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白寿彝先生在将近70年的漫长而辉煌的治学道路上，留下一段“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的深刻的足迹，记录了白先生在史学领域努力摸索前进、不断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开拓、逐渐完善自己的史学思想的过程，同时反映出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新史学的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
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基本上包括总结史学成果、探索规律、创设中国史学史学科、丰富史学理论和发展新史学等重要内容，其间不存在截然分开的界限或阶段，而是显现对史学领域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思维由浅入深、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全过程的轨迹。
跟踪白先生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发展的脉络，总结他的史学思想精粹，有助于了解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以至社会和历史的前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史学漫谈
在中国史学史没有形成为一门科学以前，白先生就曾对史学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发表过诸多见解和论述，为揭示规律和创设学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项工作，就是史学漫谈的具体内容，包括总结史学遗产、继承优良传统、开展历史教育和初探史学发展规律等。
（一）总结史学成果，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
这项内容的漫谈，可以远溯到20年代。当时白先生发表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组成各种专史，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文章反对旧文化的思想十分明确，重视整理国故的态度也显而易见。30年代，白先生编写第一部专著《中国交通史》时，就已开始对通史、 对划分历史时期和寻找时代特点及对史学史研究工作产生兴趣。 40年代，他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试图对史学遗产进行总结工作，但当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1 〕此时首次公开发表关于史学史问题的讲演《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它对当时及后来的史学研究工作都是重要的。首先，能把我国史书编纂上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论述加以总结，在史学家并不一定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年代里，尤为可贵。其次，在总结三种史书体裁时，通过比较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到它们的发展过程，突出于那些认为三者之间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是固定不变的一般看法，其开拓性意义十分明显。第三，论述历史体裁的四个演变时期，能破其原有风格，另立新意。第四，指出了史学近代化的最大特点，即：“以前的历史是以各方面的权势者为内容，并且是写给权势者或权势的附属者看的”，“现在将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2 〕同期发表的短文《〈文讯〉复刊词》和《写在〈文讯〉卷首》也体现了白先生早期的史学思想：前者提出希望“史学家和文学家联合起来，以史学的方法取得正确的材料和系统的知识， 而由文学家的一支笔宣布给大众”〔3〕，是关于历史文学的想法；后者谈及名著提要时，“希望它不仅是一种解题，同时更应该是能够说出这部名著对于后来以至于最近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代学术上所占有的地位”〔4〕， 表明当时已不满足于解题式介绍历史名著，并开始考虑史学的社会影响问题，向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白先生又撰写了《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和《评范本〈中国通史简编〉》。前者指出全书没有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把考据方法等同于史学，因此不是一部中国史学史，而是史书源流或史家小传。后者赞扬范本的立体写作方法，称是近年史部撰述中的一部大书，还就取材、作法和内容表示了意见，特别是认为把封建制度分为三期，“不只在划分的时间上有问题，在特质的理解上也有问题”〔5〕，以及缺少近半百年史而未能表现书的更大特色。 从这一时期的论述看，白先生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试图对史学成果进行总结，为后来的深入探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解放后，白先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问题，史学思想开始飞跃。60年代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其中正式提出总结史学遗产问题的是《谈史学遗产》。它明确提出“研究史学遗产在于理解史学跟现实斗争的关系，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并从史学已有成果中吸取思想资料”〔6〕。 它的姊妹篇《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也指出：“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7 〕两篇论文把在继承中改造史学以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为总结史学遗产的宗旨，提出要看到史学成果中的精华和糟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要对糟粕善于利用，化腐朽为神奇；不仅从历史条件上对它们批判，还要进一步从当前革命需要上去分析它们的作用，从而为评价史学成果确立了一条全面、辩证的原则。进而提出“七个花圃”，作为史学遗产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初步设计出总结史学成果的总体框架，为继承我国史学优良的传统指明了应循的道路。此后，白先生在短短的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按照总体框架努力进行探索。其中有阐述继承史学遗产意义的《刘知几论史学继承》；研究史学思想和理论的《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司马迁与班固》、《〈后汉书·西域传·论〉书后》及《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等；评价史料搜集和历史编纂工作的《从历史编纂工作看郑樵》；评述历史名著的《〈国语〉散论》、《读〈三国志〉札记》、《司马迁两题》以及传述史事作用的《颂·鉴·博物》。应该强调的是《寓论断于序事》，它同《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起，被白先生称作“比较能反映我当时思想情况”的三篇文章。它从史学史的角度介绍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但从思想上是针对当时以空谈代替历史的“左”倾风气的。与此有关的还有：发掘写史真实的责任感、史著的长期积累而成和史学的广阔基础等三种优良传统的《漫谈史学传统三事》；反对说废话、滥调、不必要的润色等不良学风的《刘知几论文风》和主张内容翔实、详赡的《史文烦简》等。这些论文都构成史学漫谈的重要内容，为创造宏大深湛的新史学规模提供了条件，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二）开展历史教育
史学漫谈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历史教育。白先生自30年代末始从事教学工作，一向重视历史教育。曾以教材形式编写过回族历史，而正式阐发教育思想的论述还是解放后的事情。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他的思想主要包括提高历史教学水平和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部分。
