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发展视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再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关系论文,金融论文,政府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悖论从侧面反映了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双刃性，因而定位好政府在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位置具有战略意义。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混合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两种力量——市场和政府都具有不完美性，因而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将两者的不完美性降到最低，扬两者之长、避二者之短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兴衰。要建立与我国经济相匹配的金融发展战略与模式，有力推动我国金融的发展和深化，需要合理、准确地定位政府与市场在我国金融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找准各自的位置。目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多与政府的不当干预有关，即行政力量过度参与金融资源的配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分不清晰、关系梳理不顺畅，政府权力过大、市场权力受到抑制是制约市场发挥作用的根本因素。随着我国金融深化的有序推进，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应不断减少，并通过相关制度安排规范政府行为，将金融发展更多地交给市场，便之在自由化的市场环境中更好地发展。尽管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是由政府过度干预引起的，但由此认为政府应该放弃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引导也是十分有害的，这与我国尚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有一定关系。从战略角度看，政府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角色定位将是影响我国金融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和重要力量。
一、从主流经济学流派兴衰更迭中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
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应回顾主流经济学流派及其理论的争论和演变。政府干预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争论贯穿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从主流经济学流派兴衰更迭中可以得到启示：政府与市场对立统一的关系使得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单独强调政府或市场，都会使经济运行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一)早期古典主义将市场机制奉为经济运行的圭臬，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力量式微
关于在经济发展中选择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争论，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18世纪初的重商主义。该理论体现了一种早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认为发展一国经济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也就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主张强势、积极的政府。重商主义之后，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盛行。与重商主义强调政府不同，古典自由主义相信市场的力量，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亚当·斯密最早对自由市场的运作机制作了系统论述。关于政府与市场在经济中的定位研究，他的理论精髓体现在其“看不见的手”上。从人性自私的角度出发，他认为，经济主体在作出经济决策之前都会理性、苛刻地计算自己的私人利益，并在自由市场中通过货币中介进行自愿、平等的交易来实现私利。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这种自发的交易行为会自动引导资源流动，从而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自动调节的功能。由于自由市场具有有效配置稀缺资源和促进社会福利的功能，所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多余的，政府在经济中只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和政府观，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在斯密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延伸论证自由市场的完美和力量，弱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19世纪初，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从侧面也反映出有限政府的政策含义。马歇尔在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局部均衡理论，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背后的运作机制。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他认为供求均衡价格就是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引导价格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对市场进行干预。瓦尔拉斯在局部均衡理论的基础上用数理逻辑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他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提出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便可以实现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状态下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源实现最佳配置，也就说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完美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如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等延伸和完善了这一理论。阿罗与德布鲁在零交易成本和充分认知假设的基础上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经济的一般均衡状态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阿罗—德布鲁”范式下的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了自由市场的完美性，因而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活动。古典自由主义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将市场机制奉为经济运行的圭臬，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被排斥在边缘地带。这一理论体现在经济实践中就是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这种对经济完全的自由放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促进了经济的腾飞，但由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处于“真空”位置，政府对经济正常运行所起的积极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病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以1929年美国资本市场的股市崩盘为起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大萧条不仅撼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和主流地位，而且也加速了经济学界主流政府—市场观的易位。
(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过多、经济金融过度自由化都会使经济运行失衡，出现危机
大危机引起了经济学家、政治家对自由放任政策的怀疑，政府干预主义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呼之欲出。梅纳德·凯恩斯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政府干预主义的代表，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并不像古典自由主义描述的那样完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弊病，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解决这种供需矛盾。他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在经济衰退时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弥补市场不足，拉动经济发展。琼·罗宾逊、萨缪尔森、汉森、托宾和索洛等不同程度地继承、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主义成为这一流派的精神信仰。在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主义引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策导向，政府干预主义一度使得资本主义起死回生并展现出新的活力。然而，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石油危机。伴随着供给冲击，西方经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的“滞胀”现象。面对经济滞胀的困局，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无力解决，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市场观受到致命冲击。
