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效应论文,需求论文,规模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1978年以来中国国有工业改革经验的评价在经济学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中国的工业生产虽一直保持显著增长，但进入80年代末期，国有工业的改革日益受到国有企业不良财务绩效的困扰。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亏损持续增长。1996年，大约有40%的国有企业报告为亏损。国有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已从1980年改革初期的34.3亿元增长到1996年的790亿元（注： 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已从1988年占GDP的6%下降到了1996年的2%左右。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各种补贴在1994年约占GDP的4%（World Bank，1996，p17）。近年来，虽然政府补贴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 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却在增加。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从改革初期占工业产出的20%已上升到了1996年的74%（Lardy，1997）。）。图1显示了1980年到1996年间国有工业亏损额的变动趋势。我们看到，亏损额在1989年以后出现急速增长，尽管在80年代上半期有下降的趋势。图2 进一步刻划了同一时期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从中我们看出，尽管自1980年到1985年间亏损占净产值的比重以及国有亏损企业的比重都在逐渐减少，但1989年以后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似乎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注：在1989年以前，国有企业的亏损占GDP的比重不到1%。1989年以后，原来有盈利的部门，如纺织业，也开始出现持续的亏损（Naughton，1995，p286）。）。特别是，国有亏损企业的比重比亏损占净产值的比重增长更快。这意味着，80年代以来国有工业的亏损增长应主要由亏损企业数量的增长来解释。因此，要理解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及其性质，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1989年以后亏损企业的数量会迅速增长。
图1 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额（1980—19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图2 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模式（1980—19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7—1997各卷。《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49—1984）》
最初，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被认为可以由价格的计划控制体系所造成的扭曲效应来解释。的确，价格控制有助于说明改革初期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当时绝大部分亏损集中在国有能源部门，如煤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电力，制造业的亏损不甚明显（注：1988年当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基本放开时，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利润率仍然只有-1.8%和0.2%。从统计上可以发现，在1988年之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电力部门的亏损占全部国有企业亏损的50%——70%。）。但这一解释与1985年以后国有工业的亏损状况不甚相符。那时，价格与计划改革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面临着价格和资源分配上的双轨制，受价格控制的产出比重不断减少（Lardy，1997）。到80年代末， 总的亏损以及制造业的亏损企业数量开始上升，并且越来越严重。1987年以后，机械、纺织、建材、食品等部门成为国有工业的“亏损大户”（见第二节）。与此同时，由于进一步的价格自由化，能源部门的亏损模式开始得到纠正。因此，如何解释改革后期主要制造业的亏损增长就成为理解中国国有工业亏损模式变异的主要问题了。
一种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不景气和亏损增长似乎应归咎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以及软预算约束。这一理论的推论应该是，国有企业要比非国有企业发生更严重的亏损。但这一结论没有得到经验的有力支持（见第二节）。这说明所有权理论不能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的亏损增长，尽管它有助于说明经济改革对国有工业的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正面效应。因而，有必要继续探究能够解释国有工业亏损模式变化的其他原因。本文旨在研究国有工业1989年以前不太严重的亏损格局在1989年以后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节省篇幅，文章将不涉及受价格控制的能源部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电力），因为，与制造业的亏损模式不同，在整个国有部门的亏损指标中可由这些能源部门的亏损来解释的份额已越来越少（注：80年代末以后，由于能源部门的价格被多次调整，煤炭、电力和石油等能源部门的亏损比重开始下降。