在史学漫谈中，可以看到白先生教育思想的渐进过程。1950年，在他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历史教育的文章《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中，对课程和教学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构思，如中国通史课要重视少数民族史、世界通史课要包括苏联史和亚洲史、推广教研组集体教学等项。十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深入，白先生对历史教育由教学具体形式的考虑，发展为教育内容的全面探讨，不仅学校教育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社会教育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一文中，提出教学上安排古为今用，即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和批判地分析文化成果的内容。接着发表《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两文，分别提出课堂教学、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及史与论统一、文史不分家和“专精为主，学会博览”等全新的见解，强调用科学和辩证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既有专深的历史知识，又有独立分析和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既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也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既学好历史课程，也明确历史工作者的神圣责任。
50年代初，白先生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集中撰写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和《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等文章，阐述通过史实的分析促进人们确信抗美援朝必胜的道理，着重指出历史教学要以丰富的历史内容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自尊自信心，热爱祖国，并引导群众认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的规律，提高警惕，热情投身国家建设。这些论述在当时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是白先生史学漫谈中历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初探史学发展规律
白先生在谈史学遗产问题时，都曾指出摸索和阐明史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对史学整体性研究的意向十分明确。《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和《中国史学史教本》（上）所涉内容表明，此时的史学漫谈已突破要籍知识性介绍的旧框框，努力迈入史学史研究的新阶段，从而实现了史学思想发展的飞跃，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创设。然而，还应该看到，史学漫谈一直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正确的史学理论在实践中受到妨碍。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起步不久的新史学理论框架的构筑和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止。《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只写到刘知几而无法继续下去；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会也仅组织了九次；《中国史学史资料》仅出版了九期。对于自己这一段工作，白先生发表了三点看法：一是“可以说是对史学史的研究模模糊糊地探索出一点途径”，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学习，还只是试图用戴帽子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不能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三是《中国史学史教本》（上）“还摆脱不了一般学术专史的模式，旧的包袱还相当严重”〔8〕。 这些看法充分反映了白先生治学的严谨和虚怀若谷的精神，也表明从史学漫谈到真正大规模的史学史研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而前者又为后者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学史研究
60年代，白先生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确定为：“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9〕进入80年代，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 他力求更加准确地划定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1984年，他提出史学史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10〕。1987年，他进而把中国史学史研究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籍介绍形式”，“不能算是科学，只能算知识”；“第二阶段是规律探索的阶段”，“史学工作到了这个阶段，就逐渐形成一门科学”；“第三阶段是要把科学工作同实际社会发展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还指出发展的前景是：“把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合为一体，吸收前两个阶段的成果，使第三阶段得到更好的发展基础，使我们这门学科成为利益更丰富的学科，能够同社会实践发生联系。”〔11〕白先生的“三个阶段”论体现了他的指导史学工作由浅入深、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发展的理论思维，表明他的史学思想出现了新的飞跃。
（一）探索史学发展的内部规律
早在解放前十年左右，白先生即致力于寻找一条能贯穿史学发展的线，但总是找不到。所讲授的中国史学史课程，基本上只能说是按年代顺序讲解的史学要籍解题，停留在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解放后，白先生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努力探索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发掘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把史学史研究工作从“模模糊糊地摸索出一点途径”的状况开拓为“第一阶段在进行，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第三阶段也在初步形成”〔12〕的大好局面。
白先生在史学史问题上对丰富新史学理论所作出的极其重要的贡献，是80年代先后发表的5 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和《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此前，在60年代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等著作中曾阐述如下规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特点”；“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之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相对立”；特别是在五四以后“理论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跟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基本规律和为基本规律所支配的史料学、历史编写形式和历史文学三个“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等。无疑，这些规律的揭示对史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对史学史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并表明要籍解题式的旧框框已被突破，研究工作开始迈入探索内部规律阶段。然而，80年代的史学史论著的思想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加丰富，这是白先生半个世纪对史学史研究的辛勤耕耘的硕果，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业已形成的标志。在这些论著中，白先生总结出“现在我们可以见到中国史学发展中有规律性的东西”，是历史理论、历史观点方面、史料学方面、史书编纂方面和文字表述方面。《答客问》先后以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为内容专题深入探讨史学自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也在理论上进一步阐述这四个方面的规律。“四个方面”理论的新意在于：
