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结构——自然和历史的关系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世界观论文,自然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学界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争论，其实质乃是如何从一种“新历史观”开展出“新世界观”的问题，或者说，一种“新历史观”如何作为“新世界观”的问题。（参见孙正聿；李荣海）但争论各方似乎均忽视了一点，即马克思是在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获得对历史的新理解的；也正是意识到了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中介，历史唯物主义才突破了狭义的“历史理论”的界限，而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在这里，历史先行地包含着自然的前提和内容，而自然也必须是历史中介了的自然。历史与自然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中介构成了人类的现实世界，而这对范畴也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根本性框架和内在结构。由于这种根本性和内在性，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解释最终都可视为对自然与历史关系问题的回答；我们今天讨论中的各种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史上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过。本文拟检讨以往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模式，以探索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立场，从而深化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探讨。
一、“教科书”：历史绝对地统一于自然
自然和历史向来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在一般的哲学观念中，自然意味着人类生活之外的、客观永恒的存在，而历史则是人类活动的时间性过程；二者相互异质，遵循着截然不同的原则。马克思则要立足于“某些经验的事实”扬弃这种对立，在理论上寻求二者具体的、辩证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这种辩证的统一直接奠定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但遗憾的是，这一哲学视野长期被遮蔽，并导致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多种错误解释，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前苏联“教科书”用自然的方式解释历史、将历史绝对地统一于自然的观点。这种观点立足于一种“超历史”的自然原则，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一种马克思早已经批判过的旧唯物主义世界观。
从形式上看，这种观点乃是将自然与历史统一于一个更高、更一般的原则，但其实质仍是将历史统一于自然。因为，这个一般原则是以自然原则为典范的，历史自身的特殊性在它之下被忽略甚至被清除掉了。我们知道，在这个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并列”决不是为了呈现差异；相反，历史的本质要素被认定为其中与一般原则相符、与自然原则同一的部分，而历史中非决定的、主观的要素则通常被视为非本质的。从而，人类历史被视为一个类似自然的过程：与自然界一样，人类历史也同样受到现成的、“铁的”规律的支配。这样，人类历史活动本身的能动性、构成性和时间性便消逝在规律的客观性、既成性和非时间性之中。人的意识和目的被把握为偶然性，其对历史的贡献在于它最终是为某一自然的必然性服务的。这是一幅机械决定论的历史观和世界图景。
从理论策略上说，将历史统一于自然，就是将历史活动中的自然要素抽象出来，并确立其为历史的本质。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马克思考察历史的立足点是“现实中的个人”，他强调“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人们要创造历史，必须首先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这表明，自然的要素已经先行嵌入人类历史活动之中，并使其成为一种“客观的”活动。显然，“教科书”看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自然前提和自然内容，但却将这些要素确立为人类历史的唯一原则，将人类历史活动归结为这些要素。
但是，这种从人类历史活动中抽象出的自然原则已远远超出了历史的过程，成为一种现成的自然性。就其脱离历史、排除历史而言，这种自然性与费尔巴哈的自然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将“周围的感性世界”视为“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同上，第76页），视为一个非历史的世界；而“教科书”中的“自然性”并不否认历史的运动，但这种运动却被限定在一个既定的规则之中，它的终点在物质和自然的起点中就已经奠定了，从而，历史就硬化为现成的“自然性”的一种表现，硬化为“非历史”的存在。费尔巴哈的自然界因其相对狭窄的含义而无法“运用”于历史，因而招致了唯物主义与历史相“分离”的批评；“教科书”用更为抽象和一般化的“自然性”来包摄历史，也不能说超出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视野。事实上，无论是“自然界”还是“自然性”，都是一种现成的自然观念，其共同点就是排除了人类活动，排除了真正历史的要素。
在马克思之后，我们还必须考虑这种现成的自然观念的直接后果，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批判性要素的丢失，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相接受。事实上，这种抽象的“自然性”不仅存在于哲学观念之中，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揭示了这个社会中“物”的原则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但他没有将这种自然性作为既定的、永恒的事实来接受。相反，马克思揭开了这些“自然规律”的神秘外表，揭示了其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结果的本质：一旦我们超越这一历史阶段，那么这种神秘性就立刻消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因此，马克思对这种“自然的”社会现实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倒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愿意将当下的自然化的现实单纯地理解为肯定的，将这种“自然规律”对社会的控制理解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的状态。与这种状态相适应并维护着这种现状的观念，便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然，我们不能说“教科书”有意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不可否认，它那抽象的自然观念和历史观念与这种意识形态是不相矛盾的。
