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翼[1]2000年在《中国工业食品渠道的逆向重构策略》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食品工业在国内制造业中各项指标都占领先地位，工业食品的营销更是涉及广大消费者和众多企业的经济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食品工业较早的市场化和一些跨国公司的进入，食品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国内的食品工业企业在营销上表现出明显落后、被动的情况，在流通渠道的策略上这种情况也显得较为严重。如何通过渠道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这是食品行业普遍关注和研讨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重点就放在工业食品的流通渠道策略上，探讨更有竞争力的渠道策略，使工业食品在流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提高，最终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利益的渠道策略——渠道逆向重构策略。传统的渠道策略一般具有“顺向”的特点，渠道结构是金字塔形。制造商在组建自己的渠道体系时，是“顺向”去建设的，即通过总代理（总经销商）-- 一级经销商——中盘商（直接向小型零售商供货的批发商）——零售商层层的级数放大，将商品最终送到他的顾客——更多的目标消费者手里。产品集中从渠道金字塔的塔顶（总经销商）进入流通，“顺向”流下，分散到更广的渠道基础层面上的小批发商和零售商手中。渠道逆向重构策略不同于旧的策略模式，它与传统建立渠道体系方法最大区别是建立渠道的"顺序"相反--"倒着做渠道"。即：建立渠道体系不是从建造塔顶（选总经销商）开始，而是围绕基础层（零售商）开始；整个渠道建立的顺序是：零售商--批发配送型中盘商--控制批发市场的总经销商，从下到上层层逆向疏通渠道；最后，通过总经销商控制批发市场，将产品辐射到周边卫星城市，从而形成完整的渠道流通体系。本文从五个部分对工业食品渠道逆向重构策略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一方面从中国工业食品的批发业和零售业的变化来分析渠道逆向重构策略产生的背景；另一方面从工业食品的消费特征及消费者的内在需求来探讨渠道逆向重构策略的必要性。<WP=3>第二部分，详细阐述渠道逆向重构策略的含义、原理；以批发市场主导型渠道模式和密集型渠道模式为参照，分析企业实施渠道逆向重构策略后，产品流通的平均交易成本的变化，此基础上对渠道逆向重构策略的价值进行评价。第三部分，系统阐述逆向重构策略的渠道管理、策略实施的具体方法和要点，重点讨论零售终端的促销工作问题。第四部分，实际案例——广东太阳神集团公司1996年到1999年在四川市场进行纯净水和矿泉水营销中，实施渠道逆向重构策略的具体情况。第五部分，结论,阐述渠道逆向重构策略的现实意义。渠道逆向重构策略是在渠道建设方法上创造差异化的竞争策略，由于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实际导入的企业还很少，所以有人称它为“开拓市场的秘密武器”。它的确能使企业更好的接近目标市场，使制造商以更低的交易成本建立自己的渠道体系，更快地占领市场；它强调直接针对零售商的服务，减少流通环节的转移费用，从而使消费者受益。本文通过探讨渠道逆向重构策略实施的具体方法、标准、管理措施和管理技术，力求形成一套可以给企业提供解决方案的策略系统，使其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另外，本文结合的实际案例和一些实际材料给渠道逆向重构策略提供了直接的实证，增强了本文的借鉴意义，相信文中观点能为国内食品制造企业，特别是西部企业提高竞争力有良好的启迪。
李东方[2]2016年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研究》文中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商品流通改革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逐步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中化的流通组织模式转变成灵活、开放的市场化流通组织模式,流通组织在流通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当前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与流通组织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与我国日益提升的流通产业的定位更不相符合,无论从流通效率还是流通形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比较初级和落后的特征,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很不匹配。近年来,虽然连锁化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无论从发展规模、结构占比、运营效果上看,也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对传统流通组织体系的冲击作用仍然不足,传统流通组织变革步伐缓慢。因此,对流通组织的现代化改革势在必行。在市场化深入改革的大背景下,不断丰富和创新适合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流通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提高流通组织的效率,建立大市场、大流通发展思路,是我国流通组织现代化改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201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现代流通体系,把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推到了改革的前沿。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我国将全面进入互联网技术和传统产业的“生态融合”,打造“互联网+传统产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体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流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机遇期,也为流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指出了明确的时代内涵。“互联网+流通”是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联通平台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不仅会促进流通组织快速发展,还会带动与流通相关的金融、物流、云、大数据等领域的充分发展。从国家的政策层面,已经明确提出了“互联网+”在流通领域发展的政策导向,这为我国传统流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环境支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流通产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更先进的流通理念、更高效便捷的流通技术、更广阔的流通市场。本文即以“互联网+”为背景,深入探讨传统流通组织如何实现与互联网的对接、融合,如何运用现代流通理念改造传统流通组织,尽快实现流通组织的现代化。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中关于流通组织有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可以归结为对流通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和对流通组织创新的研究,其中涵盖了产业组织理论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等理论视角,以及关于流通组织结构优化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现代化的研究、关于零售业态创新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纵向关系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商业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关于互联网背景下流通组织创新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和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现有文献在对互联网背景下流通组织的系统性研究方面还存在着继续研究的空间。