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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 张成龙
新时期，我们应该如何养老
近日，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发表文章称，一线大城市的居民2027年退休的话，预备1000万元养老恐怕也不够。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言论被各大媒体转载后，引起了人们对养老问题的广泛热议。
我国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速度和比重。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四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人。作为世界上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
每个人都会老去，无论富裕或贫穷，但如何能真正通过规划担负起养老的责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
新时期，我们应该如何养老？
未富先老的现状
据了解，由于老龄化的加速，我国老年抚养比由1964年的6.4%上升到2002年的11.6%，城镇离退休人员由1978年的314万人增加至2002年的4223万人，24年增长了12.4倍；与在岗职工的比例由1978年的31人降为2.5人，离退休金由1978年的17.3亿元增至3646亿元，增长了210倍，年均递增25%，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递增18.9%，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递增9.4%的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0.5%上升至3.6%。上述数字均反映了城镇离退休金的增速快于经济的增速。
而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已达1万～3万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DP达10000美元的占36%，10000～3000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只有980多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却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了“未富先老”的特征。老龄化的加速对经济社会将产生巨大的压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平均寿命预期会越来越长。社会能够提供给个人的养老保障是有限的，想要过上高品质的晚年生活，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
养老资金的来源
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一般而言，每个人的养老保障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这部分比例大约占养老金总数的30%。二是企业为员工准备养老的企业年金，比例也是30%左右。三是个人为养老准备的资金，包括保险、基金、房产等等金融资产，这部分比例大约占养老金总数的40%，如同一个金字塔结构。
而我国居民的退休金储备来源，主要还是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占比30%～55%）和个人理财类储备金（45%～60%左右），其他可能还包括企业年金和一些子女赞助等。
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不断调整我们的养老资金储备比率，比如购买商业保险。不过，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由于未来的养老风险预估不同，养老费用预算不同，实际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养老方案也是有所区别的。
有些老年人在退休后，开始购买基金和股票来投资，还有的老人通过购买黄金、古董、房子等实物来实现资金保值，但是任何投资都是存在一定风险的，需要谨慎对待。
传统的养老模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的养老方式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养老院养老等几种模式。
居家养老就是指老人在自己家中度过晚年，优点是对周围环境比较熟悉，开支主要用于衣、食、行，花销不大，一般没有额外的支出，相对自由、舒适；缺点是安全保障程度不高，空巢老人一旦发生意外，家人、邻居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很容易耽误治疗时间，造成危险。
而社区养老是指老人居住在自己家里，吃、住、行等方面由社区提供帮助，这也是目前政府大力提倡的一种方式。由于有政府的资助，个人承担的费用并不高，社区的医疗机构还可以就近给老人提供服务，可以说是比较合适的一种模式。
还有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老人会选择养老院养老，养老院的配套设施一般都比较齐全，有专门的服务人员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安全有较高保障，但是相对所需费用也较高。而据了解，目前我国专业养老机构的数量和专业从业人员的人数相对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来说严重短缺，供需矛盾突出，可以说，加大养老机构的投资建设力度和提高专业护理人员的数量与质量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同时，由于养老机构的设施不够完备、护理人员服务不到位等原因，也难免会存在一些意外事故发生，故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有待完善。
新型的养老观念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养老观念也有了新的改变。
候鸟式养老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养老方式之一，老人根据季节等因素来选择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如果在异地没有儿女、亲戚等，那么需要老人自己在异地置备房产，故而对经济条件的要求比较高，而且等老人年纪增长到离不开人照顾时，这种方式也就只能停止了，所以需要精密的筹划。
还有老人选择在健康状况良好时出门旅游，也就诞生了旅游养老这一模式。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能够在晚年欣赏各地的名山大川，甚至去国外的旅游胜地观光，可以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除了要求老人具有不错的身体健康状况和适应能力以外，还需要有相对雄厚的资金支持才行，另外，出门旅游就避免不了产生意外，购买合适的旅游保险是老人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些人在退休之后并没有选择“养老”，而是要么在自己的领域里继续工作，如一些技术人员被返聘回单位，一些老教师发挥余热开办各类培训班，还有一些人走上了另一个领域开发自己事业的“第二春”，也有一些老人去老年大学等机构学习书法、绘画等课程，陶冶情操，增加幸福感，这些“养老”方式都值得提倡。
另外，“生态养老”的概念也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孟认为，在高龄（60～120岁以上）人群中，年龄区间有着60年的跨度，其区间内亦可以有“高老、中老、轻老”之分别。60岁养老问题、70岁养老问题、80岁养老问题、90岁养老问题、百岁以上高龄养老问题等养老细分化将随之而来。对于老年人的养老照顾不仅需要中青年的支持帮助，也还需要开展“轻老、中老、高老”等老年人之间的护理关怀和互助。
同时，韩孟表示：“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老年人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节奏、频率、紧张度、作息时间与活动空间，老年人越来越不适应污染的环境及脆弱的生态，他们需要亲近大自然，他们越来越需要自然养老、生态养老、环境养老。在这样的需求态势下，我们应该着手考虑构建城市中的自然养老、生态养老、环境养老功能区域社区，或者在城市之外构建自然养老、生态养老、环境养老基地社区。在轻老、中老老年人之间还可以摸索开展生态养老再就业模式，60岁、70岁的轻老健康老年人可以为80岁、90岁、百岁老人提供某些类型的生产生活服务。生态养老、养老再就业将成为一种代际延续、代别互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
养老关注度年轻化
如果你以为自己还很年轻，用不着这么早考虑养老的问题，那用时髦一点的话讲，你已经落伍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正日渐成为社会发展建设主力军的许多“80后”们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着手进行养老规划了。
由于考虑到许多独生子女要面临4～2～1（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一些年轻人对于养老保障问题的关注度甚至超过四五十岁的人群。的确，现在的年轻人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激烈的工作竞争与快节奏的生活，提前做好养老规划不可不说是一项明智的选择。
我国社会现在还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体系都在不断完善之中，因此，无论是已经步入老年生活的人，还是即将步入老年生活的人，甚至是与“养老”存在一段距离的年轻人，对于养老问题都应该科学、理智地看待。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规划可以让你的老年生活更加舒适，也更加从容。当然，安度晚年的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健康良好的身体，而且无论你最终选择哪种养老方式，都应该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养老产业化突围
