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促进东亚经济再平衡的不确定性与中国对策_tpp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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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经济体的经济失衡发展，美国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失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9年，美国加入了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下文简称TPP）谈判，将其作为“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的基础经济政策（骆家辉，2014：1），因此，美国期望TPP在新时期推进东亚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再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减少美国的外部经济失衡。

      TPP作为以高自由度（如要求成员国无例外地、百分之百地实现贸易自由化）、高标准（如要求45%的原产地附加值标准）、新内容（如劳工标准、人员流动、政府采购和国企改革等）为特点的新型FTA（刘昌黎，2011：3），被誉为21世纪的FTA。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TPP能否促进美国和东亚经济再平衡存在不确定性，在多种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强行实施TPP，或者会造成反效果，或者会引起经济动荡，最终不利于美国和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再平衡。因此，分析TPP对东亚经济调整和再平衡发展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分析TPP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再平衡存在的不确定性。

      二、TPP对东亚地区经济再平衡缺乏理论支撑

      要素禀赋理论是促进东亚各经济体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的理论依据，也是经济严重失衡的理论根源。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认为，一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日本、NIEs和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出口导向政策的开端，正是利用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带动了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从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到新新贸易理论，各种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之间并不矛盾。以新新贸易理论为例，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跨国企业，从企业异质性和企业内生边界两个方面研究企业进行贸易、投资的原因和方式。而要素禀赋理论的研究对象为宏观经济主体，与新新贸易理论并不矛盾，即使从企业微观主体的角度看，企业技术差异带来的异质性和交易成本决定的企业边界，也不能脱离宏观经济主体决定的要素禀赋而单独存在，因此两种理论是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关系。总之，要素禀赋理论是各经济体对外贸易（特别是初级阶段）需要遵循的理论基础，只有依照要素禀赋优势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后，才能逐步依循新贸易理论或新新贸易理论进行高级的贸易和投资安排。因此从东亚经济体的角度看，东亚经济失衡发展的过程，就是东亚经济体在各自要素禀赋的基础上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这是东亚地区经济失衡的理论根源。

      作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国主导TPP，就是通过实施包括农产品市场和政府采购市场等市场开放条款，帮助美国在2015年实现“出口倍增计划”。这种刺激美国出口增长的手段，虽然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美国的贸易失衡，却对东亚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难以造成实质影响。同时，TPP中部分期望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具体措施，对东亚经济体发挥其要素禀赋优势存在负面影响，例如美国积极推动的统一劳工标准问题、环保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会提高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力、环境和技术成本，降低其产品竞争力，为美国扩大出口提供市场。因此从理论上看，经济体是否达到了合适的阶段，可以技术进步和标准升级，存在门槛值的问题。门槛值的确定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经济体初始发展水平、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等等。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规模、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及其增长速度也不相同，因此各经济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门槛值存在差异。如果强制套用无例外的、高度自由化、高标准的TPP规则，将对尚未达到门槛值的东亚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即使TPP遵循APEC“自愿自主，灵活渐进”原则，也只能减轻这种负面影响，不利于体现TPP协议的公平性和约束性，更不利于美国扩大出口的目的。因此，对TPP谈判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TPP的适用性在理论上存在不确定性，造成TPP对东亚经济体再平衡影响的不确定性。

      三、东亚经济体缺乏适用TPP规则的现实条件

      从现实角度看，TPP也难以改变东亚经济体的内在要素禀赋。对于要素禀赋的测算，常用的方法是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进行判断和比较。按照日本贸易振兴会（JERTO）的标准，当RCA数值大于2.50时该产业具有极强比较优势，当RCA在0.80～1.25之间该产业具有中等比较优势，0.80以下则处于比较劣势。RCA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为X国j产品的出口额，X为该国总出口额，

