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与民国时期民族边疆研究＊
刘波儿
（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 要］ 金陵大学的学者较早开展了民族边疆研究工作。1930年代，金大学者参与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族学会是中国民族学早期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团体。抗战期间，中国民族学会的会员们提出了在坚持多民族存在的前提下，从文化统一的角度去构筑新型“中华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设计思路，成为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事实上，南京地区是民国时期民族边疆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 金陵大学 中国民族学会 民族 边疆
金陵大学校园
金陵大学的民族边疆研究工作起始于1930年代。1933年2月，师从法国民族学家马萨尔·莫斯（Marcel Mauss）的浙江崇德县人徐益棠获得博士学位归国，被聘为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西南民族边疆研究。由于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院人员相互兼职，徐益棠也在文学院下设的社会学系任教，与该系教授柯象峰一起讲授“宗教社会学”“种族问题”“人类与文化”三门选修课，开始了金大最早的系统化的民族边疆研究工作。
当时正值边疆地区纷乱不宁，南北都有严重事件发生。1934年，文学院院长刘国钧有感于边疆问题的严重性，拟在金大开设边疆史地讲座（其性质类似于今天大学选修课）以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委托徐益棠拟出详细的讲座计划，报请教育部批准。当时国内研究民族边疆问题的学术机构寥寥无几。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商学院、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边疆经济研究，但都以培养商业人才为主。“尚无人注意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对全国边疆问题进行研究，为边疆地区培养服务人才”［1］。因此，讲座事宜得到了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不仅每年给予1.2万元补助，还授予徐益棠“教育部边疆问题专任讲座”一职。此后，徐益棠在金大开设边疆问题讲座，教授民族学、边疆政治史、边区人文地理等内容。金陵大学的民族边疆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1934年夏，徐益棠与凌纯声、邱长康、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在筹备会上学者们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同时还制定了学会的5项任务：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编辑刊物与丛书。当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正式成立。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学学科已经由初建走向学术研究氛围的初步形成［2］。作为我国民族学早期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会甫一成立，就将沟通学者间联系，加强协调与合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而其中大量具体工作是由金陵大学学者承担与完成的。金大学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织者与参与者，对学会产生了较多实际影响。
1936年，在中国民族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徐益棠被选为学会理事及《民族学报》编辑，金大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当选监事，学会通讯处设于金陵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民族学会随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华西坝，徐益棠任书记。由于条件限制，学会通信处一度设于徐家中，他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学会的实际负责人之一。战乱之中，原拟定的学会刊物《民族学报》始终未能刊行。1941年，徐益棠接手主编了由方国瑜、凌纯声创办的《西南边疆》月刊，中国民族学会会员们纷纷为该刊组稿或撰稿，使得该刊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民族学会的机关刊物，不仅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还向社会各界介绍民族学知识，推动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随着成员间“渐通声气”，“颇有主张重复旧规，继承前业者”［3］。1942年1月18日，在蓉会员卫惠林、徐益棠、柯象峰、吕叔湘、林名均等人与凌纯声、芮逸夫、马长寿召开座谈会，商讨中国民族学会复兴一事，决定由原有监、理事会委托在蓉代表出席学会会议，推动学会复兴。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加之大量学术团体内迁，政治需要与学术机遇的叠合，使得民族与边疆研究成为一时显学。中国民族学会会员们纷纷以边政学为依托，以西南地区为视域，积极投入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去。
1939年，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希望以“一个”中华民族因应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国家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体的、一元的，“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对内没有民族之分，对外也只有一个中华民族。［4］尽管顾氏的主张是出于应对国家危局的爱国情绪，但究竟能否将国家的“一体化”解释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换句话说，如何在认同意识层面凝聚中国事实存在的各民族于一体，这个问题引发了民族学界长期的思考。而在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战的政治需要面前，如何将学理与政治做一个恰到好处的转圜，这是中国民族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可见，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提出后，虽然碍于时局不便争论，但民族学界始终坚持“民族之存在，事实未容抹煞”，主张在构建新的文化凝聚核心这一方向上寻求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方案。徐益棠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比喻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倡导“以民族一员为始点，以国家一员为终点”，主张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与成见，“而为大中华民族唯一单元之团结”［11］。可以说，20世纪20至40年代，为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行学理设计是中国民族学界的主要研究旨趣。在这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民族学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思路，即在坚持各少数民族事实存在的前提下，从构建一个统一的新型文化的角度去建设一个共同体国家。