如果以1999年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为起点，中国开始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历程已有十年。
略显尴尬的是，中国的养老体系启动已十年，却仍处于起步状态。
老龄事业十年蹉跎
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看来，原因在于制度建设的路径出现了问题，“老有所养”没有进入到操作化层面。国家已经制定了三个老龄事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但每个规划中都没有规定资金投入机制，规划中的具体目标难以落实。
按照“十一五”规划目标，2010年，农村敬老院床位应达到309万张，城镇则达到138万张。但截至2008年底，农村敬老院床位数为193.1万张，城镇老年福利机构和社会福利院床位共62.9万张。根据目前进度，“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不可能达到。
“十一五”规划还要求，开展以生活不能自理和半自理老年人为对象的“爱心护理工程”试点和示范工作，在大中城市建设一批“爱心护理工程”。而到2008年，这些试点、示范以及工程建设还没有系统启动。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对《财经》记者说，中国把养老体系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是从2004年以后才开始重视，但未达到一定的高度。那时最迫切的是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这次金融危机后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养老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化危为机
变革似乎总在危机之后。
2009年8月27日，吉林辽源一老年公寓失火，七名不能自理的老人六死一伤。
一个不为外界知晓的细节是：火灾后，公安机关搜查该敬老院经营者左某的住所，只从抽屉里翻出4.2元。左某离异、下岗，用自己仅有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办养老院是她惟一的生存出路，她的存折上总共也只有64元。八个人挤住的环境如此简陋，老人们却趋之若鹜。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王辉认为，小型民办机构不能变成规范化的养老场所，说明政策设计存在很多问题，不能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来，所以现在很尴尬，“穷人养着穷人”。
富人和高干也同样苦恼。在离退休高干云集的北京万寿路翠徽西里，人均月退休金一万元的老人们一个简单的期望就是能有可口的早饭。
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行政机关老干部局的局长们最焦心的问题是，离退休老干部的养老服务。这些高层干部的老年生活，可能还不如美国、日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老将军退休可能有四个卫兵围着他，但他们提供的不是专业化的护理服务。”
另外一个误区则是把养老理解为医疗，把老干部们放在医院的单间或高千病房中，浪费了有限的资源。
悲剧和困境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保中心主任杨燕绥相信，老龄危机可以转化为老龄人口红利，即第二人口红利——由老龄人口的就业能力、纳税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组成的经济贡献率，以及其对调整产业结构、拉动消费和市场发展后劲，乃至社会和谐与文明的经济影响。
经社会调查初步测算，杨燕绥的团队发现，到2035年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经济贡献包括：至少增加1400万劳动人口；占届时GDP5.7%的税前消费能力及其对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影响；按最低税率每亿老龄人口个人所得税缴纳能力接近286亿元；占资本市场市值30%的养老基金及其综合影响。
王振耀也有一个计算。中国台湾地区人口有2000万，台湾的养老有3000亿新台币（约合650.7亿元）的公共需求。中国大陆的养老服务创造的需求应该在3万亿元以上，未来没有5000亿元以上与养老相关的公共设施建设是不行的。而全国老龄委提供的数据是，当前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总价值不足1000亿元。
在发改委版的基本养老服务规划中，有一条引人注目：“大多数中等收入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社会公益性强，是当前建设和发展的重点，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主要拓展领域，需要政府主导，引入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设和运营。”
产业化风向标
养老产业化突围已在几个领域内展开。
保险资金已先期进入。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表示，养老事业是最适合人寿保险公司延伸产业链的一项业务，也是中国未来老龄化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时最有价值的商业机会。
2009年12月29日，泰康人寿郊区总部及健康研究中心奠基仪式在北京昌平区小汤山举行，打造高端养老社区。中国人寿(601628.SH)亦表示，已在河北廊坊物色好将来用于建造养老社区的土地。
保监会官员对《财经》记者说，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08年底就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出九方面意见，其中就有“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养老实体和医疗机构”的内容。时隔一年后，《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于2009年12月25日公布，规定保险公司可以投资不动产领域。“虽然投资比例、退出机制及保值和增值等具体问题尚未出台政策，但养老实体在保险概念里属于不动产，我们看好养老投资。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特点，养老投资收益也比较稳定，这也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上述官员表示。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中，针对老年护理的服务机器人是重点发展技术之一。科技部原副部长马颂德向《财经》记者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00个住宅／社区／专业机构服务体验中心与示范中心，达到500亿元服务机器人产业规模，拉动相关1500亿元产值。
此外，科技部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向《财经》记者透露，科技部将对低成本医疗可行性、医疗设备从医院到家庭的可行性、全国需求量等做战略研究，然后根据调查情况再选出几个重要行业和产业，并开辟新的产业。
上海及其周边户籍人口近22%是老年人，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与此相对应，上海养老产业在中国领先。对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业，上海市政府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或补贴，比如床位每月补贴100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尹志远表示，上海的经验能够代表中国养老业发展的方向。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认为，中国各地老龄化程度区域性不同，人们对养老的需求也不同，政府要创造一个让民间资本进入养老行业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大连的养老超市、大连工人养老院与日本上村友好介护株式会社共办的“旅游养老”模式、重庆的“医（疗）养（老）结合”方式、宁波首家养老照护培训基地、海南异地养老等诸多细分形态的出现，都表明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养老正在逐步产业化。
老龄产业促央企转型
国资委曾于2009年明确有关部门负责央企非主业宾馆酒店（含宾馆、酒店、饭店、疗养院、度假村、培训中心、会议中心、接待中心）分离重组的工作。截至目前，还有近一半的央企没有完成主辅分离工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布参与了《利用央企辅业资产发展养老产业的政策研究》课题组，他认为这部分资产面向普通市场难以获利，但利用它们来发展养老产业，却具有自然环境好、使用成本低、可塑性强的优势。
老人颐养天年一般需要远离闹区、自然环境优美之处，这些资产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养老产业所需要的设施只求生活居住功能，不需要豪华装饰，这些资产功能基本符合要求，不需要进行大的改建，建设、维护成本较低。在人员上，养老产业需要大量服务和护理人员，可安置和消化大量辅业分离人员。
此外，养老产业作为准公益性产业，国家给予许多税收、补贴政策。
一家专门事资产经营的公司，发现了央企主辅分离中的养老商机。他们利用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石花洞风景区一家央企下属的建筑物，把闲置十年的招待所、办公楼、车间、食堂等，经过装修改造成一个养老社区。
这个规划面积15万平方米，改造建设养老床位1000张，为入住老人提供生活起居、养生膳食、文化娱乐、医疗康复保健、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的社区，有效利用了闲置多年的资产：妥善安置了辅业改制人员，仅一张床位的收入就达2万多元。
