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羁縻州“虚像”及其制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像论文,宋代论文,制度论文,羁縻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羁縻的形式历朝历代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唐宋两代实行羁縻府州制度，这没有大的疑问。但是，与唐代相比，宋代羁縻州制度发生了许多变化。从行政制度来讲，唐代有羁縻府和羁縻州，宋代只有羁縻州，另有性质相近的溪洞州等。唐代羁縻府州的范围包括北方和西北、西南诸地，宋代羁縻州则只存在于南方主要是西南地区。再者，唐代有羁縻州的准确数字，《唐会要》卷70载“羁縻之州八百”，《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羁縻府州数为856个；宋朝没有类似的整体统计数目，诸书所载各地所属羁縻州数也不全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总数已减少很多。《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说：“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是对唐代羁縻府州制度形成及其特点的一个概括。宋朝也没有类似这样整齐的“制度”，所谓“羁縻州”非但不完整，而且前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宋代边政研究中的一个易被忽视或误解的方面。
记载宋代羁縻州情况的典籍主要有宋太宗时期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宋仁宗时期曾公亮等的《武经总要》、神宗时期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元代脱脱总纂的《宋史》。从记载羁縻州的史料来源看，《太平寰宇记》主要采自唐代并补充以少量宋初材料，其他三部典籍则是新旧并存。据诸史籍，宋代设置羁縻州的地方主要有：益州路（成都府路）黎州、雅州、茂州、威州；梓州路（潼川府路）戎州、泸州；夔州路黔州、施州及渝州；荆湖路北江、南江流域；广南西路宜州、邕州。但是，诸书所载只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宋代羁縻州零散而模糊的印象。
从动态的眼光来看，宋代的“羁縻州”因时因地情况大不相同。史籍所载的部分羁縻州入宋以来已名存实亡，仅具名而已。北宋中后期，宋朝有过两次“开边”活动，部分羁縻州此后不复存在。只有夔州路黔州和广西路所领羁縻州，两宋时期变化不大，但也受到“开边”的影响，局部波动不小。夔州路黔州所领羁縻州主要分布在今贵州地区，《元丰九域志》卷10载，黔州领有羁縻州49个；《宋史·地理志五》载绍庆府（旧黔州）所领羁縻州数同，并记“南渡后，羁縻州五十六”，有所发展。宋广南羁縻州集中在广南西路，主要“开拓”有二：一是宋仁宗时侬智高事变平定之后，“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凡五十余所”，①对当地的羁縻州重新做了规划。二是宋徽宗“祟宁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②大观元年(1107)十二月，别置黔南路。大观三年(1109)三月，并黔南路人广西为一路，以“广西黔南路”为名，次年五月恢复了“广南西路”的旧名。黔南路的设置是徽宗“开边”的重要插曲，置而旋废，表明徽宗年间“开边”政策举止失措之态。当时的北方变局已不容宋朝政府再保持有经营南方新开之边的奢望，新开初郡县便纷纷恢复原状了，南宋时广西路之羁縻州保持了强势格局。
夔州黔州和广西路所领羁縻州虽有波动，但在宋代始终存在的史实是清楚的，毋庸多议。以下对入宋以来“名存实亡”和北宋以后“不复存在”的两类羁縻州情况分别予以论述。
二
部分羁縻州入宋以来已经基本上没有与宋朝政府发生关系，其实是名存实亡。史籍所记，或存古、或相承而已，黎州、雅州以及戎州所属大部分羁縻州均属此类。
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太平寰宇记》卷77载，黎州“旧统制五十五州，皆徼外生獠，无州县，羁縻而已”，实载54州，与《旧唐书》同。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黎州都督府共有53羁縻州，实载52州名，注明有“开元前置”、“开元十七年置”、“大和以前置”字样。《武经总要》前集卷19载，黎州羁縻州“长安中割洪源越巂之阳山置州，取沈黎为名。旧领羁縻五十四州（原注：今并荒梗不通），西控吐蕃，南捍蛮界”。既已“荒梗不通”，那么所谓黎州羁縻州在宋代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元丰九域志》卷10和《宋史·地理志五》所载隶黎州羁縻州与《武经总要》同。黎州附近，“其城西临大渡河，河西则生羌蛮界，东南至粟蛮部落二百里”，③所谓东南乃今凉山地区，河西则是今四川甘孜地区，“旧领”羁縻州均阻隔在大渡河之外。
