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的家庭政策与生育政治
——评《所有政治如何都成为生育政治：从福利改革、次贷危机到特朗普》
李 洁
关键词： 生育；照料；性别；交叉性
罗拉·布瑞格斯（Laura Briggs）教授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性别研究专业（Women，Gender，and Sexuality Studies Department）系主任。该校性别研究专业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与马萨诸塞州先锋谷的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和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等五所高校组成的妇女研究中心（Five College Women’s Studies Research Center）一起构成北美性别研究领域的重镇。《所有政治如何都成为生育政治：从福利改革、次贷危机到特朗普》[1] 一书是布瑞格斯教授2017年的最新著作，基于对美国政府过去40年来相关政策变化的演变，布瑞格斯教授考察了里根政府以来美国福利削减政策，认为它们桎梏了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单身母亲和性少数人群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并得出了“所有的政治都是生育政治”这一重要结论。布瑞格斯教授的其他著作还包括《再造帝国：种族、性、科学与波多黎各美国帝国主义》（Reproducing Empire：Race，Sex，Science，and U．S．Imperialism in Puerto Rico）以及《某人的孩子：跨种族/跨国领养政治》（Somebody’s Children：The Politics of Transracial and Transnational Adoption）。
一、生育政治与生育正义
生育（Reproduction）似乎一直是生物和医学领域研究的话题，因而这一单词在国内的很多版本中也被直译为“生殖”；但实际上，人类的“再生产”绝非生物繁殖的简单复刻，而是涉及怀孕、分娩、照料、养育等一整套文化和社会机制的过程。诚如费孝通所言：“社会性的抚育对于孩子的长成，新的社会分子的培养，以及种族的绵延，和生理性的抚育具有同样的重要性。”[2]106“生育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这一概念由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最早提出，意指当代西方社会中围绕避孕和堕胎、领养与代孕及其他相关生育议题的权力斗争。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生育不仅与每一个家庭乃至个体的孕育、生殖、抚幼、养老等生命周期与生存话题休戚相关，同时也与深受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建构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因而与更大的社会图景乃至政治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本书亦是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生育正义系列图书”（Reproductive Justice Book Series）推出的最新一册，该系列图书由包括黑人女权主义运动家洛瑞塔·罗斯（Loretta Ross）、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瑞奇·索林杰（Rickie Solinger）等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创立，旨在关注跨学科背景下与生育相关的法律、宗教、社会、伦理和医学等研究，收录的图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主题：收养、技术辅助生育、生育选择、强制分娩、人口控制、环境退化与不育、酷儿家庭等。“生育正义”的概念最早由黑人女权主义运动者提出，旨在批判美国社会对黑人母亲的社会和文化歧视。在社会现实中，少数族裔女性身受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享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且更容易暴露在危险和暴力的社会环境之中；但在美国主流话语中，黑人母亲往往被描述为下列四中形象之一：未婚生育、不负责任的母亲形象；酗酒、滥交、不道德的母亲形象；负责养育白人孩子的奶妈但却忽略了对自己孩子照料的母亲形象；希望通过生育孩子来获得社会福利的恶毒母亲。[3]10-19 黑人女权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兴起于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权运动”的狭隘性，并不能捍卫有色人种和其他边缘群体的社会权利，因而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姊妹之歌”（Sister Song）以捍卫有色人种和其他边缘群体的生育权利。“生育正义”的倡导不仅包括给所有女性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健康服务，还包括对所有种族女性生育相关的法律权利、组织化运动和社会正义的关注。在布瑞格斯及其同仁们所设想的生育公正的社会里，“孩子会得到照料，没有无休无止的工作时间和对商业利润的无度渴求，消除了非自愿的绝育手术和性侵，确保所有社区、家庭与个体能有足够的资源安全、健康的抚育儿童成长，并能够照料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工作的人。”[1]30简言之，这一概念是“生育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复合体。
为进一步验证改进算法可行性，选用较为复杂的真实海洋环境地图对改进算法进行仿真，算法于第50代、第80代左右增加局部网格密度。最终寻优结果见图10。其适应度成长曲线见图11。
二、照料赤字与危机转移