1990年，国有部门的亏损额中有31%是煤炭、 电力和石油部门的亏损， 这一比重在1995年已降至11.3%（依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计算）。但是，中国对基础能源部门的价格改革是非常谨慎的。例如，1992年曾打算在3－5年内取消对能源价格的控制，1994年拟加快放开煤炭的价格控制，但出于对通贷膨胀的担忧，也为了使对下游部门的“溢出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改革当局不久又取消了在1995年底彻底解除价格控制的初始方案。），并且它们的早期亏损模式应由改革初期的价格控制来说明。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主要分析工业制造业（简称工业）中的亏损增长及其模式的变化。
二、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理论分析
1.所有制的差异可以解释国有部门的亏损模式吗？
从官方统计资料中不难发现，尽管统计所涵盖的40个工业部门在改革时期大都发生亏损，但亏损主要集中在除了3个能源部门以外的11 个制造业部门。例如，在1986—1992年间，这11个工业部门中每个部门亏损额在该部门工业中所占比重皆在20%以上。
首先我们要研究这些工业部门的亏损是否仅限于国有企业；其次，是否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国有部门的亏损应比非国有部门严重得多。我们发现，在11个工业部门中，企业亏损实际上是跨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界线的；其次，在这些行业中，国有部门在亏损额中所占比重各不相同，这种份额的差异可能部分地反映了国有部门在每个行业的产值增加值中所占的不同比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在1990年，国有部门的产值比重在烟草加工业为96.5%；食品加工业为79.5%；建材业为51.2%；化工部门为77.9%；机械部门为67.5%；饮料业为74.6%。）。因此，只有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的产值比重对亏损比重的影响，我们才能从这些数据中判断亏损与所有制的联系到底有多大。
表1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亏损指数（1991）
国有部门 非国有部门
纺织 1.09 0.87
食品 1.07 0.78
机械 1.28 0.46
建材 1.07 0.92
化学 11
饮料 0.69 1.1
烟草 10.47
电气设备 0.89 1.1
交通运输设备 1.21 0.56
黑色金属冶炼 0.79 2.91
电子及通讯设备
11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2）》，第412，420页；《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420—421页。
注：亏损指数是亏损比重与产值增加值比重之商。
在理论上，要证明国有部门在这些工业行业中的亏损程度是否甚于非国有部门，可通过定义和比较每种所有制部门的“亏损指数”来正规地加以检验。这一指数可以定义成并可表达为每种所有制（国有或非国有）在每个工业部门的亏损比重与其相应的产值增加值比重的比率。这样定义“亏损指数”是为了通过控制国有部门在产值中的份额对亏损份额的影响来确定同一行业中不同所有制的亏损程度。可是很不幸，官方统计年鉴并没有提供一个按所有制分类的产值增加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唯有1991年是个例外。所以我们在表1仅能计算并提供1991 年的“亏损指数”（注：在中国的统计资料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按所有制口径统计的企业亏损数据在1991年以后不再存在。其次是1991年之前不存在按所有制口径统计的产值增加值数据。再次是1991年缺乏按工业各部门统计的增加值数据，这一数据是从1993年开始出现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的。不过，1991年我们可以得到按所有制口径统计的每个部门的净产值数据。因此，1991年是我们可以测算“亏损指数”的唯一年份。）。
尽管表1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但是值得注意。它表明， 国有部门并不总是比非国有部门亏损严重。在化工、电子和电器设备部门，非国有部门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亏损；在饮料和黑色金属行业，非国有部门比国有部门的亏损还要严重。因而，本文所得出的第一个初步结论是，在这些工业部门，企业亏损的存在及其恶化似乎不能由所有制来解释。亏损问题看起来与其说与所有制有关还不如说与工业行业本身的问题有关。
2.利润率的下降能解释亏损的模式吗？
另一个可能的思路是，改革后国有企业的亏损模式是否可以从工业部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事实中得到解释呢？诚然，随着计划外的边界部门（主要是乡镇企业）进入市场并参与竞争，绝大多数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开始下降了。我们根据对38家工业部门在1980—1989年间的利润率数据的分析发现，除石油和橡胶加工工业外，1980年以后所有高利润部门的利润率都下降了，利润率的下降在轻工业部门尤为明显，其利润率由49%下降到21%。重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由18%下降到14%。但是，我们认为，利润率的下降虽然会使企业的赚头（profit margin ）有所减少，但并不必然导致产业内企业的亏损增长。我们将在下面的模型中说明，利润率的下降可能意味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与市场所能“维持”的厂商数目之间不存在同比例的递增关系。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80年代末以前的许多年份里大多数工业部门的利润率虽有下降，但同期这些部门的亏损指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参见图1和图2）。