雅州（治今四川雅安），《太平寰宇记》卷77《剑南西道六》载羁縻州数为46个，分属和川路和夏阳路，所载雅州西至羁縻罗岩州界380里，其羁縻州分布当在其西和西北方向的今甘孜、阿坝两州范围之内，宋代称为“西山野川蛮部”。《武经总要》前集卷19载雅州领羁縻州数也为46个，亦记雅州“西陲行三百六十里蛮界罗岩州”，与《太平寰宇记》所用材料来源当同。《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雅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共57个，有小注分别说明“天宝前置”或“开元后置”，罗岩州下注云“初隶黎州都督，后来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载，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甲午，“雅州西山野川蛮首领马令膜等”曾来朝贡；又记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一月癸酉，“雅州砂平路罗岩州蕃部王阿黎等十八人来朝贡”，因其始通，“诏授阿黎怀化司戈”。④《宋会要辑稿》记哲宗元符三年(1100)五月二十八日，“诏雅州碉门寨蕃部元寿承袭怀化司戈”。⑤雅州诸族与宋朝政府的联系是微乎其微的，“荒梗不通”在这里同样存在。称“蛮”而不以“州”称，正是羁縻州“失忆”的表现。自唐末以来，黎、雅间就有所谓“浅蛮”三部落在活动，胡三省说：“黎、雅西南大山长谷，皆蛮居之，所在深远，而三王部落居近汉界，故曰浅蛮。”浅蛮依违于唐与南诏之间，被称为“两面羌”。唐乾宁四年(897)，王建镇西川后，绝其旧赐，并将与其暗地往来的押牙山行章斩首，于是“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⑥黎、雅之羁縻州其实已不复存，所谓“玉斧划界”⑦的传说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梓州路戎州（治今四川宜宾），《太平寰宇记》卷79记所属有63羁縻州，除“天宝后没入蛮境”的16州外，“其余虽有名额，原无城邑。散在山洞，不常其居……其军设并官中优赏等并废多时”，如在石门路的12州，不过“相承在图经上标名额耳”。又记戎州“原管蛮夷州县，今并废存而不去者，要知古迹而已”，“废存”并记，保存“古迹”之意甚明。《宋史·蛮夷传四》称这些地方为“叙州三路蛮”，分别为南广蛮、董蛮、石门蕃部。马湖江四州其酋董氏，故称董蛮，宋初贡马，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没有以羁縻州的面貌出现。宋仁宗时曾公亮等上《武经总要》前集卷19载戎州“唐置中都督府，管羁縻州三十”。《宋史·地理志五》载叙州（戎州）辖有羁縻州数同，并注明其中有建、照等14州“皆在南广溪洞”；商、驯、浪川、骋四州“皆在马湖江”；协、切骑等12州“皆在石门路”。马湖、石门两处如前，羁縻州皆无存。只有南广溪洞部分羁縻州还听宋“朝命”（下详），符合宋朝的实际情况。
三
北宋中后期，宋朝政府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开边”活动，集中在神宗熙宁(1068-1077)和徽宗崇宁(1102-1106)至政和(1111-1117)两段时期。两次开边使宋朝政府与西南边疆民族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宋政府把原先一些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了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羁縻州不复存在，包括：成都府路的威州、茂州，潼川府路的泸州、戎州（叙州）以及夔州之施州，荆湖路的北江和南江地区。地域广阔，情况各异。