在历史观点方面，以前主要研究历史观和史学著作的关系，现在则从历史进程、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得失成败和民主思想内容等多方面地去分析对历史观点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和“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三个历史理论问题，高度概括历史观点形成的规律及其理论根据。对于史学发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更是深入一步。以前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13〕还认为：“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14〕问题提出来之后未及进一步探讨，就已进入动乱的年月了。后来经专题研究，产生了新的科学论断：“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在中国史学领域里，是没有唯物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以前，在国外的史学领域里，也是没有唯物主义的。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或在它建立以前，在中国和在中国以外的史学领域里，都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存在。”〔15〕白先生进一步以贾谊的《过秦论》和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为例，分别论述秦朝暴虐为人民所推翻和道德为物质条件所支配这两个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指出：他们的论点“所起的作用不同， 而在中国史学观点的发展史上都有重的要意义”〔16〕。这不仅明确了唯物主义因素的存在， 而且强调了它们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还专设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一章，论述先秦时期各家历史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无论内容或形式都令人为之耳目一新。
在史料学方面，以前主要介绍搜集、处理史料的优良传统，现在细分为理论、历史、分类和实用四个部分，强调史料性质的特点在于长久的生命力，并指出史料分类的重要性。
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以前谈及史书体裁的分类和发展，现在明确提出不仅要看到不同体裁的相互关系，看到它们的发展过程，还要把它们的发展提高到整个史学发展的总相中去考察。进而指出“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17〕又准确地分为史体和史例加以分析，揭示体例问题上内容和形式间的关系，要求妥善处理二者的矛盾，力争“方圆求备”。
在历史文学方面，以前介绍《左传》以下作品的记述生动，能“寓论断于序事”，要从史学评论著作中研究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和经验。当时白先生对于那种“以空谈代替历史的风气表示不同意见”“只是潜意识地埋藏着”〔18〕，而现在在提倡学习象司马迁那样把历史的文字表述和高度的文字修养结合起来的同时，还直接指出：“就文字表述形式上说，论在史前也好，论在史后也好，于序事中寓论断也好，总不能离开历史事实而发空论。”〔19〕此外，历史文学又可分为性质不同的文学方面和史学方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最后，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可总结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
白先生以上述“四个方面”理论全面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为推进史学的整体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关于总结史学遗产问题，“四个方面”理论遂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有待深入挖掘。他说：“我开始有点觉得，遗产中有些东西还是有生命力的，有时还感到它在那儿跳跃。”〔20〕“我现在认为，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纂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论述史学遗产问题，还有许多东西可以挖掘出来，供我们参考的。”“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21〕“四个方面”理论也是史学概论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1983年出版的《史学概论》专设四章予以论述。《史学史研究》杂志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对象，办成对史学史学科具有指导性的刊物。
（二）探索史学发展的外部规律
白先生在研究史学发展中的自身规律的同时，还努力探索史学的社会作用、效能，即外部规律问题。他认为，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视社会影响的优良传统。在史学漫谈中就曾指出史学工作的社会作用的研究的重要性，如朱熹编《通鉴纲目》要以史书作为封建伦理教科书，还有杜佑的《通典》注意历史变革对于封建政治的经验教训等，对研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直接的意义。进入80年代，白先生一方面“感到形势很好”，但同时又发现，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在社会上不受重视，即出现“史学危机”问题。显然，充分利用大好形势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不仅是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时代的急切需要。
为此，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专门论述了“史学的时代特点及其社会影响”，指出“要把史学发展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去考察”，才能搞得清楚。更重要的是，他把研究工作提高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的问题”去认识，这在史学漫谈时期是达不到的，表明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问题的水平明显提高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主要涉及史学的自身规律，而史学对社会的反作用问题则要求研究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根据这一要求，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中用两章篇幅论述中国史学史七个时期史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并以“第一篇先秦时期”开始详细的阐述，最后又增辟“历史知识的运用”一章，成功地完成了揭示史学发展中外部规律的工作。
在探索史学发展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时，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通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对史学发展的考察和分析，找出能够影响史学发展速度和方向的五种基本因素，即物质条件、民族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形势和中外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这五个基本因素不仅是影响史学的发展和在发展中集中反映的时代的特点，而且是解释和解决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主要条件。
（1）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这是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也是涉及史学发展外部规律的问题。白先生在史学漫谈中已经论及历史教育中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但尚未从史学工作角度探讨历史教育问题，因此他谦虚地说：长期以来，“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22〕。80年代初，他多次发表讲话，论述了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意义和任务，强调：历史讲人与人的关系，最主要的是阶级关系，还有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要自觉地把这些关系摆在一定历史时期去考察，正确认识对时代担负的历史任务，以培养历史感、时代感；要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去理解历史，从这一关系发展中研究规律，以推动物质建设；讲历史是要全面阐述民族关系，以利于民族团结、建设祖国；我国有根据时代要求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的传统，今天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政治信心，更好地解释现在，观察未来，关心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前途。