二、卢卡奇：自然绝对地统一于历史
如果说“教科书”是无意地接近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青年卢卡奇的理论则是自觉地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为旨归的。卢卡奇试图借助于历史过程消解抽象的自然观念，并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化”了的现实展开批判。但这种批判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将自然绝对地统一于历史。最终，卢卡奇不得不诉诸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从而也遮蔽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并且，由于卢卡奇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性，他的批判也并未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视野。
卢卡奇对自然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是受社会制约的。”（卢卡奇，第318－319页）在这里，自然不再是超越于历史的原则，相反它完全从属于人类历史，并且只有在历史这个前提下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这直接可以视为对“教科书”观点的一种“反动”。
既然自然的内容受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那么“教科书”所强调的那种社会的“自然性”就没有普遍意义，而只对应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卢卡奇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卢卡奇认为，这一概念表达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物化”现象，也就是一种历史活动的自然化假相。商品的结构之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秘密，而这一结构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卢卡奇，第143－144页）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抽象的、可以量化和计算的关系。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可计算性贯穿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部生活形式，体现为一种现成的、不可取消的规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同上，第154页）卢卡奇敏锐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自然性”对人类生活的控制，就此而言，他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这种“自然性”是在人类活动中历史地产生的，因此它的本质也从属于历史，并只有通过历史而被克服。这样，卢卡奇便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还原到了一个更为一般、更为抽象的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一理论运作已不能在马克思哲学的内部寻找到支持，卢卡奇转而求助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卢卡奇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抗拒的规律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矛盾跟德国古典哲学中自然与自由、非理性与理性的矛盾对应起来。在康德那里，这类矛盾的不可解决就被“坦率地、不折不扣地突出”出来了。只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矛盾的双方才通过精神的历史被中介。卢卡奇说，“只有当主体（思维、意识）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只有当主体因此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同时以完全客观的形式把自己强加给它的时候，辩证法的问题及随之而来的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与必然等等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同上，第219页）黑格尔的历史是一个“具体的总体”，自然仅仅是这个总体中的要素。用卢卡奇的话说，这个自然乃是“第二自然”，它属于人为的“习俗世界”。“第二自然”一经产生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宪法一样，获得了自在的和不可抗拒的外表。但它终究是精神的外化，只是精神历史的一个环节。
然而，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只是在方法上为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提供了条件，而并不能说现实地达到了这种统一，因为黑格尔未能在现实的历史中找到一个统一主体与客体的实体。最终，黑格尔只能求助于超历史的理性，但这个理性又陷入了主体与客体对立的窠臼之中。在卢卡奇看来，将这个方法贯彻到现实的历史之中，“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同上，第228页）卢卡奇将问题的解决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就像黑格尔的逻辑学建立在精神历史的基础上一样，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之上。无产阶级“从对现实的明确认识中获得自己最锐利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已不仅是“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其本身就是斗争的一部分，“对这种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同上，第306、307页）
在卢卡奇努力将黑格尔的精神历史现实化的过程中，自然的要素完全消逝了，从而这种“现实化”也就成了问题。卢卡奇将历史领域的自然限定在“第二自然”上，也就等于将历史中的自然要素统统归结为某种精神的活动，于是这种精神就超出了具体的活动本身，成为抽象的原则。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现实性根本上意味着它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但这种吞噬了自然的历史却成为无条件和无前提的。卢卡奇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二自然”的虚假性，但却忽视了人的历史活动是在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产生的，自然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真实的要素。可以说，卢卡奇对抽象的自然原则的批判导向了另一种抽象的原则，即超自然的历史。在此，具体个人被划归“集体主体”之名下，历史也被理解为这个主体的意识的展开、目的的实现。就其抽象性和神秘性而言，卢卡奇的历史目的论与“教科书”中的机械决定论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都将具体的历史封闭在一个既定的前提之中。