这种利用辅业资产建立养老产业的模式被四川、武汉等省市复制，形成了一定规模。
未来，我们去哪里养老？
最近两年，北京乐城集团一直在运作纯机构养老性质的乐成恭和苑，此外，这家公司也希望经营老年人日托所，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膳食、午休、棋牌娱乐、心理精神慰藉等服务。“各种形式的养老服务我们都会实践一下。”乐成恭合苑筹备组组员陈晔对《创业邦》说，“虽然乐城目前的主业是房地产，但将来会将主业转移到老年人服务，专门成立了老年投资公司和老年运营公司。”乐城正在北京和海口都在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
为此，乐城早就派遣了相关工作人员前往新加坡、日本等养老产业发达的国家学习。与中国内地很多养老服务的参与者一样，乐城之前并无相关经验。老年型社会似乎只在最近几年“突然”到来，人口快速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老年人家庭空巢化、部分老人失能化等“四化”叠加引发的养老、医疗、照料、服务、精神慰藉等需求也越来越突出。由于长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陆续成家立业的独生子女们开始面对严峻的养老问题，如何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化养老，市场远未做好准备。
现实情况是，“目前我们国家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不到1%，而发达国家的机构养老达到57%，”中国老年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傅双喜对《创业邦》说。“面对老龄社会问题，政府正在大力推广社区养老，欢迎民营企业参与，我们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也在大力推动民营资本对养老院的投入。”
据预计，中国的老年人口当中大约有6%-8%需要到养老机构去养老，现有的老年人口为1.59亿，就需要900万-1200万张床位，而现在全国各种养老机构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173万张，缺口很大。在运营绍兴养老庄园项目的皇家养老院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鞠川阳子看来，如果能把日本养老产业专业化的操作模式与中国庞大的市场结合起来，将会打造出一个无比巨大的新型产业。
市场链条的缺失意味着老年服务产业蕴藏着机会，但究竟怎样在这一领域将潜在需求变成商业利益，同时又能兼顾到社会效益，对于相关的创业者是严峻的考验。毕竟，养老服务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
零散的居家养老服务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养老问题成为一个热点。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民政部正在进行相关规划，将在全国社区普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并开展专业护理员的培训工作。
在特别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绝大多数老人仍首选居家养老，其次才是进养老院。因此，探索居家养老服务势在必行。若街道、社区仿照托儿所，建设老年人日托所，把居家养老和日托服务结合起来，老人们每天早上到日托所“报到”，享受棋牌、读书看报、康复理疗等服务，还可以学习科学饮食、健康保健知识，这样子女放心，老人也满意。王振耀也明确表示，政府可以牵头，引入民间组织来做具体工作。
其实，将社会养老资源引入到家庭中的相关实践已经开始，不少城市都有类似模式：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由社区的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包括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日常护理等多项服务，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2005年底，柳州市柳北区就率先在8个社区中开展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试点，几年来已为35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提供了服务。
北京市政府也在与很多餐饮机构、理发店、洗衣店等建立合作，将他们纳入社区指定的居家养老服务商名单，乐城就在2008年成为其中一家。尽管如此，乐城也只是和双井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合作，在小区开设供老年人消费的小餐厅，提供适合老年人食用的营养套餐，消费的人群比较固定，一般一天也就30多份，因为达不到规模效应，这一服务一直赔钱。
众益伙伴老年文化发展中心项目主管邢焕萍曾对北京和平街道9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进行调研，结果显示，目前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总人数比较小，专业的居家养老服务商严重缺乏，辐射范围较小，老年人使用起来不方便。
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都需要社会实体来运作和提供服务。但目前尚未有成规模的服务商介入，服务能力薄弱，布局过于零散，辐射范围大多囿于一两个社区，服务的老年人多则百人、少则数十人，经济上缺乏规模效益，导致服务价格较高，老年人承受不起，无法扩大市场范围。对于服务商来说，收入不足以弥补成本，亏损经营，难以长久发展。
不过，随着老年福利制度从传统的救助型向普惠型转变，“花钱买服务”的消费理念逐渐加深民众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认同感，逐渐改变老年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将老年人的有效需求与服务商的引导性消费结合起来，将加快居家养老服务市场化、专业化的步伐。
专业养老院的平衡点
与居家养老服务商正在萌芽不同，早就有人在独立的养老院上进行探索。
在松堂关怀医院稍显简陋的大厅里，十多个老人坐在轮椅上做着传球游戏，这种简单的运动是这些无自理能力或者半自理能力的老人很喜欢的休闲娱乐。为老年人提供临终关怀的松堂关怀医院，被副院长朱林称为“养老的最后一站”，在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度过的平均时光是200多天，也是他们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松堂成立于1987年，但是建院的最初10年时间里一直未能盈利，只能依靠院长李伟的积蓄维持。这种生存困境并非特例：2005年4月成立的康馨敬老院菜户营分院目前还在赔钱；天津鹤童从1994年成立后10年始终“惨淡经营”，虽然旗下有了5家连锁养老院。
当前我国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在他们的消费能力与企业的利润中间要取一个平衡点并不是易事。而且，政府和普通的民营养老院解决的是最需要照顾的一些老人，因此往往意味着福利、非营利或者低盈利。很长时间里，民营养老院不得不坚持着低营利性的原则，大部分养老院的月床位费在500～1500元左右。松堂的收费比一般敬老院要高一些，每月1300～3000元左右，按床位收取。“没有更大的经济实力去拓展，能把这一亩三分地守好就不错了。”朱林对《创业邦》说，“我们以量取胜，入住率90%多，有时候能满员。”
“企业家不是慈善家，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可以少挣点，献点爱心。”傅双喜说，他一直主张动员全社会，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企业或者个人投入养老事业。在他看来，养老院办起来，收费高老人进不来，收费少则要赔本。尽管如此，他认为100张床位以上的养老院能通过规模化实现盈利，在此之上，投入越多，盈利越多。
养老行业属于银发经济，是夕阳事业，却是朝阳产业，现在很多人看中了这一领域，但并不好做，相比其他创业领域，其投资周期较长，风险相对较高。“这个行业不存在暴利，小一点规模的养老院很难盈利，创办人要忍受长期的经济窘迫。”朱林说。
除了民营资本，也有国外资本开始进入这一市场，比如有瑞典管理背景的英智康复医院，收费也较高。在朱林看来，英智的架构和国外都比较相符，无论软硬件都做得比较细腻、漂亮，比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要好很多。为此，松堂也计划最近重新装修，提高舒适度，并适当提高10年没有变动过的价格。朱林认为，作为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站，临终关怀医院这种特殊的养老院非常有发展前途，以后会越来越多。他从2003年担任副院长，当时松堂接纳的老人是200多，现在已达到400多。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曾撰文称，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而且机构护理可以提供24小时服务，从纯护理角度来说，这是优选。由于各类养老机构规模偏小，很多想进入的老人因为排队太久不得不放弃。
高端养老服务的机会
在政府和社会采取更多的积极举措为中低收入老人设立更多的养老床位之时，外资则将目光瞄准了高收入的老人群体。
上海假日老年公寓是我国第一座中外合资示范性老年公寓，由全球最大的老年公寓运作公司——美国假日老年公寓集团、美国加州湾区最大地产商之一的美国西湖集团以及上海安徽裕安实业总公司联合投资，置身其中宛如一座小型现代化社区。
根据中国市场的情况，一些外资机构在进入后也会调整自身的服务定位。2006年6月，德国奥古新诺颐养中心落户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计划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建成并投入运行。在德国知名的奥古斯汀养老院针对的消费群体是月收入1000欧元、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老人，但奥古新诺上海颐养中心锁定的客户人群都是所谓的“高端”人士，如当地的富裕家庭、华侨、中国留学生的父母，以及跨国企业外籍主管人员的父母。顶级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所需的费用自然不菲，老人入住时所交付的押金数额，大致等同于该房间的产权价格。