（2）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 这是长期争论的历史研究问题之一。1959年，白先生在《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一文中就曾指出：“这些问题的适当解决是有利于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但我们还没有都作出适当的结论。”〔23〕70年代末，他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将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接着又在《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和《中国通史纲要》中，正式划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四个时期，提出了关于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方法和标准的看法。后来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分期总的标志，应该从社会变化的总相去考察”〔24〕。近年在《中国通史》（导论）第4 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又提出多种生产关系并存及一种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论点，使历史分期的见解更趋完善。根据白先生的见解，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标准可归纳为五个方面：1.阶级关系中，以不同的统治阶级作为主要的标志。占有相当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实行封建等级所有制，剥削依附身分的农民；2.社会生产力中劳动力的增强、生产技术的传播及地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都是分期的重要标志；3.“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有好几个标志，最大的一个标志是民族关系问题”〔25〕。历史上民族关系虽有矛盾斗争，但出现了四次融合，民族杂居地区趋于封建化，反映出阶段性的特点；4.农民起义的要求不断变化，从人身的生存权、人身与财产并重、身分与财产带民族斗争色彩，发展到仅争取财产权，具有时代特点，也反映了封建束缚趋向较多解除的过程； 5.中外关系逐渐加强，至明清逆转。 这五个方面综合了历史的全貌的时代的特点，有助于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
（3）中国史学史分期。这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已有多家探索，但白先生认为“还很难提出一个可信服的分期主张”〔26〕。经长期对中国社会史特点和史学自身发展特点的研究，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两章中。他把中国史学史分为七个时期，这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考察史学发展所探索出来的结晶。七个时期中除先秦时期和近代前期、近代后期外，四个时期的划分法跟封建社会的四个时期的相同，可以看出史学史分期的标志同社会史分期的标志是有紧密关系的。史学所反映的五个时代特点特别是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既在社会分期方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又是划分史学史发展时期的重要条件。而宋元时期三个阶段的划分，则是根据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因素，因为从史学思想上可以看出阶段性的发展。上述表明，白先生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为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顺利解决打开了方便之门。
史学发展规律的充分揭示和深入研究，使中国史学史逐步建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探索发展规律的过程中，白先生也注意把科学工作同实际社会发展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既把历代的史著同具体问题联系起来探索，以发现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上发展的问题，作为阶段性的工作规模也在初步形成。从时间上说，介绍史著、探索规律、联系社会实践的三个阶段是交叉的。史学漫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入史学史研究，而史学史研究则是没有止境的。
三、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所反映的特点
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在时间上经历了几个年代，内容上广泛涉及史学领域研究的范围，清楚地反映了白先生从摸索、学步，到看清大道、赶紧走上大道的史学史研究发展过程。从这一个过程，可以归纳出他的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
（一）始终不懈地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白先生从一个进步的历史研究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键是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前，白先生苦于找不到史学发展的主线。此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段斗争的理论”〔27〕，问题终于搞清楚了。白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史学发展内在联系的过程，从史学遗产中精华与糟粕的辩证关系，到史学自身发展中历史观、史料学、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和史学与时代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影响等问题，都一一进行了研究，并从理论上作出了系统的总结。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白先生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坚持以其指导研究工作，首先要归因于他自己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实践。他早年主张创造新文化，崇尚探讨史学中的唯物论，后来在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鼓舞下，以《中国交通史》等论著，揭示西方入侵后中国丧失主权的事实，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社会性质大论战中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通过写民族史、办杂志等方式满足青年在历史知识中寻找出路的愿望，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他们支持和参与斗争。这时他在课堂上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试图发掘史学发展中本质性的问题，实际上开始了对史学遗产的总结工作。有了这样的基础，自然渴求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由浅入深的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逐渐探索出来了，总结史学遗产的自觉性产生了，把史学工作同现实，同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的认识水平提高了，史学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科学结论都提出来了。这些都体现了白先生史学思想升华的结晶，都是史学理论的丰硕成果。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有理论指导”〔28〕，那么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正是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为其最大的特点的。
