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宇[1]2002年在《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启动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突破性举措，欧洲一体化研究因此增加了一个新的视点。然而，就笔者所知，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还相当有限，大部分仍然停留在描述的层面，缺乏必要的分析，对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探究与考量。全文分为四个部分，即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历史考察；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动因分析；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运行机制；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制约因素。希望笔者的探索有助于更加贴近实际地理解与把握前进中的欧洲一体化与欧盟。
张茂明[2]2002年在《欧洲联盟国际行为能力研究：一种建构主义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研究的欧盟国际行为能力，是指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根据其战略，在欧盟以外的世界舞台上为应对外部环境、显示其权力、发挥其作用、施加其影响、实现其目标、维护其利益而进行活动的内外主客观条件及其实现效果。对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的研究，主要是希望通过对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的互动建构及其施行状况的系统分析，探究世界舞台上的欧盟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个有能力、有成效的行为体发挥作用。这一研究需要根据基本国际关系理论确立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世界体系理论虽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都无法确立研究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的系统分析框架。近十几年来新兴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则可较好地切入本文的论题。本文主要根据建构主义确立了研究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的分析框架，在研究中采取如下分析路径：欧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与认知——身份与利益界定——对外政策行为选择——政策执行与对外关系——互动与认知。由于本文的重点是评估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在外部环境中的行为表现，因此将主要从行为体层次、全球环境层次和施行过程层次叁个分析层次来分析欧盟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而对欧盟内的各个具体层次不作详细探讨。 根据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可提出本文研究的若干基本命题：(1)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在国际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欧盟的身份和利益决定着其行为；(2)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欧盟国际行为能力提供了物质、制度和观念基础，从根本上讲，欧盟的国际行为能力取决于欧盟内部诸要素的互动建构；(3)欧盟国际行为能力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欧盟的对外行为也对外部环境产生作用，欧盟与其所处环境是互动建构的；(4)欧盟国际行为能力是通过一个系统的建构与施行过程表现出来的，进程因素对欧盟国际行为能力有着重要的建构作用；(5)欧盟是一个经由一体化进程发展而来的独特国际行为体，其国际行为能力有一个渐进发展的历程，并随一体化的深化而逐步增强；(6)欧盟国际行为能力与一般国家行为体和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在不同活动领域，欧盟的国际行为能力亦存在差异。 对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的研究，首先需分析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及其建构。经由欧洲一体化而发展起来的欧盟形成了“叁根支柱”的柱形结构，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结构、决策机制和法律体系。欧盟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很难以传统的邦联或联邦概念来定位其性质。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行为体，欧盟不同于传统国家行为体，也不同于一般的非国家行为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独特的准国家行为体或曰后现代行为体。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是通过欧盟内部的基础建构和欧盟与外界的互动建构而形成的。由此建构起来的欧盟国际行为体身份具有诸多自成一类的特性：(1)欧盟是一个新型的区域一体化行为体；(2)欧盟是一个独特的复合行为体；(3)欧盟是一个重要的全球行为体；(4)欧盟是一个新兴的后现代行为体；(5)欧盟是一个发展中的<WP=4>跛脚行为体。 欧盟以国际行为体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行事时，需要思想基础、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等来支承。欧洲长期以来的联合理想和以一个声音说话的抱负以及各种一体化理论，为欧盟对外行为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思想基础。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的各种条约和其他法律文件，为欧共体/欧盟规定了一定的对外职权，从而为对外行为提供了法律基础，欧盟层次的主要制度结构决定了对外行为的决策结构和运作机制。共同贸易政策、联系政策、发展合作政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则为欧盟对外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欧盟所处的外部环境对欧盟国际行为能力具有建构作用。当今世界比较突出的一些结构—环境因素，如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都对欧盟产生着建构影响。欧盟与结构—环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身份和利益，对其国际行为能力产生建构性作用和一定的制约性影响。 欧盟国际行为能力研究的重点是对欧盟对外政策施行及其实际效果的评析，这就需要较为全面地分析欧盟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本文着力从施行过程层次，对欧盟在主要政策领域、重要国际制度和外部区域中的行为表现和能力建构做了多方面的个案分析。在国际经贸领域，欧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关键角色。在国际金融领域，欧元提高了欧盟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了其国际存在。