本文采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交叉学科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法对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问题进行了研究,创新之处是：第一,本文以市场的逻辑为研究视角,在深入挖掘流通组织变革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厘出从竞争到合作是流通组织的变革方向,并尝试构建流通组织的分析框架。第二,建立了流通组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流通组织进行了综合状态评估。第三,在路径选择上,紧扣“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互联网+流通组织,打破了传统的流通组织构架和运行模式。本文认为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实质是从个体的竞争态势向组织的合作优势转型,并基于此构建了转型的分析框架,即从机理层到结构层到形态层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其中,第一个层次是流通组织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研究；第二个层次是流通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研究；第三个层次是流通组织的形式创新研究。中国的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要以现实存在为基础,只有对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深入了解,才能拨开迷雾,探寻到转型的路径。在定量分析方法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在当前我国流通组织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不仅要继续创新发展流通组织形式,发展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型业态；还要继续调整流通组织结构,尤其是提高虚拟流通在整个流通中的占比,鼓励企业积极上网上线；更重要的是要引入先进的流通组织运行机制,从机理上重构流通组织的运行模式,从供应链的主导权、价值网络构建等方面推动传统流通组织向现代流通组织的转型。通过对流通组织转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本文最后得出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安排。第一,流通组织机制的转型路径包括：流通组织价值网络的构建,流通组织纵向与横向关系的重构和全渠道的流通组织机制的建立。第二,流通组织结构的转型路径包括：虚实结构的优化；渠道结构的优化；业态结构的优化。第三,流通组织形式的转型路径包括：020模式,打造全新客户体验；差异化经营,引领特色消费；提升业态核心竞争力,重塑渠道价值；精准定位,创造竞争“真空”地带。
文雁兵[3]2014年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三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三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三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胡洪斌[4]2011年在《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实生活中,产业进入规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广谱现象。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不甚发达和完善的转型经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产业的进入或退出实施规制。在不断放松自然垄断产业进入规制的同时,产业进入条件规制则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其规制的标准和内容都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与此相反,现有的大多数关于产业进入规制的理论研究则散见于法学、产业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中,对其全面和系统的经济学专项研究并不多见。这与现实中产业进入规制的广谱实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转型过程俨然就是一个产业进入规制的放松过程。他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的不断进入和扩张,实现了资源从传统的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的新兴部门的再配置。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实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的“产业进入规制”为特殊性前提,开始市场经济意义的产业进入规制；是一边完善市场机制、“制造”独立市场主体、塑造市场结构、建立竞争环境,一边进行产业进入规制改革的实践。这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进入规制源起和发展环境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在政治上存在一个相对有效的制衡机制,在经济上市场体系比较发达,规制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由此,在没有充分把握中国“特殊性”前提和整体发展的全貌,直接对某一产业的进入规制进行分析,往往会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差异,即使是做出了一般性的效率评价,也往往会由于模型变量的权重变动、数据获取的完整程度,或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等因素,难以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本文对国内外产业进入规制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通过引入“ER-SCP”和“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特殊性和相应的规制环境,梳理和探究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整个动态演化过程,以此指出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产业进入规制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这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认识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现实和借鉴意义。