成都府路茂州（治今四川茂县），两《唐书·地理志》均载茂州都督羁縻州10个，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新析置30余州。《太平寰宇记》卷78载云“茂州都督府羁縻州十”，其中有9州相次进为正州，此袭《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武经总要》前集卷19载“茂州都督府”管羁縻州17个，材料亦源自唐代无疑。《宋史·蛮夷传四》所记的“九州蛮”为“茂州诸部落”，《宋史·蔡延庆传》记为“茂州羁縻州蛮族九”，而《宋史·地理志五》记为茂州“领羁縻州十”，同名者仅5个。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3明确指出：“茂州旧领羁縻九州，皆蛮族也。”是“旧领”，并非宋置。《长编》亦记为“旧领羁縻九州，皆蕃部也”。⑧皆乃旧闻而非实录，难免牴牾。宋神宗和徽宗时两次“开边”，茂州羁縻州也受到波及。熙宁八年(1075)，宋在“居群蛮之中”的茂州筑城，引起战端，双方有过多次“和誓”。政和六年(1116)前后，“茂州夷”相继内附，茂州羁縻州不复存在。
成都府路之威州，原唐维州（治今四川理县薛城乡），宋景祐三年(1036)，以与维州声相乱而改名，所属有保州和霸州两个羁縻州。政和三年(1113)，在知成都府庞恭孙的“招纳”下，二州酋领董舜咨、董彦博均“纳土”归附，遂以董舜咨保州地为祺州，董彦博霸州地为亨州，各授予官职，成都给居第和田土。⑨宣和三年(1121)，亨、祺二州并寿宁军、延宁军皆废为“砦”或“堡”，⑩隶于威州。至此，结束了岷江上游羌族羁縻州的历史。南宋王象之编撰的地理志《舆地纪胜》不再记威、茂二州领有羁縻州，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
宋潼川府路即梓州路，羁縻州分属泸州和戎州（叙州），戎州所属已见前述。然而戎、泸二州紧邻，史籍所载往往连累而及。《太平寰宇记》卷88载泸州都督府“元管溪洞羁縻州”16个共56县。除二州无户数外，其余14个羁縻州共有641户，州数与《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同。宋真宗时镇压“泸夷”斗望反叛，原唐代戎州都督府南广溪洞内的“移、悦”等11个羁縻州与宋军合作。(11)后来谏官余靖说：“臣窃闻戎、泸二郡，旧管羁縻四十余州，皆以土豪累世承袭，为其刺史。今之听朝命者，十不存一。”(12)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5)，宋军夺得其地，“募人垦耕，其属夷已联为保甲”，(13)因置清井监隶泸州。元丰(1078-1085)中，宋置“泸南缘边安抚司”，管束“新边”夷人。徽宗时“开边”，戎泸地区一度建有滋、纯、祥三个正州，不久均废，此不赘述。政和四年(1114)，改戎州名为叙州，改僰道县名为宜宾，清井监升置建为长宁军。于是，“纳溪后蓝、顺、宋、纳四州，并安乐、武都等夷人输款纳租，把拓边界”。(14)王象之记：“长宁自监升军，环羁縻十州四十六县之地，外邻蕃蛮，内接泸戎。”(15)政和五年(1115)正月，“泸南晏州夷反”事平后，“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二千里”，于是画疆亩，募人耕种。《太平寰宇记》卷88载宋初管汉户和僚户各2400余，元丰以来户数大增，崇宁时几近十倍于此，正是“开边”的成效。自此，该地羁縻州不复存在，其中也包括北宋时期泸州所属曾一度新设羁縻姚州和归徕州。(16)
夔州路之施州。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9，夔州路施州领羁縻州五个，即西高州、富州、顺州、奉化州、天赐州，其中富州、顺州、天赐州在荆湖北江羁縻州中可得其名，两者紧邻，在一个羁縻州群区域内。《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都没有施州羁縻州的记载，应乃“开边”实际效果的反映。崇宁三年(1104)七月二十五日，中书省枢密院奏皇城使康州刺史知施州史宗咏申：“承枢密院札子，夔州路转运司奏昨被旨进筑施州城寨，今已建两寨五隘七铺，开拓地土疆界近五百里。”(17)熙宁时期“开边”情况或有失载。此外渝州（恭州）领有一个羁縻溱州，熙宁八年(1075)九月有“渝州獠贼菊曩二、木琴、木斗等二十余族犯边”，在宋大军的攻击下，僚人首领木斗“举溱州地五百里来归”，(18)宋在其地新置南平军，羁縻溱州不复存。
荆湖北路羁縻州分布在北江流域和南江流域。北江羁縻州主要在沅水下游地区，更主要集中在其支流酉水一带。《武经总要》前集卷20载北江溪洞州即羁縻州共36个，《元丰九域志》卷10载数同。北江羁縻州又被称为“誓下州”，源自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楚国击败溪州彭氏，双方订立“天福盟誓”，楚对溪州实行羁縻统治。溪州彭氏通过盟誓，也确立了自己的盟主地位，成为都誓主，其他羁縻州成为“誓下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八一载：“初，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宋初，誓下诸州逐渐“内附”，溪州彭氏是其中“最大者”，“北江诸蛮隶辰州，在黔之西南，阻五溪，汉黔中地，为羁縻州三十六”。(19)此当指大者而言，北江地区宋代存在过的羁縻州数实不止此。(20)嘉祐二年(1057)，彭氏出现内讧，久而未决。宋朝廷接受辰州布衣张翘于熙宁四年(1071)开拓南、北江的建议，乃以章惇制荆湖蛮事，废都誓主制，虽元祐初年恢复了都誓主，但已衰弱而无什么影响了。荆湖两路原羁縻州陆续为宋朝政府开拓成为直属州县。(21)