2007年底，一家名为“夕阳红康乐中心”的外资养老院落户于江苏省江阴市，由美籍华人虞觉惠投资1000万美元建成，号称要把欧美最流行的社区养老模式引进到这个富庶的江南小城。老人们住进来后，吃饭、疗养、康复、学习、娱乐、购物、休闲，一切问题全部解决，其模式与奥古新诺颇有些类似。
养老服务是个特殊行业，既有营利性，又有福利性，但管理又比较复杂，客观上难以吸引大的资本投入，而外资的进入则为市场化的养老院提供了一个强烈的暗示：养老院也是可以赚钱的。民政部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傅旻说，投资建设大型高标准老年公寓正在成为一种风潮。
“社会养老机构一定要快速推进，使一些有钱的、有条件的老人住上档次更高的、条件更好的养老院，居家养老还是适合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傅双喜说。而类似老年公寓、老年社区等高端的养老产品也已有本土的公司在提供，比如北京太阳城，该社区内现有的1300多套公寓销售一空，2000多位老人在这里享受居家式养老服务，还有更多老人在此享受租住式、安养式、度假式养老服务。不过这些老年公寓、老年社区服务模式还没有专业化与标准化，通常被当作普通的房地产项目对待。
对政府管理部门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北京太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凤泊从1998年就有此构想，2001年才办完手续，筹建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就因为这个项目是该划为房地产还是福利事业，尚无先例。最终“北京太阳城”还是被划到房地产行业了，朱凤泊去西班牙参加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时，他发现自己是100多个国家几千位与会代表中惟一一名房地产企业代表。
其实，乐城也是一家房地产企业，位于上海浦东的高级养老社区“亲和源”的股东也包括上海日扬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亲和源董事长奚志勇认为，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竞争压力，说到底是因为真正的大公司还没有进入这一领域，：口果国内有十家、二十家大公司进来，就将面临巨大压力。
“养老院”的新模式
“低端性的服务模式以及非营利的政策思路无法培育积极的养老消费市场，更无法吸引更多企业的参与并形成规模效应，也无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样养老产业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奚志勇一语点破了他开发建设上海亲和源养老项目的原因。他认为，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就该以“养老院的模式”来解决养老问题。
在养老模式上全世界最推崇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太阳城。美国太阳城从1961年开始开发建设，要成为佛罗里达州乃至全美最好的老年社区，设计建造了各种户型以适应不同类型老人的要求，现有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住户1.6万，且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社区内还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开设的课程和组织的活动超过80种。根据美国一项调查表明，生活在这样环境的老年社区中，平均寿命要延长10岁。
不过中国的老年人习惯于为了子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要把社区服务卖给老人，美国的经验并不能照搬，朱凤泊都是摸索着前行。1998年，已下海经商10年的朱凤泊计划把敬老院和房地产结合起来，做一个老年项目，既有敬老院的功能又不是敬老院，把公益性事业市场化运作，按房地产开发程序打造，但又不完全是房地产。后来完成的北京太阳城被他叫做第三住宅，就是老年人的房地产，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模式。
在他看来，北京太阳城不是将房子卖掉那么简单，同时还有租住，还有老年旅游地产即度假式养老，从长远看能形成产业链，甚至可以走向资本市场，获得资金以持续发展。当朱凤泊在2000年把他所有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这一产业时却发现，现实比他的想象要残酷很多。“他之前是想办一个和美国一样的太阳城，后来有点变味，发展到以酒店餐饮娱乐为主，因为养老院很难成为赢利点。”乐城的陈晔评价说。
亲和源也在尝试新模式。无论从环境、设施、服务模式还是运营模式，都完全与传统的养老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再以床位为管理思路，而是将居家养老与专业化照顾相结合，提供全面的养老服务。与传统养老机构不同的是，亲和源并不是自身运营全部的服务内容，而是整合了市场上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其它行业资源，组成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专业化服务资源平台，如物业管理聘请了美国专业经营老人社区的爱玛克管理公司；康复健身由香港的著名健身机构美格菲全面管理；餐饮服务则由世界最大的餐饮服务与综合后勤管理公司索迪斯提供；医疗健康由上海曙光医院负责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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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的可行性
这种联盟方式很利于亲和源项目在其他区域复制。从2005年立项启动开始，虽然困难重重，亲和源还是在2009年走出了发展的困境与迷茫，上海项目有了200多名会员的入住，在营口、黄山、海南都有了养老项目的落地。奚志勇的计划是，在未来5年中，亲和源在内地主板或者创业板上市，用充足的资金再去拓展全国市场，进行特许连锁经营，5年以后至少要有30～50家，包括品牌与管理输出，年销售总额达到15亿元，会员发展到2万人。
希望进行连锁经营的绝不止亲和源。乐城集团也暴露出这种野心，虽然乐城双井恭和苑的旗舰形象还未设立，但其在北京双桥和浙江的恭和苑已处于批地阶段。陈哗也知道其中的难度。
陈晔跳槽到乐成集团之前，在号称是“北京市第一家五星级养老院”的寿山福海养老院工作过两年，那里的设施和服务都属于高档，在行业里口碑较好。该养老院由以混凝土为主业的北京恒坤投资建设，因为一直希望能连锁经营，所以要求高、服务好，收费也较高，可自理的老人平均每月2,000元，不能自理的则根据等级收费。由于觉得时机不成熟，寿山福海养老院目前已停止了连锁经营的计划。
据陈晔了解，目前只有天津鹤童成功实现了连锁经营。成立于1994年的鹤童有5座长期照护老人的院舍，分布于京、津两地，收养了近500位高龄患病、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甚至临终关怀的老年人。但她对连锁经营仍抱着不变的态度，“养老院肯定会形成一个产业，连锁运营也是必由之路。”作为德国最大的社会服务企业，奥古斯汀目前在全德拥有21家品牌养老院，近8,000位老人居住其中。这是中国养老产业从业者们需要探索和学习的，在此之前，他们应该抛弃对养老院“一张床，一碗饭”的简单理解。
西方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不为老年人提供机会的国家将是一个失去机会的国家。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界人士，尚未给予老人充分的关注。如果养老服务不再只是老年人维持生命生存的基本手段与保障，而是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现实载体，我们每个人才可能一起好好地变老。
亲和源：老年产业梦
“我老了，绝对不会住养老机构。我考察了中国2000多家养老机构，没有一家好的。”
“领导，你太失职了，你主管这项工作，到老了，连你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
奚志勇说，有次和民政部某前官员酒酣耳热之际，曾听到过这样几句“肺腑之言”。
随后，他邀请这位前官员来到他一手创立的亲和源养老社区考察。官员看后，马上表示：“这个，我愿意住。”
亲和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居家养老社区，它在商业模式上有不少创新。
探访亲和源
亲和源社区坐落在上海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园。总共有800余套公寓，总共能入住上千位老人，现在已经是上海最大的老年人社区。
这儿是奚志勇的“主场”一他曾在康桥镇做了两年多副书记，还当过两年多镇长。
亲和源不是传统的养老院，它是一个大社区，由一栋栋住宅大楼构成。每栋大楼之间都有遮阴挡雨的走廊相连接。大楼内是一间间公寓，面积有大有小，大部分是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一阳台的结构。公寓的特殊之处在于细节设计，卫生间有方便老年人用的扶栏，床头有应急按钮。此外，房间里的人在预先设定的时间范围无任何行动，红外检测装置将自动报警，老年人在房间内出现中风、昏厥等突发疾病，可及时抢救。每栋大楼的一层均不住人，设有不同功能的活动室，有乒乓球室、棋牌室、阅览室、舞蹈室等等。
亲和源社区内有一栋靠近马路的大楼是老年人度假酒店。门口熙熙攘攘，有很多参观者。还有很多老人胸挂乘车卡，热情相邀伙伴坐上亲和源的班车一同去附近逛超市。奚志勇设计的“老年桃花源”，并非与外界不相往来，居住在这里的皓首寿眉们既有专属地盘，同时又与外界保持一定沟通，不脱离大社会。
他也抨击了中国的福利式养老院。他说中国的养老院都是以床为单位，把老人当作病人，病人没有自由、没有隐私、没有自尊。从60岁到80岁的二十余年时光，有的老人只有最后几年需要照顾，其它十几年的健康的生命时光意味着一个大市场。“把养老当成福利，是没有创新动力的。”他说道。
亲和源的绝技就是两条，一是商业属性，只有当项目有盈利需求的时候，项目主导者对客户的满意度和需求研究才能深刻和到位，经营者也更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从老年人与其他人群不同的独特需求角度，对“家”进行重新定位。
