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9—460、185—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8—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⑩[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9、260、285页，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1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4—205、208—209、210、19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0—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2、111、52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还见第8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3页。
(2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页，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34页，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3)[英]休谟：《人性论》下册，第559页，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7页。
(25)(26)(27)(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501、192、193、519、52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193、528、529页。
(32)宫敬才：《物质本体论面对的五大难题》，载《社会科学论坛》，2001(1)。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
(34)(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53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5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页。
(39)(40)(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12、7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9页。
(43)[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第145、147页，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44)(49)(52)(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8—429、210、440、45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0—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8、34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48)(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99页，还见第739—740页、第200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59—560页。
(55)[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51、144—150页，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6)[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94页，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7)(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58—359、354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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