郭滕达[5]2008年在《逆向物流价值链优化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将传统的企业战略分析引导到作业活动的基本层面,从上至下整合资源,从而产生协同共享效应,这是价值链理论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因此,有必要从战略分析开始,就把最底层面的作业活动架构在价值链框架中,做战略意义的考察和论证。只有将战略意识和作业细节联系起来构造的企业价值链,才能使供应链发挥其应有的效率。物流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项底层作业流程。在环境工程中,如何将逆向物流架构在企业价值链系统之内,以促进企业提高逆向物流的运作效率,降低逆向物流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增加资源再利用率,是企业日益关注的重要方法论问题。本文将以物流价值链的核心企业作为研究主体,从企业核心竞争优势视角出发,以逆向物流作业细节分析为基础,研究逆向物流价值链优化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对逆向物流价值链内涵及其优化等相关理论研究现状的分析,指出了该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方向,规划了本文研究的内容。阐述了物流价值链的理论渊源;界定了逆向物流价值链的概念;按照购买者驱动、生产者驱动和“生产者-购买者”双重驱动模式,划分逆向物流价值链,并分析了不同驱动模式下逆向物流价值链的竞争优势来源;描述了废旧产品回收和顾客退货物流价值链;探讨了逆向物流价值链中相关利益主体的作为;研究了逆向物流价值链优化的节点识别方法、优化动因、优化方法评价、优化策略及支撑体系,为其后的逆向物流价值链优化的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研究了逆向物流价值链的结构优化方法。从不同驱动方式角度,将逆向物流价值链系统分为废旧产品回收物流和顾客退货物流两种物流网络结构,分别进行了研究。首先对逆向物流价值链的系统特性进行了分析;随后探讨了两种逆向物流网络结构的基本流程,分析了结构构成的主要因果关系;建立了具备“社会——经济——物流”三重特性的逆向物流价值链网络结构系统动力学流图,描述了流图中关键价值环节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关键价值环节和影响因素的仿真模拟,探索潜在流程和要素的挖掘和改进方式,进而优化企业逆向物流价值链。研究了逆向物流价值链的截取方法。首先阐述了逆向物流价值链截取的动因、形式及风险控制问题;随后定性分析了逆向物流价值链截取流程,并建立了逆向物流价值链截取的网络分析图,以量化决策流程,对不同驱动方式下的逆向物流价值链截取影响因素作了具体分析,以助于企业变革其物流价值链。随后,介绍了可以用于价值链截取仿真优化的Super Decisions软件的输入方式。最后,对逆向物流价值链截取过程中政府与价值链核心企业,价值链核心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企业收益协调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了逆向物流价值链的集成方法。主要的论述集中在路径、设施、信息和资源的集成。在对路径、设施集成的研究中首先针对废旧产品回收与退货物流混合发生的情况建立了不确定环境下逆向物流价值链中路径、设施集成的鲁棒优化收益模型,解决了逆向物流系统布局中的不确定性问题;随后将环境影响因素集成到路径、设施集成模型中,针对逆向物流活动中可能产生的环境二次污染情况,进行“成本-环境”多目标决策。同时,探讨了其它情况下的路径与设施集成布局方法。在信息集成方法的讨论中,研究了逆向物流价值链中的信息流程和信息集成实体,对逆向物流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功能设计。最后,利用资源经济学原理,分析了逆向物流资源的特征,并建立了一个集成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概念模型。逆向物流价值链集成方法研究有助于指导企业整合自身的价值链系统,从而优化企业逆向物流价值链。以中国网通黑龙江通信公司的ADSL回收逆向物流作为案例分析,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介绍了黑龙江通信公司ADSL回收项目实施背景,对其逆向物流价值链和附加值分布曲线进行了描述;随后结合前述理论的研究将其物流价值链优化策略分为三种情形;最后具体探讨了每种优化策略下可以实际采用的优化方法。
李晓[6]2010年在《企业产品服务系统价值流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正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重大矛盾。能否做到从单纯的产品生产与加工模式,向全生命周期视角的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服务系统模式转变,是关系到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与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 PSS)是一种创新战略,它将商业焦点从仅仅设计和销售物质产品转为设计和销售由产品和服务组成的系统以满足特定的顾客需求。因此,产品服务系统在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比传统产品销售模式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现有产品服务系统研究的不足,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浙江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以依托系统科学的生命科学隐喻研究方法为基础,本文将价值流明确地引入企业产品服务系统研究中,深入研究企业产品服务系统的价值流理论和方法,并以工业汽轮机企业产品服务系统为应用案例,对相应研究成果进行了验证与应用分析。第一章阐述了产品服务系统的产生背景,回顾和分析了产品服务系统的理论、案例以及设计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价值链、价值流、价值网、供应链结构与演化以及商业对生命科学的隐喻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提出了企业产品服务系统价值流研究的需求及相应的隐喻研究路径,指出论文拟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意义,进而给出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总体架构。第二章分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生命周期议题,研究了企业产品服务系统的网络内涵,提炼了企业产品服务系统的管理原则,分析了基于网络视角的产品服务系统类型与特征,界定了企业产品服务系统及广义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以产品服务系统相关供需网络的结构与功能和生态群落结构与功能的相似性为基础,研究了产品服务系统及相关供需网络的隐喻基础内容,继而分别从共生单元、共生单元的质参量以及共生模式等方面对企业产品服务系统的共生隐喻基础进行研究,最后给出基于隐喻研究路径的企业产品服务系统价值流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体系结构。第三章基于与生态群落中能量定律相似的货币价值定律的发掘,提出供需网络货币价值金字塔结构；借助统一框架内的产品服务系统、企业及供需网络的互动演化,可促进协同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货币价值定律,并隐喻基于能量定律的通用能量流模型,分别构建了需求视角中和供应视角中的通用货币价值流模型;在这些模型基础上,结合基于产品／服务粒度的供需网络结构及演化特征,构建了以企业产品服务系统价值流管理为核心的战略绩效评价系统和协同供需网络演化的企业产品服务系统价值流管理模型。第四章首先确定企业产品服务系统内共生单元的状态变量,即系统规模结构对应的货币价值和用于商业繁殖的储存的货币价值,并具体分析了产品服务系统规模结构的结构复杂性度量方法及相应价值与成本；然后对基于价值流的企业产品服务系统内共生单元建模；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价值流的企业产品服务系统内共生结构模型,并分析企业产品服务系统的内共生关系及演化特征。第五章首先对基于价值流的企业产品服务系统外共生单元与外共生结构建模；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传统交易模式、基于管理费机制的产品服务系统交易模式、基于租赁费机制的产品服务系统交易模式和节约共享的产品服务系统交易模式建模,并分别分析它们的外共生关系及演化特征。第六章分析了产品服务系统开发设计的特性,提出了企业产品服务系统开发设计的基本原则和策略；阐明了设计视角中的产品服务系统内涵,提出了基于价值流的企业产品服务系统开发设计流程和产品服务系统建模过程；结合工业汽轮机企业产品服务系统案例,具体阐述产品服务系统的建模要素和建模方法。第七章将以上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某工业汽轮机企业,验证并阐明企业产品服务系统内共生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外共生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以及内外共生理论与方法的集成应用,以指导案例企业开展并深化企业产品服务系统的战略与运作。第八章归纳概括了论文研究的主要工作成果和创新点,并对企业产品服务系统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刘佳丽[7]2013年在《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几大自然垄断行业密集展开政府监管改革，到本世纪初达到最高潮。此后，改革渐趋于平稳，并呈现出停滞的态势。