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意蕴
——基于“三大规律”的分析视角
张茂一1，2
（1.乐山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2.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它是指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不断从认识和实践层面自觉探索科学社会主义“三大规律”在中国的特殊性表现的过程。从发展历程来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它经历了萌芽成熟、曲折发展、不断深化、全面飞跃四个阶段；从理论特质来看，其是一个由主体要素、行为要素、时空要素、方法要素、检验要素构成的系统，并呈现出整体性、结构性、阶段性、开放性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推进是一个历史渐进性过程，不仅需要从以上各个要素整体推进，同时还要处理好科学化与大众化、时代化、世界化的关系以及科学化与学科化的关系。只有沿着正确的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才能为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科学道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化；三大规律
科学化从语义上看，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即把握规律，也就是把握事物内在的稳定的必然的本质联系；二是“化”，即行为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认识过程，也是实践过程。因此，科学化就是使对某事物的把握符合科学原理、科学规律以及把科学原理和规律转化为人类实践的过程和状态。[1]科学化与科学性是紧密联系的。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时，学界往往更倾向于使用“科学性”一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实践导向原则上[2]，即马克思主义原理既能回答现实问题，也能有效指导实践。这种回答与指导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和一般规律性[3]。可以看出，科学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属性主要侧重于内容和质的规定性。但这种科学性具体是如何形成的？这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置于科学化的发展过程，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关于其理论与相应实践的双重发展过程。其科学性的体现也正是蕴藏于这一科学化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角度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人类社会发展矛盾规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及未来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从科学社会社会主义角度揭示了共产党建设规律、未来社会建立及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中，科学社会主义蕴含的规律是其他所有规律的集中体现，简称“三大规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就是指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不断从认识和实践层面自觉探索科学社会主义“三大规律”在中国的特殊性表现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的发展历程
恩格斯认为：要证明一切表面偶然中的内在规律性，就必须从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的一切迷乱中追从其依次发展的阶段分析。[4]794因此，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必须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去厘清。
（一）1921—1956 年：从萌芽到成熟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基本机械教条地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出的一般规律，没有更多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效仿“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作出努力。1922 年《〈先驱〉发刊词》提出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5]，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于中国的特殊规律展现。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的萌芽。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特有暴力革命之路。《古田会议决议》通过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建党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灵活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另外，这时中国共产党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地运用于根据地经济建设，提出了党在经济建设中对待各种经济成分的政策。通过以上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逐渐进入了自觉状态，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践论》《矛盾论》的问世从哲学层面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的理论基础。《改造我们的学习》赋予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进一步提供了方法指导。在解放战争时期，面临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紧迫任务，这一时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新生国体的性质，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社会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从而深化了“三大规律”在中国的特殊性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的经典设想，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一化三改造”的过渡路线，从而诠释了人类社会形态在中国演进的特有规律。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部确立，这是在理论与实践、原理与实际的双向互动下取得的伟大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进程走向成熟。
（二）1956—1976 年：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为了以苏联为借鉴、厘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原则，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全新亟待解决的课题。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确立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学习一切国家长处的对外开放新思路，强调了执政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合作监督关系，区分了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等等。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下进一步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与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内乱，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使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受阻。尽管如此，毛泽东依然在科学社会主义“三大规律”方面作了艰辛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方面，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利用价值规律，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进行了划分；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对巩固执政党地位、保持执政党先进性、发展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风建设、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以及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腐败现象等也作了深入系统的思考，这为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供了宝贵思想财富；他还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思想。
[42] Andrew Browne, “China’s World: Beijing Tightens the Belt on Its Silk Road Trade Pl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0, 2017.
