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大众文化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大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2)05-0045-04
中国文化以复杂的形态结束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迎来了一个新纪元。在这种复杂形态中，尤其惹眼的是光怪陆离的大众文化——当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真实身份时，它就以迅捷的发展态势、广阔的覆盖面、强大的影响力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渗透在我们的文化生活、日常生活中。
一
在西方社会，对大众文化的关注首先应该追溯到本雅明192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本雅明一方面认同机械复制对文艺生产所起到的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这种作为新型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的危害——机械复制使文学艺术沦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商品。但是本雅明并没有明确提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一词，虽然他指出了这种文化形态的本质特征——商品性。直到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并表现出对这种文化形态比本雅明更为鲜明、彻底的批判态度，认为大众文化是由文化工业实施的对大众的意识形态的操纵，以表面的繁荣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辩护，通过掩盖社会问题、麻痹大众斗志等手段来欺骗大众。其实，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即是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大众文化”，是指那些以商业赢利为根本旨归的文化形态。这一点从阿多诺在《关于文化工业的再思考》中的解释可以得到印证：“在我们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文化工业把古老的和熟习的熔铸成一种新的品质。在它的各个分支，特意为大众的消费而制作并因而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的那些产品，或多或少是有计划地炮制的。”[1](P.198)以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社会批判理论是对大众文化研究得最早、论述最多、影响力也最大的西方学术思潮之一。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很多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都或多或少有所关注。二战以后在英国兴起，尔后扩展到其它西方国家，并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之一的文化研究，在其4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把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作为其研究的焦点。其代表学者约翰·费斯克在《大众经济》一文中区别了“财经经济”与“文化经济”的不同本质。在财经经济中，“首先，节目生产者将其卖给销售者，节目是一种直接的物质商品。然后，作为商品的节目变换角色，成为生产者。它所生产的新产品是一种观众，反过来，这种观众又被出售给广告商或主办人。”在文化经济中，“正如以前的角色转换把节目从商品变成了生产者一样，向文化经济的转变也涉及到角色转换中的观众，这种角色转换也把观众从一种商品变成了一种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是指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2](P.230-231)这种分析不仅指出了大众文化的文本可成为一种由大众生产出“意义和快感”的“大众文化资本”、“生产性资本”，而且强调了观众积极的参与和创造，批驳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大众”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的片面观点，推动了文化研究学者联系特定的社会语境，对大众文化活动全过程中的观众接受这一重要环节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强化了观众观赏、阅读这个社会过程本身可能对大众文化产生多种影响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大众（消费者）对象征意义的创造性和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的爆炸、电脑空间的扩展、传统的断裂、主体性的丧失、消费意识的蔓延、视觉形象的充斥以及跨国公司的兴起，等等，加速了文化的转向，大众文化日益泛滥。20世纪西方文论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为标志，进入后现代时期。后现代理论系统中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对大众文化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研究，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这些理论的注脚。
二
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中，另一种形态的“大众文化”曾以其完全不同于西方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起到过“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3](P.805)的历史作用。这种文化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提出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方言文学”，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抗战时期文协的口号“文艺中国化”，抗日根据地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等等，但是真正使中国新文学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与民众发生密切联系，并对民族解放战争作出切实贡献的，还是指1942年以来，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00)的“工农兵方向”的文艺。这些文艺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革命战争题材为主要内容，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确发挥了最广泛地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伟大作用，其意义辐射远远超出了文化思潮的范围。
时间进入了20世纪的晚秋，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进行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文化发展也随着社会转型发生了新的转向，一种以消费性、娱乐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形态，亦即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发生的这次文化转型，一方面适应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的深刻变化，作为一种和我国市场经济相伴出现的文化形态，以其多元性、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参与性贴近世俗生活和普通民众，满足大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成为大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使文化的共享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方式得到了实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以新的时代精神回应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变革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与高雅文化一起构成了我国目前精神文化消费的整体，展示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化的新发展；另一方面，也以其商业性、物质性、通俗性、享乐性拆解着艺术文化、高雅文化的审美性、崇高感和责任感，威胁着整个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健康发展，同时，其复制化、模式化、类型化也使其自身走向平庸性、平面性、无深度感的危机。所以说，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消费性、又有意识形态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复杂性，既有同一性、又有多元性，既有操纵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强制性、又有对抗性。
三
从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时间的纵轴上和在地域的横轴上，冠以“大众”名义或是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曾多次出场。但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不仅割断了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血脉承继，而且也与上述延安时期的“大众文艺”大相径庭；相反，却与西方的大众文化发生了某种姻娅联系。
首先，对“大众”一词的理解：在中国，历史记忆中的“大众文艺”中的“大众”无疑是指“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亦即《讲话》中所确定的“四种人”，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则具体指“工农兵”，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当今商品经济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中的“大众”，已不再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已不再是“王贵与李香香”，而是一个消费的群体；从“工农兵”到消费群体这一演变，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在西方大众文化中，“大众”的内涵也各有侧重，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是“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1](P.198)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而绝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所内涵的某一个阶级；约翰·费斯克等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大众文化中的“大众”“包含了各种由于不同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组合”，[4](P.34)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从“一个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到“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组合”，大众文化的内涵也由此变得更为复杂、多元。然而，不难看出，无论是对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还是西方大众文化，消费性是其“大众”概念的共同核心，而阶级性则是“大众文艺”中“大众”的标识。当然，所有这些对“大众”的不同理解，都缘于对“大众文化”的不同理解，并体现出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
其次，在追求旨归和内涵本质方面，东西方大众文化无疑都和消费直接相关，最终诉求都是商业利润。从当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用“文化工业”替代“大众文化”，认为它是“特意为大众的消费而制作并因而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的那些产品，或多或少是有计划地炮制的”，而不是“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的，就已表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乃是缘于其消费性、商业性。这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异曲同工，却与“大众文艺”肩负着救亡图存、需要广泛民众动员的历史使命截然不同。当年的“大众文艺”创造了一个政治“神话”，今天的大众文化也造就了一个物质“神话”（美国出口产品最多的不是航天，不是高科技，而是精神文化产品；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也曾以数亿元计算）。因此，在现代传媒和资本市场的策动下文化成为获取商业盈利的手段，与在特殊历史时期文化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也就体现了文化在不同旨归中具有不同本质的可能。第三，东西方的大众文化都凭借现代科技的优势，在低成本高回报的市场原则下，实施着批量生产、规模复制的生产方式，其产品必然是同质化、标准化的。而历史记忆中的“大众文艺”运动，虽说其后来“写中心、演中心、为中心服务”的公式化、概念化难免不成为了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束缚，并对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但在本质上仍不失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使解放区文艺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产生了一大批“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P.834)
第四，在《讲话》“普及与提高”的要求下，当年的“大众文艺”通过“大众化”的审美趣味，的确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而东西方大众文化在其商业目的的操纵下，通过消遣性、流行性、世俗性手段，更多的是对大众意志的一种迎合与误导。
由此可见，“大众文艺”侧重强调其联系民众的广泛性、以及这种民众性对当时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巨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文化；而在当下中国所谓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则都是一种商业文化，商业旨归是它们的共同特质，虽然不排除大众性是它们实现这一旨归的重要途径。也即大众文化既非大众的文化，也不是文化的大众化，既非大众生产的，也不是为大众的，而不过是通过大众来达到其目的，在本质上它是为利润的最大化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从文本上表现为平面、无深度，从生产方式上则是批量复制，从接受上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