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对于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改革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遵循传统分析范式，即从监管主体、监管客体及监管手段的角度进行监管改革路径设计。据此，我国自然垄断监管改革在监管机构（主体）、监管对象（客体）、监管工具、手段及方法等几个方面均作出过大胆的改革与尝试。从2003年7月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中第一个专业性监管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建立，到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治理结构”等不同侧面对监管客体进行改革，再到城市水务等公用事业产业对特许经营权招投标等激励性监管机制的广泛运用，改革不可谓不系统。从表面上看，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似乎已经面面俱到、无“制”可改。但是，自然垄断行业事故频发、问题不止、争议不断的事实表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而造成目前进入“胶着”状态的原因可能就是“主体、客体、手段”的分析范式：一方面，片面地将政府监管体系简单地肢解为主体、客体及手段三个板块难免存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主体、客体与手段之间的关联互动性很难在现有分析框架内得以体现与关注。因此，推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破除以往基于“主体、客体、手段”片面的、局限的、平面式分析思维框架，重建一种全方位的、系统的、多维的、动态研究框架与分析范式，即以界区更准确、涵义更广泛、关联更紧密且能全面覆盖以往研究对象及其相互之间互动关系为原则，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体系重新界区为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三个功能模块，并以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宗旨，探索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问题，实现政府监管改革顶层设计。本文的理论价值是：首先，在理论上提出围绕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核心的推进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新思路，即突破对监管主体、监管手段与监管客体的片面研究，建立在三者之间关系的适应性研究基础上进行关于监管制度、监管体制、监管机制相互匹配问题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其次，在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进行综合运用的基础上，提出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论，为政府监管理论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最后，将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研究置于法经济学语境下，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拓展政府监管理论的研究视野。本文的现实意义是：首先，进行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问题的创新研究，构建起适应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其次，触及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天花板，从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高度把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改革通盘加以考量，深化我国转轨时期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再次，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入手，一方面，为转型期的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筛选更具本土适应性的个性化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同步考虑监管体制搭建和监管制度匹配问题，实现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在更高层面上的推进。最后，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市场化进程，切实提高自然垄断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增加和公共利益提供现实保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创新性地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划分为监管迷信、监管质疑和监管重构三个阶段，继而提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其次，构建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的理论基础。在清晰界定监管机制、体制和制度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构建功能耦合模型，探讨在理论层面上如何建立自然垄断行业最优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如何实现三者的功能耦合。再次，分别以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为研究对象，针对其改革历程、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内容展开论述，并提供国际经验借鉴。最后，综合上述研究，在系统阐述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目标及现存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新思路及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四：首先，在文献资料的梳理方面，一改以往学者对国外有关政府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研究按照时间顺序的简单铺陈。遵循监管思想史和监管改革史梳理并重的原则，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发展与演变创新性地归结为三个阶段，即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监管迷信期、基于政府失灵考量的监管质疑期和引入激励性监管的监管重构期。在充分咀嚼世界范围内监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准确定位。其次，在对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界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用“耦合”这一物理学概念，积极探索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三个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关联，并因此形成对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功能耦合”研究。再次，重塑监管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将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作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核心目标，并以此为基础通盘考量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功能耦合问题。最后，运用法经济学分析范式，解决新监管经经济学中理想化的最优监管机制设计向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制度安排转换的难题，弥补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理论“供给”与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现实“需求”之间的缺口，同步做好与监管机制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搭建、监管制度安排。