（三）1976—2012 年：不断深化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经受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得以重新恢复。1978 年12 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提出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向前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再次进入中国特色的“三大规律”探寻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继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后，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如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步走”“计划与市场是两种手段”等重要论断，进一步明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在中国特色执政党建设方面，邓小平指出了党的建设总体目标及围绕思想、组织、作风、制度方面的总体布局，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关键在党的思想。[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方面，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世纪之交，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执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新的变化。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执政党的建设规律与建设路径，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只要我们……，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7]。进入21 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生态环境恶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等严峻挑战。胡锦涛同志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战略思想，并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构想，从而深化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提高了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从而在新的国情、世情、党情条件下发展了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四）2012 年—至今：全面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质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进入了全面开拓时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水平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将唯物史观原理、辩证法基本规律与中国实际紧密联系，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坚守人民中心的价值立场，围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的未来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经济新常态下，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力推进扶贫攻坚和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第三，以系统思维深化科学社会主义“三大规律”的整体性认识。首先，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作为“三大规律”的核心和灵魂。[8]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深化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着力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主要表现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惩腐败；优化党的建设布局，将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发展协商民主，将其作为执政党的重要领导方式；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其次，凝炼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当代理论创新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以“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在科学审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最后，把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为远大担当。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球人类的共同命运，不断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贡献着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全球治理良性变革的推动，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达到了高度自觉的科学把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要素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的一般规律、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定的时代特征、科学的思想方法。[9]按照管理系统理论，一个成熟的系统应该包括主体要素、行为要素、时空要素、方法要素、检验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是一个包含以上各个要素的系统化的运行过程，并呈现出整体性、结构性、阶段性、开放性特点。
（一）基本要素
第一，中心领导下的多元主体要素。这里的主体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过程的驱动者与推动者，包括中国人民、政党、领导集体、理论家等[10]，它们共同构成这一过程的实践创新主体与理论创新主体。其中，中国共产党组织是这个多元主体的先进集群。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理论层面，共产党人是“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1]。列宁也指出：“党的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12]因此，共产党组织由于先进性而体现出的强大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决定了其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的领导者。
第二，以“化”为核的行为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个内容，因此“化”的对象是双重的。有学者把这里的对象叫做双重客体，即作为中国实际的实际性客体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性客体。[13]6具体而言，第一个化的对象即是指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所处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发展阶段，同时还包括：传统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现实状况，人口、民族特点，地缘位置，自然环境及国际地位，等等。“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践的过程；第二个化的对象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中国的发展，是对第一个过程的理论再次升华，并与传统文化相契合，不断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理论成果。科学化即是在前两者“化”的过程中发现规律，遵循规律，利用规律，指向“中国化”与“化中国”过程中的内在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
第三，国内与世界两个层次的空间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必然发生在一定空间内，并呈现两个层次：第一个属于基本层次，指它发生在中国场域内。因此解决的是中国问题，具有中国特殊性，上文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行为对象已经指明了这一点。第二个属于拓展层次，指它发生在世界的场域内。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传播与世界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同时，国际性视野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照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重要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不能脱离全球人类实践活动而孤立存在。
换届以来，临沂市河东区人大常委会创新开展了“代表履职尽责做表率、建设美丽河东当先锋”主题实践活动，推进代表履职能力有新提高、助力发展有新业绩、建言献策有新成效、服务群众有新举措、全区代表工作有创新，有活力、有亮点。
四是具有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科学化进程具有开放性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一切优秀文明思想成果的历史。”[24]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其产生过程中以包容的理论品质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的精华思想，还体现在它始终“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5]，更体现在“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6]。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入路径来看，正是有了开放性，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最早从日本学者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之后，蔡和生、周恩来又从法国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更多又是从俄国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13]8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次生形态传入中国以来就不断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发生深刻互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更大的国际视野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贴时代的开放性发展。
第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构成的方法要素。恩格斯认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4]793辩证法无论是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思维形式，它“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4]901。因此，杨松在1941 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认为马列主义科学化侧重于把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即唯物辩证法。[17]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辩证法的运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都是辩证法运用的典范；邓小平运用辩证思维认清了社会主义本质、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无不是辩证思维的结晶；习近平同志也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18]。
