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学论文,框架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东亚模式的评价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东亚成功的三种学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一些经济学家从东亚经验中概括出了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一时间它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楷模，“21世纪将是东亚经济的时代”成为当时流行的看法。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克鲁格曼首先对“东亚奇迹”提出疑问，此后持不同意见者逐渐增多，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最终使流行的学术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原先占主导地位的三种学说遭到批判和否定，人们也普遍看淡东亚经济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的分析方法开始介入东亚模式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演化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东亚发展观持反对态度的两种新学说。本文通过对这两种新学说的整合，提出了重新理解东亚模式的一种新框架。
一、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分析方法的理论渊源及其基本分析框架
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分析方法是目前正在兴起的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坚决反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其发展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主题：第一，制度重要。制度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没有制度就不可能有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交互行为。第二，经济只是社会文化复杂关系网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制度就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方面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化过程。因此，他们不仅反对以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而且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注：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有很大不同，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对于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了同样的关注。第三，历史重要。这里的“历史”并非简单地指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把经济过程看做是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因此，他们拒绝主流经济学所谓任何短暂发展基本上是可逆的这种不现实的假定。第四，制度多样性。制度变迁是一种把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由于它自身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因此制度演化对每个社会来说基本上是特异的。制度多样性说明了每种体制的优势将与劣势同时并存，在一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并不一定在另一国产生令人满意的绩效，帕累托最优境界是不存在的。正是基于以上四个基本主题，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分析方法通过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他们在分析框架上形成了相当不同的概念体系。
调节学派发端于法国巴黎，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调节(regulation)”这个概念在法语中更接近于系统论的含义：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正如Jessop指出的，“调节”这个动态概念意在强调，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调节学派虽然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的重要性，但拒绝后者对经济行为者能动性的忽视。他们认为，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做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因事而变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方式的突现性系综。20世纪80年代，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十年来，调节学派的发展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经验分析的范围上，他们已突破了局限于美欧国家的做法，扩大到对转型经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第二，理论发展突出了调节空间(space of regulation)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把注意力从给定空间的调节转移到调节空间的积极创造上，而且，他们对调节空间的兴趣已从民族国家转向调节空间的多梯级(multiscalar)性质上（注：Jessop,B.,Twenty Years of The Regulation Approach,Socilogy Department,Lancaster university,2001.Source:http://www.comp.lancs.ac.uk/sociology.）。
创新体系分析方法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于熊彼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熊彼特”在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研究上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创新体系文献作为其组成部分，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和地方等如何通过建立独特和多层级创新体系以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创新体系文献的基本假定是，世界经济的演进已大大降低了自然资源禀赋、低工资成本和价格削减等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使新产品创造、产品质量改进和以新的方式进入特定市场的能力愈来愈重要，这种变化已使知识创新成为全球竞争的关键性因素。但知识创新并非是个人或单个企业的事情，而是一种集体性的交互学习过程，它取决于非常广泛的相关知识的积累与发展。正如波拉尼所指出的，这些知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可整理知识与意会性(tacit)知识。可整理知识是指可以用语言和符号表达且易于交流的知识，而知识的大部分却是无法言传的，它主要是通过实践和实例来学习，正如凡勃仑和尼尔逊等所指出的，产业技术中相当大部分的技能属于此类，这被称做意会性知识。由于信息革命极大地方便了可整理知识的传播与吸收，由此所引起的模仿与竞争已使竞争力维持的时间大大缩短。相反，意会性知识无法以信息的形式加以传输，难以为竞争对手所模仿，因而对于维持竞争力更为基本。意会性知识的发展依赖于经常的和面对面的交流，它是胶粘于特定空间的知识形态。所以，在知识创新过程中，意会成分越多，相关行为者在地理、文化、社会关系和组织等方面的亲和力就越重要。当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亲和力时，我们就会发现，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知识经济中，这种亲和力在不同层级上就表现为从地方经由国家再到区域等多维知识创新体系。