三、阿多诺：“自然历史的观念”
无论是在“教科书”还是在青年卢卡奇的哲学中，自然与历史都被绝对地统一起来，其结果是一方占据绝对优势，而另一方则因此被清除。这两种观点的立足点要么是超历史的自然，要么是超自然的历史，而这些又都与某种“前”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紧密相关。如果说绝对的统一最终导向了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那么只有有限统一才能接近马克思的“新的世界观”。在阿多诺的“自然历史的观念”（Idee der Naturgeschichte）中，我们看到了从自然与历史的有限统一阐释“新世界观”的努力。阿多诺的“自然历史观念”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阐释”（Adorno,1997b,S.365），还对“教科书”和卢卡奇的观点进行了积极的批判，因此对于我们今天的探讨具有特别的意义。
与卢卡奇一样，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僵化了的“自然”以及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他说，“所谓的自然规律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因而马克思称它是‘神秘化’的”；“这种社会的自然概念具有它自身的辩证法。如果这个社会的自然规律性被实在化为不变的自然给予性，那么它就成了意识形态。”可见，马克思关于自然历史的观点必定是“批判的”。（ibid,1997a,S.347、349）“马克思是一个讽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赞扬的东西，对他而言却是否定的。”（ibid,2001,S.167）“教科书”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单纯的自然过程，其结果必定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然而，阿多诺并没有像卢卡奇那样从“第二自然”走向绝对的历史，回到黑格尔哲学之中。在他看来，“第二自然”之所以能表现出自然的特性，乃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某种不能被历史活动消解的东西，所以它也不能单纯地在历史的范围内，而必须在自然与历史的“关系”之中得到解释。然而，在绝对统一的条件下，自然与历史的“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此而言，绝对的统一与绝对的分离并无实质差异。因此，尽管卢卡奇提出了“第二自然”的概念，但却未能对其做出有效的批判。阿多诺则要从卢卡奇失败的地方开始，扬弃自然与历史“在通常意义上的对立”，探索二者的“具体的统一”。（ibid,1997b,S.354）
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具体的统一必须诉诸一种“新的”哲学提问方式，一种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在这种“新的”哲学视野下，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与历史概念才能被消解：“历史性的存在在其最为历史性的规定性之中，也就是在其最为历史性的地方，自身要被把握为自然的存在，或者，自然，在其似乎最根深蒂固地保持为自然的地方，被把握为一个历史的存在。”（ibid,S.354－355）在这里，自然与历史的概念不再是相互外在的，“而是相互决定的：一者提供了另一者祛神秘化（demythification）的钥匙”（Buck-Morss,p.54）。这样，二者就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如果这种关系被打破，那么必定会导致神秘化的假相，无论是神秘的自然还是神秘的历史。
在这种哲学视野下反观“第二自然”，我们会发现，它不如“教科书”认定的那样直接是真实的，也不是卢卡奇认为的纯粹假相。因为，它的确掩盖了真实的人类活动过程，但它本身也的确是这个活动的产物。所以，对此的批判并不仅仅是宣布其虚假性，并通过其对立面来将其清除，而是要透视支持着这一假相的本质，明确其真实性和虚假性的条件和界线。事实上，这一过程的自然的假相乃是自然和历史对立的一个极端结果。但阿多诺并没有一概地否定这种对立：“自然和历史的传统对立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之所以真实，乃因为它表达了自然要素所碰到的情况；之所以虚假，乃因为它凭着概念的重构，辩护性地重新用历史本身来掩盖历史的自然生长性。”（Adorno,1997a,S.351）“第二自然”表达了历史中的自然要素的真实性和独立存在，但它将这种真实性表达为直接的和非中介的，表达为超历史的自然，从而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自然”过程本身也是历史地产生的。对于批判的思维来说，这一掩盖本身也是一种表达，它始终表达了某种历史的意义。通过对这种“自然”过程的分析，阿多诺得出了历史本身固有的一种“假相－内涵（Schein-Gehalte）”的内在结构（ibid,1997b,S.364）。“第二自然”也就处于真实与非真实、假相与内涵的张力之中。在这种张力结构中，“第二自然”是“真实”的现象，却绝非永恒不变。
可以看出，阿多诺的批判与卢卡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立足于一个全新的哲学视野，立足于自然与历史、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联。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自然历史观念是有意识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靠拢。但我们也要看到，尽管阿多诺声称自然历史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念的“内在阐释”，尽管其基本结论与马克思是相符合的，但他的阐述方式却大异于马克思。阿多诺通过文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导向这种观念，始终专注于对各种抽象的哲学观念的互相限定和自我否定，而无法正面表达他所要得出的结论。因此，阿多诺仅仅是以否定的方式接近了马克思，而不能说完全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呈现出来，自然和历史的真实性尺度和界限也坠入不可言说的境地。要肯定地、正面地表达这种世界观，就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的实践论，因为只有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历史与自然的统一才可以称作“具体的”统一。
四、马克思：历史与自然的具体统一
与阿多诺不同，马克思的传统哲学批判并不单纯地依赖对传统哲学范畴的辩证运作，以实现“内在的超越”；马克思的批判有一个肯定的立足点，就是人的现实活动。在他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0页）在现实的活动中，马克思发现了历史与自然的相互矛盾和相互交织，而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是在自然和历史的真实关系面前被批判的。