李静[8]2013年在《我国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连续爆出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凸显现行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失败。如何构建一个切实有效的治理模式,找到一条扭转食品安全严峻形势的可行路径,就成为理论界与现实界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从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模式这一视角入手,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研讨,就现阶段创新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展开深入研究。本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及背景,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国内外对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及评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并提出了本文的基本观点：即要将目前在食品安全领域实行的“一元单向一维”模式转变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历史考察。首先,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的“外部性、公共性、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利益相关者、多元治理、网络化治理、协同治理这四个理论,都从学理上说明我国必须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并对现行治理模式加以创新。其次,从建国以来食品安全治理法规及机构调整的历史变迁来看,我国的历次食品安全治理的改革大多局限于官僚体制内部,大多关注于机构设置与职能调整。最后,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现行治理模式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主体设计、架构设计、运行机制设计方面均存在很大问题,亟需创新。第三部分为原因探析。从参与主体这一视角着眼,探析了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对于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阻碍性要素,在理论探究的基础上,本文还结合了在昆明所做的实地调研数据加以分析,以增强研究的实证性。通过障碍性因素分析,为后文的国外先进经验借鉴以及模式重构做好铺垫。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通过对美国、日本、欧盟食品安全治理经验以及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五种示范模式的考察,我们发现可以从主体设计、结构设计、运行机制设计这三个维度来借鉴经验,并创新我国治理模式。第五部分是制度设计。本部分从三个维度对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创新模式,即“多元协同模式”进行了制度建构。首先,在主体设计方面,应该明确作为“食品安全治理主导者”的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者”的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直接受益者”的公众、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积极参与者”的社会组织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并努力使其各归其位,实现“多元共治”对于“多头混治”的替代。其次,在结构设计方面,应该通过完善治理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设计,以及信任、协调等网络治理机制的设计,实现“网络多维治理”对于“单向一维监管”的替代。最后,在运行机制设计方面,应该通过由规制到协同的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多维协同结构的建构,治理机制多维度、多层次的整体塑造,理顺府际关系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价值、制度双管齐下对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以及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协同网络核心的建设,实现“协同治理”对于“分段监管”的替代。
杨杰[9]2016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文中指出伴随改革开放深化、分工模式演进和“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提升,参与方式趋于多元化,业已形成涵盖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立体化参与格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至2000年“走出去”战略被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尽管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理论日臻完善,传统经典投资理论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背后的原因。但在产品内分工逐步深化,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与重构及全球生产网络对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影响日益深远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经典文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与特点,首先尝试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动因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分别基于国家和行业层面数据,立足东道国和母国双视角,借助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测算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来验证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缘于哪些动因的驱使。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与案例探讨的结论,提出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强化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权力的政策建议。遵循上文所述研究思路,全文共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引言。该部分主要阐述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介绍研究主体思路与篇章结构,总结所使用的方法,指出本文的创新点所在与研究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该部分首先对国内外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熟悉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动因理论。对相关理论贡献与不足进行评价,明确本文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切入点。