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的分析方法分别运用上述框架对东亚经济进行了研究。在调节学派中，2000年由老资格的代表人物Boyer编辑出版了《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调节主义的理解》，这部书是该学派对东亚经济个别国家进行研究的力作；但就东亚模式而言，更具代表的工作则是由该学派新秀萨姆(Sum,N-L.)自1994年以来所完成的。创新体系分析方法的起源和发展与东亚经济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渊源，因为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就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费里曼在研究战后日本经验时所提出的；此后，尼尔逊等在《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1993)这部著作中，挑选了1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案例研究，其中就包括了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对东亚模式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和综合；在这方面，笔者已发表的论文（注：贾根良：《创新体系与东亚模式的精髓》，《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努力。因此，本文将以萨姆和笔者的论点作为两种方法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展开研究。
二、调节学派论东亚模式
我们认为，为了研究东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定性质，调节学派在分析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经验时所使用的概念就应该加以修正。例如，我们无法运用“外围福特制”这个概念理解东亚发展的历史过程。“外围福特制”是指发达国家利用第三世界的低工资成本进行生产，而又使其劳工无法享受原有福特制下的各种福利与工资待遇。按照Houweling的最新研究结论，东南亚国家作为制成品加工者只不过是其早期历史上原材料供应者身份的翻版，这可以看做是跨国公司从事“外围福特制”生产的结果；但东北亚却通过打入生产者市场并在出口市场上实现对制成品生产的价值链进行控制，基本上达到了对“核心国”进行追赶的目标（注：参看Henke,H.,et al.(ed).,The end of"Asian model"?John Benjaminspublishing Company,2000.）。所谓东亚奇迹实际上只是就东（北）亚“新兴工业化经济”而言的，它并不包括东南亚国家。为了抓住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作为后发资本主义的特定性质，萨姆提出了与“外围福特制”相对应的“出口主义”概念，以概括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萨姆对世界体系学派学者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该书的主要目标是分析大西洋福特制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积累，阿锐基把东亚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纳入到战后福特制和后福特制的一般发展模式之中，同样忽视了东亚出口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定性质。
出口主义这个概念可以使我们探讨东亚地区的资本积累在全球—国家—地方上相衔接的空间结构。出口主义意味着增长方式是外向的而非自我为中心的，需求和消费超出了地方、国家或准国家资本的控制，其调节或多或少与国内消费没有结合起来；相反，它把其生产与跨国和全球规模上的再投资相联系。出口主义积累体制的良性循环是从（为出口的）投资、实际生产到利润的有效实现，再到利润转化为再投资；消费本身是灵活的，它受制于积累体制的出口能力和国际贸易条件。就此而论，调节的压力就落在了供给方要素的灵活性上，即企业内和企业间在组织上的灵活工资、灵活时间和灵活空间。由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各种因素使东亚地区出现了为全球化市场进行生产的机会，出口主义的生产加快了技术转移的步伐。在东亚地区，这首先是从低成本竞争战略起步的，它诱导了灵活泰勒制（灵活时间和灵活工资）劳动过程的出现，这种过程常常通过分包制、包买制和家庭生产加以组织，并按照国外技术进步和国内学习能力不断地重新加以定向，萨姆把它称做“灵活模仿生产”。这种灵活泰勒制在区域内的扩散成为灵活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造就了金融危机之前区域内的生产秩序，并使金融秩序与之相配合。
萨姆把东亚出口主义积累体制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广场（1965～1985年）和后广场（1985～1995年）时期，这种划分是以1985年日美所签署的“广场协定”作为标志的。由于后广场时期是前一时期投资—生产—再投资增长逻辑的深化，并且，与前广场时期单独依靠出口导向的民族经济和全球循环相衔接不同，后广场时期的出口主义积累体制具有更复杂的多梯级调节模式的特征。因此，萨姆的研究就集中于后广场时期（注：Sum,N-L.,An Integral Approach to the Asian"Crisis",Capital & Class,#74,2001.）。就生产秩序而言，1985年的“广场协定”导致了日元的升值，这使日本资本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出口品价格失去竞争力；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剩余资本更快的增加。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日本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把其生产分包网络扩大到整个东亚以及作为外围的东南亚地区。在以日本为主导的灵活空间网络带动下，东亚“四小龙”也加入了这种扩张过程。区域内产业开始形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通常我们所说的“雁形模式”就是区域内分工这种生产秩序的形象刻画：日本集中于高技术和R&D；韩国和台湾从事与中间产品相关的高附加值的OEM（原初设备制造）；香港和新加坡成为服务中心；而低附加值的产品则来自东南亚国家。这种以日本为主导的生产秩序得到了由美国所支配的金融秩序的补充。由于出口主义偏向于生产和“追赶”的性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强烈地倾向于在技术升级和市场生境的开发上进行大量投资，但由于它们主要是出口到美国市场，利润较低，这无疑限制了再投资的规模，因此，出口主义的良性循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贸易和融资。在这方面，美元区体系通过稳定进出口价格和提供外部融资，扩大了东亚地区的外部贸易，对东亚地区的生产秩序起到了补充和稳定的作用，从而在后广场时期使出口主义发展模式的生产秩序与金融秩序产生了“结构的连贯(structured coherence)”。