80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亏损指标出现下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始时国有部门的亏损主要是原来受价格控制的能源部门的政策性亏损所致，因此，随着80年代初期的价格调整和局部自由化，这些能源部门的亏损开始下降。另一方面显然是，尽管非国有工业部门（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迅速进入和竞争导致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了，但国有制造业部门没有相应地出现亏损的增长，这意味着，尽管这一时期大多数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了，但是需求的增长仍然能容纳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因此，平均利润率下降本身并不能解释国有工业部门的亏损模式的变化，我们显然需要研究决定这些工业部门亏损模式变异的需求和市场结构变化的其它因素。
3.如何解释亏损模式的变化？
基于上述考虑，在这里我们想发展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它可以帮助理解在什么条件下一个部门将会出现大规模的亏损。假设每个厂商的成本函数C为：
C＝F+cqi
其中F为固定成本，qi为第i个厂商的产量。再假设市场需求函数为：
Q＝S（a－P），或P＝a－Q／S
这里S可以视为对市场需求规模（market size）大小的衡量，它决定厂商面临的市场需求线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II＝Pqi－F－cqi＝（a－Q／S－c）qi－F （1）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a－Q／S－C－qi／S＝0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qi＝q＝Q／n，其中n是市场中可存活厂商的数量，因而上述一阶条件变为：a－c－nq／S－q／S＝0
均衡时，单个厂商的均衡产量为：q＝S（a－c）／（n+1）（2）
市场价格水平为：P＝a－n（a－c）／（n+1）
（3）
将等式（2）和（3）代入利润函数式（1），我们得到：
II（n）＝S[（a－c）／（n+1）][2]－F （4）
令利润接近于0并且解出n，我们可以得到自由进入条件下的竞争均衡条件：
n*＝[（a－c）（S／F）[1／2]－1] （5）
从（5）式中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含义。首先， 对于一个自由进入的市场来说，市场所能维持的厂商数量（n ）是市场需求规模（S）的递增函数。这意味着，随着市场需求规模的增长， 市场所能维持的活跃厂商（active firms）的潜在数量就会增加，从而能容纳更多的厂商进入市场。另外，我们从（5）式中还可以看出，n和S 之间并不具有同比例的递增关系，这是因为企业的进入和企业数目的增加会带来边际利润的减少。这说明，虽然更多的厂商进入市场会导致部门利润率下降，但是由于需求规模的增长，活跃厂商的数量仍是随之增加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尽管在80年代上半期大多数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因为乡镇企业的进入大大下降了，但是国有工业部门并没有因此出现大规模的亏损。我们在下一节将从经验上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从等式（5 ）中所能得到的第二含义是关于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在本模型中，规模效应的大小是由固定成本（F ）和边际成本（c）之间的关系间接地给出的（例如，Besley，1997）。 较大的规模效应意味着厂商的短期固定成本（F）较大而边际成本（c）较小。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令c＝0，F＝cq，即总成本未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厂商数目现在能否仍然达到竞争性均衡？（5）式告诉我们不能。因为在原有的厂商数目下达到均衡时，现在较低的价格P'（由于现在的c较小）将导致每个厂商的均衡利润为负，即：P'q－F＝P'q－cq＝（P'－c）q〈（p－c）q＝0。这一结论背后的直觉是，当企业的规模效应变大，竞争性的均衡价格P将下降，但因规模扩大，固定成本F将增加许多，因而这些大规模的企业必将生产更多，这意味着市场维持原有数目的厂商将不再达到均衡。企业的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将会改变市场的结构。具体说来，企业规模效应的扩大在竞争性均衡条件下将导致市场不能维持原有数目的活跃厂商，从而带来生产的集中。所以，这个简单的产业组织模型隐含地表明，一个工业部门中出现的大规模亏损现象可能与市场结构或产业组织的这种转变过程是相联系的。本文将说明，由于企业规模效应的扩大所导致的产业组织的演变过程，是1989年以后中国国有工业大规模亏损及其亏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进入、集中与中国工业的亏损模式
1.市场规模的增长与非国有部门的迅速扩张：1989年以前时期
整个80年代，中国的工业经历了非国有企业迅速进入大多数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个过程可主要由中国工业改革在早期所遵循的自由化策略来解释。解除对非国有部门（主要是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进入约束和产品市场的优先发展，是中国经济在转轨初期保持生产高速增长的重要经验。1978—1988年，纺织、建材、机械、食品、饮料与化学等工业部门皆因乡镇企业和小企业的快速进入而迅速扩张。80年代乡镇企业主要集中进入四大部门：建材、机械、纺织和食品。