欧元也成为欧盟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安全领域，虽然欧盟发展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加强了共同防务建设，但实践证明，欧盟在该领域是一个力量缺乏、行为能力严重不足的行为体，欧盟“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形象仍未有大的改观。欧盟对参与联合国非常重视，力图在其中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并希望藉联合国来提高欧盟的国际地位，但由于欧盟在联合国中没有成员身份，总的来说欧盟的参与难以发挥突出的作用。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欧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仇发华[3]2006年在《西欧与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地区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及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地区比较研究也成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西方学者对欧亚安全的比较研究有如下叁种基本观点：亚洲未来的地区安全秩序将重复欧洲的过去；亚洲安全的未来将重复亚洲过去的中华帝国秩序；亚洲的未来既不会重复欧洲的过去，也难出现亚洲过去的地区秩序。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状况展开比较研究。二战结束后，西欧和东北亚地区面临相似的安全困境，即战后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结构中的宿敌——法德之间和中日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随着冷战拉开帷幕，西欧和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是不同的。苏联威胁的存在使西欧国家团结起来，并成为同一阵营的伙伴。而东北亚地区在美国及国际局势影响下，被两个阵营割裂。在这些相同及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从叁个理论视角对比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发展，分析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大国合作及美国霸权同盟体系在两个地区所起的不同作用与影响。从地区主义角度讲，由于经济与安全之间的紧密相关性，地区主义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影响深远。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都存在互动关系，但互动关系的性质不同。战后，西欧经济一体化与安全合作经过了相互促进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安全考虑，西欧各国推动一体化发展，一体化成熟后又促进了安全合作。而东北亚地区由于安全顾忌，经济合作进展缓慢，这使该地区的安全合作缺乏经济动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缺乏良性互动的条件，从而导致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进展缓慢。西欧的“结构性地区主义”与东北亚地区的“开放的多层次地区主义”的不同性质影响了这两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从博弈论角度讲，地区大国合作对于地区安全秩序影响重大。西欧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博弈的性质也是不同的。目前，法德已经由二战后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变和博弈，而中日之间虽有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但某种程度上中日安全关系仍处于安全困境的局面。这种不同性质的博弈关系对两地区安全合作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法德轴心不仅推动了西欧一体化事业，而且法德安全合作为西欧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奠定基础。在东北亚地区，中日之间难以实现战略和解，不仅不利于东北亚地区一体化事业的发展，而且阻碍了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探索。从霸权稳定论角度讲，美国在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建立了不同性质的霸权同盟体系，即西欧的多边同盟体系和东北亚的双边同盟体系。美国的不同政策选择对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产生重大影响。西欧建立了北约集体安全机制，并出现了欧安会、西欧联盟及欧盟的共同防务和安全政策等多种安全机制并存的局面，而东北亚地区在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不断加强和冷战中两大阵营对立的影响下，多边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呈现出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复合型安全秩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由二战后面临相似的安全困境到目前安全合作发展出现不同的趋势。笔者认为，东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虽然应该借鉴西欧多边安全合作的经验，但由于两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处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下，东北亚地区不能照搬西欧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分析了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几个路径选择。由于东北亚地区的复杂性，这些路径选择既存在可能性，又面临重重困难。路径一：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安全合作的功能“外溢”。尽管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相对独立发展而使这种“外溢”功能的发挥困难重重；路径二：从双边同盟到多边合作的扩大。目前主要由美、日等国推动，但由于美国坚持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实现东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不为中、俄等国所赞同，前景不甚乐观；路径叁：六方会谈的机制化。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是东北亚各方经过30多年努力后找到的合作形式，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多边合作的平台，但由于美朝分歧尖锐，各不相让，而导致风波迭起，进展缓慢，前景如何有待观察；路径四：非传统安全合作引领传统安全合作。这既现实又必要，但非传统安全合作能否起到这种“引领”作用也仍须实践的检验；路径五：合作安全框架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纳入到合作安全框架下，虽然在现实中有一定进展，但由于合作安全框架自身的局限使得其促成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希望甚小；路径六：中美日大国协调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从一定程度上讲，东北亚的安全秩序在于中美日大国协调。如果大国协调成功，则比较容易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反之，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进展必然缓慢且困难重重。