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马克思强调历史是以自然为前提的，并且始终包含着自然的内容。我们知道，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仅仅被理解为精神外化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异在的形式”，并且，就其不同于精神的抽象而言，“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同上，第337页）马克思首先援引费尔巴哈的自然和感性观念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突出了人的自然性和对象性的存在。马克思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而黑格尔的精神这种“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同上，第324、325页）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不是非真实的存在，而且是人的真实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的现实历史中已先在地嵌入自然的要素。后来，马克思具体地将自然要素表达为历史的物质前提和物质内容。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也就是必须吃喝住穿等等；因而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这种物质性的活动不仅是历史的前提，而且是贯穿着历史的内容。因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80页）。明了了历史的自然前提和自然内容，阿多诺所说的历史“被把握为自然的存在”就容易理解了。这种自然的前提和内容，正是历史的客观性甚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二自然”产生的真正原因，只不过后者获得了一种抽象化、神秘化的外表。
但马克思也并没有将黑格尔的历史观念简单地反转过来，将历史完全归结为自然。事实上，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时候，就强调历史对自然的“中介”作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76页）有了历史对自然的“中介”，自然就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马克思并不是要将自然的本质完全归结为历史，完全归结为主体的活动，甚至否认外部自然界的存在，因为“中介”本身只有对于对立的双方才有意义；并且，马克思认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只是那种“被抽象地理解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严格说来是不属于人的世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5页）
既然我们能够探讨的自然都不是与人类历史活动无关的、或者超越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自然，那么在当代社会中被绝对化的“第二自然”的神秘性和抽象性就显而易见了。恩格斯在致弗·阿·朗格的一封信中说，“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经济学大全……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唯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1页）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肯定经济规律和自然历史过程的真实性，并以此来了解当代社会的本质，但如果这种自然要素越过了历史界线，那么它便是虚假的。马克思为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然规律”以及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具体的尺度。
当然，马克思的批判所得出的并非一个单纯否定的结论，它直接导向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现实个人在自然的前提之下进行活动并创造历史，历史主体的目的与自然的规律有机地结合，或者说，“自然史”和“人类史”“不可分割”、“彼此相互制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马克思正是从这种关系出发来探讨人的现实生活的。在具体个人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关系又体现为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因为，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自然一般地意味着人们生活有其必须满足的前提，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遵循着“物”的原则；而历史则意味着人的自由创造，按照“人”的尺度进行创造。马克思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二者的界线和张力，但同时也强调二者的联系和交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这种关系理解为异化劳动和自由活动之间的关系，将异化的扬弃视为实现自由的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分工理解为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遵循，而扬弃分工则是自由的实现：必然与自由被理解为两种前后相继的状态，前者的消失是后者的条件；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这两个要素统一到同一个过程之中：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限制着人的全面发展，而“自由王国”则在它的“彼岸”，在“艺术”和“科学”的领域。人们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这样，随着物质生产活动消耗的降低，人们的自由时间逐步增加。在这个时间内，人们不必再做“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可以发挥本身自由的能力。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8—929页）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人类生活实践的辩证结构，这同时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结构。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结构，而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视野。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基本框架；从而，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也应立足于这个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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