新兴企业的迅速进入，特别是乡村工业的扩张，主要由以下两个因素所驱使：（1）市场需求规模日益增长；（2）80年代依然存在着产品市场的地区分割（注：市场的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改革后时期，它的存在降低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成本。但是它也成为改革后时期中国工业转型过程中的“过度进入”问题的制度根源之一。关于后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可参见张军和哈勒根（1998）。很显然，由于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力，中国工业转型的策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种工业化策略的不同近年来受到很多关注。 参见诺兰（Nolan，1996）。）。以机械部门为例， 由于这一时期的市场分割与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规模，新兴企业进入市场的通常方式是在市场保护和当地政府财政支持下从外国生产商那里进口成套设备和生产线。在大部分情况下，虽然绝大多数企业能够生存和赢利，但生产规模过小以致于难以达到规模经济。
在新兴厂商快速进入的时期，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规模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大体上可以通过分析工业部门的集中率变化来检验。 殷醒民（1996）考察了80年代中国14个工业部门4家企业集中率（CR4 ）的变化后发现，除了自然垄断的部门外，大部分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率都在降低。表2给出了1984—1990年14个工业部门生产集中率的下降幅度。14 个部门中有12个部门的集中率在此时期下降了，集中率下降的幅度在机械和化学工业部门尤为凸出。
表2 14个工业部门的4家企业集中率（1984—1990）
1984 1990
化学纤维
43.98 22.14
炼油
40.21 43.55
机械
37.08 17.2
黑色金属
22.72 22.32
家用电器
17.9 14.01
烟草
15.32 18.21
有色金属
13.65 13.18
橡胶
9.82 7.37
家用化学
7.98 5.47
医药
7.38 6.44
化学
6.28 1.73
造纸
5.84 4.49
棉纺
1.4
1.28
纺织
1.1
0.74
资料来源：殷醒民（1996，第55页）。单位：%
另外，电冰箱制造业的案例研究同样显示出了80年代生产集中率下降的相似模式。当1982年新兴厂商的进入较少发生时， 电冰箱行业的4家企业集中率高达74.5%，但到1985年，因为新的制造厂家的大量进入，4家企业集中率降至39.4%。1988年，也就是电冰箱生产的高峰年， 集中率进一步降至29%（江小涓，1996，第129—130页）。这一现象表明，在80年代大部分时期，市场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容纳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并得以生存，尽管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电冰箱这个80年代因“过度进入”而倍受指责的行业，到8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进入的企业实际上都获了利并能在3—5年内收回其投资。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1989年以前许多快速增长的工业部门亏损严重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进入80年代末，原有的需求驱动与快速进入的生产增长模式发生了改变。差不多从1989年起，许多制造业部门开始出现日趋严重的和大规模的亏损，这似乎标志着80年代初期政策性亏损模式的改变。事实上，许多原来有盈利的工业部门和企业在1989年之后开始出现了持续的亏损。
2.集中规模效应与亏损的增长：1989年以后时期
初看起来，进入80年代末，国有工业部门亏损急剧增长的直接原因与1988年的宏观经济危机以及1989—1991年间的紧缩和经济衰退有关。在这段时期，国民收入和市场需求规模的增长降低了。短期来看，因政府的干预，国有企业虽对市场的变化作出了反应，但反应不够充分。为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敦促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结果国有企业的库存迅速积压，超出了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World Bank，1996）。与国有企业处境相似，尽管据报道在1989—1990年间约有10万个乡镇企业相继关闭，但这只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0%，这一比例甚至低于经营状况良好年份内的正常倒闭比重（《人民日报》1991年3月30日）。事实上，在1989—1991年间， 许多乡镇企业通过追加的地方政府贷款来维持经营，1990年乡镇企业的贷款增长率超过了20%（《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1992）。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也反映在不断提高的资产负债率上，急剧上升的资产负债率反映出国有企业急需流动资金来维持生产以及为库存的增长提供资金。这种政府干预政策的负面效应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了企业的亏损模式。