笔者认为，在六种路径中，通过经济合作到安全合作的功能“外溢”，实现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具有较大可能，也被学界、政界寄予较高期望。在目前的条件下，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努力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综合发展趋势。这种“综合性”体现在：从经济合作到安全合作的功能“外溢”成为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基础，中美日大国协调是关键，合作安全模式是推动力，六方会谈则可能成为平台之一，多路径、多层次的努力并行发展，将使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保持一种稳定的张力，从而稳中求进，最终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华朝贡体系”，也不同于西欧多边安全体系的独特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李默[4]2013年在《浅析欧洲一体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发展的趋势和选择的必由路径。在全球各地的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等。欧盟则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主要和最成功的一体化组织，被很多人作为参考的榜样。东亚国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有进行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欧盟作为已经成功的例子，值得我们分析借鉴其经验和教训，用来更好的指引东亚一体化之路。本文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区域一体化的现状，包括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主义的形成，欧洲一体化的概况和东亚一体化的概况，并侧重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加以说明，以达到对东亚一体化的指导目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欧洲一体化与东亚一体化的异同。从相同点来看，欧洲和亚洲的一体化动因都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求与牵制霸权和政治合作的需要；从不同点来看，二者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以社会文化、身份认同和宗教信仰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认同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第叁部分着重探讨欧洲一体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借鉴与启示。主要从叁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欧盟的政治机构的设置；第二是欧盟在安全合作方面的成就；第叁则是欧盟的东扩战略的影响和面临的问题，然后就此推演出东亚一体化应当引以为鉴的要素。第四部分主要讨论在新世纪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前景。对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分析分为叁个角度：安全视角、地缘政治视角和经济合作视角。叁者的有机统一能够使东亚一体化尽早的产出一个能够在多层面推进和协调一体化合作的国际化组织，也能够使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更加有序稳定。本文基于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的多方面分析，试图探寻其原因、路径以及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以期能够为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有一个整体上的指引作用，并把欧洲的一体化理论拿到东亚来，进行实践，构建出具有东亚特色的一体化组织，为东亚国家的共同发展造福。
丁超[5]2011年在《冷战时期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将中国与欧共体关系放在冷战背景下长时段考察,意在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的互动特点及演变历程,分析冷战国际背景、冷战思维对于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的影响,总结中国与欧共体双方为实现共同利益而进行的跨越意识形态分歧、反对霸权主义的合作经验,以期对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合作加强形势下的国际关系处理有资鉴意义。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础,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纵向切入,横向分析,把理论与史实相结合,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对冷战背景下中国和欧共体的主体性角色给以科学定位,突出在外部国际政治形势和内生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双方关系的相对自主性而非完全依附性、相互依存性而非直接对抗性、政治主导性而非完全经贸性。根据世界格局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基础性、中国与欧共体作为冷战主体的特殊性、冷战背景下中国与欧共体关系发展的阶段性、国家利益对国际政治行为体对外活动影响的决定性,论文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选取冷战背景作为切入点,在探讨学术界关于“冷战”的现有理解与局限的基础上,引出“冷战主体”概念,深入分析冷战主体的差异性,专门探讨“超级大国挤压下的中国与欧共体”作为冷战主体在冷战进程中表现出的特殊性,为文章主体内容的展开提供切入点与立论基础。论文主体部分按照中国与欧共体关系在冷战背景下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分为四章：“阵营对立时期中国与早期一体化的西欧”(第二章)、“缓和时期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第叁章)、“新冷战时期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的全面发展”(第四章)、“冷战结束时期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的曲折发展”(第五章)。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尖锐对峙时期,冷战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迅速扩展,对抗不断升级并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与西欧国家处于冷战在亚洲、欧洲对峙的最前沿,受到的威胁最直接、最严重,为了生存与安全,中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分属于对立的两大阵营,双方虽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接触有限,中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带有相当多的意识相态偏见,妨碍了对欧洲一体化认识的客观性,延缓了中欧关系的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国际关系中的冷战对峙趋于缓和,冷战阵营开始分裂与瓦解,国际政治体系趋向多极化,东西方缓和的势头越来越明显。