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乐亡（毋）离情”：《孔子诗论》“歌言情”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学论文,离情论文,诗论论文,先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1简记载了孔子论诗的三句话：“诗亡（毋）离志，乐亡（毋）离情，文亡（毋）离言”。“离”即离开，有学者或读该字为“泯”，即泯灭，或读为“隐”，即隐藏，都不影响对它们的总体把握。这样，第一句其实就是“诗言志”的另一种说法，第三句说的则是文采与词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只有中间一句“乐亡（毋）离情”，乐即礼乐之乐，包括“诗三百”等用于演唱的歌曲，那么这一句实可转换为“歌言情”。如此把“情”作为口号提出来，似乎在以往所见孔子论诗中还不多见。它引起人们的兴趣是自然的，不过要真正理解这句话，还需要看他的具体诗论。值得庆幸的是，这批竹书中恰恰有不少孔子谈论《诗经》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孔子关于诗歌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材料。
第4简有这样一段话：“曰：诗其猷（犹）坪（平）门。与贱民而
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又（有）罢（疲）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揣摩其意，这当是以《邦风》（即《国风》）中的“用心”何如，证明歌诗是抒情的，就像城门用来出入，歌诗也是人们喜怒哀乐得以宣泄和发抒的通道。
的确，《邦风》以抒情为主，而且所抒人之常情，应有尽有。第10简就一连提到了几首抒情诗，所谓“《关雎》之怡、《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另外第17简、第18简也一连提到了《东方未明》、《将仲子》、《扬之水》、《木瓜》、《杕杜》等，其中有相悦、有嫁娶、有怀人、有悼亡、有送别、有怨恨、有赞美，尽管情感内容各异，无不是个体发自内心，情有所动，不得不吐。孔子的评论，都是从把握它们本身所抒之情出发的，并总结称：“害（何）曰童（同）？皆臤于其初者也”，肯定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其初，这“初”之同就在于它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评的这些诗中包含着不少言男女之情的诗。与以往给人印象颇为不同的是，这里孔子对这些情歌并不回避，甚至对它们的情感内容做了具体分析。
首先，孔子是直接把它们作为情歌来理解的。谈《关雎》他直称“《关雎》以色喻于礼”（第10简），“以色”，就是男女之悦，由此可知《论语》所谓“《关雎》乐而不淫”，的确是就诗对情爱的表达发论，而非指其乐曲之调。下面进而分析“《关雎》之怡，则其思賹矣”（第11简），称《关雎》是因为悦之深故其思之益，“益”即加大增长，自然是指那“悠哉悠哉”的长长的相思了。再比如谈《木瓜》，称“因木瓜之保（报），以愉其捐者也”（第18简），也完全是就诗讲诗，而且讲的是地道的爱情诗，为什么要“报之以琼琚”，是为了取悦于那个投木瓜的“捐者”，如此而已，而并非像《诗序》所说“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第17简称“《汤（扬）之水》，其爱妇恨”，依我看似更应是指《郑风·扬之水》，而非如简书整理者所言之《王风·扬之水》，后者乃戍人怀归诗，所谓“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若说这首诗同时也就是表现其爱妇恨，不能不说过于迂曲了些。而《郑风·扬之水》，反复唱着“
鲜兄弟，唯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这是女子劝爱人莫听信谗言之辞，而非像《诗序》所言是“闵无臣也”。孔子这里直称“其爱妇恨”，正是全从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来解读此诗的。
其次，孔子对这些诗抒发感情的恰到好处都表现出欣赏之意。论《关雎》，说它“以色”，又“喻于礼”。联系该诗，这“喻于礼”或许就是指它的爱意能控制在相思的层面上而无犯礼之举，并能“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以典雅的礼乐形式传达情感，表示爱意。它如称《将仲子》“言不可不畏”（第17简），称“《汉广》之智，则智（知）不可得”（第11简），也都肯定主人公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最典型的是第22简论到了《陈风·宛丘》，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这是一句直接表现出主观好恶的评论，而孔子所“善”的，就是的确有情，但又深知这份感情的无望，从而把感情留在心里，化为深情的歌唱。
上述所引孔子评诗，涉及到了《郑风》、《卫风》、《陈风》，大多都是《诗序》所谓“刺淫”，宋人所谓“淫诗”。而从这批竹书来看，孔子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淫诗来排斥，也并没有只把它们当作可用来观俗、用来刺淫的材料来看待。宋人王柏《诗疑》说这些诗本不在原来的“诗三百”中，是汉儒因诗残而妄补以凑数，因此曾武断地删“淫诗”，时至今天，此说显然已不攻自破。当然，据《论语》记载，孔子还说过“放郑声”、“郑声淫”这样的话，后儒提出“刺淫”、“淫诗”，应该说还与此颇有关系。现在看来，这被评为“淫”、被判应“放”的“郑声”，的确不是“诗三百”中的《郑风》。在孔子看来，《郑风》乃至《卫风》、《陈风》等《邦风》中的歌，它们真的是“洵有情”，但有“情”是并不等于“淫”的。
这说明，孔子评诗论歌，首先看到的是其中的情感，并不反对有情。至于礼，他也的确强调，但他并不在这些歌诗之外生硬地加上教化内容，而是从它们本身发现自然合于礼的成分。在他看来，言情是正常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它们好就好在能天然地以理节情，这本身就符合礼的精神。所以他给“诗三百”一个总的断语，这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无邪”就是不离中道，执两用中，若就言情诗而言，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谓恰到好处，最高境界。
这种境界，就是乐的境界。《论语》中他本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什么会把“乐”放在最高境界？因为乐的境界是情动于中的自由境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的“乐之”的境界。当然，这个“乐”也还是“礼乐”之乐。不过到了这个层次上，礼与乐、理与情，已经彼此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尽情抒发，是一种痛快而无滞碍的感受，是一种能以情动人的歌唱，但却合乎礼的精神，已经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这正是孔子哲学的精髓，他对周礼的改造，关键就是把“仁”的精神注入其中，而仁者“爱人”，正首先不离一个“情”字。孔子强调从亲亲出发，再施于有政，用孟子的诠释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不离一个“情”字的。孔子希望人们衷心向礼，而不是勉为其难，经常感叹“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称颜回“其心三月不离仁”，都是从情感方面立说的。所以孔子会说“乐亡（毋）离情”，情的确是乐的根本。
孔子“歌言情”说的发现，自然牵扯到了以往批评界一个曾经十分流行的说法，这就是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诗言志”是先秦两汉诗说中一个鲜明的口号，因《尚书》特别是因《毛诗序》而为人所共知。“诗缘情”则是西晋陆机《文赋》中比较诗赋时说的一句话，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它们恰恰分别出现于魏晋之前和魏晋之后，于是成为人们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变化的两个坐标。“言志”之“志”虽也属于主观心理内容，但人们多理解为社会之志，政治怀抱，而“缘情”之“情”则多属于个体情绪情调。现在看来，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既然孔子已经论到了“乐亡（毋）离情”，那么还会是从“言志说”到“缘情说”这样单纯的脉络吗？应该说，各个时代，都有言志与抒情，或偏于表达投身社会的志趣、怀抱和对社会问题的感受评判，或偏于表达个体内心的情感需求和欲望，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所强调的方面各有偏重罢了。从孔子所论之情、所欣赏之情感表达仍更多地带有礼乐色彩来看，这个“情”仍偏于人伦自然之情，还是带有早期诗歌的群体精神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