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衰败与国家社团主义的瓦解——革命制度党的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团论文,主义论文,案例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11～0041～08 2015年7月，墨西哥大毒枭古斯曼再次从戒备较为森严的国家监狱顺利越狱，这表明墨西哥由来已久的毒品问题近些年有愈演愈烈之势。高度组织化的贩毒集团能量巨大，不仅和国家强力机构对抗，甚至在某些地区导致地方政府瘫痪。这一问题反映了墨西哥政治体系中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政治衰败。政治衰败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一文中正式提出来的。亨廷顿认为，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政治体系将面临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压力，如果其制度化水平无法容纳这部分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出现不稳定和政治失控的衰败现象[1]。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政治发展呢?亨廷顿的答案是政治制度化。他认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系能保持相对的稳定与效率[2]。而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对政治衰败也有进一步论述，他认为必须保证国家、法治和负责制这三方面的平衡发展，才能保证政治体系的稳定健康[3]16。墨西哥在实现政权的稳定交接以后可以说在建立负责制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国家政策执行能力和法治却存在很大的问题。依据福山的看法，墨西哥仍然没能摆脱政治衰败的命运。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导致墨西哥政治衰败的原因。 墨西哥曾经建立了高度制度化的政治系统，通过国家社团主义的实践，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以下简称革命制度党)牢牢把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时，革命制度党成功保持了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是福山也曾经指出，“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3]7。墨西哥自20世纪80年代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维系其政治稳定的国家社团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变化，但此时墨西哥的民主代议制还没有完善，这是导致当前墨西哥政治衰败的根源。具体而言，在旧的政治制度瓦解而新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国家制定和贯彻其政策的能力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表现出一些政治衰败的特征，如文章开头提到的贩毒集团的猖獗。 笔者认为，当前墨西哥的政治衰败是由于其政治制度化水平没有赶上其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现状所导致的。 一、国家社团主义理论 将社团主义作为一个研究框架由菲力普·施密特首先提出[4]，他区分了两种形态的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和国家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后来又被其他学者称之为社会社团主义或自由社团主义[5]；而国家社团主义则有时又被其他学者称之为威权社团主义[6]。社会社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与一致性，而国家社团主义强调国家对社会的主导。著名拉丁美洲研究专家阿尔弗雷德·史蒂芬又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形态的国家社团主义：包容的社团主义和排它的社团主义。他认为，在包容的社团主义框架下，国家政治精英运用非强制手段把那些业已活跃的工人和农民社会团体纳入国家主导的社团主义组织中；而排它的社团主义则表现为，国家政治精英主要依赖于强制手段来吸纳那些业已活跃的工人和农民社会团体，或者使这些社会团体解体。史蒂芬认为，墨西哥选择了包容的社团主义并获得了成功，这是理解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长期执政的理论基础。 阿伦·考森在其书中回顾了社团主义概念的发展以及演变，他把社团主义定义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过程，其间，垄断性的功能性利益团体就公共政策的输出与国家机构进行政治交换，这一交换包含了这些利益团体既扮演了利益表达者的角色，也扮演了政策执行者的角色”[7]。虽然考森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自由社团主义，但他也对国家社团主义和自由社团主义做出了区分。他认为，在多元主义理论下，各个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去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利益表达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在自由社团主义理论下，社会利益表达被不同的功能性利益团体所垄断，因而缺乏竞争性，不过总体而言，这些功能性利益团体仍能够充分代表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而在国家社团主义理论下，一方面社会利益表达被不同的功能性利益团体所垄断，另一方面这些功能性利益团体并不服务于社会利益，相反，它们以服务并执行国家的政策为宗旨，代表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 二、革命制度党的国家社团主义实践 20世纪初，墨西哥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之后的墨西哥一直动荡不安，政治精英之间完全分裂且彼此对抗，农民革命与暴动此起彼伏。1929年，时任墨西哥总统的卡列斯(Calles)联合1800多个党派、团体组成了代表多阶层利益的国民革命党，明确继承墨西哥革命的传统，主张建立民主政体、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土改、保护工人农民群体利益，从而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1938年，卡迪纳斯总统(Cárdenas)把国民革命党改造为墨西哥革命党，并改变原先按地域结构组合的组织形式，开始在党内按照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等非地域性职业社会团体性质把党划分为四个部门：工人部、农民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分别由各个工会联合会、农民联合会、人民组织联合会和军官团体组成。