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韩 、蒙 、日三国议会制度 及其走向探析
康露月1，杨恩泰2，张益智2
(1.新疆财经大学 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2.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 ]传统的议会制度起源于近现代的西欧，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起，相关理论与思潮开始“东渐”，加之日后东西方列强的武力渗透，最终使得位于东北亚的韩、蒙、日三国在20世纪先后采纳了该项制度。但基于东北亚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背景，韩、蒙、日三国的议会制度颇具本土特色且相互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性。因此，文章对东北亚三国的议会制度现状及其宪政历程中所映射出的“特质”进行剖析，有助于把握东北亚三国议会制度的未来走向，在法学学理与国家行政体系完善上都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东北亚；韩国；蒙古；日本；议会制度；走向
一、东北亚三国议会制度的萌芽
在亚洲地理区域划分中，东北亚是从属于东亚的次区域。因而，历史上的东北亚地方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来自东亚核心区域的影响和冲击。可以说，作为东亚地区传统中心的中国，其政治体例、军事建制、经济结构、文化内核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始终驱动着东北亚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进步与政治文明的发展。韩国(朝鲜半岛南部)、日本作为古代中国所主导的“华夷秩序”的直接遵循者以及“天朝宗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地缘相近、海疆相连等自然因素，二者最先受到影响。蒙古稍有别于韩、日，其在历史上长期以游牧文明的捍卫者身份同代表农耕文明最高水平的古代中国相对抗，曾在13-14世纪成功促成了二者间的“一元化”封建政权“元帝国”的建立，且蒙古与中国之间始终横亘着难以逾越的千里戈壁与荒漠。因此，中国对蒙古的影响明显弱于韩、日，但仍然对古代蒙古的政治体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引向力，如部族分封制、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等。
然而，自17世纪中叶后期，以沙皇俄国为先锋的西方列强开始了对地域广袤、资源丰富的东北亚地区的“探索”。[1]并以暴力武装方式向蒙古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传播具有西方范式的议会制理论及相关实体性经验。
1.韩国(朝鲜半岛)
早在周天子时代，朝鲜半岛就已是中华文化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礼仪教化，还是衣冠文物均以中原为样板，史称“三韩慕华”。特别是在17世纪连续发生的“丙子胡乱”和“丁酉再乱”之后，朝鲜半岛上至王室与两班，下至中人平民，“中华观念”更加牢不可破。
但自19世纪中后期起，朝鲜王朝的传统国体观开始不断受到西方列强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冲击，并日渐式微直到崩塌。1866年，法国海军攻击朝鲜，引发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列强入侵，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再次爆发“辛未洋扰”，即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王朝的进犯。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6年的“俄馆播迁”事件、1910年“日韩合并”事件以及1950年“朝鲜战争”无不一次次自外而内的将西方世界与日本的议会制理论带入朝鲜半岛。朝鲜王朝官方与朝鲜百姓对于西方议会制的态度也逐渐由强烈抵制转变为接纳学习。1898年，仿效日本政治体制而成立的“大韩帝国内阁”即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愈演愈烈，东北亚韩、蒙、日三国都将面临纷繁的地区动荡与其他不稳定因素。
2.蒙古
沈君叶等〔9〕研究发现大白母猪的总产仔数、健仔数和初生窝重均明显高于长白母猪；长大二元猪具有最高的总产仔数、健仔数。但本研究发现，不同品种猪不同胎次的产活仔数、产健仔数和出生窝重均不一致。有研究发现，后备母猪的初配时间和体质量对第一胎窝产仔数及仔猪初生窝重具有显著影响〔10〕，因此猪场工作人员应加强后备猪的配种管理。
自13世纪的元朝起，中国同蒙古之间的实际性联系开始变得紧密与微妙起来，这种关系在清朝前期得到进一步巩固。虽然沙皇俄国时有进犯蒙古，掌控漠北的军事企图，但中俄“雅克萨之战”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有效遏制了俄国南下的野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国力衰落，俄罗斯帝国在1856年和1860年分别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从中国东北割取了大片领土，并在东北亚站稳了脚跟。随后又通过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沙宾达巴哈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完成了对于蒙古地区特别是外蒙古地区的渗透。进入20世纪后，沙俄恩琴白匪、苏联红军等势力先后进入外蒙古，导致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并建立起具有“斯拉夫特色”的议会制度。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的操控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乌兰巴托宣告成立，并设立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蒙古议会”，即“大呼拉尔”。其常设机构为“小呼拉尔”，蒙古国家元首自动成为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2]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集权制遗留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较之西方国家，赋予国家元首的权力过大；第二，官僚集权与财阀世家垄断现象长期存在且无法根治。具体说来：首先，若国家元首的权力过大，则议会的民主性功能与限制性功能就会被削弱，无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国家监督效力。同时，国家元首的独裁性风险会成倍增长，其政策决断亦会有一意孤行或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并最终导致法律及其体系的政治虚无化，而“人治”会成为其最终的替代品。其次，官僚集权与财阀世家垄断会在短时间内破坏国家内部的上升通道并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性。更重要的是，若此类现象长期存在，必定会滋生黑社会横行、钱权交易、官官相护、恩荫延续等负面现象。
