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解读到思想史叙事——深化恩格斯研究的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思想史论文,文本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0）06－001－05
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无论是平滑，还是犬牙交错，都很难将其视为直线。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中闪亮的群星，他们把人类的激情与苦难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剧烈冲突都内化在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之中，从而更加曲折动荡。马克思恩格斯无疑又是那些群星之中最耀眼的代表。在追溯他们的思想变化过程时，如果只是将其还原为一条由某个种子在外在必然性决定下朝着特定终结目标持续向上的直线，不只是误读了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且把思想史漫画化了。另一方面，洋洋大观的“马恩对立论”，“可悲的骗局”等论调，也把解释的证据逐步移到文本之外，直接糟蹋了作为思想史研究基础性方法的文本学。基于这种学科史中的曲折，本文主张基于文本证据的思想史研究，在思想史叙述与文本解读的相关参照中来澄清恩格斯问题：一方面，以思想史发展作为参照来解读文本，另一方面，以文本为依据来叙述思想史。
一、文本解读的解释学目标与思想史叙述
在严格意义上，今天流行的文本解读，尽管超出了传统“原著研究”的内涵，但实际上承担着同样的功能，并且实际上也是由其直接演化而来的。之所以在今天造成了“文本解读”的泛滥之势，除了国际学术行话的变迁外，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而学院化的结果。由此，如果文本解读是一种具有成长性和广阔前景的研究路向，那么在推进其深入过程中，需要在新的研究起点具有充分的反思意识。这就需要我们探明：这种研究路向上的形式替代，其实质性意义究竟在哪里。对此，或许，人们会直接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解释学。问题也正是在这里：解释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研究战略？
解释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绝不会只有一个确定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中，流行的解释学表现，我们已经看到。情况并非如我们用解释学为自己辩护时所想象的那样好。我尊重这种路向①，不同的是，我更加主张，由于那个基础性疑难，需要我们在运用这一种路向的过程中首先对之进行限定，以便为学术争论留下方便。在这一背景下，必须在选择一种恰当的解释学策略时对之做出清晰的描述。②
在对解释学的竞争性运用中，我首先主张两个层次：一是在元理论上作为历史叙事，二是文本、语境、话语及其关系的分析技巧。这两个层次不是脱节的。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那里，这两者便始终纠结在一起。正是这一原因，他必须对知识、历史这些元问题进行定义。例如，他称，“我们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即是被记起的现实性”③。被现代解释学重申的这一判断，内在于欧洲思想传统的根基之上，它曾经在柏拉图、基督教哲学、笛卡尔、黑格尔这一线索上反复重现并得以深化。不同的是，在欧洲早期，作为回忆的知识是作为人类诞生之神性的标志；而在近代之后，则是人与动物相望的尺度。不过，无论如何，它都是主体的征兆，由整个人类历史所维持。因此，解释学，作为一种向前走而不是向后倒退的哲学，并非回到这一个命题的原初含义，甚至它并不相信这个命题能够有一个全部意义围绕其发生的原初含义，毋宁说，这个判断的形式为多种具有共同性的意义提供了支撑④ 才使我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接近它。所以，伽达默尔选择了自己的策略，他以“效果历史意识”来定义那种“被记起的现实性”，从而逆反地改写了真理的定义，将之视为“历史理解”。
全部艺术、文学和哲学解释，其所追逐的“真理”或本真性对象，不是别的，正是流传着的历史本身。一个古老的认识，其古老并非因为诞生的年代久远，而是经久不息，因此毋宁说，就是真理这个术语能够指涉的对象。只有那些流传着的东西才能够成为真理的起点。当然，在这里，流传并不等于流行之物，甚至是流行之物所掩盖（遮蔽）的东西。例如，文字便是那样的东西。在解释学中，被称之为文本的东西，恰恰不是确定的东西，而是需要解释的东西，通过解释才能达及的我们自身的存在。也因此，“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思考方式也必须时刻记住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会放弃追求历史对象（此乃我们不断研究的课题）的幽灵，而学会在对象中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样地包含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符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展示这种本质的历史的实在性。”⑤ 这种解释学，已经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或技艺，而是一种历史观。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流行的文本解读，这种关怀甚少。因为，多数时候，流行的解读只是涉及一些文本分析的技巧。并且，加之对“谱系学”和“考古学”等行话的挪用，文本解读越来越狭隘地把自己的贡献赌在版本、文字的过度考证上。在这一背景下，今天的文本解读实质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原著研究，解释学在多数时候只是其盗用的美化自己的外在工具而已。