第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检验要素。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化是科学性的建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基于“返本”的“开新”过程。[19]既然是科学性的建构过程，就要体现可检验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的效果检验要素只能是以人民为中心。首先，这一检验要素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本身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实现人类解放幸福事业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心系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早在莱茵报期间就十分关注摩塞尔地区的农民利益与群众自由言论，后来又对巴黎公社人民自己建立的国家政权给予高度肯定与赞扬，恩格斯在晚年更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历史合力”。其次，这一检验要素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的。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在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各项事业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群众路线，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再次，这一检验要素是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要求。重民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敬德保民”“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等传统思想都表达了“以民为本”的核心理念。最后，这一检验要素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取得的成果所证明。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蓬勃之势，从实践层面彰显了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强大推动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从理论层面证明了人民群众进行理论创新的强大创造力。
第一，从主体要素看，执政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相统一，提高把握与驾驭“三大规律”的能力。
（二）基本特征
这个时段于罗兰金店来说，是最辉煌的时刻了。外面的世界越黑暗，金店的灯火越璀璨。玉敏早早开了灯，罗兰金店内顿时金光闪烁，金碧辉煌，与外面昏黄的街道形成鲜明的反差。镶在柜台内的灯带全都亮了起来，像一条条银蛇，闪着沉静而透明的光芒，衬得柜台内的珠宝首饰熠熠生辉，光泽鲜艳，如灯下美人般，款款楚楚动人，件件妖娆娇艳。灯下的美女们亦是毫不逊色，清一色青春年少春光明媚的店员们，优雅大方地站在柜台内外，衬得金店更加地流光溢彩，风华卓绝。精美的珠宝，灯火的殿堂，恬雅的美女，为罗兰金店增添了难以言尽的华丽色彩。
第四，“大”“小”时代构成的时间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不能离开空间要素，更不能离开时间要素，因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4]。我们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从宏大的历史观角度揭示了人类的“大时代”演进规律。《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化的角度对有文字以来的全部历史做了古罗马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从生产方式角度对时代进行了新的划分，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着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5]；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从文明演进角度阐述了人类社会经历的“愚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中对各时代之间更替节点作了考察，从而得出帝国主义时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的交接点上的结论，形成了自己的“小时代”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一方面要遵循人类社会“大时代”的宏观演进规律，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所处的小时代特点。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6]66。
一是具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是在各要素共同起作用下发生的历史与现实进程。在实践上，这一进程始终贯穿“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20]，着力解决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上面临的各种矛盾，不断促成了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次次伟大胜利；在理论上，这一过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理论总结，相继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性质，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些列重大理论问题，不断深化了“三大规律”的认识，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路体系的系列理论成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在与时俱进理论品质上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以上各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相互作用，在不断提高马克思中国化的科学化水平与质量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三是具有阶段性。中国面临的国情与世情在大时代视野下具有不变性特点，也会在小时代视角下呈现阶段性变化，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发展进程与方向，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性质不同决定了阶段性的主题也不一样，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中不同的阶段性内涵。毛泽东基于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判断，通过革命运动使社会主义的经典形态变成现实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一穷二白的国情基础上对建设社会主义做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确定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共八大上进一步认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2]。“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邓小平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了全面系统回答。可以看出，毛泽东、邓小平重点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23]江泽民开始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讨上走向全面的系统自觉，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作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这一课题的进一步回答，也进一步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发展来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等重要课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进入“三大规律”的全面认识、升华阶段，基于新的时代方位，重新审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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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具有结构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的结构性主要体现在历史过程中各要素的地位和功能的差异性。首先，时空要素是前提和基础。脱离时空要素就托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从开端到现在都是处在“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上，必然体现这个交汇点的时代特点。当前时代主题虽然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但是世界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将长期存在，帝国主义的垄断阶段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科学化进程从空间层次上与中国国情、世情紧密相连，既要求立足中国，又要求具有世界眼光。其次，主体要素的能力是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重在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与水平，这对科学化推进主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考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注重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与水平，加强对国家事务的全方位领导，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发展。再次，辩证法的方法论要素是关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因此，要通向无限接近真理的本质认识，必须坚持科学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最后，人民中心的检验要素是目的与归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与水平最终体现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科学化的目的在于更好为人民的幸福事业服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的价值旨归。故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具有结构性特征，正是通过这种结构才实现了“价值目标与理想手段、社会理想与科学方法的统一”[21]。
风选设备安装由该煤炭企业内部组织人员在厂家指导下进行安装。先进行风选主机设备安装，同时施工皮带基础，待主机安装结束后进行皮带的安装。为保证风选过程的顺利进行，该煤炭企业对涉及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分解，并明确到责任部室，做到统筹考虑，分步有序推进。
通过对智慧校园的内涵特征和架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绝大部分高校信息化建设仍处于从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过渡的阶段，而这个渐进的过程将很漫长并且逐步完善。作为普通高校，应根据学校实际和技术发展程度，制定智慧校园的建设蓝图。从实际来看，众多高校都需面对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的未来路径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是一个历史连续性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继续推向深入，需要遵循以下几个路径：
反冲质子磁谱仪基于中子与聚乙烯靶的n-p散射及反冲质子在磁场中的色散、偏转和聚焦等物理过程，其基本原理包含核反冲和磁分析2个过程。在实验室坐标系中，与中子入射方向成角度φ的反冲质子，其能量Ep和中子能量En间的关系为
尽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的主体是多元的，但是执政党是这个多元结构的核心和领导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也是这一核心主体的历史使命与重要责任。在中国的“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下，执政党对科学社会主义“三大规律”的把握能力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因此，这就要求必须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及能力建设，提高党的科学理论水平，增强其深化认识规律与运用规律的能力和水平。能力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党的能力建设应该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18]当然，党的能力建设不仅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也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样才能更好把握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规律运动，才能明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和动力所在。因此，执政党各级干部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内化为自己的工作能力，才能真正把握与驾驭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规律”。
第二，从时空要素看，坚持新的历史方位与当代国情、世情相统一，认真领会与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连刀锋的轨迹都看不清楚，这便意味着，自己连最基本的防守都做不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很可能在接下来的交锋中，毫无察觉地被对方扯碎，而自己却只能后知后觉。