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新自由主义质疑政府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并主张向自由市场制度复归。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认为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依然是正确的，自由的市场仍然是配置稀缺资源最有效率的方式，市场以外的方式(主要是政府)无法替代自由市场的作用。尽管市场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但矫正市场失灵可以通过产权明晰等制度安排来予以完善，而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市场失灵之所以发生，并非市场本身出现问题，而是在于政府干预失当。哈耶克反对凯恩斯主义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本身符合他所推崇的“自生自发秩序”。弗里德曼于1962年出版《资本主义与自由》，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他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释放自由市场机制的能量，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经济哲学是信仰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全面干预，并指出凯恩斯主义下的政府干预政策是造成美国经济滞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宏观政策无效论”，认为理性人能够对经济活动和政府政策作出理性预期，从而抵消政府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因而政府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理性预期学派是比货币学派更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现在政府—市场观上就是极力推崇市场的作用，极力弱化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将对政治过程的分析与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论证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问题，并提出“政府失灵理论”。布坎南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归结为西方经济社会面临种种困难的根源。他指出，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的扩张、公共决策失误和政府的寻租活动等，从侧面支持了自由主义的市场观。
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经济实践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革命、美国的里根革命。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推行了新一轮的金融自由化浪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蔓延到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并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从此“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转向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1]，拉美诸国如巴西、阿根廷等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推行国内的经济改革。由于这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将本国政府的角色置于最小化，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与金融危机。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复苏、新自由主义的调整使得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日益趋缓，寻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经济实践上的失败催生了对指导经济的思想的反思与怀疑，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开始动摇。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支持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通过继承、修正和完善最初的凯恩斯主义而形成了一股新的经济思潮，即“新凯恩斯主义”。为了构建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汲取了其他学派的某些理论精华。曼昆、萨默斯、布兰查德、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认真分析了其他学派对原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承认并应用了工资和价格黏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假设。[2]新凯恩斯主义基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假设，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论证了工资和价格黏性存在的合理性，并从这种经济变量的黏性出发证明市场自身难以出清，周期性失业不可避免，继而论证出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将政府干预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在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同时，新凯恩斯主义比以前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更看重市场的作用，因而新凯恩斯理论框架下的政府干预主义相对温和。随着新凯恩斯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各自发展，两种理论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开始松动，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融合的趋势，体现在政府—市场观上，就是不再过分强调市场或政府中的某一种力量。新自由主义受次贷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不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而新凯恩斯主义也意识到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2009)。政府干预主义的复苏、新自由主义的调整使得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趋缓，寻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二、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框架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与定位
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革命，还是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而崛起，继而又因金融危机而深受打击、新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与交融，都没有一种流派和理论能在经济金融发展中政府和市场如何定位的问题上得出一种绝对真理式的答案。在不同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政府和市场的偏向也有所不同。在学派兴衰、理论交替的过程中大致可以看到“政府主导(重商主义)—市场主导(古典自由主义)—政府主导(凯恩斯主义)—市场主导(新自由主义)—政府主导(新凯恩斯主义)—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争论与融合”的一种动态交替和演进过程。这种相对的动态交替和演进过程是由两种形式的不完美性内在决定的，即政府失灵(政府机制的不完美性)和市场失灵(市场机制的不完美性)。不论是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当弊病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通过某种危机爆发的形式释放或表达出来，而危机发生时作为触发危机的某一种失灵的“对立面”理论往往就兴盛起来。例如，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市场观，长期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市场自身的弊病不断积累，最终市场失灵以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的形式体现出来，作为自由市场“对立面”的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就兴盛起来。而当政府干预过度引发一系列政府失灵，面对经济滞胀的无能为力，作为政府干预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思潮又迅速占据了主流地位。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处理二者关系上容易陷入类似“二元论”的陷阱，即自由主义夸大市场机制的完美性而无视市场失灵的破坏性，政府干预主义又过分相信政府的能力而忽视因政府失灵带来的低效率。[3]因而在经济理论上单纯强调政府或市场，体现在实践上难免会出现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引爆经济金融危机。