奚志勇“现身说法”了亲和源模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养老。他的父母现在也住在亲和源。入住前后最大的改变是，之前，奚志勇一个星期不回家，母亲就打来电话，“怎么不看我们了？不要我们了？”入住后，他母亲有半年没有给奚志勇打过一个电话。母亲在亲和源的情况，奚志勇打开电脑，上网查询下相关信息，就一目了然。
亲和源社区内部还设有一家医院。目前医院以康复理疗和身体检查为主。病房管理也更宽松，病人家属可以将自家的物品带到病房内，让病房更温馨的小物件也允许摆放。我们在医院参观时，看到一群年迈老人围在一起学唱他们年轻时熟悉的《国际歌》。奚志勇说这家医院正在申请进入上海市社保定点医院名单中。
做老年品牌领导者
亲和源采取会员制方式来经营。每张会员卡对应一名或两名会员，登记的两名会员必须是夫妻或者直系血亲，至少有一人必须达到会员条件（条件之一是男满60岁，女满55岁）。
亲和源的会员收入主要来源于两大部分，卡费和年费。卡费一次性收取，主要根据会员入住公寓面积大小，以及卡的性质（可转让和不可转让），价格为数十万元不等。年费也分几个档次，其中一档为2万元。卡费的缴纳可以保证会员本人对公寓的使用权（分权益可转让和不可转让的仅限购买者终身使用两种）。年费的缴纳，将使得会员享有定期上门的保洁、物业等服务。会员还能享有亲和源配置的秘书服务，囊括会员的健康、生活、快乐几大主旨。
除了卡费外，亲和源每年还有年费收入。奚志勇很得意自己设计模式的优势。这个模式将使得亲和源部分解决后续扩张所需要的资金难题，他可以用上一批会员的卡费收益投资下一个亲和源，使得资金能不断滚动起来。
仅仅把这种商业模式理解为创新的房地产模式是狭隘的。奚志勇坦言他设计的商业模式，更大的收益将来源于老年人的“吃喝拉撒”。
“中国老人的吃喝拉撒有品牌吗？我有几万名会员，可以指定一家工厂，生产老人吃的牛奶，必须用我亲和源的品牌；老人用的家具，要按我的标准来生产，不能对外卖，对外卖，我要收10%的管理费。”奚志勇说道。此外，他还很看重老年旅游市场，认为这也是一个有关吃喝拉撒的大市场。
亲和源设立的老年生活形态研究机构，以数万名会员为依托，做老年人各方面调研和数据挖掘工作。这个研究机构不仅能让亲和源拥有深入了解老年人习性的优势，有可能将之变成老年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奚志勇还设想这个机构将来可以向社会出售调研报告，独立盈利。
亲和源也不是想通吃一切。
亲和源社区里的餐厅、物业等统统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做，目前这些服务公司均是在行业里享有一定声誉的跨国大公司。除了餐厅和物业，亲和源园区内还有健康中心，内有游泳池、健身器材等等。合作方式很简单，亲和源提供场地和相应固定资产投资，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亲和源会向入驻的服务机构收取一定的费用。说白了，亲和源就是诸多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算起来，入住亲和源的费用不菲。奚志勇不发愁老年人的购买力。他说自己做的是中端客户群，瞄准的是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包括医院退休教授等知识分子，还有创业家的父母。目前，这些入住者靠子女资助的比较少，大部分自己都有经济实力。奚志勇还笑谈，中国老人勤俭节约，很多还是很有钱的，甚至还有钱去资助孙子买房。
目前，亲和源已经在外地将这种模式进行复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与地方房地产商合作，亲和源主要输出服务，二是自主开发楼盘。奚志勇计划剥离出专业服务公司，将来在资本市场IPO。
奚志勇是一个梦想家。他在跟我们讲述自己的老人产业梦想时，禁不住手舞足蹈。促使他走上养老道路的则是亲和源现在的名誉董事长周星增，现为上海新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是奚志勇当“镇官”去温州招商引资时结识的朋友。周的一句话让奚很感动。“如果你连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好，还叫什么事业有成？”
青松模式：老有所依
虽然中国社会经济眼下的挑战已经够多了，但还有一项“迫在眉睫”的远忧值得关注，这就是人口老龄化趋势。
国家民政部统计称，未来40年中国老龄化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至900万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7%，到2050年将达到30%以上。以北京为例，到2008年年底，北京市老年人口总数就已突破25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2050年将上升到650万。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中国将很快步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的老龄化浪潮之所以更难对付，不仅是因为其规模和逼近的速度，而且因为它正降临到一千刚刚摆脱贫瘠的国家中。同时，由于大家庭的弱化以及出生率下降，以往那种依靠子女赡养的非正规的保护网已经开始离析了。北京老龄工作委员会称，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子女外出工作求学增多等原因，身边无子女的纯老年人家庭户还在日益增加，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增加已经成为北京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中国的社会经济因此将面临巨大压力，但王燕妮却从中看到了商业机会。王在2004年创立的青松乐龄居家养老服务公司的商业模式简洁但有效：向会员制的老年人提供上门的专业医疗护理服务。它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许多儿女在把老人送往养老院方面仍存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二是居家赡养又面临医护不专业等种种现实困难。
6月一个周末的上午，本刊记者和青松护理师石禄赶到家住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的赵老先生家，石此行的任务是为老人进行身体各项机能的检查与康复训练。赵老先生约在一年前突发脑溢血，术后左腿偏瘫，伴有失忆症状，失去了自理能力。此次石禄对赵老先生的护理内容分为三项，首先是测量血压等基本生理数值，接着对其偏瘫的左腿进行按摩和疏通经络，最后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对其智力与记忆力进行恢复训练。在石禄的帮助下，赵老先生背诵了五言唐诗《登鹳雀楼》。“为了背这首诗，他已经练习了几个星期了。”石禄说。
赵老先生的女儿为其选择的护理方案是，青松的专业医疗护理师每周二、四、六上午上门为老人进行身体机能检查与术后康复训练。对其女儿而言，她可以登录青松会员账号，参与护理流程，随时了解父亲的身体状况。月花费不到500元。目前，青松已有会员超过1000人。
设计出这套“居家养老”商业模式的王燕妮正是看到了中国银发市场的巨大潜力。“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和养老相关的事都应该归属为慈善或者福利，由政府主导解决”，她认为这种做法存在两个死结：第一是如何可持续性，老龄化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多数人要面对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慈善来一次次解决，持续的机制必须由商业模式牙口利益来驱动；第二是如何吸引人才。
王燕妮的这一创业想法最早形成于2002年。在位于法国巴黎的INSEAD商学院读书时，她和两位同学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这一创业计划，2003年底赢得了罗兰·贝格咨询公司主办的欧洲商业计划大赛第一名。
2004年9月，王从INSEAD毕业后正式回国创办青松。最初，她单纯地试图把在发达国家很风靡的“老年俱乐部”模式——即鼓励老人继续学习、外出旅游和多与社会互动——移植到中国，却遭遇水土不服。这一挫折反而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通过市场调研，王燕妮意外发现了中国市场存在的一块空白：对患有慢性疾病和手术康复期的老人的居家专业医疗护理。2006年，王燕妮与青松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对全球的社区与居家养老优秀案例进行研究，最终开发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的商业模式。
青松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为中国老龄化危机提供了一个具有商业驱动力的应对方案。王燕妮为，即便政府有财力建造足够的养老院，居家养老模式也有清晰的市场竞争力——家庭的温馨、舒适和便利性都优于养老院。欧美科学家进行了一项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处于牛失能、失能状态的老人在养老院的平均存活时间是2年，而居家养老则可达8至10年。“养老院就像酒店，每一分钟都需要交钱。”王说，居家养老则只需要为服务时段交费。另外，养老院里平均一位护理师负责的老人为10人左右，而青松的护理师在服务时段内能够全心护理一位老人，提高了护理质量。
青松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创新工场投资和业务发展经理易可睿对《环球企业家》说，经过工商部门审核的居家养老公司比一个在人才市场随机雇佣的看护会更令消费者放心；同时，消费者也倾向于相信团队的执行力大于个人。
一方面以聘用高素质护理师来保证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还要以相对低的价格来打开市场，利润何在？王燕妮的秘诀是：“化整为零”。通过将人力、时间资源拆分以达到灵活、充分利用。与想尽办法多建养老院来满足养老需求不同，青松以更灵活的方式把护理服务带给每位有需要的老人。例如，青松护理师石禄在上午11点左右结束对赵老先生的康复治疗之后，会赶往另外一位客户家里。“在理想的情况下，护理师到客户家，途中距离应不超过两个公车站。”王燕妮告诉《环球企业家》。当一个区域内的客户数达到一定规模，青松就会在中心位置设立一个护理站。随着护理站越建越多，一个居家养老服务的网络就形成了。