对改革后中国国有企业所做的其它经验研究同样间接地支持了上述说法。许成钢和庄巨忠（Xu and Zhuang，1996 ）在最近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利用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800个国有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做了计量分析。虽然该论文的宗旨并不在于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模式进行解释，但其中对亏损国有企业的小样本分析表明，如果使用以产量为基础的利润定义的话，抽样中将有60个亏损企业；但如果使用以销售为基础的利润定义，那么亏损企业的数量将增致270个。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市场状况的恶化是该时期国有企业亏损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不过， 假如以上所提到的关于亏损的政策性解释是正确的， 即1989—1991年间的经济衰退和紧缩是导致1988年以后市场需求严重下降的主要原因，那么国有工业的大规模亏损就应该随着1992年以后经济的再次超常发展而逐步得以消除。但事实是，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大规模亏损增长现象，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以后并未得到显著扭转，反而日趋严重。90年代以来，中国大多数工业企业仍面临日益恶化的市场条件。例如，1997年官方首次公布的大多数工业部门在1995年存在的过剩生产能力的数据支持了这一判断（《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454—455页）。（注：另外，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 中国至少有500种以上的产品存在着40%以上的过剩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生产能力，最近已成为政府支持和鼓励的选择（《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1月26日）。）这不仅表明，1989—1991年间的经济衰退和紧缩并不是1989年以后大多数工业企业亏损模式转变的唯一原因，而且还表明，对很多工业部门来说，或许1989年以后的市场条件的恶化还有其它被忽视的原因。
我们进一步的判断是，1989年以后现有企业面临的市场份额的分布和市场的结构可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个判断基于以下观察：其一，1991年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的进程加快了，它改变了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分布模式。其二，或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业部门在经历了80年代单纯依靠大量小型企业的快速进入来扩张生产能力，以及经历了1989年到1991年间的紧缩时期之后，规模效应在中国工业中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如果上述判断是有经验支持的，那么这意味着， 不断增长的规模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结构的变化， 对于解释1989年后中国工业部门的亏损模式的转变将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对1989年以后中国工业的规模经济问题作计量经济的研究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找到了考察80年代末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规模效应变化和市场结构变化的研究文献。在对中国的机械制造工业所做的实证研究中，卢荻和陈（Lo and Chan，1997 ）观察并检验了机械工业80年代末以来日益突出的规模效应对该部门产业组织变迁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于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和1989-1991年以后企业收购和兼并活动的迅速发展。 为了证明规模效应对该部门产业组织的影响，他们利用市场销售收入数据计算了电子工业以及电视机制造业的5家企业集中率的变化，表3给出了这个计算结果。显而易见的是，1989年以前该工业部门5 家企业的集中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在1989年以后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并从此明显上升。
事实上，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其它工业部门也出现了类似的不断增长的规模效应以及市场结构的变迁。据统计，尽管80年代经历了小规模厂商大量进入家用电器市场的数量扩张，到1994年，排名前10位的生产厂家的销售总额占国内销售总额的比重在电冰箱行业则高达87%，在洗衣机行业为79%，空调器行业为49%。1991年饮料行业的厂商数目超过了13000个， 但今天中国软饮料市场实为八大企业所主导（所谓“八大罗汉”），其中大部分是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合资的企业（Nolan ，1992，p.26）。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以后中国工业改革所采取的一些产业组织政策（如兼并、收购及多个厂商的一体化等）促进了许多工业部门规模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虽然这些政策在执行中有时包含政治因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效应的发挥对提高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率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机械制造业。尽管这个工业部门在1989年以后亏损极为严重，但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机械制造产品出口增长极为迅速，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这出乎许多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而该行业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与1989年以后的工业改革和产业组织政策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