布瑞格斯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滥觞导致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对市场逻辑的盲目屈从，对商业利润的无尽攫取成为社会运作的支配性逻辑。在过去40年里，美国社会中关于生育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学校、住房、公共安全服务等）急遽减少，实际工资收入不断下降，税收和福利削减，导致家庭成为照料工作的实际承担者。那些需要照料依赖者（老人、孩子、残障人士）的家庭面临极大的经济和服务压力，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照料危机”（Crisis of care labor），而这些压力最终大都落在女性身上。在家庭福利残酷削减的同时，美国社会中的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急遽变化：传统美国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分工被淡化了，女性在宗教、社区和家庭中承担的大量“非生产性劳动”遭遇价值贬低；社会舆论指责那些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女性是国家福利的蛀虫，政治家和媒体热衷于渲染黑人女性“福利女皇”和拉丁裔女性“生育机器”的形象。在这些充斥着种族主义色彩的描述中，黑人女性被描绘为开着粉红色的凯迪拉克去加油站将她们的福利券兑换为现金，或是不停地生育以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券的“社会蛀虫”。这些社会想象和话语建构使得政府和商业机构不断降低对家庭相关领域的投入，对孩子、病人和老人的照料逐渐成为个体责任与家庭内部事务。生育劳动的妖魔化让那些在家庭中照料孩子的无业女性蒙羞，致使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在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就需要外出从事薪资微薄的工作，但却缺少普通家庭能够支付得起的托幼或其他扶助家庭的相关服务设施。在美国，托幼中心（Care Center）的收费甚至会高于一般公立大学的收费；但与此同时，那些承担照料工作的员工却收入微薄——她们大约需要支付自己工资的80%才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些照料中心。社会支持的缺失让家庭成为社会资源中的孤岛，而女性则是上述家庭责任的最终承担者。
在确定使用该材料之前，设计师及甲方经过了大量的调研与考察，有项目完工多年的项目，也有正在施工的项目，总结了别的项目在施工上面的不足之处及注意事项，一共有两点：
由于年幼孩子的父母往往都是领取薪水的全职工作者，在缺乏廉价公共服务和职场高竞争压力同在的背景下，一些美国家庭选择把孩子的照料工作以市场的方式转嫁给那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女性。这些移民女性由于身处次级劳动力市场——甚至本身就是非法移民，基本上愿意从事任何低薪的工作，但这却导致其工作环境更加恶劣（工作时间过长，缺少相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在工作过程中易受各种侵害与骚扰等），雇佣双方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相应保障。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裹挟与照料劳动的外包使得这些移民女性丢下她们自己在本国的年幼子女和家庭成员，再生产劳动的地区化差异导致了“全球保姆链”下的情感帝国主义（Emotional imperialism）与“母爱”剥削。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女性用自己的情感劳动弥补了商业资本高度运转下的“照料赤字”（Caring deficit），但却造成其原生家庭的照顾赤字与这些女性自身的情感赤字。布瑞格斯教授指出：女性主义倡导的是缩减工作时间，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以及男女分担家务劳动；但是商业资本对利润的孜孜以求却导致人类家庭生活遭受重重挤压，并导致不同阶层的妇女都深陷就业——家庭冲突，“屋檐下的全球化”正是商业资本逐利本性在日常家庭劳动分工中的极端体现。
在此书中，布瑞格斯教授也对当代“婚姻制度”展开深刻反思：现代社会个体之间原本应当是自发形成社会共同体；但传统的婚姻家庭往往在情感纽带之外还附加了诸多功利性的财产关系与照料责任。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看来：平等的纯粹关系建立在平等的自我认同与人格独立的基础之上，而个人关系领域的革命将进一步推动公共关系领域的民主化与政治体制变革。一旦平等的“纯粹关系”成为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恋人关系乃至朋友关系的核心，那么这些关系原有的规则、制度和教条都应当被打破。[4]福柯则进一步指出：同性恋关系的真正未来，不是模仿异性恋的婚姻制度，而应当由异性恋关系来模仿同性恋所创造的基于精神平等基础之上的友谊关系。[5]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性少数人群所关注的公共议题还包括人工授精、代孕、群居等实验性的亲密关系模式；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逐渐开始成为性少数群体争取的核心议题，这实际上也与里根政府以来的财富和照料私有化趋势有关。因为社会舆论相信：只有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和家庭形式才能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所谓的“安全”环境，而同性恋父母由于缺少上述稳定的家庭形式，不得不被剥夺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类似的，在缺少合法化婚姻模式的保护下，同性伴侣也无法照料自己患病在床或因为各种意外失去自理能力的爱人。此外，由于公共照料福利体系的缩减，仅有被雇佣者能够享有雇主购买的医疗保险。这进一步导致没有合法化婚姻保障的同性恋人群不得不选择异性恋核心家庭模式，从而使得家庭照料者能够享有配偶公司购买的医疗保险。上述种种社会政策的转变最终使得性少数人群的社会诉求不得不从最初对各种多样化人类亲密关系模式的尝试性探索，转化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一“拟异性恋家庭模式”的单一诉求。在布瑞格斯教授看来，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一看似社会历史进步的社会运动，却巩固了私有家庭的照料责任，将国家与公共机构从相关责任中解放出来。
三、对婚姻制度的反思与“交叉性”理论
1990年天津手表生产的一款“ST11型”机心的石英电子表在波兰“波兹南国际钟表博览会”上获国际金奖，这是国产手表第一次获得的国际金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加和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导致男性一个人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这也使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发达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和福特主义经济体系下的“家庭工资”（Family-wage）成为泡影。越来越多的受教育女性开始加入社会生产的大军，这在增强其经济独立性的同时，却并未降低她们所承担的社会照料责任，事实上，反而出现了“双工资收入，女性照料者”的新型家庭模式，使得这些女性不得不面临着新的工作—家庭冲突。