青松最早的一位天使投资人、WholeTree Ventures创始人周逸儒认为，青松模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对成本的控制比较灵活，由于主要是投入人力成本，其规模就可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灵活增缩，从而降低了风险。INSEAD商学院教授、青松资深顾问陈威如对本刊说，青松的模式类似于将“私人看护”从奢侈消费变成了大众化服务，基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与经济现状，这种概念下的商业模式会很有前景。
幸运的是，政府和市场也在转变。2008年2月，由全国老龄办、国家发改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十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意见》正式印发实施，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城市社区基本建立起多种形式、广泛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对王燕妮来说，青松的存在价值在于：“支持更多老年人在家中和社区内享受健康、独立、有尊严的生活。”
太申祥和：“夕阳”事业中的朝阳产业
“最美不过夕阳红”，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产业被誉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有着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敬老院便是老年产业链条的重要一环。提到敬老院，人们往往会想起模式单一、服务单一的传统敬老院，对民营敬老院却知之甚少。而北京太申祥和山庄把老年产业当作公益事业来做，打造出一个京城老年产业的知名品牌。
当笔者来到太申祥和的时候，很快被这里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式建筑群落的巧妙设计以及舒适高效的服务所深深吸引。太申祥和创办的国际养老院、度假山庄和太医馆，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经济实体，而且以“不赚老人钱”为准则，把老年产业当作公益事业来做的事迹，引起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关注。
接待大堂里等待办理入住者人来人往，静雅有序的环境，显现出这里生机勃勃。国际经济危机对太申祥和有影响吗？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常务副院长杨艳梅告诉来访者，这里排队等待入院的老人常常令我们应接不暇，亟待进一步开发，如果说扩大内需，养老院还真是社会需求的热点。
“老有所养”的创业冲动
太申祥和山庄的创始人杨海金来自河南农村，生活的窘迫让杨海金很小就不得不出来打工赚钱，从建筑工地的小工做起，再到自己承包建筑队，经过多年的积累，凭借勤劳和智慧，杨海金从小“包工头”做到了拥有自己多支工程队的大老板。这时的杨海金再也不用为了生计发愁，但好强的他一直在寻求事业的突破口。1995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对他的触动非常大：杨海金的一位朋友是某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因为子女均在国外，无人照料而突发疾病在家中去世，几天后才被人发现。朋友的不幸遭遇让杨海金下定决心投身于老年公益事业，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为国家做过突出贡献的老干部老专家的晚年生活安排的更好，让他们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享受幸福的老年生活。
说干就干，杨海金拿出多年从事建筑行业积累的一亿多元资金投入到老年公益事业，开始了老年公寓的筹建工作。为了更好地为老人提供服务，杨海金开始在全国各地调研，然而国内传统敬老院千篇一律的模式和他的想法差距太大；而在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外的养老机构虽然是国家提供的福利，但是同他的构想也有较大的差距。杨海金思量，既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干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创立一种新的养老模式。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太申祥和在招聘管理人员时甚至要求不能有在宾馆、饭店工作过的经验，以免被过去的思维和工作方法所束缚。
1999年9月，杨海金投资1.2亿元、占地150亩、面积10万平方米的国内首家会员制民办养老院——北京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正式开业。作为杨海金亲自参与规划和设计的太申祥和山庄，这里的一点一滴都饱含了他的智慧和心血：敬老院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和独立四合院，并辅以苏州园林式风格。度假山庄整体按照清王府的设计，建起了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群落，中轴七进殿堂，周围亭台水榭、走廊环绕，客房区庭院典雅、曲径通幽，令人心旷神怡；同时辅以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太医馆，以及摄影沙龙、游泳队、乒乓球队、书画展、合唱队、模特队、桥牌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更是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
创新公益模式
然而太申祥和在创业之初的发展并不顺利，尽管从事的是福利性质的敬老院，费用很低，同时为老年人提供了优美的环境和周到的服务，但是在国营敬老院为主的上世纪90年代末，民营敬老院的推广非常艰难。“我们当时每天租一辆金龙客车到各地的老干部处邀请老年人参观，虽然老人们都觉得这里很好，但是一听说是私人企业就打了退堂鼓。”杨艳梅回忆说，“我们终于在1999年迎来了第一位老人朱奶奶的入住，老人家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住进来的，我们当时200多位员工侍候朱奶奶一人，为她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结果一直住到现在，并且卖掉了自己的四合院和购买的商品房，安心地在这里居住。”通过一年的摸索，到了2000年，基本掌握了层次高的老人的需求并且有的放矢地调整自己的服务，当年就喜迎100多位老人入住。而随着制度的完善和口碑传播，2001年入住老人猛增至500多位，敬老院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由于房间紧俏，现在正加紧规划扩大接待能力。
随着入住老人的增多，如何保证老人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应对突发疾病对老人的威胁就成为了太申祥和面临的首要问题，于是太医馆应运而生。这家一级甲等医院的成立保证了老人在突发疾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同时邀请国内著名的老中医和医学专家为老人们提供完备的医疗服务。“我们建立了医生巡房制度，为老人定期体检，随时掌握老人的身体状况。”杨艳梅介绍说，“我们有一整套的急救方案，老人如遇突发情况，只需按一下床头的急救铃或者打电话，太医馆的医生会在5分钟内赶到，保安会负责把急救车带到急救现场，医生和护士陪同患病老人去医院治疗并通知家属，完善的医疗服务彻底解决了家属的后顾之忧。”
借鉴会所方式，成立会员制敬老院，也是太申祥和的一个创新。会员老人可以享受老年餐、游泳、免费茶叶等诸多服务，为了担心多子女老人去世后会产生遗产纠纷，采取谁出钱谁入会的原则，老人的子女也可以加入，享受会员服务。“不赚老人的钱是太申祥和的一个基本理念，入住老人只需要缴纳住宿费和餐费。”杨艳梅介绍说，“老人的日常费用和突发疾病需要用钱，老人主动提出来采取交押金的形式入会，而我们的押金返还制度会在合同上注明老人退住时七天内无条件退还押金，多年来一直在履行承诺，没有发生任何一起押金返还方面的纠纷。”
用品牌传递爱心
对于公益事业来说，首先是要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这也直接决定着公益机构的服务水平，太申祥和同样如此，必须做大做强自身的品牌，才能更好地为老人们服务。“敬老院只是太申祥和的一部分，是不盈利的，度假山庄和太医馆才是敬老院的坚强后盾。”太医馆负责人闫珉川介绍说：“太申祥和是中国式的创新养老模式，以养老为核心，太医馆和度假山庄是两只翅膀，主要以山庄盈利，发展太医馆和传达以养生为核心的健康观念，直接带动太申祥和整体的发展，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老人在这里居住开心、省心、安心，提供规范的公寓酒店式管理，同时也合理安排了人住老人的数量，让老人们放心。”
事实证明，度假山庄和太医馆的盈利成为了太申祥和多年来稳步发展的保证，全力打造太申祥和品牌，让更多的老人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已成为太申祥和下一步主要的发展目标。而实现这一步目标的方式就是做大做强太申祥和品牌，进而实现全国连锁。
“我们已经开始新的征地工作，扩大接待量，把度假山庄的房子也交给敬老院，在周边建设一个四星级的宾馆，把太申祥和逐步打造成一个以养老为核心，提供养生游、传统文化游和医疗服务的知名品牌，”杨艳梅介绍说，“现在太申祥和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连锁品牌的发展，选择了海南三亚和辽宁大连作为连锁试点城市。在健康产业方面，太申祥和也已经着手建立著名老中医馆，普及中医文化；发展中医药种植园，种植无污染的绿色中药材，为太医馆服务，同时也会推向市场。最终实现老年产业的整体上市。”
“我们的根本目的，是降低自己的门槛，把太申祥和的模式推广出去，让更多的老人享受到太申祥和模式带来的贴心服务，用品牌传递爱心，做大做强服务老人的公益事业，这也是杨海金院长的一种大爱。”杨艳梅说。
日韩养老政策样本
在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也在相互借鉴。世界银行也在对各国社会保障的财政运作和制度建构进行协调。
鉴于此，借鉴邻国日本和韩国在老龄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无疑很重要。
“少子老龄化”异同