表3 中国电子工业的销售集中率变化（1986-1996）
ab b/a c d
d/c
1986 24.1 2.249.29%
5.83
2.2438.42%
1987 34.832.667.64%
6.75
2.6639.41%
1988 52.034.077.82%
12.57 4.0732.38%
1989 49.184.198.52%
11.53 4.0735.3%
1990 54.175.149.49%
13.38 5.0237.52%
1991 62.857.5412% 17.76 6.8638.63%
1992 77.5 10.313.29% 19.83 9.8649.72%
1993 119.31
15.23
12.77% 27.14 13.39
49.34%
1994 135.92
24.54
18.05% 35.54 20.94
58.92%
1995 170.88
31.46
18.41% 47.48 25.81
54.36%
1996 206.94
36.54
17.66% 57.48 31.88
55.36%
资料来源：卢荻和陈（Lo and Chan，1997）。
注：a—行业销售额；b—前5家企业销售额；c—前25家电视机企业的销售额；d—前5家电视机企业的销售额。
简而言之，正如本文所言，与改革初期的市场结构和80年代的工业扩张模式不同，1989年以后时期中国许多工业部门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由于1989年以来规模经济在中国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再加上合资企业的不断进入，中国许多工业部门的企业在市场上继续得以生存的概率降低了，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变迁越来越青睐那些具有规模效应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观察到1989年以后亏损企业的比重不断增长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1992年以后工业经济仍能保持高速增长，即使总体来说一些工业部门在工业重组政策的推动下竞争优势日益改善。同时，我们的这一解释还意味着，在不断增长的亏损企业的比重中，小企业的亏损应该占有更大的比率。整体而言，亏损似应主要发生在那些不具竞争优势的小企业身上。最近的统计显示，我们的这一推论是被证实了的：1994年，90%的亏损国有企业是小型企业；60%的小型企业是亏损企业（Cao and others，1998）。
四、结论
中国国有工业大规模亏损问题的最显著特征是亏损企业的比重在9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总的来说，这一亏损模式不能简单地解释为80年代价格改革的负面效应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地用80年代以来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与竞争所导致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模式来解释。非国有企业同样存在的亏损增长也难以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不同是造成国企亏损增长的原因提供可信的解释。解释改革后中国国有工业亏损模式及其改变，需要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来观察研究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演进对转型中的工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条件的影响。
本文认为，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由于存在着持续的过度需求，市场规模日益增长，因而80年代大多数制造业工业部门的财务状况保持了良好的记录。改革初期，市场超额需求旺盛，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自然不甚明显，既便在大量乡镇企业不断进入市场以及大多数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1982—1988年间亏损企业的份额仍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在经历了10年的数量扩张之后，到8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经济开始走向成熟时期。在这期间，市场结构的演化与产业组织政策的实施开始使许多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在1989年后开始转向更加集约的模式。在大多数产业内部，集中率的提高体现了规模经济正不断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市场结构的改变导致了亏损企业的比重在1989年以后持续上升。因此，1989年以来在许多行业中持续出现的大规模亏损增长的现象显然是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演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产物，从根本上说，它可能反映了在市场竞争不断增强的条件下，中国产业的组织结构正在朝着不断优化的方向过渡。
（注：本文的研究直接得到上海市“曙光计划”的资助。但本文的写作是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研究中心完成的,作者感谢英国科学院KCWONG FELLOWSHIPS提供的慷慨资助。文章的初稿曾得到
AtharHussain 博士、 David Wall 教授、 DicLo （卢荻）博士WilliamHallagan博士的认真评论,作者表示感谢。文中的错误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