政府和市场作为现代混合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两种方式，在经济运行中各自的作用和地位不宜简单地用非此即彼、交互替代的“二元论”来看待。两者从本质上来看都是配置资源的某种制度设计或安排，但市场无疑是配置资源的最基本的手段，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不可取代。然而，市场失灵的存在证明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中所有的问题。“阿罗—德布鲁”范式下的一般均衡理论把自由的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完美的、没有摩擦的、自动均衡的经济系统。但是，这种市场的完美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善等一系列严格假设上的。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和简化，“阿罗—德布鲁”范式下的这些前提性的假设往往都不符合经济现实。在现实的经济中，经济系统内在的变量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经济环境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使得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或先天的缺陷。由于某些因素的阻碍，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因而在资源配置上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出现市场失灵。一般而言，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对于引起市场失灵的这些原因及机制，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这里不再赘述。
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逻辑起点。政府的某些特点使其相对于市场而言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具有一些比较优势。尽管如此，政府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也有自己难以克服的弊病，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所谓的“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过程中，由于政府行为自身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产生的新的缺陷，进而无法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佳的情景。在这一方面，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府失灵理论。公共选择学派试图用政府失灵理论来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但是，政府作为配置资源的另一种制度安排，政府失灵不应该成为政府“无为而治”的充分理由。只要有市场不完美性的存在，就一定有政府干预经济的空间。新凯恩斯主义以不完全竞争和工资、价格黏性为假设，通过构建经济模型来说明市场的不完美性，为政府干预经济找到了空间和理由。
美国学者查尔斯·沃尔夫指出，市场与政府间的选择并非是一个在完美与不完美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程度和类型之间、在缺陷的程度和类型之间的选择，在许多情况中，它们可能仅仅是一个在不合意和无法容忍之间的选择。[4]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一切资源配置的实现都是市场和政府相互结合的结果，而所有的结合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间的一种次优组合。经济实践中，在构建这种次优组合的过程中关键是使政府和市场在各自的边界中配置资源，而且“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都不存在某个固定的均衡路径或是单一的静态最优解，而是存在多重均衡路径和多个可能的动态优化组合”[5]。
三、在经典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看政府与市场关系
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因素的抑制、深化与约束反映出这些国家在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及政策取向。在金融发展中，政府主导会导致金融抑制；市场过分自由容易使得金融风险积聚并引发危机。鉴于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助推和破坏均具有放大效应，因此在金融发展中审慎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金融抑制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中政府权力膨胀、过度干预的结果，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的扭曲
经典的金融发展理论从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到金融约束论，并沿着不同的路径继续延伸和发展下去。金融抑制论是由McKinnon和Shaw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度金融管制导致金融效率低下而提出来的。金融抑制论认为，一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使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同时政府对金融业实行了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地决定利率和汇率水平并强制信贷配给，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McKinnon和Shaw认为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政府金融政策上的错误，没有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弊端的考察，McKinnon和Shaw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建议，即放弃政府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推行以利率、汇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深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决定均衡利率、汇率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让其充分反映资金和外汇的实际供求状况。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对存放款利率的硬性规定，允许利率自由浮动；减少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允许非国有化、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的存在与发展，放宽对金融市场的限制；放弃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维持货币稳定等。金融抑制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中政府权力膨胀、过度干预的后果，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的扭曲。特别是在落后经济体发展的初期，对政府力量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市场条件下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及竞争机制失效，金融抑制在所难免。
(二)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中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但是盲目、过度的自由化使政府角色边缘化、作用最小化，在扭曲的政府—市场关系下金融风险难以控制
McKinnon和Shaw等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现象而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论主张政府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利率自由化以促进银行竞争，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论是在新自由主义抨击、反对凯恩斯主义并取代后者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一般均衡经济思想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发展。受金融深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开展了旨在减少政府干预、放开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于各国的市场条件、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环境并不满足金融深化模型严苛的理论假设，经济实践难免会与经济理论背道而驰。金融自由化往往在实施过程中对金融抑制矫枉过正，在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金融发展的同时，又加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70年代以后，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以及亚洲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依据金融发展理论开始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相继推出了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金融机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等激进的金融深化改革措施。最初的金融改革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8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相继发生了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事件，并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本账户。这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本国的经济现实而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三)金融约束是在金融领域内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与定位，寻求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平衡