提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读，必须首先意识到其解释学前提：马克思主义不仅按照一般思想史的逻辑存活于其效果史之中，而且特殊的是，这种具有实践（即改造世界）旨趣的革命思想，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它成为现实的一个部分，或者现实已经成为其一个部分。提出这个问题，旨在回应在今天文本解读过程中隐约露出的一个假设，即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地客观化。在一般意义上，把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客观化（对象化）是通向思想史深处的基本保障之一，因此适当强调这一问题能够有效地防止教条主义以及与之相对的虚无主义两种极端思维之误。不过，我们可能处在其矫枉过正的意识形态效果之中，因此面临着一个新的相反的风险，即无意识地把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物化成具有（唯一）意义的物。借由学术规范、科学水平和理论深刻性名义而产生的本真性问题始终与那个风险纠缠在一起。当有学者把MEGA2和马克思学分别为作为文本和学术标准在学术界推广时，这一点尤其清晰。
因此，在主张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必须对其解释学目标重新定位，并将其与思想史叙述重新联结起来。这并不需要复杂的论证。劳丹曾经在举例的时候提到恩格斯，他说，“对洛克的经验主义或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作出详尽的注释而不找出这些学说所要解决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无异于玩答非所问的客厅游戏！人们只有详细了解一个思想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理解这一思想体系。”⑥ 引者标注的黑体已经直观地呈现了问题的焦点：思想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形态》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我们认为，难题正在这里：如果文本解读的目标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那么必须首先理解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就清晰地呈现在那里，但被我们一再地忽视或压抑，例如《反杜林论》的旨趣不是哲学的，《资本论》的旨趣不是经济学的；有时它们确实也深刻地蕴含在文本结构中，如拜物教批判是《资本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逻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质是“哲学的终结”问题的背后问题，等等。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实际创作背景和思路清晰而准确地将这些问题识别出来，并因此理解作为他们基本贡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方法论特色，把握这一新历史观的基本旨趣。在这一点上，文本的解读始终与思想史叙事联系在一起，或更通俗地讲，文本解读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涉及“思想史的目的”这个问题时，劳丹主张超越注释史，并举例，“人们考察牛顿的时间观或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并试图以比他们更为清楚的方式表述出他们的理论。这样写成的思想史与精细的释义工作并无两样。”⑦ 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也不是试图以比他更为清楚的方式表述出他的理论，而是通过有说服力的研究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会形成那样的观点，这既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被修正和挑战的基础。更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应当如何出场”这个问题也就有了可靠的回答依据。因此，为使文本解读发挥其应有的意义，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限制：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于全部文本解读来说，具有绝对的参照意义。脱离这个思想史来观察个别文本，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有局部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主张以思想史叙事为支撑的文本解读。
二、恩格斯研究学术史中的恩格斯思想叙述及其提出的问题
在提出一种操作方案之前，我们还需要一些基础性工作，例如简要地审理一下既有恩格斯思想叙事。这些叙事既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记式分析之中，又包含在具有冲突的专题研究之中。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主要地说一说传记式分析。
首先是他们的自我陈述和工人运动理论家们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前便已经清晰地呈现。我们已经看到，自国际工人协会影响日益扩大，了解马克思思想的要求便很明显了，这也就提出他们的文献传记问题。例如，我们在1868年1月30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便看到了他自己草拟的自传材料。实际上，几乎在他们每一次重大的理论阐述之际都带有对自己思想形成和发展史的自觉反思，虽然不一定很详细。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写的前言。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文献，则是试图为工人阶级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较为详细的背景。提及上述事实，旨在强调：在经典作家那里就已经确立了这种思路，了解他们的思想过程是理解他们思想体系的最好路径之一。