为全世界j产品出口额，W为世界总出口额。为了数据的统一和可获得性，本文根据SITC REV.3商品分类标准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其中农产品和矿石燃料代表初级产品，化工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代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服装、鞋类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RCA计算公式计算出东亚主要国家在2000年和2012年的RCA指数矩阵并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表1数据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根据2012年数据，东亚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存在禀赋优势，以出口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东亚发达国家要素禀赋表现在资本和技术方面，以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作为TPP中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在矿石燃料、机械和运输设备、服装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矿石燃料的RCA值最大为1.53，因此综合来看马来西亚属于资源和劳动力要素充裕国家。越南则明显为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其鞋类和服装RCA值分别达到10.51和5.63，说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极强。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的RCA数据也具有相似特点，中国、印尼、菲律宾和柬埔寨最具比较优势（RCA值最大）的出口产品都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中，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RCA值较大，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

      

      第二，通过比较2000年和2012年的数据，发现无论哪一类东亚经济体，其要素禀赋类型虽在转变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具体来看，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除了印尼资本密集型产品RCA值略为下降外，中国机械和运输设备RCA从0.81增长到1.36，马来西亚化工产品RCA增长到0.6，柬埔寨、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两种资本密集型产品RCA值都出现增长，说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结构正在升级。但从2012年数据看，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RCA值仍然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说明其要素禀赋并没有产生根本性转变。同时，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变化更不明显，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各项RCA值变化很小，其比较优势产品依然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东亚经济体内部要素禀赋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受人口、自然资源、文化、制度等长期因素影响，TPP协议对此作用有限，其原因如下：首先，TPP协议中能够对经济体内部产生直接影响的条款包括合作与能力建设、劳工标准、制度法规统一等等，这些条款重点在于提高发展中成员国的技术水平和制度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对人口、自然资源和文化等长期因素的影响更小。其次，危机环境下TPP可能造成东亚经济体难以承担TPP的调整成本，造成经济波动。从经济学原理看，减少贸易壁垒或统一贸易标准将提升全体成员国的总福利，但是每个成员国不一定都能获益，某一国家受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另外，TPP协议中要求提高劳工福利标准的劳工条款，将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造成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下降可能引发整体经济衰退。最后，由于TPP某些条款可能损害成员国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和保护性产业（特别是农产品）的利益，使其部分条款存在争议。如日本农产品部门国际竞争力低下，长期依赖政府补贴和贸易保护，因此日本农业部门强烈抵制TPP（刘昌黎，2011：6）；而韩国在劳工标准、农产品和汽车零备件的谈判方面都存在反对声音（徐长文，2011：7）；参与谈判的马来西亚也并不急于成为TPP第一批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表示尚需时间斟酌，印尼则明确表示加入TPP可能损害本国利益，需要谨慎地权衡利弊（刘中伟、沈家文，2012：14）。东亚经济体表现出的疑虑说明了TPP本身存在争议性，因此其作用效果尚不确定。

      四、TPP难以改变东亚地区贸易网络格局

      东亚各经济体以内部要素禀赋为基础，通过长期的贸易往来与国际分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依附于国际分工格局的东亚贸易网络。相对于东亚经济体内部要素禀赋，TPP作为一种高标准的自贸协议，对东亚贸易网络格局的影响更为直接，但这种影响能否促进东亚经济再平衡却存在不确定性。

      考察东亚贸易网络可以从其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性和进出口产品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衡量东亚贸易网络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性，可以使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I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其计算公式如下：

      

      

      图1中TI值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点。在第一阶段，东亚经济体与中国的TI值显著上升，同时与美欧的TI值下降，表明东亚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日益增强，与欧美的贸易结合度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替代。第二阶段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条件下，三条TI曲线都显著下降但表现各异：东亚与中国TI值下降幅度最大，与欧盟TI值下降幅度次之，并在2012年首次低于美国，同时美国TI值波动幅度最小，其值始终大于1。第二阶段数据说明美国与东亚贸易关系紧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即使在经济剧烈波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关系也表现相对稳定，中国在东亚区域中对美国贸易结合度的替代作用并没有显著影响东亚整体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