抗战结束后，中国民族学会会员们随各高校及研究机构复员。据一份1947年下半年形成的会员录显示，学会会员已经由原先的33人扩大至91人，其中南京地区的会员多达50人，超过学会总人数的一半，来自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构成了会员的主体，南京已然成为全国民族学研究重镇。相对稳定的环境促发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学界对边疆治理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考虑到酒店行业自身的高资金投入、劳动密集型、高敏感度、高竞争度、高文化性（邹益民，周亚庆，2004）的特点以及无形性文化对企业员工的深刻影响，笔者将酒店企业文化定义为：酒店企业文化是在酒店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并被企业员工普遍接受的企业价值观、目标愿景、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它反映酒店在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语体从实质上来说是交际目的和语法结构以及语言手段的结合体，接下来本文将着重从句型层面来讨论叙事语体和描写语体的差异。
金陵大学西康社会调查团合影
（1）建筑物临边防护管理：本工程施工现场所有的临边区域均设置防护栏杆，采用成型的φ48-51×3.5mm钢管搭设。对于临边区域下放有人员通过的区域，还对栏杆进行了全面的安全网密封处理，避免坠物伤人。
1936年，由民族学会会员黄文山主编的中国民族学第一份专业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创刊，黄文山在创刊号上第一次对这种超族群的文化作出解说，他提出：“以各族文化为基础，使之吸收汉化及西化，与汉族并进，如此则整个中华民族可以于最短期间，孕育更善更美之新型文化。”［9］。1938年，吴文藻又进一步指出沟通各族文化，建立文化中心，从而巩固统一国家的设想。他认为如此可以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最终形成民族团结，使各族的经济、政治、教育“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10］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民族学会的会员们就相继开始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1926年，吴文藻发表《民族与国家》一文，从区分种族、民族、国家、政邦诸概念入手，以介绍西方思想界对民族和国家关系的讨论为契机，引出了自己对现代国家构建道路的思考。他赞同：“一国家可以包括无数民族”，“一民族可以造成无数国家”。但他同时也强调：并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如果各民族自由联合而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5］吴文藻观察到数千年来，“中国以民族协和而统一分裂。”［6］那么，在现代国家内如何延续古代“民族协和”的均衡关系呢？他指出，民族偏向于文化特质，不含政治意味，国家则是一种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今日之国家，立于文化之基础上”［7］，透露出建构一种超越各族群的“新型文化”来兼顾“民族”与“国家”之意。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实质上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8］。
1947年4月19日，《边政公论》杂志社召开了“边疆、自治与文化”座谈会，柯象峰、马长寿、徐益棠、凌纯声、芮逸夫等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出席。他们提出“边疆的文化不是孤立发展，也不是同化、汉化，而应该是现代化”的观点，并且强调，“现代化”绝不是“汉化”“同化”的代名词，而是所有合于现代化目的的民族文化遗产都是国家文化的一部分，都应该得到保护和发展。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内涵，因此，都应该在现代化的目标下改进与发展自己，而没有居于上位去同化其他民族的资格，也就是说，“现代化”既包括了优秀的汉族文化，也包括了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1948年，马长寿再次撰文阐述这一思路，提出承认多元文化存在、尊重并发扬不同民族文化优点的观点，主张“建设同化主义于多元主义之上”。［12］这种并重“多元”与“一体”，通过实现共同的“现代化”追求建设共同体国家的思路，成为了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发展的重要成就。
伴随着学术活动的展开，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民族学会一度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1948年，中国民族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召开时，会员已达百余人，成为全国性规模的重要学术团体。年会提出出版学会年报、编辑民族学辞典、编印民族学丛书，以及制定民族分类系统图及民族分布地图等工作计划，此外，还拟以宣读论文的方式参与国际民族学会议。遗憾的是，1949年中国民族学会自动解散了。
民国时期的民族边疆研究在中国民族学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民族学会的会员们不断探索，将西方舶来的民族学应用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思路，对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族学会以南京地区学者为主体，南京地区成为了全国民族边疆研究的中心。这段历史是不该被遗忘的。
总之，新课程提倡“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师PCK的外在表现就是为了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而采取的相应措施.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下，促进教师的PCK发展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教师的新课程实施能力.通过对个案教师的分析发现，教师的PCK通过教学实践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还不够理想.如何帮助数学教师发展PCK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徐益棠：《金陵大学边疆研究事业之经过》，《边疆研究通讯》第2期第2号，1943年。
［2］王建明：《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3］徐益棠：《七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第15期，1942年。
［4］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5］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见潘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上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6］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1942年。
［7］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见潘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上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75-276页。
［8］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9］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1936年。
［10］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8年。
［11］徐益棠：《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学思》第2卷第3期，1942年。
［12］马长寿：《少数民族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第6期，1948年。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民族学界的‘多元’‘一体’理论构建研究：以西南地区为视角”（项目编号：18YJCZH094）和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南京学界的西南民族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8SJA03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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