日本、韩国(朝鲜半岛)、蒙古的议会雏形分别形成于1889年、1898年和1924年。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其面貌、职能、机构设置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自8世纪中叶的“大化改新”之后开始走上模仿中国封建国家体制的道路，并日趋成熟。但幕府时代开启后，日本官方开始逐渐施行锁国政策，仅同中国、朝鲜、荷兰保持有限的交往和通商。直至1853年发生美国军舰驶入横滨港威逼日本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市场的“黑船事件”。迫于军事压力，日本政府在同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他西方国家亦跟随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导致了日本锁国时代的结束和幕府体制的瓦解，并间接引发了日本王室和国民接受西方文物、学习西方政治体制特别是议会理论的热潮。最终在1889年根据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帝国议会，并设置了贵族院和众议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的立法权限实际上被赋予给天皇，故所谓的帝国议会只是天皇所主导的立法活动的“协赞”机关。[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伪议会体制”在驻日美军所建立的“国家新秩序”中得到根本性改变，并加速了日本的战后重建与崛起。
由于东北亚三国早期的议会制度启蒙都是经由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而开启的，且在近现代世界舞台上长期受大国政治的操控与左右，故其现行议会体制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由此可见，韩国(朝鲜半岛)、日本、蒙古的议会制理论的引入及其最终的确立都与外国势力、东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分不开。韩国(朝鲜半岛)主要受日本的影响，日本则是基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压力而做出了应对性改革，蒙古在帝俄及苏联的长期操纵下不得不开始了适应性的自我调整。
二、东北亚三国议会制度的建立
教师节来了，我轻轻拈起笔，可又重重放不下，我发自内心地想写点东西，向我的老师发出问候和祝福，向关怀我成长的老师们表达自己的感恩。
1.韩国
3.日本
韩国的议会被称为“国会”，是韩国的最高立法机构。韩国于1948年3月17日颁布《大韩民国国会议员选举法》，又于1948年5月10日在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监督”下，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制宪国会议员，从此开启了现代韩国国会的历史。最初，韩国国会采用“一院制”，1952年修宪变更为“两院制”，1962年修宪恢复“一院制”。[4]此后，韩国国会组织运营体系总体保持稳定。
韩国国会具有的相关性权利较为多样化，主要包括：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人事权、国会自律权以及其他权利。这里所提的其他权利主要是指：韩国国会有权批准关于相互援助及安全保障的条约、重要国际组织的条约、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限制主权的条约、给国家和国民带来重大财政负担的条约等。并且有权宣战、向外国派遣本国军队、邀请外国军队在本国驻扎。[5]同时，韩国国会拥有总统发布的紧急命令和处分的承认权、总统一般性赦免的同意权、解除戒烟或宵禁状态的要求权等。
诺贝丰以色列技术专家团成员土壤水科学博士Amir Polak在分享中表示，由于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以色列自建国开始便大力发展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的农业种植模式，现已构建起体系化、智能化的水肥一体化种植系统。他表示，经过实地观摩，中国有着良好的种植水平和种植意识，中国农业正高效快速发展，希望中以两国今后继续加强在农业方面的交流与技术分享。
2.蒙古
与其他国家相比，蒙古议会的名称具有极为鲜明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即“大呼拉尔”，该称呼出现于蒙古议会成立时的1924年。1949年2月，在蒙古国第九次大呼拉尔会议上，其更名为大人民呼拉尔，附属的小呼拉尔改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国家元首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1992年2月12日，蒙古通过新宪法，“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名为“蒙古国”，实行设有总统的议会制，大人民呼拉尔再次变更为国家大呼拉尔。[6]
国家大呼拉尔是蒙古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可提议讨论内外政策的任何问题，例如：批准、增补和修改法律；确定内外政策基础等。[7]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行使立法权，并且仅通过国家大呼拉尔会议行使立法权。国家大呼拉尔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行使监督权：(1)对由政府和国家大呼拉尔组建并对其负责和报告工作的其他机构进行质询；(2)向由政府和国家大呼拉尔组建并对其负责和报告工作的其他机构提问并要求回答；(3)听取由政府和国家大呼拉尔组建并对其负责和报告工作的其他机构的报告、汇报、总结；(4)组建监督工作组，听取以上机构工作成果。[8]
站在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同步小康的历史窗口，作为革命老区，江西省把脱贫攻坚作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积极推广实行“有能力的扶起来、扶不了的带起来、带不了的保起来、住不了的建起来、建好了的靓起来”，在产业、就业、电商扶贫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同韩国一样，日本议会也被称为“国会”，为日本最高权力机构与立法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于1946年11月颁布了新的《日本国宪法》，并于次年5月正式生效，重新确立了议会内阁制政体。当今的日本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组成，众议院议员设475席，参议院议员设242席。[9]日本众参两院会议必须有全体议员的1/3以上出席，方具有法律效力。涉及修改国家宪法的议案则必须有全体议员的2/3以上出席才能进行审议。同时，日本众参两院分别召开会议，原则上两院对议案表决一致方可达成国会的最终性决议，但众议院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议案决定优先权。[10]