厘清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异同，首先看经济社会背景。
从问题的表象看，中、日、韩三国面临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具有相通性。比如，少子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被称为压缩型少子老龄化社会。此外，对老年福利财政投入偏低，家庭和社区对老人照顾所承担的责任大，社会福利专业化程度偏低等。
面临的问题虽有形同性，但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结构上则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建构养老保险制度上的时间差。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突破7%，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早在1960年就推行了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2000年又增加了护理保险制度，形成医疗、养老、护理综合服务体系。
韩国的养老制度采取了渐进方式。早在1963年国会就通过了健康保险法，由于政治和财政的原因，推迟到1977年才开始实施。最初以有500人雇员以上的企业为覆盖对象，1981年扩大到300人企业，1988年覆盖到十人以上企业，1989年实现了医疗保险的全覆盖。
全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想是在1988年提出的，并在当年把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到了有十人以上雇员的小型企业。此后，1999年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把覆盖面又扩大到了个体企业、家庭主妇等，终于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2008年7月，又在全国推行护理保险制度。
韩国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医疗、养老、护理综合服务制度体系的建构。
2000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7%，进入老龄化社会。虽然韩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留有十年时间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但还是赶在此之前，基本完成了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全覆盖。
但是，中国并没有能够在老龄化到来之前，解决好全民养老保险的问题。这会加重今后养老财政负担，在养老服务水准上与日本、韩国拉开了距离。
其二，社会结构上存在差异。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前后，其中产阶层基本上成为主流社会阶层，低收入阶层所占比重并不高。所以，大多数人在中年时期开始购置家业，并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积累养老储蓄，政府的政策重点也放在了开拓福利服务和提高质量上。
但是，韩国在进入高龄化社会前后，低收入阶层仍然占据较高比重，中产阶层的力量还没有能够成为足以支撑社会的主要支柱。因而，解决贫困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始终是韩国社会政策的一个焦点。
在老年人贫困问题上，中国的问题会更为突出。因为中国是“未富先老”，贫困老年人口问题的压力会很大，解决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社会工程。
其三，社会贫富差距大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在解决贫困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还要兼顾中产阶层老年人口的福利服务需求。因为他们是主要的纳税人，政府福利政策要体现权利与义务均衡的原则。
日韩的经验教训
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可以概括出三个原则：
第一，全民性原则。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应该以全体公民为对象。
第二，权利性原则。应该把享受或者接受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进行规定。
第三，选择性原则。要面对不同阶层的需求，提供多种福利型的服务保障，赋予国民以选择的权利。
企业、民间团体对养老服务供给的参与非常重要。日本和韩国通过制度和法令，敦促企业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捐赠和参与。大型企业和行业一般都设有基金会，为参与社会福利服务的民间团体和志愿者提供活动经费，同时也举办各种福利事业。
近些年韩国还在普及“敬老堂”和“邻人爱”活动。“敬老堂”活动是由政府和志愿者团体共同参与，即在社区开设为低收入老人提供午餐、健康咨询以及余暇活动；“邻人爱”活动主要是商业机构通过发行社区货币，帮助低收入家庭和老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政治的民主化不可或缺。日本和韩国都比较重视通过推动福利政治的民主化，使更多的民众参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和评估。
比如，在各级政府部门中都设有各种社会福利审议会和专业委员会，福利财政规划、福利事业计划、福利政策实施的评估等，都由这些委员会操作，政府的责任主要是宏观控制。
中国不仅要向日本和韩国借鉴成功的经验，还要借鉴失败的教训。
韩国在制定《护理保险》制度时，借鉴日本失败的教训，没有把护理保险作为一项独立的保险体系，而是把它和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套在一起。
参加国民医疗保险的同时自动参加护理保险，这样既减少了保险费用运作的社会成本，又扩大了缴纳护理保险费用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护理保险的财源。
而日本把《护理保险》制度从医疗保险制度中剥离出来，以40岁以上和65岁以下的中高年人口为参保对象，虽然兼顾了代际之间的负担不均衡问题，但是参保人基数小，护理保险财源不稳定。护理保险制度究竟能不能持续下去，多数民众持怀疑态度。
日本在养老保险运作上的失误，也值得借鉴。比如，由于对高龄化发展速度及其所带来的冲击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度设定阶段把养老和医疗保险给付水准定得太高，导致入不敷出，财政压力过大。为解决保险财政财源，不得不逐步提高缴纳率，使国民对养老保险的稳定性产生怀疑，致使不少年轻人不愿参加养老保险，参保率急剧下降。
一个美国养老院样本
似乎是为了表达对岁月的尊敬，美国人会用“senior”（年长）或者“retirement”（退休）来代替“old”（老），所以，美国的养老院若直接翻译成中文，都是“长辈生活中心”(senior living center)或者“退休人员社区”(retirement community)，你绝对不会看到“old”这个字。
福鲁姆退休人员社区(The Forum)距离硅谷和圣何塞都不足20分钟的车程，位于一处美丽的丘陵地带，隔着一座山，就是太平洋。朋友的父母——奥图尔夫妇就住在这里。老奥图尔先生是这个社区的活跃分子，是社区绿化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一年有40万美元的预算），同时兼任社区的摄影师。每年，福鲁姆退休人员社区都会请来学者、国会议员、退休的国防部长、外国记者来进行一次演讲。两年前，他们原本要请的嘉宾是曾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但因为身体缘故，弗里德曼婉拒了邀请（两三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于是，我作为一名替补的演讲者，来到福鲁姆。
福鲁姆退休人员社区占地颇大，有独栋洋楼，也有小高层的公寓楼，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高档的度假村，环境极秀美。整个社区分成三个部分：生活区、公共活动区和健康护理中心。奥图尔夫妇的公寓有八九十平方米，包括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办公室。为了防止跌倒受伤，所有的房间都铺上了厚厚的地毯。公寓里还有一间小厨房，由于每月交给社区的费用中已经包括了伙食费，所以奥图尔夫妇并不怎么在家开伙。在整个社区，有400间这样的公寓，虽然面积略有不同。
社区餐厅的就餐方式更像是在一家餐馆。服务生拿上菜单，上面有各种开胃汤、沙拉、主菜和甜点，你点了之后服务生给你一道道地上。某种程度上，餐厅就像是社区的社交中心。大多数人都是和配偶或者朋友一起就餐，：口果是新来的，你可以做到一个叫“singles table”的桌子上，自然会有热心肠的老头或者老太太过来跟你一块儿吃。
除了餐厅，社区的公共场所还包括会议室、健身房、图书馆、工作间等活动设施。工作间是供大家做木匠活儿的地方，里面有完整的工具。由于许多住客都是斯坦福大学的退休教授，社区的图书馆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写作区。
在健康护理中心有一名医生，一般一周来一次，或者根据需要打电话通知他来；日常的护理工作则由这里的护士完成。这里常年住着约100位住客。每人每年可以在护理中心享受90天的免费入住，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如果住的时间更长，则需要自掏腰包。
社区生活着400名老年人，不仅有白人，还有中国人以及墨西哥人，所以根据各国的传统节日，这里会举行各种派对，包括春节派对。在奥图尔夫妇门口的走廊上，看见贴着许多照片，有一张照片拍摄于化装舞会，照片中的老太太打扮成埃及艳后的样子，满脸羞色地牵着老头子的手……
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再次采访了奥图尔夫妇。
记者：您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奥图尔：算起来有17年了。
记者：这里的收费标准是多少？由谁来支付？是保险公司、退休金还是您的子女？