1940年，军人部取消，党由原来的四个部变成了三个部。1946年，墨西哥革命党被改造为革命制度党，墨西哥的政治生活终于完全走向制度化。 墨西哥实行总统制，每届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统不但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还享有相当的立法权和司法权。1929～2000年之间，革命制度党赢得了所有的总统选举，实际上一党主导了墨西哥的政治生活。革命制度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秘诀就在于运用了国家社团主义的策略来重构墨西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使得革命制度党能够有效地对墨西哥各个社会团体进行控制，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在国家社团主义结构下，墨西哥政府对各个社会团体进行控制和管理，同时特许他们垄断相应部门的利益表达权力。在这样的国家社团主义框架内，革命制度党无须像革命前的政权那样直接控制社会。随着准公共、国家许可的社会团体的建立，革命制度党允许政府指导下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存在，在不威胁国家权威的前提下，这种制度性安排就为社会团体保留了自治权和代表权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社团主义结构的主要亮点也在于此，它既承认多元的社会经济利益诉求，同时又维持了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地位[8]。 1.革命制度党组织结构下的社会团体 在革命制度党结构下，所有社会团体都与革命制度党保持着官方联系，所有代表不同社会团体的组织都必须得到革命制度党的官方许可。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被正式纳入革命制度党结构之中，只有商业部门被排除在革命制度党结构之外。尽管如此，革命制度党也还是设立了若干官方商业组织将其纳入官方治理结构之下。 革命制度党内有三个职业社团部门：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工人部由工会联合会(主要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和一些全国性的工会组成；农民部主要由全国农民联合会(CNC)构成；人民部则包括政府雇员和教师联合会，是小土地所有者、学生和专业人士的组织，民众组织全国联合会(CNOP)是人民部的主体，它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9]；军人部由全国各个军事区选出的代表构成。根据卡德纳斯的理念，军人部最初也是革命制度党的组成部门，但在1940年被取消。 从1936年起，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就一直是社团主义国家体系中主要的劳工代表。它是一个包容范围极为广泛的组织，其中包含了聚集小的地方性工会而成立的区域联合会以及一些全国性的行业工会[10]1～2。革命制度党与社团工会的联盟维持着一种委托—代理的合作关系。换言之，一方面，工会为革命制度党提供选票和政治支持；另一方面，革命制度党则向工会提供政治特权和基本福利。1967年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其他一些中央级工会联合组成了劳工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of Labor，CL)，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依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会。由于缺乏对其成员的权威，劳工代表大会并不能整合劳工组织，也无法解决中央级工会之间的竞争。但这样的竞争有利于革命制度党，革命制度党可以奖励那些顺从的全国性中央级工会，而对那些不服管束的进行惩罚[10]1～2。20世纪30年代批准的“联邦劳工法”的免责条款规定，工人必须加入工会才能被雇佣，若脱离工会则必须被辞退。这样的规定将劳工置于社团组织的命令之下，从而使革命制度党能够对劳工部门施加强大的控制力。 卡德纳斯还采取了两种社团主义的措施来吸纳农民团体。首先，他创建全国农民联合会(CNC)作为农民部的代表主体，并将其纳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结构当中。革命制度党通过附属于其自身的全国农民联合会(CNC)，引导农民对土地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一直维持着对农民的严格控制[11]。其次，卡德纳斯通过土地改革政策，将土地分配给村庄或社区的农民，以组成合作农场(ejidos)。合作农场的土地为集体共有财产，因而不能被出售或出租。社团主义的组织结构和合作农场的共有体系的结合，促成了农民和革命制度党之间的委托—代理结构[12]。 卡德纳斯最初(1938年)还将军人部纳入党的社团主义组织结构当中，希望能把军事部门也置于墨西哥革命党的影响之下。这种制度安排的策略是，通过削弱军事机构、建立强大的文职机构，大大降低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到1940年，军人部被取消，军事人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依然保留的三个部门中的一个。这样一来，革命制度党的官方组织结构就不再包括军事部。然而，军队依然扮演着一定的政治角色，诸如必要时提供压制手段，或当劳工、农民对革命制度党不满时“提供另一条可供选择的政治沟通渠道”[13]。 即便商业部门被排除在革命制度党的正式组织结构之外，但它事实上依然被纳入政策制定过程之中。它参与国家层次的，革命制度党、雇主、劳工三方的，有关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政策的讨论。这种最高层次的三方谈判通常涉及许多实质性的议题，其中就包括经济政策和工资控制等。 2.革命制度党与功能性社团的关系 在国家社团主义下，社团组织拥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社团协会得到国家许可，在国家指令下活动；另一方面，它们又拥有一定限度的代表自己部门利益的自主权。例如，在劳工部门中，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就像联系劳工和革命制度党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革命制度党对劳工施加控制，而劳工则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革命制度党批准创建并授予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及其分支机构实际的垄断权力，而其全国性协会与地方分支机构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14]。