南江地区主要指沅水中游一带，亦即其支流的儛水、辰水流域。“南江，本唐叙州，五代失守，群蛮擅其地，虚立州名十六，国朝并隶辰州，许令贡奉。”(22)《武经总要》前集卷20有南江20羁縻州，其中有14州与《元丰九域志》同，南江地区羁縻州数共有24。《元丰九域志》卷6沅州下有记，熙宁七年(1074)收复溪峒黔、衡等十七州，“即唐叙、锦、奖州地置州。治卢阳县”。熙宁七年四月丙戌诏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即所谓“收复”南江羁縻州地设置。南江羁縻州主要分属三支不同姓氏集团，据《文献通考》卷328《盘瓠种》载“南江诸蛮”，舒氏有叙、峡、中胜、元四州，田氏有蒋、锦、懿、晃四州，向氏有富、鹤、保顺、天赐、古五州，共列13州。另有可考者，此不详述。(23)三姓虽彼此不时有争，然也大体能维持均势。熙宁三年(1070)，南江之“硖州峒酋刻剥无度，蛮众愿内属”。(24)熙宁六年(1073)正月，“章惇言：辰州南江溪洞尽以内属，其新归地自西以北，环数千里，依险团族甚众，遣官于懿、峡、富、锦、黔州分建城寨。是月，石鉴言：峡、富等十七州首领舒光秀等与蛮一知五百余人纳器甲归朝，已劳遣还其地。悼又言：辰州南江知州管内军衙首领等，各乞纳土为王民。”(25)宋王朝政府新设沅州以统之，下辖三县，南江羁縻州基本不复存在。
此外，在荆湖路还有对羁縻诚、徽州的开发，二州初在新设沅州治内。王象之引北宋末《图经》记后周时，杨氏据此地十洞，世袭其职，为羁縻诚、徽二州。(26)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首领杨氏多人相继归附宋朝。元丰三年(1080)以徽州为莳竹县，元丰四年(1081)建正州诚州，招纳原溪峒民入州县“团籍”，编入了当地的保甲体制；“许百姓置田”，(27)纳入了土地私有制的范围。后来进而将所属溪峒各姓首领“补充班行”等，使之“事体一同”。(28)诚州数易名，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为靖州（治今湖南靖州县）。另外还有如熙宁年间“开梅山”（今湖南安化、新化一带）一类对溪峒蛮的一系列行动，成为“开边”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开边”政策被全盘否定。《长编》卷453载，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十六日丙午，辅臣面奏：“乞以湖北之渠阳寨复溪洞之诚州，补其旧族杨光潜之子昌达为刺史。”刘挚说当时“议者争言欲弃其地，朝廷重其事，故废诚州为军，余裁废有差”。《宋史·蛮夷传一》载元祐初傅尧俞上奏要求废罢沅、诚二州，旋废诚州为渠阳军，沅州不废。是时诸蛮复叛，遂诏谕两湖及广西路：“国家疆理四海，务在柔远。顷湖广诸蛮近汉者无所统一，因其请吏，量置城邑以抚治之。”自后，五溪郡县弃而不问。元符三年(1100)十月十四日徽宗敕，将荆湖、广西所新开的道路和新置堡寨等“无用”而并予废罢。(29)罢废之后的原羁縻州地，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致使“蛮夷叛服不常”，南宋嘉泰三年(1210)湖南安抚赵彦励乃上言建议重立酋长以镇抚之，“以蛮夷治蛮夷”。(30)遂有“湖南溪洞总首”的设置，而羁縻州则不再重设。
四
从宋各地的“羁縻州”存废情况及其变化可以看出，宋代的“羁縻州制度”虽承袭唐代，但不像唐代那样较为规整，治理方式也并不固守于一。宋代没有整齐划一的“羁縻州制度”，政策诏令的针对性很强，因时因地有所不同。如北宋中期广西侬智高事件平定之后，“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对当地的羁縻州进行了重新规划。北宋末平定梓州路“泸夷”之乱后，对当地的地方行政做了重新设置调整，将部分羁縻州纳入直接管辖的范围而未再重置羁縻州。又如范成大说，宜州管下的羁縻州中，“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与他州洞不同。特命其首领莫氏曰刺史。月支盐料及守臣供给钱”。(31)再是，羁縻州之封赐名号等制度性问题各地差异很大，如宋兵部官员所说：“溪洞知州、蛮官赐名目，只出官告，其例不一。”