在2007—2012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中，那些有色人种的单身母亲或是老年妇女由于其在社会中的弱势处境和边缘地位，很容易成为美国金融风险层层转嫁的最终受害者。在次贷危机中，一些黑人老年妇女原本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由于需要抚养几代人面临现金压力，不得不抵押这些固定资产。由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她们无法理解那些复杂的贷款流程和手续，因而很容易成为次贷银行的掠夺对象。一旦劳动力市场发生危机，现金流出现断裂，这些有色人种的单身母亲又缺少其他可以依赖的社会支持，最终导致其抵押房产被银行收回，劳碌一生却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但却正是这些在次贷危机中流离失所的边缘群体，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中被描述为道德低下、缺乏责任感的懒虫或能力低下者；似乎是这些金融信贷的受害者而非借款方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数据显示，在1999年前后，以单身母亲为户主的贷款房屋破产率就不合比例地高于其他同类贷款房屋——而这还早在次贷危机的十年之前。在布瑞格斯教授看来，并非这些包括单身母亲和有色人种女性等边缘群体带来了庞大商业帝国的危机，而是她们在承担着金融市场残酷风暴的席卷与侵蚀，却还要背负上“不负责任”“窃取他人利益”与导致社会动荡的罪名。
该书还讨论了美国家庭福利政策变迁、生殖技术与黑人婴儿死亡率、性少数人群的自我保护机制等其他生育和照料劳动的相关议题。在作者笔下，“生育正义”这一最初发端于女权主义堕胎运动的性别议题，已经逐渐扩展开来，与其他种族、移民、贫困、性少数群体等社会议题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交叉性”理论的重要现实根基。正是那些在社会制度中受到相对剥夺的有色人种、外国移民、贫困女性和性少数人群承受着公共照料责任缺失所导致的社会末梢神经的阵痛与压力。当过去两代美国人就堕胎、避孕、生育控制等话题展开激烈辩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开始失去了孕育和养育孩子的能力——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工作压力与生育延后，有色人种的非自愿绝育，以及由于失业、环境恶化等结构性原因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这些看似孤立的现象背后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产物。
学前教育学科基础课程模块中，音乐舞蹈相关的课程有乐理视唱练耳声乐、学前钢琴基础、幼儿歌曲弹唱与律动、学前舞蹈基础、学前舞蹈与创编。笔者经过实际走访、进课堂等多渠道了解发现，这些课程没有融入本地音乐舞蹈特色的教学素材，教学模式单一，无特色、无优势，这也是大部分地方高校的通病。
四、小结与反思
布瑞格斯教授的《所有政治如何都成为生育政治：从福利改革、次贷危机到特朗普》一书为我们描绘了过去40年来美国家庭政策演变、社会文化建构与普通女性生命历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复杂联系的整体性图景，对我们了解美国社会福利政策与生育政治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尽管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上，中美两国存在巨大差异与根本性的不同；但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人口结构与生育政策的调整也让中国社会面临与西方国家在发展特定阶段所经历的抚幼、养老、住房、照料、女性劳动就业与生育权、城乡不平等甚至跨国劳工等共同议题。甚至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上述民生议题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话题。在这一点上，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与教训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实现自身人口结构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的推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增长。
在中国人口结构和社会政策发生转变的当下，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运动先驱洛瑞塔·罗斯（Loretta Ross）的观点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生育正义”绝不仅仅是“要”或者“不要”孩子，更关乎养育孩子健康成长背后所付出的努力——食品、住房、就业、公共服务、高质量的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6]23就此而言，“所有的政治都是生育政治”，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持续关注与投入。
【参考文献】
[1] Briggs Laura．How All Politics Became Reproductive Politics：From Welfare Reform to Foreclosure to Trump[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Dorothy Roberts．Killing the Black Body：Race，Reproduction，and the Meaning of Liberty[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
[4] 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5] 福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友谊[J]．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12）．
[6] Ross Loretta ＆ Solinger Rickie．Reproductive Justice：An Introduction[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Politics in American Society——Comments on How All Politics Became Reproductive Politics：From Welfare Reform to Foreclosure to Trump
LI Jie
Key words: fertility；care；gender；cross-cutting
DOI： 10．13277／j．cnki．jcwu．2019．04．014
收稿日期： 2019-01-12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7-3698（2019）04-0109-04
作者简介： 李 洁，女，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社会学，家庭社会学。100101
责任编辑：杨 春
标签：生育论文; 照料论文; 性别论文; 交叉性论文;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