新的形势下,“共同的安全需要”成为中国与欧共体成员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制止超级大国的核竟赛、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双方共同合作的基础,中国与欧共体成员国关系迅速发展,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回到全面对抗的新冷战状态。新冷战对抗延续时间不长、对抗程度平缓、涉及范围较窄,美苏各自的盟国同美苏的政策和行动存在分歧,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中国基本上没有介入。中国与欧共体双方在一种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中能够更好地认识各自及双方共同的利益与国际责任,’双方关系进入到历史上的最好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在相对平缓的国际背景下,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美苏主导的两极对峙格局走向解体,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抗终结。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西方国家发起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下,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单方面推出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措施,中国与欧共体关系骤然回冷。但是,时隔不久,双方关系乍寒还暖,继续发展。论文最后选取“国家利益”作为立论分析的逻辑起点,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国与欧共体关系发展演变的基本动因,对中国与欧共体关系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进而完成对“冷战背景下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的理论分析与总结。
刘舒天[6]2016年在《论东盟规范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盟规范在东亚地区主义兴起及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东亚地区主义的指导性规范,东盟规范的局限与当前东亚地区主义的困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界定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二、叁章依据该分析框架讨论了东盟规范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第四章讨论东盟规范对中国推动东亚地区主义进程的重要启示。第一章界定了规范与地区主义的内涵,并探讨了规范与地区主义的内在关联。规范是由特定群体视为“恰当”并在实践中得到遵守的行为准则,且具备社会性、非正式性以及管制性叁个特征,通过行为管制与社会化发挥作用。地区主义是由特定地区内的国家所引导的兼具规范与实践特性的地区整合思想与实践。地区主义发展需要规范,地区主义实践同时也反作用于规范。有效的规范在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协调大国关系、塑造地区认同、增加地区内互信、促进地区合作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东盟规范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并就东盟规范对东亚地区主义的积极贡献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而言,东盟规范在东亚地区主义兴起及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促进区域合作共识达成、推动区域认同建构、协调区域大国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维持区域合作进程的积极作用。但东盟规范发挥这些积极作用有着特定的内外部环境,并受这些特定环境的限制,环境变迁可能使东盟规范的局限显现出来。第叁章主要讨论了东盟规范的局限及其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制约,并对东盟规范发展的趋势及与此相适应的东亚地区主义前景进行了展望。东盟规范的局限主要有“低制度主义”与合作进程的脆弱性、“过程导向”与区域合作的动力缺失、精英学习为主的内化机制导致“表层社会化”现象严重等。这些东盟规范的局限在东亚地缘环境的变迁下被放大,导致出现东盟规范“失灵”的现象。东盟规范“失灵”使东盟规范在协调大国关系、维持合作进程、促进经济合作、塑造区域认同以及区域治理等方面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进而使东亚地区主义表现出大国博弈失序、合作进程分化、区域认同弱化以及安全局势复杂化等特点。关于东盟规范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前景,本文认为,东盟规范将继续发挥其在东亚地区主义中的积极作用,并将适应“失灵”的新常态,在与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博弈中塑造新的东亚区域规范;“开放的”东亚地区主义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在中美管控好第叁方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危机的前提下,嵌入亚太区域合作的、开放的东亚地区主义可能是东亚地区主义的未来前进方向。第四章主要讨论了东盟规范对中国推进东亚地区主义进程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推进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东盟规范推动东亚地区主义的优势及其局限为中国推进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提供了很多启示。这些启示有,东亚区域合作的“开放地区主义本质”,推动多领域合作以维持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大国自我约束增强规范社会化效果,支持“过程导向”的东亚区域合作,尝试对接其他区域合作倡议以形成互补,更加注重民心相通、增加人文交流的质与量等。依据这些启示,以及前文的分析,本文给中国推进东亚地区主义进程的政策建议是,(1)支持以东盟规范为基底塑造东亚区域规范,(2)推动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治理机制建设、贯彻与落实中国新的区域合作倡议,(3)采取措施推动中日关系的积极进展,确立双方争端管理与危机管控机制,(4)将中美东亚问题协商机制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议程。
张德宝[7]2011年在《欧盟东扩过程中的国家主权让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伴随着合作的深入发展,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代表了国家主权让渡的最高水平,因此选择欧盟作为国家主权让渡的研究对象就有了巨大的研究价值。通过研究欧盟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的事例,能够更客观、更清晰地认识国家主权让渡的发展状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不断深化一体化的同时,积极进行东扩,力争把原来属于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纳入欧盟。通过对欧盟东扩过程中的国家主权让渡问题进行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组织发展过程国家主权的让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是在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欧盟东扩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对欧盟东扩的背景、动因、取得的成果及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揭示欧盟东扩过程中的的国家主权让渡问题。