日本战后的新宪法规定：日本国会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并代表国民意志。日本天皇作为国家和国民的精神性象征，不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其传统权力由日本国会代行。而每届国会召开时，天皇应当莅临并发表重要讲话。
三、东北亚三国议会制度的特质性
东北亚三国的人文背景与历史格局，较之于议会制度萌芽的近现代欧洲国家国情而言，均相去甚远。但议会制度已然在韩国、蒙古与日本的国土上生根发芽且茁壮成长。这除去三国为确立西方议会制度而进行自身适应性的调整之外，必定有其本土化后的“特质性”。当然，这种“特质性”并非是韩、蒙、日三国各走各路，而是具有宏观性的“泛东北亚”意味。简单说来，这种特质性主要体现在集权制遗留与外部性较强两个方面。
(一)集权制遗留
众所周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自封建时代就已确立牢不可破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断得到加强。受到古代中国的国家体制理论与实体的深刻影响，韩国(古朝鲜)与日本的中央集权历史亦长达上千年。蒙古地区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部落分聚状态下的游牧社会，但自元帝国建立之后，蒙古地区逐渐结束了松散的“部族政治”，开始迈入具有“共主性质”的“王政时代”或是清代中央集权制下的“盟旗制”。同时，韩、蒙、日三国历史上因受中华文化圈的熏陶较久，其“人治”的思维定势也已根深蒂固，远非今日所提倡的“法治”能在短时间内所撼动的。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东北亚三国议会制度“集权制遗留”的特质性。
3.日本
(二)外部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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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今韩、蒙、日三国议会的最终决策，多数都能看见外国势力的影子。特别是大国的本体意志及相互间的博弈行为带给三国议会决策的冲击性最大，甚至会出现为保全一定的外部性而忽视本国国家根本性利益的议会决议案。从长期来看，这种外部性较强的“特质性”对于三国而言自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买票难，是春运期间人们的最大烦恼。当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连、李云凤到北京探亲时，也遇到过三天买不到车票的事情。
四、东北亚三国议会制度的走向
(一)集权制特性或将弱化
随着韩、蒙、日三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国民对于政治权利的主张和意识也有所增长。以此为契机，新兴阶级或高素质国民欲改变政治不对等的呼声日益高涨，并通过议会影响到国家最终决策。这一过程势必因新兴阶级的加入而导致传统固有的财阀世家与集权家族的政治势力及话语权被大幅削弱。比较而言，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且人口呈现出年轻化态势的蒙古国实现这一进程的速度与可能性会远远大于人口已呈现出老龄化且经济增长陷入低迷期的韩国，而韩国又将先于身份阶级早已固化的日本完成这一转变。
(二)外部性将进一步加强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我国体育开始了强国之路。在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群众体育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群众体育发展的模式、思路、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益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和政府的协助，我国群众体育无论是在横向或纵向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国内学者对于群众体育的横向研究较多，对于群众体育的纵向研究相对较少，在此借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进行纵向研究并展望。
1.韩国
由于朝鲜不断进行的核试验与导弹试射始终威胁着韩国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构想，再加上因萨德部署而引发的中韩官方冷战与民间对抗，以及驻韩美军近些年来所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大，都使得韩国需要将周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纳入其国家行政与决策的轨道之中。
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课时数少，课程间隔时间长短不一，不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点。学校教学部门依旧按照老旧的排课方式（2节教室理论教学+2节机房上机操作）将严重影响教学成果。考试题型中理论知识20道单项选择题共20分，综合应用5个模块的知识共80分，足以体现实际动手操作的重要性。因此，每周4节上机操作课已经不能满足考试需求，还应该充分利用课余的第二课堂时间，选修课时间适当对学生开放机房，为学习薄弱的学生提供练习时间。开设集训周，在考前强化训练，提高操作的熟练度及稳定性。
将所得的青钱柳老叶与嫩叶的转录组 Unigene 片段进行基因功能分类，并比较了老叶与嫩叶KEGG代谢途径中差异表达unigenes数，研究结果显示，在青钱柳不同生长发育时期的叶片中，基因表达上调占主异作用的过程主要涉及萜类和多肽的代谢、辅酶和维生素的代谢和氨基酸代谢，而基因表达下调占主异作用的过程主要涉及信号传输、类脂物代谢与能量代谢.该研究结果为今后采取基因调控手段提高萜类、多肽、维生素的产量以及控制类脂物代谢与能量代谢过程提供了参考.
2.蒙古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蒙古的控制逐渐弱化，蒙古民族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为了打破其处于中俄两国合围的尴尬局面，蒙古政府始终致力于寻找“第三邻国”。这无疑会迫使其将眼光、注意力与倾向都集中于海外。
3.日本