（二）强调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民族自信心的基石。”〔29〕这是白先生突出民族特点的一贯思想。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反对照抄照搬经典著作，强调要有中国的民族特点。他发现：“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30〕他指出，要总结出民族特点，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31〕具体说，就是从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编纂、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总结史学遗产，以凸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并通过这些特点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可以说，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也是探索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
（三）坚持创新的精神。白先生早年主张“创造新文化”〔32〕，后来设想“创作一部新的历史”〔33〕，要求刊登有“新看法”的论著、传达“文艺新声”的作品，愿意发扬“无间歇地时时争取进步的精神”〔34〕。后来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学习日渐深入，对学术上创新的追求就更加执着了。但他的追求不是凭空的立异，而是必须有“扎扎实实的材料做根据”的。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35〕同时他又强调新是旧的继续，指出：“继承离不开创新，创新也不能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进行。”〔36〕正是这种永远创新的精神激励着他迈向史学史研究的广阔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的领域里，他确定了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发掘出史学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总结史学遗产的“四个方面”理论，同时深刻地理解和领会时代精神，明确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并本着史学工作者鲜明的时代感和责任感，指出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为人们指引一个理想的历史前途。这是白先生在史学领域里的最重要的创新。他所提出的历史的二重性和历史认识的辩证发展、多种生产关系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形式主要是封建等级制，所有制的关系主要是封建等级所有制等一系列理论，以及关于封建社会历史分期、史学史分期问题的见解，也都是全新的。此外，对民族史、宗教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多有建树。当前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是在继承史学优良传统基础上创新的典范，它以其独创的新的综合体裁和突出民族史、重视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全面考察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肯定封建国家的历史作用、力求表达科技的历史成就、强调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丰富的内容，成为中国以至世界史坛上的一件大事。
白先生常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工作的魄力和长盛不衰的思维能力的体现。我们期待着他史学思想的新飞跃和史学理论的再创新，为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再作新贡献。后来者可以从白先生从史学漫谈到史学史研究所积的薪中吸取营养，并在他的史学思想指导下，永走新路。
注释：
〔1〕 《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题记》， 《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237页。
〔2〕 《白寿彝史学论集》第658页。
〔3〕 《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200页。
〔4〕 《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203页。
〔5〕 《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251页。
〔6〕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6页。
〔7〕 《白寿彝史学论集》第597页。
〔8〕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6、177页。
〔9〕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 《白寿彝史学论集》第595页。
〔10〕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9页。
〔11〕 《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第291页。
〔12〕 《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第291页。
〔13〕 《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第485页。
〔14〕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白寿彝史学论集》第595页。
〔15〕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31页。
〔16〕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39页。
〔17〕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3页。
〔18〕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5页。
〔19〕 《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白寿彝史学论集》第545页。
〔20〕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9页。
〔21〕 《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题记》，《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237页。
〔22〕 《历史教育和历史遗产·题记》，《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238页。
〔23〕 《学步集》第118页。
〔24〕 《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8页。
〔25〕 《在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白寿彝史学论集》第42页。
〔26〕 《关于史学史的讨论》，载《中国史学史资料》第4期。
〔27〕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28〕 《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19页。
〔29〕 《〈文讯〉复刊词》，《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199页。
〔30〕 《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第464页。
〔31〕 《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10页。
〔32〕 《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白寿彝史学论集》第433页。
〔33〕 《〈文讯〉发刊词》，《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200页。
〔34〕 《写在〈文讯〉卷首》，《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203页。
〔35〕 《关于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24、 328页。
〔36〕 《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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