本文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国家主权理论的沿革。论述了国家主权理论由绝对国家主权论向相对国家主权论的发展,希望通过对国家主权理论发展的论述引出本文要分析的相关理论基础(主权让渡论),为接下来研究欧盟东扩过程中的国家主权让渡问题做好理论铺垫。第二部分,欧盟东扩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历程。在这一部分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欧盟的发展历程,由此过渡到本文接下来要分析的欧盟东扩问题;其次分析了欧盟东扩的历史背景、欧盟东扩的阶段划分以及欧盟东扩的动因。第叁部分,欧盟东扩过程中的国家主权让渡分析。这一部分共分为5个问题来展开论述。首先分析了欧盟东扩过程国家主权主权让渡的表现(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紧接着分析了欧盟东扩过程中国家主权让渡的特点。其次,分析了欧盟东扩过程中国家主权让渡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最后简单分析了欧盟东扩与各成员国国家主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欧盟东扩的影响及启示。该部分主要通过欧盟东扩对国家主权让渡理论的影响、欧盟东扩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和欧盟东扩的启示等3个问题来展开分析。
张莹[8]2014年在《传承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之一,常常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它已成为学术领域近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之一。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跨越诸多学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乃至文学艺术等学科相关内容的研究。本文将研究限定在对法国的民族主义上,又将对法国民族主义的研究限定在当代,尤其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下的法国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外交等方面表现出的新的特点加以梳理。法国是一个具有浓重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传播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在革命中摧毁了王朝国家,确立了民族国家的理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同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紧密相连,是一种“共和的”、“开放的”的民族主义,使法国民族主义成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其价值观,以“民主”为其基本特征的,因而是“普世”的民族主义。与此相对,另一种“排外的”、“封闭的”民族主义也往往伴随着近现代和当代法国的一些大的危机而不时涌现,如普法战争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新世纪以来法国出现的法国民众反对欧洲宪法等。这两种民族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两者间往往存在着过渡、汇合甚至是妥协。这两种民族主义作用于法国近代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或是历史事件,如普法战争的法国战败,19世纪末的布朗热运动和德雷福斯事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戴高乐执政,在这过程中,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潮时而冲突对立,时而合二而一,时而“共和”民族主义占据优势,时而“沙文”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总而言之,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内政外交、社会面貌和思想理念。近年来,随着法国面临一系列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问题,如经济衰退、高失业问题、欧盟修宪与法国一贯坚持的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等难题、法国法兰西民族主义传统中“封闭的”、“排外的”诸多特点逐渐又现端倪,以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快速崛起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回归为主要特征,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这种潮流并未在法国形成主导国家意识形态和内政外交的主流,但是在当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新的世界形势和格局下,法国政府还是普通的法国人,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外交等各方各面尽力维护其民族特征、民族身份、民族利益,始终以将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理念的推广为己任,使法兰西民族的“大国梦”生生不息,其间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有了更多形式,文化和经济的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中心位置。本文重点探讨了法国现当代以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快速崛起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回潮；并围绕20世纪末法国国籍法几度修改探讨了法国关于民族性和同化问题的争论；以及实力逐步衰弱下的法国面临的挑战及在内政外交中如何维持他的“独立”和“权威”；再其次是针对欧洲一体化下的法国民族主义特征,即所谓“后民族主义”(Post-nationalism,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析研究,这是冷战后在世界许多地方较为明显的后民族主义背景下具有法国特色(说明法国在“普世”、“共和”——也就是说,法国人认为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民族是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因而其民族主义是普世、共和的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大的民族主义”,我们还研究了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法国民族主义同欧洲联合的矛盾以及双向互动；最后我们指出,法国频频利用其“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在世贸组织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或是多边合作机制中捍卫民族文化,从“法兰西例外”到“文化多样性”是法国民族主义抵御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的浓重一笔。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法国民族主义价值观及其表现形式植根于法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传统民族主义弱化之时得以萌生,在继承传统的民族主义的某些特征的同时,受到法国国内和国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处于动态的发展中,本文选择了一个跨学科的分析视角,试图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乃至文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与方法结合起来,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探讨新的国际格局和新的世界形势下的法国内政外交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的新表现、新特点以及新趋势。