然而，尽管存在着“结构的连贯”，但这种生产—金融秩序至少在三种形式上存在着危机的倾向：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过度借贷；汇率机制缺陷。这种结构上的脆弱性由于以下事态的发展而加剧：中国大陆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出现；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5年的日元贬值；区域内信贷危机，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萨姆在对东亚金融危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之后，他认为，调节学派的研究重点应从危机分析转向目前在积累体制上重新结构化的问题。为此，他提出对全球—区域—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思考，这包括：生产、金融和商业流通之间的新关系是什么？使现有生产、金融和贸易联系得到重组的结构性约束和机会是什么？目前萨姆对这些问题尚未作出明确的解答。但就东亚调节模式转变的内在基础来说，萨姆隐含地提出了从李嘉图向熊彼特工作福利体制转变的问题（注：Sum,N-L.,Tranlating the Regulation Approach:An Analysis of theTemporal-Spatial Reach of East Asian Exportisms,Working Paper presentedto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ists organised by theCouncil of Europen Studies,March 30-April 1,2000,Hilton Hotel,Chicago,USA.）。他认为，“灵活模仿生产”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低成本积累战略典型地与李嘉图工作福利体制相关，这种体制使穿透公私分界的灵活“国家”形式具有如下能力：通过灵活工资、灵活时间和灵活空间调节劳动市场；导致了围绕国际分包自发组织的企业组织网络；在公私部门之间便利了相互学习。然而，随着东亚企业进入到技术更高级的国际分工网络，一种新形式的竞争就出现了，这就是基于过程、产品和组织创新的竞争，能够促进这种竞争的调节政策就基于熊彼特工作福利体制，它能在更大程度上推进集体学习，提高出口主义经济的结构竞争力。萨姆认为，就整个东亚地区来说，出口主义发展时期供给方调节的基础就是上述两种工作福利体制的混合。为了推进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和再投资，新的竞争战略必须建基于向熊彼特工作福利体制的转变，这将成为东亚调节模式未来创新的基础，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讨论正是创新体系分析方法所从事的工作。
三、创新体系分析方法的东亚发展观
与调节学派一样，创新体系分析方法对东亚模式的研究，也是从批评阿锐基等世界体系学派学者开始的，这种批评主要是集中于该学派理论结构的缺陷，而不仅仅是概念体系运用于东亚经验时不相适应的问题。笔者认为，世界体系学派对东亚经济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论据，即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在世界体系的演进中可以交替领先，这一洞见自然为我们所认可，因为它与我们对世界史的经验观察颇为一致。世界体系学派还指出，单一因素无法解释这种“长世纪”的交互替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重心的历次转移都是由经济、地缘政治、军事、文化和技术等各种复杂因素交互耦合的结果。无疑，这一看法对该学派提出了发展一种复杂系统理论的挑战。然而，正如沃勒斯坦在1997年所指出的，世界体系学派目前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分析而非理论，它正面临着终结的危险。由于缺乏理论创新，该学派的大多数著述不得不依赖于传统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未能正确处理结构与能动作用的辩证关系，偏向于强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世界体系学派有关东亚的论述对其内部原因语焉不详，不能不说是受其影响所致。根据批判现实主义（注：贾根良：《批判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视野》，张仁德等著《新比较经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关系是互为因果而非传统的结构主义理论所谓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是因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由国际关系、制度规则和各国地位所构成的，这种结构依赖于世界各国有目的的行为，正是由于相关各国有意识行为的能动作用才使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条件作为无意识的结果发生着改变。因此，在考察相关国家或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所占据地位的变化时，就不能只考察既有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及其所产生的机遇，还必须深入研究相关各方特别是在既有体系中处于半边缘地位的国家或地区的能动作用。而要考察国家的能动作用，就不能像弗兰克那样把制度和文化只看做是世界体系根本性的功能结构与进程的表面现象（注：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页。），而应视做导致世界体系演变的内生变量。因为国家是有其独特性的文化和制度实践的容器，这个事实意味着各国之间在“做事方式”或能动作用上是相当不同的，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依赖于相关各国在制度与文化实践的不同体系之间的交互作用。由于世界体系学派忽视能动作用在结构转变中的至关重要性，因此，虽然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分析东亚兴起的原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深邃的历史感，但它并未对东亚兴起的内部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在有关未来行动的基础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在世界体系学派的论述中发现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笔者认为，在有关东亚兴起的内部原因及未来行动的基础问题上，创新体系的方法可以为东亚模式提供富有成效的解释。实际上，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区域性发展模式本质上就是东亚各国与地区创新体系共同要素在区域层级上的概括。作为一种区域性创新体系，它与地方和国家创新体系虽具有一致性，但又存在着很大差别。由于东亚各国与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在体制发展模式的具体层面上具有多种多样性的特征。然而，在体制模式这种具体层面上所表现出的多种多样性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概括出东亚模式的一般性特征。东亚各国与地区自1840年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后发工业化地位，历史上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时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成为东亚各国与地区在参与并改变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时所必须面对的共同的历史现实。该区域由于在文化和地理上的亲和性，大大方便了东亚各国与地区在技术、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等多方面的相互模仿与学习过程，从而在区域层级上突现出了创新体系的共同因素。这些共同因素集中反映了该区域在力图改变它在世界体系中所处外围或半外围不利地位上所发挥的能动作用，如出口导向是其打破它在世界体系的历史性经济结构上所处不利地位的前提条件，也是它在移植、模仿和创新当地竞争能力上的能动性表现。为了完成这个历史性过程，政府积极发挥着文化学习的功能，并通过种种措施，打开通向国际市场的道路，推进当地和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形成。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与地区既有的变异，极大地方便了它在吸收西方技术与制度可整理知识上所形成的杂交与突变，并为儒家文化圈内部的模仿、学习与意会性知识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使之在东亚创新体系中作为集体学习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出口导向、政府作用与儒家文化作为创新体系的组成要素，一般也证实了人们对东亚模式共同要素的概括，即尽管人们对东亚模式的定义不尽相同，但经过抽象和综合，人们往往会发现这三个要素是东亚模式的一般性特征。