在农民部门，全国农民联合会(CNC)则是典型的社团主义机构，它代表着农民的利益诉求，但同时它也保持着同革命制度党的紧密联系。全国农民联合会(CNC)有两项功能：服从革命制度党的指令，执行其规定；同时保护农民的权利和利益。 即便商业部门并未被正式纳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结构中，但通过社团主义的协会或个人关系，它依然能得到制度化的官僚的支持。商业组织可分为两种类型：半官方的和独立的[15]。革命制度党创建了半官方的组织，并认同它们作为商业部门提出与其一致的利益诉求的渠道。这种类型组织为商业部门提供了阐明其利益诉求的合理手段。当然，这些半官方商业组织的政治行为是受革命制度党限制和控制的，它们的领导由革命制度党指派。总之，这些组织为革命制度党同商业部门的合作提供了制度化的官方渠道。 在国家社团主义架构下，社会团体的领导人能够得到革命制度党的支持，这些团体的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他们高度依赖革命制度党，因此，革命制度党也能够对这些社团的活动施加严格的控制[16]。尽管联邦劳工法明确规定，工会内部的活动应当遵循民主原则，但实际上，工会领导人对其组成成员拥有绝对权威。例如，联邦劳工法并未要求工会选举或其内部决议必须采取无记名投票，这就为社团领导人控制其成员提供了便利。同时，革命制度党和社团领导人之间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涉及物质奖励和政治支持的交易，这确保了劳工和农民社团的领导人为革命制度党提供政治支持上的合作。 此外，联邦劳工法还规定了革命制度党对工会内部事务的干预。工会被要求向革命制度党提供有关其活动的报告，特别是工会必须在10天内报告其领导人的变更。正如朱迪思·泰克曼(Judith Teichman)指出，在被官方许可的社团组织中，委托—代理的关系实际上变成了通过“Charrismo”(“Charrismo”指革命制度党对工会和农民组织领导人的指派)的操纵，这导致指派的领导人都忠于革命制度党。一旦任命了这些领导人，革命制度党便纵容这些领导人获得额外的财富，从而确保他们对其政权的忠诚[17]。此外，革命制度党还授予这些社团领导人党员身份，使他们能够分享国家政治权力。 为了制约任何潜在的横向社会利益联合，革命制度党在各个特定部门中都创建了一套垂直的、权力集中的社团架构，并将其置于严格的国家管制之下。社团主义框架之下，各个特定的社会团体中，都存在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序的层级结构。这种层级结构可以保证指令能够从中央贯彻到地方一级。同时，在每一个特定部门中都只存在唯一的社会团体垄断对其成员利益的代表。这样的政治安排使得社会团体能够使自己的成员服务于国家利益。在不同的社会部门中，不论是工人阶层、农民阶层还是中产阶级，他们的活动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使他们能为促进国家利益而集体行动。革命制度党的官方组织结构强化了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隔离，使得每一个部门都将其利益诉求限定在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只关注自己所在的特定团体利益。 革命制度党刻意将私人商业部门排除在党的正式组织之外，同时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利用墨西哥革命将自己塑造成劳工和农民利益的捍卫者。但是，革命制度党并未将代表劳工和农民利益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主张，因而这种代表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例如，革命制度党倾向于在重新分配社会福利时象征性地偏向劳工和农民一方，但这种象征性的分配却使得革命制度党从劳工和农民那里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此外，这种社会福利的分配往往是面向特定群体的(group-specific)：革命制度党倾向于将社会利益分配给特定的社会团体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这种墨西哥政治中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的委托—代理关系强化了正式的社团主义结构，帮助革命制度党与其支持者之间形成隐性的政治联盟。总而言之，革命制度党主要采用象征性的、面向特定群体的分配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群众支持、强化对社会团体的控制[18]。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国家社团主义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革命制度党采取了一些促进墨西哥经济自由化和放松合作农场社区体制的政策措施，这首先动摇了革命制度党和农民之间的社团主义联系。接着在80年代的金融危机期间，由卡列斯总统和卡德纳斯总统建立起来的墨西哥政治中的社团主义委托—代理模式也受到了破坏。由于墨西哥政府的高负债以及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经济自由化的压力，革命制度党对经济的控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发展了40余年的革命制度党与获得合法授权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遭到削弱。为了建立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政府和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政府采取了系统地削减国有控制和监管的重点行业的结构调整计划[19]。他们还取消了长期以来使墨西哥成为全球最封闭经济体的贸易保护立法，取消了宪法禁止出售合作农场土地的规定，以便其能够转变为更大规模、更高效率的农场[20]。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是，革命制度党逐渐失去了对墨西哥社会的控制，导致了其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失利。 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对墨西哥国内政治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革命制度党的国家社团主义实践是建立在经济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基础上的，而其政权的稳定主要是来自于以下这些受益于进口替代战略的社会政治团体的联盟。其一是工业寡头。进口替代战略用高关税保护国内的民族工业，很多企业是由国家来兴办的，他们往往能获得优惠贷款和进口许可。这样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个依赖国有经济的政治力量，这些工业寡头自然是革命制度党的拥护者，他们通过慷慨的赠予，在政治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保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其二是工会。