多因其旧而授之。例如，西南蕃首领龙彦瑫于乾德五年(967)遣使来贡被授为“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蕃落使”，而其有前朝名号“知西南蕃南宁州蕃落使”；雍熙二年(985)九月，“蕃王龙汉璿自称权南宁州事兼蕃落使”遣使来贡，“并上伪蜀孟氏所给符印，请降真命”，诏授其为“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太平兴国六年(981)六月十一日，以董绍重继为“检校司空使持节保州诸军事、保州刺史”等职，成都府路威州所属保州为唐开元中所置羁縻州，“绍重则部人之自相承袭者，继来请命，朝廷皆因而授之”。(32)因袭前职而授，均表现出政策的承袭性和一定的随机性，具有“因俗而治”的特点。
“治理方式”不一，比较前面所论及的成都府路威州、茂州所属两类羁縻州就很清楚。两州虽然相邻，但情况却很不相同。在威州，宋朝政府长期保持了对其所属羁縻保州、霸州土刺史的任命，是“标准的”羁縻州。但茂州旧领的羁縻州首领则不须宋朝政府的任命，不过沿袭唐代州名且予以默认而已，“羁縻州将”甚至“各佩唐印”。(33)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3记“蛮自推一人为州将，治其众，州将常在茂州受处分”，亦即到茂州接受当地官员的指令，随意性很强，对于时常发生的双方争执和纠纷，则“与之讲和而誓，习以为常”。(34)既无官封，又无进贡，但它们在宋代史籍中都被认作羁縻州，二者的差异，反映了羁縻州统治的不同方式。南宋赵昇(35)《朝野类要》卷1《羁縻》：“荆、广、川峡，溪峒诸蛮及部落藩夷，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为羁縻州。”对羁縻州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受王朝官封，一是时有进贡。如果用这两项或者是其中一项作为判断标准，宋代的羁縻州制度显然是残缺不全的。反过来说，如果以被称为羁縻州的情况来看，这个标准就不能完全成立。
由于朝廷缺乏对羁縻州的全局性政策规划，资料来源不同，各书所载颇有出入，没有总体的统计数字就很容易理解。宋代各地的羁縻州前后变动甚大，反映出宋王朝与羁縻州关系的不确定性。一些羁縻州入宋以来本来就不存在，数次“开边”更使许多地方的羁縻州不复存在，史籍辗转相承，并不一定可靠。至于南宋时期，除广西路和夔州路部分地方外，其他地区的羁縻州已经消亡或名存实亡。《太平寰宇记》取材基本来自前朝，《武经总要》所记亦有如《四库全书》馆臣批评是“诸番形势，皆出传闻”，两部典籍多袭用唐边陲行政区名如“都督府”不改。《元丰九域志》和《宋史》等史籍未能明辨于此，误解就难以避免。所以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史籍所载的宋代羁縻州是一个模糊而又扩大了的“虚像”，未能反映南宋时期羁縻州存废的实际情况。
如前所述，宋代所谓的羁縻州有许多并未受官封，也并不进贡。相反，有许多部族首领既受官封，也要进贡，但并不实行“羁縻州”制度。例如，地处大渡河之南（今四川凉山州）称为“东蛮”的邛部、两林、丰琶三部族，(36)与宋朝政府的往来密切，按规定或三年、或五年一贡，朝廷赐予各级首领归德、归化将军或司戈等封号，然却并未以羁縻州视之。应该注意的是，无羁縻州不等于不实行“羁縻”统治，不过形式不同而已，羁縻州仅是宋代羁縻统治的形式之一。羁縻统治形式的多元化正是宋代边疆民族政策的一个特点，所谓并不完整的“羁縻州制度”也非本文所能概全，此又另当深论了。
注释：
①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页。
②《宋史》卷493《蛮夷传》。
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7。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卷720。
⑤（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四，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司戈”为唐代左右诸卫下级武职，是一种“归降官位”（见《唐会要》卷100），宋代亦用来授予来归或有功的外蕃部族首领，均不是羁縻州的职封名号。
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1，乾宁四年“是岁”条。