与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思路一致，在其后的工人运动中，梅林的《马克思传》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以及列宁的相关专题性评论，都充分发挥着宣传和传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作用。虽然他们提供的仍然都是简略的概括，但也都揭示了他们思想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次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历史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而产生的传记。在这一方面，迈耶尔的《恩格斯传》（1934年，德文版）是十分重要的代表。这个版本利用了一些未曾公开出版的手稿，它并没有直接采纳来自工人运动领袖和理论家们的叙述，而是试图以详尽的资料来叙述作为独立思想家的恩格斯每一个可以独立的生涯阶段。两年后，《恩格斯传》出版了英文版（1936年）。在其英文版导言中，著名工运史专家G·D·H·柯尔称赞迈耶尔是那个时期最优秀的马克思学学者，他对恩格斯的解释无人能出其右。同时，他亦指出，20世纪30年代，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出版等原因，对恩格斯的认识也深化了，其最重要的表现便是，不再简单地把恩格斯看做是马克思阴影下的“第二小提琴手”，而是“一个原创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系统化（formulation of Marxism）的源头，并且他在创造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绝不亚于马克思”。⑧
再次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恩格斯政治传记。例如叶·阿·斯捷潘诺娃撰写的《恩格斯传》，该书在1936年由联共（布）中央党出版局出版，我国曾在1955年翻译过其当年的修订版。如我们能够设想的那样，该书作为政治传记是为了证明“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是照耀着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永远不灭的指路明灯”，并且与同一时代苏联多数类似著作那样，该书也直接是为苏联的中心地位服务。因此，不仅其基本判断主要依据了列宁的相关论述，而且在许多问题的叙述上亦含蓄地突出俄国的重要性。例如在论述反巴枯宁的斗争时，她专门强调了国际的俄国支部“帮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少的忙”。⑨ 在这一阶段中，同时必须提及科尔纽多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传》（1954年起）。该著作有许多优点，例如以创作视角和文本线索把马克思恩格斯统一起来，因此提供了一部真正的思想传记。特别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叙述方面，该科尔纽是坚持社会史视角做出最详细的人之一⑩，甚至在许多方面至今无人能及。因此，尽管该著作仍然明显带有目的论的痕迹，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思想发展的实际水平而不恰当地抬高了某些文本个别判断的意义（这至今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通病之一），但它仍然受到具有“理论主义”倾向的阿尔都塞的好评。确实，就是理论成果来说，在综合性研究方面，代表着那个时段最少意识形态气息的理论著作。
再接下来便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以马克思学为引领的学术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受到了50年代东欧非官方马克思主义之非斯大林化浪潮的激励，同时它实际上亦深受30年代就已经产生影响的一些重要的成果的激励，它们包括悉尼·胡克的有关研究(11)，伊塞亚·柏林的研究(12)，这些研究虽然并非直接落在恩格斯身上，但它们确实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马克思学提供了重要的先驱。在这个阶段上，一方面是吕贝尔、费切尔的马克思学思路开始广为流传，另一方面是英语界对恩格斯的通俗解释开始占据恩格斯传播的主导地位，例如麦克莱伦的《恩格斯》。(13)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学术界对恩格斯研究的再反思，起点便是这些著作。在这一个阶段上，以广义的西方马克思学来概括其研究的主导思路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思路确实因其明显纠正苏联官方研究的不足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亦因为这个起点而包含有直接的原始缺陷，即具有矫枉过正的情绪。因此，它们亦成为后来反思的起点。在1990年前后诞生一批恩格斯研究的英文著述中，学术史的再反思成为突出的印象。例如，卡弗的《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试图把恩格斯的为人、生涯和他关注的问题统一起来以生平为线索来梳理其对马克思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及当前政治的影响，提出其作为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身份问题。在总体上，他认为恩格斯的作品在政治和理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维度上是卓有成就的，但作为一名“哲学上的自学成才者”对欧洲思想没有什么贡献。(14) 这项研究，实际上是他长期关注的成果。他在70年代后期曾为伯林的《马克思传》新版编选过参考书目，并且后来自己写了一本《恩格斯》。在那本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有关恩格斯的著述就提出过学术批评。