由于墨西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其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工业化，所以产业工人的数量在这段时间急剧增长。为了将这样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纳入支持体系中，革命制度党除了为普通工人提供较好的经济待遇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巨大经济资源，收买工人中的上层，扶植劳工贵族。其三是农民阶层。革命制度党实行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农村地区的合作农场社区结构。在进口替代的高关税政策保护下，这些社区虽然生产力相对落后，但是还是为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底层民众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手段。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制度党在农村地区得到支持的原因[21]。 自由贸易通过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影响国内的政治联盟，从而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开放贸易的过程中，受益的阶层是那些与国际经济联系密切、并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人。执政党内部由于对经济自由化的意见不同产生了分裂，而过去社团主义架构中同属一个阵营的，比如工人部、农民部也由于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而产生了分裂。总之，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国家社团主义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政策的分歧导致执政党的分裂 在国家社团主义的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执政党。革命制度党通过等级制的社团组织，将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下，这一结构从顶层设计开始就出现了问题。由于对改革方向的分歧无法达成一致，革命制度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是私有化、去规制化和财政紧缩控制通货膨胀。一方面，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的国有企业被包括国际投资者在内的个人收购，很多民族企业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倒闭。此时的政府在国际债权人的压力下执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大幅削减社会保障，这就与革命制度党自墨西哥革命以来建党的根本原则——民族主义和社会公正——产生了根本性矛盾。党的发展方向的改变，引起了党内的争论并进而引发了党的分裂，使得国家社团主义的核心发生了动摇。执政党内的分歧使得党内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收益分配是不均衡的。在自由贸易中受损或受益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在执政党内部找自己的代言人，从而争取实现对各自集团有利的政策。执政党内部的大部分斗争就源自于这种重新分配利益的竞逐。所以说，经济的开放对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的凝聚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挑战。 1986年8月，以卡德纳斯为首的一批党内知名人士，由于对德拉马德里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满，公开宣布成立了民主潮流派，党内的分歧公开化。1987年8月，革命制度党宣布将卡德纳斯等开除出党。1988年，从革命制度党分裂出去的民主潮流派联合其他政党和组织组成选举联盟，推举卡德纳斯为总统候选人，从而使党内分歧演变成了党的分裂[22]。在1988年7月6日的总统选举中，卡德纳斯本来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但由于官方计票制度的失误，革命制度党候选人萨利纳斯获得了胜利，但是其选举合法性也受到广泛质疑。“最后还是在国家行动党的支持下，萨利纳斯政府才得以以各反对派政党的承认为理由，获得所谓政党政治合法性，勉强补偿了他的选举非法性。”[23]萨利纳斯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并且要依靠国家行动党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无疑对革命制度党的威望造成很大的打击。 2.新的社团主义结构外的政治力量的崛起 首先是企业主阶级的崛起。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过程中，墨西哥的企业主由于高关税的保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支持革命制度党的重要力量。然而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企业主失去了关税的保护，特别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面对着来自两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产品的竞争，墨西哥的工业企业遭遇了严重危机。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主在政治上不再支持革命制度党，而那些在竞争中逐渐壮大和发展的企业主阶层则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开始积极介入政治，成为墨西哥政治体系中一只非常活跃的力量。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主在政治体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到1982年银行国有化以后，这股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开始直接投入党派政治和选举斗争，并同正在争夺政权的教会及国家行动党建立新的联盟。他们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实行市场经济和加强市民社会[23]。可以看到，新兴的企业主阶层对于等级制国家主导的社团主义结构形成了严峻挑战。 