⑦《宋史》卷353《宇文常传》载：“政和末，（宇文常）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与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关于这一传说的记载多见于宋代文献中。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4，熙宁九年四月戊戌条。（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49将“茂州旧领羁縻九州”放在“古迹”之下。
⑨参见《宋史》卷311《庞恭孙传》，《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十六。
⑩参见《宋史》卷89《地理志五》，“茂州”、“威州”。
(11)参见《宋史》卷496《蛮夷传四》。其中羁縻悦州《太平寰宇记》卷79记属戎州南广溪洞，《宋史》卷89《地理志五》记属泸州。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乙酉条。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甲子条。
(14)《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十一。
(15)（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6《长宁军·风俗形胜》。
(16)羁縻姚州为庆历年间置授，羁縻归徕州为熙宁年间置授，均为乌蛮部族。北宋末以降，分别称为罗氏鬼国、阿永蛮，首领被称作鬼主、蛮王等，都未再以羁縻州面貌出现。参见刘复生：《僰国与泸夷》，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13-118页。
(17)《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九十三，《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九之十九。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8，熙宁八年九月庚午条，《宋史》卷334《熊本传》。
(1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8《盘瓠种》。
(20)参见马力：《北宋北江羁縻州》，《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21)安国楼在《试论宋代对羁縻州的官封》一文中已经注意到，“荆湖路边区的羁縻州到南宋时已不复存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2003年。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条。
(23)参见马力：《北宋南江地区羁縻州考》，《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条。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熙宁六年正月壬申条《考异》引宋国史《神宗史·南江传》。
(26)参见《舆地纪胜》卷72，“靖州沿革”条。
(27)《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八十七。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甲子条。
(29)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九之十九。
(30)（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37《御边》。
(31)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第179页。
(32)《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十、五之十一。
(33)《舆地纪胜》卷149《茂州·风俗形胜》引《图经序》。
(34)（宋）杜大珪编：《琬琰集》下编卷16《冯文简公京传》。
(35)据旅日学者王瑞来考证，《朝野类要》编者应为“赵升”而非“赵昇”，江西人，见氏撰《〈朝野类要〉编者赵升考》，宋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成都。
(36)关于东蛮三部，《宋史》卷496《蛮夷传》、《宋会要辑稿》蕃蛮夷五等多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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