近些年来日本与朝鲜和中国的外交对峙与军备竞赛始终未曾停歇。加之与中韩两国的领土之争、历史教科书之争、慰安妇之争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不断发酵，日本也离不开对其周边邻国的关注与应对。同时，驻日美军的实质性地位难以在短时期内被削弱，依然是日本国家安全所需仰仗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未来东北亚韩、蒙、日三国的重心必然都要放在对外应对与发展上。故议会在发挥相关作用或是作出相关决策时所需顾虑到的外部性因素也会增多，因而三国议会制度的外部性在未来阶段将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势头，且短期内不可逆。
五、结语
东北亚韩、蒙、日三国自古就是与我国陆路相通或是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韩、蒙、日三国的议会制度及其特性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作出相关预期，既有助于我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得先机，又能够凸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参 考 文 献 ]
[1]礼长林.论沙俄向西伯利亚的扩张及其性质[J].史学集刊，1982，(4).
[2]韩笑.Democracy in Mongolia[D].山东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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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静.立法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功能与作用：韩国国会与中国全国人大的比较[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5).
[5]戚保良.韩国国会选举及其政局前景[J].世界知识，1996，(9).
[6]陶冉冉.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对蒙古立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7]吴鹏.蒙古国政局的嬗变与发展趋势[J].当代世界，2013，(1).
[8]巴音吉日嘎拉.蒙古国修改宪法的原因及结局分析[J].东北亚论坛，2001，(2).
[9]李海英.日本国会选举研究：历史、理论与启示[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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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arliament System and Its Trend of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South Korea ，Mongolia and Japan
KANG Lu-yue1，YANG En-tai2，ZHANG Yi-zhi2
(1.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Urumchi 830012，China；2.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207，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parliament system origins in modern Western Europe and has brought profound influence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relevant theories and ideological trends began to be spread eastward. In addition to the subsequent aggressive infilt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owers，this system was finally adopted one after another by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South Korea，Mongolia and Japan in 20th century. However，due to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humanistic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is area，the parliament systems in these three countries demonstrat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coupling with one another. Therefore，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liament systems in these countri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ed by their constitutional history will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arliament systems in these countries，which will also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y of law and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Key words ：Northeast Asia；South Korea；Mongolia；Japan；parliament system；trend
[中图分类号 ]D733.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4-5856.2019.02.011
[收稿日期 ]2018-04-24
[基金项目 ]北京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项目编号：BJEDU035772K19。
[作者简介 ]康露月(1993-)，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杨恩泰(1994-)，男，云南德宏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张益智(1995-)，男，安徽淮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文章编号 ]1004—5856(2019)02—0052—04
责任编辑：魏乐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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