其次，墨西哥的天主教教会也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这股政治力量传统上在墨西哥独立以来的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1917年墨西哥革命以后，天主教会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在德拉马德里政府时期，天主教会以反对独裁制度为旗号，开始重新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例如，1986年，奇瓦瓦州在选举过程中爆出了舞弊丑闻，这个州的天主教教会为了表示抗议，宣布将关闭所有的教堂。这场政治拉锯直到罗马教廷出面干预才得以平息，从而避免了全国性对抗的不可控局面[23]。 3.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承诺削弱了工人和农民的支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墨西哥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新的经济模式逐渐破坏了传统社团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对各企业工会既庇护又控制的关系。在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旗帜下，政府不再承担主导经济发展的角色，而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不仅掌握的经济资源比过去减少，而且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受到限制。革命制度党过去用于笼络工会领导的资源进一步枯竭，同时提供给普通工人的福利也在国际债权人要求政府财政紧缩的压力下不得不削减。 1982年墨西哥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一方面为了克服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恶果，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国际债权人要求严肃财政纪律、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德拉马德里总统执政后实行了财政紧缩政策。后继的萨利纳斯总统全面推行以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措施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改革还触及劳工制度，减少了政府给予工人的福利和保障。从1982～1988年的6年时间里，墨西哥普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下降了49.7％，利益受损使工人对政府和革命制度党的不满情绪开始酝酿[24]。 在社团主义结构中，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一直担当着官方工会的角色，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政府推动的，所以工人联合会对私有化和劳工制度改革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也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去保护工人的利益。工会不能积极为工人争取利益，自然也就失去了在工人中的合法性，墨西哥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幅降低[25]。有数据显示，2012年工会成员只占墨西哥正规部门就业人口的13.9％，占墨西哥经济活动总人口的8.8％[26]。因此，墨西哥的工会与国家特别是执政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松散，工会的力量因此受到削弱。1985年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在议会中的席位曾高达51个，但是在2006年这一组织的席位骤减到4个[24]。 同时，由于很多私营企业主将工会视为影响私有化进程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要求削减工会组织及其权利。考虑到私营企业主在墨西哥政治经济体制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政府在劳资问题的谈判中更多地采取了支持雇主的行为，这导致革命制度党同工会组织的关系日益疏远，很多工人对由政府控制的工会失去了信心，开始另组团队参与政治活动，这无疑削弱了官方工会的影响力。1995年，29个工会组织联合建立了独立的工人党，他们以工人代言人的身份直接参加政治角逐，捍卫工人的利益[27]。1997年11月，新的工会联盟——国家工人联盟(UNT)成立。这是墨西哥第一个不在国家庇护下成立的工人组织。 在墨西哥国家社团主义结构中，农民一直是执政党的得力支柱。革命制度党一贯很重视土改运动并经常实施优惠农民的措施。然而，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农民的保护，这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革命制度党在农村的选票主要来自合作农场的集体投票。合作农场是墨西哥农村地区一种独特的基层组织架构，它不仅是农业生产组织，而且还是一种制度化的、无条件支持革命制度党的政治组织。90年代以后，革命制度党放弃了对土地改革的承诺。1992年1月国会修改了宪法第27条，通过了农场地产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化法案。这一私有化法案导致革命制度党对农村地区政治控制能力的下降[25]。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社团主义结构中关键机构的全国农民联合会不再为广大农民代言，而只是成为革命制度党保证自己选票的一个工具。在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受到削减，国家社团主义中的那种“效忠—受惠”关系也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独立的农民组织开始涌现，如农民独立联盟、联合会联盟、萨帕塔农民组织等。这些组织独立于革命制度党主导的社团主义结构，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不再是无条件支持执政党的政治力量，甚至有些农村地区已经成了农民和统治者对抗的舞台[22]。 四、2000年大选后革命制度党对传统社团主义结构的调整 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的大选中失去了总统的宝座，墨西哥实现了第一次政党更迭。2000年后，墨西哥出了两任国家行动党的总统，一直到2012年，革命制度党卷土重来，其总统候选人培尼亚·涅托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在12年的在野期间，革命制度党对其赖以动员选民和控制社会的国家社团主义结构做了必要的调整，使其更加适应墨西哥经济开放以来的社会政治现状。 首先，进行内部民主化改革，增加党的活力。1988年总统选举之后，萨利纳斯和革命制度党的一些高层人士都意识到，经济的开放和政治的民主化对社团主义结构构成了威胁。革命制度党要想在新形势下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对其社团主义的组织基础进行变革，从过去依靠几大社团来巩固自己的选票，转变为今后要更多地依靠新的地域性的直接联系来获得日益多元化的选民支持。