朱皓[9]2013年在《“一体化”和“治理”的张力》文中提出本文主要探析欧盟在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治理困境,揭示欧洲一体化累积的体制性弊端。通过对欧盟扩大这一历史进程批判性的历史反思,试图探寻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治理的新出路。本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体化”,即欧盟逐步扩大和深化的历史进程。第二部分是“欧盟治理”,即欧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是怎样实现治理的,其治理机构及其职能是怎样的。通过上述两部分的回顾和论述,第叁部分最后聚焦在欧盟治理的困境上,着重论述欧盟在一次次扩大尤其是东扩之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治理困境。当前欧盟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叁个方面：政治上,各种治理要素矛盾重重。不仅有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的矛盾,还有民主赤字与权力集中的矛盾。经济上,经济货币联盟缺陷很多。“单一货币,分散财政”的二元结构矛盾是根源；欧盟内部经济结构不均衡,成员国经济发展差距大；欧元区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调节机制缺乏。文化上,欧洲认同水平降低,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加剧。面对欧洲一体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一系列困境,欧盟试图通过机制改革尤其是制定宪法来寻找出路。继《欧洲宪法条约》破产之后,《里斯本条约》的出台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欧盟机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杨欣宇[10]2015年在《论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运动新路线的形成》文中提出欧洲统一的实践自查理曼时代便成为欧洲历代政治家追求的目标。然而历史发展证明，欧洲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以单一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暴力统一方式无法在欧洲大陆实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大国时代的来临，使小国寡民的欧洲国家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共同的利益需求与冷战爆发为欧洲联合提供了推动力。走向一体化是欧洲社会历史演绎出的一种自身需求，在启动之初却与冷战不期而遇，欧洲不幸成为美国冷战利益下的一颗棋子。马歇尔计划首先为混沌中的欧洲人找到切入点，接下来的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则完全表现出这一阶段的冷战特征，淡化了欧洲人的利益需求。之后防务共同体的失败使欧洲人重新审视这场运动的目的与方式。一蹴而就的实现欧洲联合与迎合冷战需求并不符合欧洲的社会属性。《罗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人开始回归到欧洲自主的路线时期。1958年戴高乐的复出冲击了欧洲传统的超国家路线和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戴高乐秩序革命的核心是突出法国对欧洲的领导与建立国家间合作的均势秩序，并通过改变法德关系的性质、建立政治联盟、排斥英国、制造空椅子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得以体现，使60年代的共同体在矛盾与冲突中得到历练。磨合之后的共同体逐渐明白这场运动并非简单的建立合众国的行为，是一场解决问题、重建欧洲秩序、并对传统政治进行革命的运动。经过了这十年的冲击，也使共同体产生了继续深化发展的动力与需求。1969年的海牙大会带领共同体走出了政治困局，指明了未来发展道路。国家间合作的趋势加强，这样的选择也为英国的加入提供了可能性。70年代初期的《维尔纳报告》指明了共同体建立经货联盟之路，而《达维尼翁报告》则强化了共同体的政治合作，自此成员国外长定期举行会议，协商外交立场，使欧共体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同时扩大欧洲议会的发言权，为实现欧洲议会普选以及构建欧洲货币体系奠定基础。这一时期所确立的诸多框架为未来的欧洲一体化运动确立了典范。第一章对文章中涉及的核心概念：欧洲秩序体系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逻辑关系。欧洲社会始终存在着秩序体系，一体化秩序正是由此来延续而来。现代欧洲人对一体化秩序的组织形式的选择过程。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欧洲一体化运动是欧洲历史演绎的必然趋势，二战后丘吉尔率先提出了“欧洲合众国”的概念，欧洲一体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而这一时期主要体现美国主导下的欧洲一体化运动及其战略成果。《罗马条约》的签订标志欧洲路线的回归。第叁章论述了戴高乐时代的欧洲一体化运动。包括戴高乐展开的国际战略和对共同体的冲击。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在70年代初期，欧洲一体化运动新路线的形成。第五章介绍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新逻辑。
参考文献：
[1]. 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D]. 王翔宇. 湘潭大学. 2002
[2]. 欧洲联盟国际行为能力研究：一种建构主义视角[D]. 张茂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3]. 西欧与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比较研究[D]. 仇发华. 复旦大学. 2006
[4]. 浅析欧洲一体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D]. 李默. 吉林大学. 2013
[5]. 冷战时期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D]. 丁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6]. 论东盟规范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D]. 刘舒天. 国际关系学院. 2016
[7]. 欧盟东扩过程中的国家主权让渡问题研究[D]. 张德宝.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8]. 传承与发展[D]. 张莹. 武汉大学. 2014
[9]. “一体化”和“治理”的张力[D]. 朱皓.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论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运动新路线的形成[D]. 杨欣宇. 吉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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