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政府部门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不足是导致2001年美国 9·11悲剧的重要原因，9·11事件之后，部门间信息共享受到各国政府的空前重视，同时也成为公共管理界和信息管理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理论热点。
信息共享的系统研究最早始于文献信息管理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企业信息管理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对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系统研究。文献信息共享研究从起初研究如何提高图书馆馆藏利用率，逐步扩展到研究如何扩大信息的供给范围和响应用户的信息需求[1]。企业信息共享的研究主要涉及双寡头企业、产业集群、战略联盟、供应链等多种情形下信息共享效应的研究。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研究是这些研究的延伸和拓展，本文将回顾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1 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理论模型
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专门研究始于Dawes(1996)的研究，他调查了涉及美国纽约州53个政府部门的254位政府管理人员，在研究信息共享的收益、障碍和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以解释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政策、实践和态度的作用机理的理论模型（如图1）。Dawes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考虑不够，对纸质信息和电子信息没有进行区分[2]。
图1 部门间信息共享的理论模型
Landsbergen和Wolken(2001)研究了电子信息在政府部门间的共享，他们对Dawes的模型进行了拓展，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明确了信息共享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出了支持部门间信息共享的法律的、管理的和政策的方法（如图2）。但是，此项研究只关注了那些技术先进的政府部门，而对信息技术并不熟悉的普通的政府部门关注不够[3]。
图2 信息共享理论模型的拓展
Fillia Makedon等人(2003)研究了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他们指出，电子政务的法则是以假定不同的政府部门乐于通过网络进行合作和共享信息为前提的，在政府部门因为利害冲突而拒绝合作和共享信息时，就需要一个全新的协调机制。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安全内容交换谈判系统”(SCENS:Secure Content Exchange Negotiation System)的共享体系，政府信息用户可以通过谈判就共享条件达成协议[4]。
为了提高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能力，John M.Woosley和 Suzanne D.Pawlowsk(2004)运用认知图(Cognitive mapping)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信息共享中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模型和过程（如图3），主要研究了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信息共享所面临的9个主要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5]。
张四新(2004)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信息资源系统的共享问题，她指出，信息资源系统的共享实质上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共同占有和分配，是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共同作用体，据此她提出了信息共享的生态学模式[6]（如图4）。
Shuang Sun和John Yen(2005)提出了一个信息共享的统一框架——信息供应链(ISC)。信息供应链用来平衡信息的需求与供给，它运用信息需求计划(IRP)方法来推断、计划和满足对有用信息的需求，并提出用满足率(Fill rate)和总成本(Total cost)两个标准来衡量供应链[7]。
Peng Liu和Amit Chetal(2005)对美国联邦政府在9·11事件中暴露出的信息共享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部门不用担心他们的部门利益会因信息共享问题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现有的安全信息共享协议和技术不能为信息共享提供足够的激励。由于现有的信任模型不能支持有效的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作者提出了一个基于利益的信任模型和一个新的信息共享协议，这是一整套集成的信息共享政策[8]。
这些模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描述了不同组织环境和技术环境下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活动，构成了比较系统的系列研究。从概念模型发展到应用模型，一方面反映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给信息共享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高应用性需求的特征。
2 政府部门间信息生态环境研究
Davenport(1997)在其专著《信息生态学：把握信息和知识环境》中运用生态学方法对信息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个信息管理的生态学模型（如图5）。他指出，所有的信息生态都是由3个层次的环境组成的，即信息环境、组织环境和外部环境。信息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信息战略、信息政治学、信息行为和文化、信息人员、信息过程和信息架构。他提出了信息政治学的4种模型，即无政府状态模型(Anarchy)、封建制模型(Feudalism)、联邦制模型(Federalism)和君主制模型(Monar chy)，并强调为了使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组织获得成功，需要发挥政治的力量，允许人们就信息的定义和使用进行谈判[9]。
李美娣(1998)给出了广义信息生态系统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她认为，信息生态系统是信息自身与生命体及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广义的信息生态系统应该包括人和社会环境的内容。广义信息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信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不同的系统要素和系统功能的排列和组合形成不同的结构成分，这些结构成分包括信息子、信息素、信息场、信息链、信息网、信息圈[10]。
Nardi和O'Day(1999)专门研究了使用技术环境的信息生态，突出强调了信息生态中人的核心作用。他们把信息生态定义为在一个特定环境中，由人员、工作、价值和技术构成的系统。他们提出了使用技术环境信息生态的一些关键性特征：a.信息生态是一个部分及其之间的各种联系所构成的复杂系统； b.信息生态具有多样性和持续进化的特点；c.信息生态中的不同部分依据系统中的各种联系共同改变和协同进化；d.信息生态中存在维持生态生存所必需的几个关键性“物种”；e.信息生态具有地域性。与Davenport的观点相比，Nardi和O'Day的研究结论增加了对地域性和关键“物种”的信息生态特征的关注[11]。
图5 信息管理的生态学模型