1990年9月，革命制度党召开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新设立了全国政治委员会，除15位委员通过任命产生外，其他140位委员通过选举产生。在这选举产生的140名委员中，有70位是根据地域性选举产生的，还有70位仍然通过社团机构产生[27]。革命制度党不仅开始在党内将总统候选人的选拔过程公开，做到透明公正，而且在党的高层官员的选择上也贯彻了民主原则。党的主席和执委会总书记由全国政治委员会选出；政治委员会也逐渐地扩大到1500人，其成员由各州、联邦区的党员自由、直接、独立地选举产生。1999年11月，革命制度党举行了该党历史上首次总统候选人直接选举。 其次，适应议会斗争的新形势，与反对党合作巩固执政基础。在国家社团主义的结构中，国会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总统的政策披上合法性外衣。但是在墨西哥经济逐渐走向自由化以后，墨西哥政治体系中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国会通过掌握批准政府议案的权利，开始对总统的权力形成制约[28]。这些新的形势使得革命制度党与其他反对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传统国家社团主义结构中，反对党是无足轻重的，执政党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就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目前，革命制度党仍然是墨西哥第一大党，有超过1100万的党员队伍，而且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这些都为2012年涅托赢得总统选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经济自由化以后，墨西哥社会日益多元化，选民的选票变得日益分散，社团主义结构外的社会力量也逐渐壮大，使得执政党被迫改变自己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开始寻求一种在西方议会政治之下的政党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在2012年的议会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在参众两院分别获52席和207席，未能获得多数席位，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在议会里呈三足鼎立的格局”[29]。在这样的情况下，捏托政府的施政方针要想获得议会的批准，必须要寻求反对党的支持与合作。为此，从属于革命制度党的涅托当上总统的第二天，就与两个主要反对党签署了“墨西哥协定”，争取这些党派对他所提出的改革设想的支持。 最后，当选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希望摆脱社团主义政党的形象，将革命制度党改变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政治组织。从萨利纳斯总统提出社会自由主义和新工会主义开始，革命制度党就着手打破社团主义对工会的庇护，2012年上台的革命制度党涅托政府更是对在墨西哥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工会下手。就在涅托宣誓就职后第二个月，墨西哥政府以贪污和挪用工会超过20亿墨西哥比索的罪名，批准逮捕了教育工会主席戈迪略[24]。 当然，新的政治制度的构建绝非短期就能看到成效的。在国家社团主义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后，革命制度党也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其成效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墨西哥近年来贩毒集团猖獗，国家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完全被贩毒集团掌控，使社会陷入动荡和暴力犯罪之中，这是政治衰败的典型表现。政治衰败的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首先提出并阐述的，主要指政府由于无法应付现代化的挑战、无法满足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以及无法维持变革过程的稳定而导致的政治发展停滞或相对倒退的现象。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系会面临来自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压力，如果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无法匹配政治参与的要求，那么就会出现不稳定和政治失控的衰败现象。只有提高政治制度化的水平，才能避免政治衰败，保持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稳定 那么墨西哥目前为什么会陷入政治衰败呢?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国家社团主义在墨西哥遭到破坏，而新的以国家、法制和负责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尚未建立。墨西哥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是拉丁美洲政治稳定的典范，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连续执政达71年之久，保持了社会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其加强政治制度化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国家社团主义将社会力量控制在各个社会团体之中，执政党通过提供福利换取民众的选票，并保持自上而下的掌控。 但是在墨西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该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新的政治参与要求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分歧给国家社团主义的传统结构带来了很大冲击。旧的政治制度化手段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适应墨西哥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制度化建设还在进行当中。这些重新制度化的新尝试能否取得成功，能不能容纳墨西哥民众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以及能否最终实现墨西哥的政治稳定，依然需要时间加以检验。标签：政治论文; 企业工会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商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