在他看来，包括与麦克莱伦的《恩格斯》（1977年），它们的叙述主要按照思想专题（分为历史、政治和哲学）进行的，在突出思想的时候，并没有恰当地注意恩格斯的职业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他从身份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15)。因此，在那本书中，他便提出五种观察视角，即记者、共产主义者、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家。并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关系进行了审理。(16)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在恩格斯研究中提供了一本类似于麦克莱伦《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的著作。与卡弗不一样的一些研究，不再聚焦于整体的恩格斯，而试图在纠缠着恩格斯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主题上进行突破和再反思。例如，Hunley的《恩格斯生平和思想的再解释》，尽管在主标题上表明主旨（即Life和thought）与其他相关著作一致，但他采取的是“再解释”视角，因此，不仅以诸如早年、晚年、恩格斯身份的二元性、所谓“修正主义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关系”问题来布展自己的著作结构，而且重在研究方法上的反思。(17) Rigby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和革命》，则以“历史”、“辩证法”和“革命”这些经典主题为人口回应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这个问题。由于Rigby试图摆脱职业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的局限而提供一种通过得到经验证据检验的假设，直接上，他实际上亦提出在恩格斯研究中必须终结传统神话式研究的试想。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他对相关研究的检验值得高度重视。(18)
可以肯定，在今天的国际学术中，早期研究的神话坚冰开始瓦解，人们开始较为冷静地从凡人之思想发展和政治追求的角度来审视恩格斯工作的性质和影响。尽管仍然因为早期主题的限制，目前成果尚未完成从思想史的角度客观地评估恩格斯的贡献，但确实已经打开了一种个体思想家思想发展叙述的视野。基于此，我们进一步主张，从思想内容的起源转向思想探索的方向和特点的把握，观察那些不受其主观意志的偶然性条件在其中发生作用的方式。这不是主张个体思想家叙事的偶然性崇拜，而是为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角度叙述思想这一唯物主义视角寻找一个合理的落点和入口。通过这种视角，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实到对经典作家思想发展过程的研究中。这正是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任务。
三、以创作为中心的思想叙述之探索
在许多情况下，以文本来建构恩格斯形象时，不是缺乏充足的文本支持，就是证据使用不同，或者恶意地压抑了反例。基于此，把个体思想家思想发展叙述的视野推向深入之际，我们需要做一点新的探索。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传播学的形象进入历史身份，揭示以“文本”为依据所建构的恩格斯形象与他本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实践中承担的角色之间的对立，并以后者作为基础阐明一种以创作为中心的解读思路的可能性。
理论上，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总是自己握着笔。与此同时，在现实性上，写作总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特定接合。如果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实践关系的自我阐明，那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读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合理提出以体现这种接合的创作为中心的解读，并将之视为穿越笼罩在各种以解释学为名的意识形态研究之上的可能路径，推动关于自身形成和发展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思想史叙事的深入。
这种叙事旨在通过思想家主体的创作活动真正地把握思想本身，它将真正打开被历史尘埃封闭的文本。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叙事原则看，文本作为时代问题的凝结而不是纯思维的物化，它必然是通过作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作而获得形式的，正因为这一点，其形式不是任意的，不仅体现了作者的认知水平而且受制于作者的身份，并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那种认知水平恰恰亦是与作者的身份直接相关的。由此，我们可以通过作者在特定条件下的创作活动分析来理解文本。
在理论上，这种思想史叙述具有三个目标：第一，以思想家为中心的叙事；第二，以创作为中心的叙事；第三，以创作的经验和理论问题为中心的叙述。通过思想家在特定的条件下面向特定问题的思想创作来打开对其理论建构历程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思想家整体理论特征及其内容实质的理解，从而为评估其历史效果提供可靠的依据。