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足于时空要素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27]26基于时代、中国及世界的变化，我们也要善于把握规律的“变”与“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重在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不断深化。规律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作为一般性的规律是整个世界最一般、最本质、最稳定的联系，不会发生变化，如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规律是事物内在的稳定的必然的本质联系，联系是有条件的，时空条件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条件，当这一基本条件发生变化，特殊或具体规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正是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把握中，立足新时代及当代国情、世情的时空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三大规律”的整体认识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的新境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置身于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16]6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就是对这一资格和能力的最好确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路径的继续推进，必须坚持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三，从检验要素看，坚持问题导向、人民立场、实践基础相统一，运用“三大规律”的已有认识成果解决中国当前实际问题。
人民的本根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中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的价值立场，也是这一进程效果的检验要素。“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16]317人民是有血有肉的具体主体，说明了人民是有意识的“类”主体构成，他们的主观需求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体现出不断的“进阶”。在当前，他们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7]11。主观需求与现实满足是一对经典的矛盾关系，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强调：我们不仅要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我们应该着眼于当前主要矛盾的解决，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基础，把对“三大规律”的科学认识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尊重与运用客观规律，为人民造福。
第四，从行为要素看，坚持继承创新相统一，反对教条主义、保守主义、虚无主义，把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及其实践引向深入。
“化”是马克思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中的行为要素，它表明了追求真理、把握规律是无止境的过程。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努力，才能使认识无限地接近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阐发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深入结合，并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做到了既继承经典传统，又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我们不能说已经达到终结状态，只能是不断深化发展，不断继续追求。我们应该以历史和他国的教训为借镜，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应该反对固步自封、停止不前的保守主义倾向；应该反对割裂历史，任意裁剪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作为认识史与实践史来看待，将科学社会主义“三大规律”的认识与实践逐步引向深入。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是一个系统的推进过程，离不开主体要素、行为要素、时空要素、方法要素、检验要素的整体配合。这一进程不仅需要在马克思中国化的实践中遵循规律的一般性要求，也要学会在主观建构中反思、提炼与总结、升华规律的特殊性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进程还需要处理好以下两对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世界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科学化的进程，才更能反映时代特点与要求，更好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增强政治认同与坚定政治信仰，最终走向世界。同时，时代化、大众化与世界化反过来又会给科学化提供现实养份。二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与“学科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的主体结构是一个中心主导下的多元体系，学科化将有力推进科学化的主观建构进程。因此，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化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命题，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当代命题。只有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在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中、在辩证法的基本遵循中认真回答，才能为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科学道路，才能不断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杨志超.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2：11.
[2]智广元.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科学性考量[J].学术论坛，2012（2）：9.
[3]曹洪军.论证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的三重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0）：8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院、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0.
[6]杜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三大规律”认识的丰富和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12（1）：144.
[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9.
[8]刘焕明，陈绪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推进[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6）：7.
[9]王观松，刘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行要素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1）：13-14.
[10]陈先奎，滕明政，唐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系统分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12]列宁全集：第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
[13]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系统及其历史开放型[J].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7（3）.
[14]列宁全集：第2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3.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7]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07.
[18]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EB/OL].(2018-12-31)[2019-1-31].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12/31/c_1123923896.htm.
[19]吴建国.科学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5（12）：24-25.
[20]常宝红，赵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J].探索，2006（3）：23.
[21]孟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化[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4）：13.
[2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5.
[23]韦日平.近20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5）：68.
[2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4.
[2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The Scientific Implication of Chinese Marx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Major Laws"
ZHANG Mɑoyi1,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 Sichuan 614000，China；2.School of Marx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207，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Chinese Marxism is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explor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Three Major Law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and pract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historical，along wit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xism，it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germination and maturity，tortuous development，constant deepening and comprehensive leap.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it is a system composed of main body element，behavior element，space-time element，methods element and inspection element，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structure，stage and openness.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Chinese Marxism is a gradual process of history.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advance from the above various factors，but also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time and globalization，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discipline.Only by advancing the scientific process of Marxism in China along the right path can we open up a scientific path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wo centuries-old goal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hinese Marxism;Scientific;Three Major Laws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19）07-0082-09
DOI: 10.16069/j.cnki.51-1610/g4.2019.07.013
收稿日期： 2019-03-07
作者简介： 张茂一（1982—），男，四川阆中人。乐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民主理论与基层治理。
［责任编辑、校对：王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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