      东亚贸易品的市场分布表现出对美国消费品市场的依赖。如表2所示，东亚各经济体的零配件进口主要来源于东亚区域内，其占比均超过50%（除文莱外），大大高于从美国或世界其他区域进口占比。同时，柬埔寨、中国和印尼对美国消费品出口占比大于对东亚区域内消费品出口比重。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比较大。除了中国和日本外，其余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的比重明显大于对欧出口比重，说明美国在东亚消费品出口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考察各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进出口结构不仅能得到相同结论，更可以揭示东亚区域内日本、NIEs等发达经济体向中国和东盟出口中间产品，而后者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三角贸易格局（林桂军等，2012：9）。因此，东亚消费品出口严重依赖于美国市场。东亚贸易网络与产品进出口市场分布格局，是伴随东亚外向型经济发展、各国外部经济失衡产生的，与世界经济失衡格局在一开始就存在紧密联系，TPP作为一种扩大开放与合作的自贸协议，必然会加强东亚经济体对区域外市场特别是美国的依赖性，使得这种不平衡的联系得到加强和延续，进而对东亚经济再平衡产生负面影响。

      

      从美国角度看，美国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式微。如图1所示，虽然美国依然与东亚保持着较高的贸易结合度，但存在长期下降的趋势，TI值逐年降低。TPP中包含的市场准入、关税减免、技术标准统一和贸易便利化等内容，虽然有利于美国外部经济平衡，但在短期内可能使东亚外部经济不平衡状况恶化。因此，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也必然会在东亚经济体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领域做出让步，双方利益权衡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由此造成东亚经济再平衡存在不确定性。

      从东亚贸易网络内的产品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出，东亚贸易网络的基本特点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区域内大量进口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再向区域外的美国或欧盟出口消费品。这种产品出口结构与国际分工格局紧密相关。国际分工格局在东亚的演变过程，就是日本、NIEs、东盟国家和中国先后承接产业转移、完成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过程，其根本经济基础就是各国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改变东亚贸易网络的产品进出口结构必须以改变要素禀赋为基础。

      以上分析从不同角度说明，东亚经济的失衡是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如果美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行要求东亚经济体接受TPP协议，就是试图用“此消彼长”的方式解决美国单方面失衡，这不仅会在短期内造成东亚经济波动，从长期角度看也会使区域经济效率受损。只有建立稳健、适用的区域自贸协议，促进贸易伙伴国进行稳定、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做大东亚区域贸易市场，利用国际竞争促进产业创新和升级，从而提升区域整体贸易结构，才是实现东亚和亚太区域总体经济再平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五、TPP对调整东亚地区金融失衡缺乏针对性

      东亚地区的金融失衡主要表现为：东亚主要贸易盈余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为美国提供廉价资金；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易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导致外汇储备损失；东亚经济体自身金融发展水平较低，防范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较弱。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造成东亚地区金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战后形成的“美元霸权”使美国控制了多种战略资源、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定价权，使得以美国国债为主的美元金融资产，成为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盈余国唯一的低风险投资工具。日本、中国等东亚主要贸易盈余国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使赤字美元回流美国。美国利用这些廉价资金进行投资和消费，维持甚至扩大进口，造成新一轮贸易失衡和资金回流。一旦美国投资回报率出现波动，便容易形成入不敷出、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而美元的霸权地位为这种恶性循环提供了很大的容忍空间，使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最终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的崩溃并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可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东亚地区金融失衡的重要原因，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失衡。