其次对全球生产网络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夯实理论分析基础。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检验文献进行述评,了解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分析所采用的主流方法与模型,以期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拓展研究。第三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特点。该章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口径对中国现有对外直接投资格局、海外投资行业分布、区域分布特点、投资主体和范围的动态变化进行系统探讨,对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与特点进行正确解读。第四章是全球生产网络视阈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新探。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对现有海外投资的动因进行补偿性研究,尝试构建“网络权力驱动论”分析框架,基于关系视角界定“网络权力”的相关概念,分析中国企业网络权力提升对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来进一步提升网络权力的必要性。二是尝试构建“价值链延伸和升级论”分析框架,分析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的改变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探讨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实现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挺进的可行性。第五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检验。该部分主要包括:基于“网络权力驱动论”的国家层面的实证检验(主要基于东道国的视角)与基于“价值链延伸与升级论”的行业层面的实证检验(主要基于母国视角),明确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各种动因(既包括传统动因,又包括新动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程度与受限因素。第六章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案例分析。该部分通过对海尔集团、联想集团、华为公司、中国石化等企业具体投资动因的分析,针对性地探讨了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对企业对外投资动因与上文分析是否吻合进行评价。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此部分主要概括总结全文所得主要结论,得出相应现实启迪与政策建议。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基准无论选取第一目的地,还是最终目的地,均可以得出: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增长迅猛、对外直接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日益广泛、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集聚与分散并存(局部地区集聚,总体分布扩散)。但就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和流向行业而言,两种统计方式所得结果有较大出入。不同点一:按照境外第一目的地进行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亚洲。如果遵循境外最终目的地的统计原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流向欧洲和北美。不同点二:据境外第一目的地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第三产业备受青睐。而按照最终目的地进行统计,结果则截然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工业。第二,在国家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具以下特征,特征一: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特征,即中国更倾向于对先前投资过的国家开展海外直接投资行为。特征二:具有资源寻求和市场巩固与扩大的特征。即东道国自然资源越丰裕、中国向东道国出口额越大时,中国对该国投资的倾向越明显。特征三:具有较强的制度规避与风险规避性特征。前者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规避特征明显。后者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如国外学者所言,具有较强的风险容忍度,乐于投资到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第三,在行业层面,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动力日益强劲。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动因一:中国各行业网络权力的强化。中国各行业所拥有网络权力的提升,助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营建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网络权力、赢取更多话语权、提升增值能力。动因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已悄然发生改变,不再单纯从事接近最终消费者的加工和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逐步实现由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的攀升,并且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变现已成为驱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强劲力量。动因三:行业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提升。行业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提升意味着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日渐加强,国内生产对国外中间投入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为了确保上游原材料的供应及下游销售渠道的畅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势必有所增加。动因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得相关企业已不再仅限于出口获利,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拓展利润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王小波[10]2016年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日益呈现出服务经济主导的发展趋势,高收入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向服务经济为主转型的结构性变革。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取得了巨大发展,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0.5%,根据经济服务化判断标准并结合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经验,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服务业加速发展、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即经济服务化转型初期阶段。