Adrienne Curry和Caroline Moore(2003)从信息文化学和社会进化论的角度研究了信息管理的环境问题，提出了信息文化进化模型（如图6）。他们认为，信息文化可以用来识别信息在实现组织的业务目标和战略目标中的价值和效用[12]。
图6 信息文化的进化模型
Jane Fedorowicz(2004)从组织间信息生态学的研究视角，给出了组织间信息生态学的定义：在一个局部环境中的一个人员、过程、技术和信息共享行为的系统，具有适应群体过程的特征。同时提出了研究的4个命题：组织问信息共享系统的参与者会适应他们的组织过程和结构；组织间信息共享系统的参与者会进入共同进化的过程；成功的跨边界的信息共享系统使用灵活的过程和技术设计，以确保对包括频发事件的环境变化做出有效反应；适应和共同进化导致组织的和组织间的形态和关系发生变化[13]。
环境研究是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研究的基础，信息生态学为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但是目前的主流研究仍处于对信息环境的描述层次，对信息环境的评价、保护和优化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
3 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学者们从组织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Anitesh Barua和Suryanarayanan Ravindran(1996)在分析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再造组织中信息共享行为，创建一个可以促进信息有效共享的环境[14]。Dawes(1996)分析了信息共享中存在的技术的、组织的和政治的三种类型的障碍、风险和收益，提出了部门间信息共享的理论模型。崔玉香(2002)从信息源、信息传播系统、信息用户、信息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信息资源共享的障碍因素[15]。Keith E.Kolekofski Jr.和Alan R.Heminger(2003)研究了组织背景下影响信息共享目的的信念因素[15]。Asli Yagmur Akbulut(2003)对影响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电子信息共享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17]。David B.Drake等人(2004)研究了公共部门中的科学家子文化、政治家子文化和官僚子文化在部门内和部门间信息共享中的作用和影响，并指出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成员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是信息共享的最大障碍[18]。Soonhee Kim和Hyangsoo Lee(2004)研究了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信息技术三个独立的组织维度变量如何影响电子政府的知识共享能力[19]。Theodoros Evgeniou和Phillip Cartwright(2005)分析了影响组织信息智能水平的行为障碍、过程障碍和组织障碍[20]。表1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4 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共享决策和共享效率的分析，普遍使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共享行为和共享效率的分析框架。
刘强等(2005)使用边际成本证明了政府信息产品的成本次可加性，从而给出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经济学理论根据[21]。
Michael A.Wertheimer(2003)研究了信息共享中的多方决策，建立了自利者的信息共享多方博弈模型[22]。
王晓光(2003)对信息共享效率的内涵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帕雷托最优”并不能完全适用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问题，提出了用联合受益和联合成本作为测度效率的标准[23]。马费成、裴雷(2004)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模型，分析了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信息福利的变化情况和效率损失的原因，提出了效率改进的方案和合理的信息资源共享措施[24]。
穆昕等(2004)建立了两个政府决策单元信息共享的博弈模型，发现信息共享存在“囚徒困境”问题。他们指出，解决信息共享中的“囚徒困境”问题的办法在于IT投资及人员培训的均等、信息共享的长期性和提供信息津贴[25]。
陈宝国、李向荣(2004)对存在信息资源扩展性效用的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决策模型进行了定量的推导和分析，得出了判断是否应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命题和相应的推论[26]。
刘国丽等(2004)指出，在网络时代普遍存在信息所有权的冲突，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讲求权利的相互性而不是排他性，是平衡信息垄断与信息共享之间冲突的关键[27]。
表1 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影响因素的主要研究成果比较
作者影响因素的类型影响因素的内容
影响的对象
Barua组织因素 组织前景、社会导向 组织信息
(1996)
IT因素 IT资源的公平、结构化的通信 共享效率
技术因素 技术不相容、数据结构不一致
Dawes组织因素组织的自利、支配性的专业结构政府部门间
(1996)
的信息共享
政治因素 影响决策、组织的判断力、计划优先
信息源 信息庞杂、信息污染、信息分布
崔玉香
传播系统 共享观、网络、软件网络信息
(2002)
信息用户心理、能力、语言资源共享
信息环境文化、管理、资金
关于信息的信念 类型、数量、价值
Kolekofski人际关系的信念 他人的接受程度、自利、互惠信息共享
(2003)关于组织的信念 组织规范、既定的改革目的
关于任务的信念 相关联的事物
电子信息共 收益、成本、风险、兼容性、复杂性
享的特征
政府部门
Akbulut 部门的特征 IT能力、一把手的支持、部门的拥护、规模 间的电子
(2003)外部影响、政策／法规框架、部门间的信 信息共享
环境的特征任、关键阶段、系统范围内的拥护
Drake组织文化科学家子文化、政治家子文化、官僚子文化
公共部门间
(2004）
的信息共享
Kim 组织文化
愿景和目标、信任、社会网络 知识共享
(2004)
组织结构
集权程度、正规化、薪酬体系的业绩 能力
信息技术 基础和应用、最终用户的关注点
Evgeniou 行为障碍
确定的偏见、平衡创造性和生硬数据的困难 组织的信
(2005)
过程障碍
失败的问题定义、研究的刚性息智能水平
组织障碍信息不对称的误用、新来者综合症
5 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研究已经有比较系统化的系列研究，建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大量运用了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呈现明显的学科交叉性；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紧密，特别强调研究成果在实际中的应用；电子政务的发展不仅为信息共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和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带来了新的问题。
我们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课题有：电子政府信息共享环境的评价与优化；纸质信息共享和电子信息共享的比较研究以及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研究；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研究。
标签：组织环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