奥图尔：这里的生活成本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你必须要买下一个单元；其次，要交月费，包括伙食费、日常的保养维护费等等；第三，购买医疗保险，这样你才能使用社区的医疗设施。我们是1994年搬进来的，当时买下公寓花了40多万美元。现在要是卖掉的话，能卖85万美元到90万美元，我们和社区各拿一半的利润。月费是3600美元，此外每月还要交1100美元的保险。
我把原来在硅谷的家卖了之后所换来的钱，买下了这里的公寓。而每个月的开销，则来自联邦政府的社保计划我们的养老金和平时投资挣的钱。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决定搬到长辈中心的？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奥图尔：离开自己的家搬过来，这还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因为我们喜欢单独住；但如果很老了之后再搬过来的话，福鲁姆可能就不收我们了。所以，在我们还能动的时候，就要住进来。硅谷的房价在我住在那里的那些年里上涨得很快，所以搬到福鲁姆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要不是我们当年英明在硅谷买了房，恐怕现在也负担不起住在福鲁姆。
记者：这里的生活与您搬来之前的设想一致吗？您喜欢住在这里吗？
奥图尔：这里的生活，很接近我的期待值。在我原来的家里，有几个邻居和我们的关系非常不错，但是搬到福鲁姆之后，我们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当然，这是命运的惠顾，我们现在还没老到不能结交朋友，不能与人聊天的地步。福鲁姆就像是一座微型的城市，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有我们喜欢的人，能提供我们需要的各种服务，所以我们还是很喜欢住在这里的。
记者：这儿有什么让您不满意吗？
奥图尔：要是能再便宜一点，就再好不过了。我希望我的儿女和孙子能更经常地来看我。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无论生活在哪个国家，恐怕都有这种心声吧！
银发产业三维产业链的潜力
今日，中国社会又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日益紧迫的老有所养的状况。其间也暴露出相当的问题。笔者认为，单靠政府运作福利性养老已经不能承担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的需求，民营资本的加入是福利事业的有益补充，而有经济能力的老人则可以通过购买享受专业的服务，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笔者作为一个来自日本的养老问题研究者，在此愿意以已经进入老年社会的日本为镜鉴，来梳理出银发产业的产业链，希望更多人和资金来关注中国的银发产业，并投身进来。
三维产业链
银发产业是指以老年人为目标客户的产业。根据老年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深层需求，我认为可以将银发产业分成三个维度的产业：本位产业、相关产业、衍生产业。
本位产业包括：养老设施和机构、老年房地产、老年护理服务业、老年服饰、老年食品、老年医疗等；
相关产业包括：养老设施和机构供应链上的专业家具、专业设施、专业易耗品等；老年护理服务业供应链上的护理人员的培训、劳务派遣、老年护理专业用品、治疗康复器械等；来自于老年人深层需求的娱乐、学习、旅游、医疗保健、营养保健、心理咨询等；
衍生产业包括：老年储蓄投资理财产品、老年地产的倒按揭等金融产品，寿险产品的证券化产权产品、长期护理保险产品、老年融资等资本市场。
本位产业、相关产业、衍生产业之间相互补充，可以形成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共同促进银发产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目前的产业梯度决定了，整个银发产业周期会比发达国家要漫长很多。这使得银发产业的市场化之路可能相对于西方成熟国家来说要缓慢得多，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朝阳产业，潜力无穷。下面笔者将以具体数据来说归这一市场的潜力。
替力巨大
一、养老设施和机构：中国现有60岁以上老人约1.69亿，养老床位总数约为250万张，占比为1.48%。
而国际上一般这一比例为5%～7%。要达到5%的比例，中国床位数应达到845万张，即还缺少595万张床位。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专家指出，在上海，平均每个床位所需的投资额为50万～80万元，因此有数据显示，未来10年内，上海在养老院建设这一块上就将产生出一个500多亿元的市场。
二、老年护理服务：以上海为例，上海市人口的平均寿命是81.28岁，对于一个60岁的老人来说，可健康存活的为10.22年，因此约有12年需要半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的长期护理服务。
按照上海市民政局2008年的统计数据,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300.57万人，其中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60.65万人，有专家做了推算：假设以给半自理状态的老人每天提供5小时护理服务，给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每天提供15小时护理来估算，目前上海市的老年护理服务每天就有222万小时的需求，到2040年老年长期护理服务每天的需求总量则将达670万小时。假设上海老年人口的长期护理服务实现完全市场化，以护理费为每小时7元来计算，长期护理的年产值就将超过56亿元，到了2040年则将超过171亿元（不考虑价格上涨因素）。
而全国的专业护理至少需要1000万个专兼职护理员。再加上养老服务业涉及面广，可吸纳的就业岗位多种多样，包括护理员、生理理疗师、营养师、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等，这些岗位如果能够得到充分挖掘，将有效缓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就业压力。
当然在现实中，很多老年人的护理工作由家庭成员承担了。但我们也发现，随着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工作节奏的加快，随着人们更加追求精神生活的品质，老少两代人都更加希望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传统的大家庭式的居住方式越来越为小家庭所取代。特别是中国目前“80后”的一代，未来面临的是1对4、1对6的抚养局面，“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在未来势必加速增加。这些都显示了老年护理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市场的需求在持续、快速地增长中。
三、相关产业：在来自于老年人深层次需求的娱乐、学习、旅游等相关产业中，这几年尤其明显的是老年旅游、老年趣味修养的培训市场的火爆。据我所知，在杭州、绍兴这样的城市里都出现了老年培训班爆满的现象。而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很多旅行社发现，只有老年旅游市场反倒呈现出增长趋势。
四、衍生产业：在中国，老年衍生产业的发展还很滞后，老年储蓄的投资理财产品、老年地产的倒按揭等金融产品、寿险产品的证券化产权产品、长期护理保险产品、老年融资产品等，几乎在中国市场上还找不到相应的产品。
在任何一家证券交易所大厅，银发一族所占的比例均居高不下，这反映出老年人有理财需求，但是目前，真正适合老年人的投资理财产品并不多。
老人的积蓄往往是“养命钱”，理财首要的是保本并且有稳定收益。在中国处于长期通胀通道的大环境下，要能够跑赢CPI，才算是老人理财的成功。以国债、保本型理财产品、信贷产品为首选的保守型理财产品，可供老年人理财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这对于金融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待开发市场。同时为了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为CPI的上升而降低，政府也应积极支持老年金融“板块”的健康发展。
同样，保险行业的产品开发也有着巨大的空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群会渐渐成为保险行业的主要客户群体，根据老年人群的多样化需求开发“对口味”的保险产品，这也会是一个有着很大开发空间的市场。
政府应积极支持和规范
笔者这个银发产业的三维产业链理论的意义，在于全面、清晰地梳理银发产业所涵盖和波及的一些产业板块。以便于在商业模式设计时，可以充分开发产业链上的附加价值。以便于更多社会资金加入到开发银发产业中来。
从产业角度来看，老年人口上万亿元的消费规模，只有真正得到释放，才能形成消费流，产生商业价值，它所带动的生产、消费、雇佣形成良性循环时，才能既对GDP形成贡献，也为政府减压。
而银发产业作为对社会福利保障的有益补充，笔者认为政府应给予大力支持。
当然，银发产业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强调社会责任。国家也应该设定行业准入门槛，比如养老院的建设需要由有经济实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来建造；如同婴儿奶粉一样，老年保健品、护理用品的质量保证、老年服务的品质保证等，银发产业需要企业把它作为“良心产业”来做。
银发产业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相对于其他产业更重，它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更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基础。
资料来源：
《经济》2010.5 魏然
《财经》2010.10 金焱 陈燕 沈洁
《创业邦》2010.4 何宝荣
《中国企业家》2010.11 潘虹秀
《环球企业家》2010.14 王卜
《中国名牌》2009.1 朱勇 陈喆
《经济观察报》2008.4.7 杜然
《第一财经日报》2009.10.30 鞠川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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