      作为“美元霸权”的“支持者”和受害者，东亚各经济体利用后危机时期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开始着手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国际储备货币改革中讨论建立超主权货币、强化特别提款权（SDR）功能、建立替代账户、储备货币多元化等国际储备货币改革措施，并在2010年5月2日的“东盟+3”财长会议公告中，再度提出发展ABMI（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特别强调发展本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在促进区域储蓄转化为本地区投资，探索如何发展东亚区域本币债券市场，并将其作为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一项核心内容（高海红，2011：9）。反观TPP协议，对当前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金融措施。主要表现为：第一，TPP中的金融协议，主要为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和金融服务贸易中新贸易服务的透明性、非歧视性和公平性，加强投资保护并建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加强成员国金融市场开放度，提高金融产品供需双方的福利水平，同时保护金融监管机构在包括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利，以确保金融市场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1：1）。这些内容虽然有利于东亚区内金融市场整合，提高了危机防范能力，但是缺乏贸易直接结算、储备货币多元化和货币互换等对美元的国际结算和储备功能有替代作用、可以规避美元本位风险的协议内容，没有触及造成东亚金融失衡的根本原因，缺乏针对性。第二，TPP作为美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协议，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措施。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作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必然不会放弃美元铸币税收益，因此缺乏进行国际货币多元化改革的主观动力；从TPP东亚成员国的角度看，其内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货币国际化水平都远不及美国，日元虽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但无论从结算额和储备额来看都无法与美元抗衡，人民币更是如此，因此东亚经济体缺乏改革的客观条件。因此综合来看，在TPP框架下难以出现有针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调整东亚地区金融失衡的现状。第三，TPP协议一味强调成员国之间开放金融市场，这将增加东亚各国的金融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各成员国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金融市场的贸然开放并不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TPP强调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融合，事实上加强了各成员国国内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的联系，使前者承担更多由美国经济或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系统风险，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将受到剧烈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TPP协议的金融措施对改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针对性，在改善世界经济的失衡方面作用有限。

      六、中国的对策

      （一）深入研究TPP条款，加快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TPP作为新时期高标准的区域自贸协议，不仅在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传统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在政府采购、劳工标准等新领域对成员国内部经济提出了新要求，是国际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典型代表。因此，中国作为开放型大国和利益攸关方，应该深入研究TPP中所涉条款，特别是TPP区别于传统FTA的新内容、新特征和新要求，分析其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内外部经济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经济效应，并以TPP具体条款作为参考，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中国进出口部门与国际市场相关标准统一，加快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与转型，以适应新时期国际市场中的更高要求。

      （二）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开拓新的经贸市场

      加强区域内甚至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寻求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方式，TPP、TTIP、RCEP等谈判受到各方关注。因此，中国应该顺应潮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美国主导下的TPP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中国的加入，但其在关税减让、劳工标准、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条款表现出高自由度和高标准，事实上对现阶段中国加入TPP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的时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扩大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避免过度依赖美欧单一外部市场的局面，积极与东亚、中亚等国家展开区域经济合作，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联合东盟积极推动RCEP协议的签订，建立更深层次的东亚经济合作网络，而中亚地区国家对外开放程度普遍不高，为中国探索、投资和建立新经贸市场提供了发展空间。

      （三）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促进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必须以内部经济发展为基础，一国内部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该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首要条件。中国通过出口导向政策使国内要素禀赋价值得以实现和增长，但由于长期对外依赖，使中国在新时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如单位能耗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易受外部环境冲击等等，都是中国依赖低端要素禀赋结构造成的后果。因此无论TPP向何种趋势发展，中国都必须通过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快技术升级，从根本上调整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提升竞争优势，最终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加强与东亚经济体的金融合作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但与美元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3》，截至2012年年末，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0.87，相比2011年增长49%，而同期美元国际化指数为52.34，与前年基本持平。而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货币的国际化指数均不同程度地下降（姜春媛，2013：1）。说明人民币对除美元外的其他货币起到一定替代作用，这是中国贸易额在全球占比不断调高的结果。但是，仅依靠贸易计价功能的增强来驱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效果有限，如前所述，大部分贸易盈余都会受到美元垄断性的金融计价功能影响而回流到美元资本市场。因此，下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在继续扩大贸易额的基础上，着重提高人民币的金融计价功能。首先，利用后危机时期传统国际货币影响力的下降，加强与东盟、金砖国家、中亚、拉美和非盟等发展中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特别要加强与中国贸易紧密相关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的金融合作，签订货币互换、货币直接兑换等金融合作协议，在贸易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币金融计价功能；其次，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提高人民币外汇资产供给能力，增强人民币国际结算功能；最后，促进国内金融深化改革，加强中国金融业整体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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