在具体勾勒恩格斯解释的框架之前，我们对这种叙事所涉及的解释理论问题做出必要而简单的限定。作为一种尝试，本文提出以创作为中心线索的思想史叙事问题并非为了学术创新，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对当前文本解读提出的诸多难题的回应。因此，我们以这些难题为入口来阐明这种尝试前进的方向。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传统的原著阅读还是今天的文本解读，都面临着相同的基础的问题，即在流传过程中因为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一般意义上造成的文本歧义性。在这一点上，有许多复杂的例子。例如，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把《法兰西阶级斗争》等文本泛化，把针对特定条件并因此具有条件限制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泛化为一般原则；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等在马克思恩格斯原始讨论语境中并不存在的专门视角，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文本加以拆散并重新组合，从而人为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张力。传统原著阅读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由于独特的政治条件，始终不能正视我们把自身语境投射到文本之中这个事实，而在多数时候借助于“萌芽说”、“未完成说”等不同的目的论假设之变体而获得逻辑上的一致性。
由于上述背景，我们主张以创作活动为中心把语境、作者和文本统一起来，充分汲取传统思想史叙事之外在史和内在史逻辑的长处，提供一种对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合理解说。
注释：
① 我一直坚持认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释，是解释学实践的一个极为价值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理论深化能够为解释学元理论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基于这一历史观的多种具体理论，例如意识形态理论，能够以更清晰的方式把隐含在伽达默尔实践的主流解释学前提之中知识学假设呈现出来。
②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为这类策略的合理性提供符合解释学原则的证明并不困难，但由于解释学自身需要解释这个疑难，以及在归根结底意义上解释学作为一种具有真理效果的策略同样遵循知识学的普遍循环——一种阐述的合理性，仅仅就其自身是逻辑上一致的循环而言的，在今天要想获得普遍认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一种理论研究，一种合理的研究战略，只能把自己的主张消化为内部原则，从而排除那些由外在于理论本身的确定性（无论是身份、地位、威望，还是权力和意识形态霸权）来证明自身合理性的不合理做法。这正是欧洲近代哲学最重要的知识学主题。
③⑤ 严平选编：《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91、48页。
④ 当然，这绝非是伽达默尔曾经表述的观点，而是我的推论。
⑥⑦ ［美］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71～172（黑体引者加）、174页。
⑧ Gustav Mayer,Friedrich Engels:A Biography.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36,“Introduction”,p.xii.这个版本的影响很大，例如，1942年，我国著名翻译家郭大力便翻译了它。迈耶尔：《恩格斯传》，郭大力译，三联书店，1950年。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该中译本是译者的一个简写本。
⑨ ［苏］叶·阿·斯捷潘诺娃：《恩格斯传》，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163页。
⑩ ［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
(11) 如1933年的《理解马克思》、1940年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59年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等。参阅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这些著作不是以恩格斯为中心的，但它们提供了一种系统地替代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路的方案。因为，与第二国际时代正好相反，他把马克思的阶级视角颠倒为一种价值判断；同时又与伯恩斯坦等人反辩证法思路一致，把辩证法解释为一种神话。这样，他就为主张人本主义而拒斥“无产阶级世界观”提供一种研究的范例。
(12) Isaiah Berlin,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该著作初版于1939年，后多次再版，在英语界至今仍然是一本十分重要的马克思的思想传记。该传记对马克思思想渊源和脉络做出了细腻的分析，同时为西方基于以深厚的思想史前提展开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范例。
(13) David Mclellan,Engels.London:The Harvester Press Limited,1977.
(14) Terrell 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
(15) 卡弗指出，过去的传记作者们并没有理解恩格斯，他们只是给了我们两本大部头著作和一些有关他生平的简短摘要。在有关恩格斯的研究中，缺失的是对其知识生活的恰当关注，这总是受到马克思的幽灵的惊扰。Terrell Carver,Engel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6) 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London:Harvester Press,1983.
(17) J.D.Hunle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18) S.H.Rigby,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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