金融约束论是在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渐进式改革和阶段性发展的政策主张，旨在通过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约束作用继续推动金融深化。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约束有利于有序推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强调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谈儒勇，1998)。该理论在强调金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同时，注意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性功能。90年代以来，以赫尔曼、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中过度自由化带来的弊病与危机并论证政府适度干预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由于经济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代理行为、道德风险等问题，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因此政府的适当干预很有必要。金融约束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两个极端逻辑的一种折衷，为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向金融深化转变提供了一种过渡性的桥梁作用，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一种修正。
经典的金融发展理论从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再到金融约束论实际上反映出在金融领域内政府干预和管制过度、市场自由化过度、在政府约束框架下推进金融自由化的逻辑；反映在宏观经济思想上，折射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流派在金融领域理论角逐的演变和易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上，反映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嬗变。目前，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抑制仍是常态。在金融自由化成为潮流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难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导致经济改革失败：要么政府权力过大，抑制货币金融因素释放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要么金融市场过度深化，在自由化的过程中超越理性边界，风险因素积聚失控使得金融的负溢出效应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创。这对于处在改革关键期的中国，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警示。
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深化我国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和发展的关键
政府和市场“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均是配置稀缺资源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是政府在配置资源时体现了一种权威的、集中式的决策模式，而市场体现的是一种基于私人理性下自主、分散的决策模式。政府与市场已经成为现代混合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元素，单独强调政府或市场的作用都有失偏颇。作为两种不完美的制度设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强调孰优孰劣，而在于如何使得两者能够在其比较优势的边界内发挥出各自的效力。市场是配置稀缺资源最基本的方式(这也决定了市场在任何商品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论在经济学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否定的。与此同时，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政府适度干预经济有了充分的理由。通过分析，可以看到理论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而不断完善，各学派在争鸣过程中出现的融合之势也体现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背景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深化我国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和发展的关键。[6]在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市场应该起到“无形之手”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更多地扮演一种基于“顶层设计”的引导者与服务者的角色。在我国，不同阶段市场经济的演进，皆由顶层设计并发端。[7]在由“经济大国”蜕变到“经济强国”的过程中，与市场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相对应，政府应该定位为“战略引导者、顶层设计者”。这种定位并不意味着政府试图替代市场直接干预经济金融活动，而在于政府部门的决策者能够在充分洞察到市场失灵和自身政府失灵客观存在性的前提下，为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设计更有活力和开放性、竞争性的金融制度，营造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市场失灵找到弥补的“药方”①，为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外部冲击制定合理的“缓冲性政策”，同时将自身失灵的危害降到最低，从而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战略者和导向者的角色。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金融正在稳步有序地向市场化、自由化方向深入迈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核心要义。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政府在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也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新阶段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国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战略会带有深刻的政府“顶层设计”的烙印，但真正将货币金融因素助推实体经济增长的能量释放出来的仍将是市场机制的力量。在我国新一轮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政府对金融抑制的枷锁正在逐步松动，在政府顶层设计的宏观引导下，金融深化的步伐在明显加快，市场自由化已成大势所趋。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金融机构，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鼓励金融创新，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进程，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是我国在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与完善金融监管的背景下有序推进我国金融深化的政策主张。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看，“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将成为我国制定经济金融发展战略的主要思路。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经济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研究》。
注释：
①这种“药方”更多的是一些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和维护金融环境稳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比如政府可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等，而不是直接配置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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