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和产业融合关系都会发生规律性变化:在三次产业关系中,第三产业比重持续增长;在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第三产业生产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越发达。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关系中,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存在明显的制造业驱动型融合向生产性服务业驱动型融合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包含四种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融合的原生动力,市场驱动是产业融合的直接动力,政策驱动是产业融合的间接动力,创新驱动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产业融合的路径体现在两个方面:价值链融合和空间聚集融合。价值链融合又可以分为价值链的分解与重构、价值链渗透与延伸两个层面。价值链的分解和重构在具体实践方面主要体现在服务外包和纵向一体化,价值链的渗透与延伸在具体实践中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和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空间聚集融合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的协同定位效应,具体表现为集聚的趋同分布和聚集空间的临近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产业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从制造业服务化的统计分析来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某些时段由于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等政策因素的影响,出现一种逆服务化趋势;产出服务化尽管水平不断在提高,整体水平仍然很低,而且主要是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方面的服务化。从产业融合的投入产出分析来看,制造业对生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具有非常明显的制造业驱动型特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在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在下降,两大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整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从空间聚集融合分析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向中心城区聚集趋势,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向周边城区扩散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行政区划相对独立的大都市(如南京)比在跨行政区域的较大地区(如长三角)更加明显,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互动存在相互吸引的协同定位效应。为了进一步了解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和水平,进行了产业融合的区域、行业和国际比较。从区域比较来看,产业融合程度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产业融合程度越高;从行业比较来看,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比较大,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比较低,中国目前的产业融合是一种结构性失衡的低水平融合;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传统制造业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相互依赖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远小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均值,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产业融合的制造业驱动型特征明显。通过对产业互动融合和空间聚集融合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制造业增加值增长0.064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增长0.867个百分点,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确存在空间聚集协同定位效应,且该协同定位效应受交易成本、要素成本、学习与创新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影响路径和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受到内外部条件的制约。内部制约条件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偏低;制造业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关系不平衡。外部制约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制造业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影响;规制失当和行政垄断的影响;创新驱动体制机制的不健全的影响。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一是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推进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制度创新保障产业融合的发展;二是鼓励比较优势突出的制造业企业实行服务外包,推进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实现服务化转型;三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发展,搭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互动平台;四是改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中国工业食品渠道的逆向重构策略[D]. 凌翼.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2]. “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研究[D]. 李东方. 西北大学. 2016
[3]. 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D]. 文雁兵. 浙江大学. 2014
[4].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D]. 胡洪斌. 云南大学. 2011
[5]. 逆向物流价值链优化方法研究[D]. 郭滕达.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8
[6]. 企业产品服务系统价值流理论与方法研究[D]. 李晓. 浙江大学. 2010
[7].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D]. 刘佳丽. 吉林大学. 2013
[8].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D]. 李静. 南京大学. 2013
[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D]. 杨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10].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D]. 王小波. 湘潭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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