创新体系的方法揭示了东亚研究中原有三种主导学说的内在缺陷，并把其合理成分纳入到了更广阔的视野之中。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研究的三种主导学说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一些学者认为东亚独特的文化造就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奇迹，这就是解释东亚成功的“儒家文化”学说。这种学说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质疑：为什么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过去不起作用，而现在又大获成功？他们认为，东亚的兴起是由于其出口导向战略抓住了发达国家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机遇，并采取自由市场与开放贸易政策的结果，这就是新古典“市场亲善”学说。但“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学说则认为，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成功是由于政府运用各种以发展为主导的政策，包括低息贷款给“战略性”产业部门、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来“指导”经济发展的结果。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三种主导学说无一例外都遭到了贬斥，弗兰克更是把它们都归入意识形态的赝品。但从创新体系的方法来看，这种简单否定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三种主导学说中的每一种实际上都是从创新体系中抽出一种因素并加以夸大后，对东亚成功进行解释的，它采用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作法，在东亚奇迹的解释上给人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但我们并不因此否定每种片面解释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创新体系的方法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市场、政府与文化各自的作用包容于其中，并通过识别这些作用未知的条件、无意识动机和意会性知识，揭示了学习与知识创新是东亚模式的精髓，从而为未来的政策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
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的方法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就东亚模式而言，它们都采取了历史的方法。首先，这表现在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认识上。它们都认为，经济危机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状态，东亚地区也不例外。创新体系的方法认为，东亚危机虽更具突发特征，但它并不比美欧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危机更为严重。调节学派进一步指出，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发端于东亚的危机，其意义不可轻视。其次，它们都反对新自由主义东亚发展观，反对克鲁格曼等对“东亚奇迹”所持有的虚无主义态度。东亚模式是半外围地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改变美欧核心国具支配地位的世界体系的制度创造，这构成了“东亚奇迹”的基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说明这些制度是无效率和非理性的，而是具有其特点的创新体系，危机的爆发是其成功而非失败的结果。最后，它们都认为，作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东亚模式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说明，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不随时代而因应变革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体制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正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欧经济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一样，东亚模式的革新也势在必行，但它决不会像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趋同于英美体制。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对东亚模式的研究在侧重点上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笔者曾对比较经济学提出了如下新的研究任务：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调节学派和创新体系的方法实际上是从事了这项工作互补的两个方面，调节学派侧重于研究东亚调节模式形成及其变化的国际条件；而创新体系的方法则集中于探讨东亚模式的内部动力和未来创新的历史基础。换言之，它们对东亚模式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维度在研究重点上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东亚模式及其演变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在这种整合性的框架下，我们应该研究世界体系演变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东亚地区特定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以及东亚各国与地区制度和政策改革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按照演化经济学的这种新框架，以下这些具体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阿锐基所谓世界积累中心正向东亚转移的论述是否成立？东亚的未来发展在世界体系中面临着哪些结构性制约条件？第二，由于东亚模式起源于冷战时期特定的时空背景，它存在着哪些历史局限性？例如，为什么说它是追赶而非跨越式发展模式？东亚地区在政府作用、金融体制、企业和产业组织、科技发展等制度创新方面存在着哪些局限性？第三，如何更深入地理解东亚模式的精髓，在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时代转变”之中，东亚地区如何使之得到创造性的发挥？第四，为什么说20世纪末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它如何揭示了传统的“雁形模式”因中国市场未能发挥潜力而在市场规模上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这对中国乃至所谓世界积累中心向东亚的转移意味着什么？第五，冷战时期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孕育了东亚的兴起，而东亚模式的追赶性质是否为中国在21世纪的后来居上又创造了特殊的历史机缘？什么样的历史脉络和特定情境才能使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笔者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东亚模式的性质，深刻地认识我国在21世纪如何才能开创东亚模式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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