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要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贸组织论文,主动权论文,中国加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出发，入关不入关，什么时候入关，以何种形式入关，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怎样入关，都必须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向美国好好学习。美国的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们都非常懂得美国的长远利益所在，也懂得怎样在长远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增进眼前利益，他们始终把美国经济的主动权牢牢在操在自己手中，绝不容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才会如此防范中国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为此甚至不惜威胁、制裁盟国，放弃大笔的出口收入。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凡是事关重大的改革政策措施，不能单纯依据理论分析或领导意志，而必须经过改革试点的实践检验，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妥办法。正是因为我国采取了谨慎求实的态度，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经济改革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稍微疏忽大意或盲从西方的规范理论，都可能像俄罗斯那样导致社会灾难。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倘若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无论再严密的理论论证也不可靠。更何况，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具有很大欺骗性，是强国诱惑弱国敞开大门的战略武器。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其潜在的风险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改革，不仅涉及所有经济领域和各类企业，而且事关广大人民就业和社会稳定，一旦出现失误可能无法自己纠正，甚至危及社会基本制度和国家主权。对于这些事关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我们必须采取更为谨慎求实的态度，应该考虑先选择局部的地区、行业和企业，通过改革试点进行长期的试验摸索，检验入关带来的一切开放和制度变化，是否能够促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的规则，都是按资本主义强国的制度模式和利益需要设计的，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就随时可以寻找借口对我国进行干涉和制裁，威胁我国接受不符合国情的所谓“国际规范”，甚至试图颠覆我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像对待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那样，剥夺其经济主权，强迫推行自杀性改革，以帮助跨国公司控制其工业和金融命脉。
经济这些年的摸索，出口导向战略渐渐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出口导向战略还有两个亚种，即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笼统地说，美、日、德以及韩国、台湾，基本上是采取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拉美、东南亚、非洲，以及入关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采取了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是以民族工业为本，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出口附加价值较高的工业品占领世界市场。美国实施的就是这样一种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至今美国的进出口额仍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但无论其进出都对世界市场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则主要依靠外商投资，把出口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税收优惠政策或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以出附加价值低的中低档产品为主。前者依靠民族资本，有独立发展的主动权，它首先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扩大，既不急于引进外资，又不急于扩大出口，而着重通过国内竞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然后再参与国际竞争。后者则主要依靠外国企业的资本和技术拉动一时的增长，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为了扩大出口不惜出让国内市场和产业发展机会，成为外国的加工车间和产品倾销地，以丧失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短期利益。一旦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失，出口势必难以为继，因为外资企业随时都会迁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那时，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将只换得一片经济废墟，留下一堆贬值的货币和无法偿还的债务重负。这不仅是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也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家经济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组织，沦为跨国公司控制的贸易分工体系中的经济附庸，成为“南北差距”扩大牺牲品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奉行的本来是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一方面内需旺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出口不断增加，国际市场不断得到拓展。但是以1992年以后的经济过热为标志，各地出现了盲目的开放区热和引进外资热，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逐渐受到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的诱惑和侵蚀。很多地方领导人不顾一切地引进外资，只图本地方的一时增长，很少考虑外资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这就形成了大规模与四小虎争夺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局面。这一方面加快了东南亚外资形势的恶化，另一方面也使自己面临同样的风险：国内市场中高档市场受到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挤压，企业赢利性不断下降，内需萎靡不振，从而迫使我们进一步把全国赌注都压在廉价商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上，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度高达36%，远远超过美、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这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还恐怕正是国内外企业不断预期人民币贬值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已受到依附型出口战略的影响，开始体会到身不由己的味道了。这就把我们逼入一个两难选择，或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采取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依靠振兴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消化生产过剩，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扩大出口；或者人民币贬值，不由自主地加入竞相贬值的依附型出口导向国家的行列，为了增强向西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被迫放弃和出让更多的贸易利益。但是，无论从稳定大局出发，还是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人民币贬值都是十分危险的选择。在全球金融隐患重重的情况下，人民币还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动荡，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促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如果加入由强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组织，被迫在几年或十几年的短期内放弃对国内工业的保护的话，那么入关就意味着只能选择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
应该说，中国只能选择自主型出口战略，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如果中国也像中东南亚小国一样靠廉价劳动力挤入世界市场，则必然会极大地恶化廉价商品市场的竞争形势，不但把这些小国逼垮，自己也会落入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恶性循环中。相反，如果中国选择自主型出口战略，则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全可以作为国内企业逐渐强大起来的坚强后盾，这是日本列岛发展过程中所不曾有的优势。采取这一战略，诸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如国有企业的解困，内需的扩大，工人的就业，产业升级换代，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建设，而最终则是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
统一的中央政府、大国优势、较高的技术和经济起点以及历史经验的积淀，这就是实施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可能性所在吧。不妨设想，这一战略可以具体化为“三道防线，一面出击”。第一道防线是采取充分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大关税、非关税壁垒的自觉性和力度，在跨国公司时代则要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第二道防线是周密地策划国内工业的协调发展，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政策扶植和倾斜，利用后发优势缩短甚至跳过某些产业升级阶段，防止重要产业被外资直接占领或通过市场竞争挤垮；第三道防线是加强自主型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力度，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一面出击，则是在站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以内养外，进占国际市场。这里特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如何认识外国直接投资问题。我们认为，在打击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意义上，不受限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进口更具有威胁性，其中又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最为致命。如果说，进口的威胁还在一程度上可以调节控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威胁则难以对付，倘若任其不受限制地占领有限的国内市场，就成了打入我国市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它们既具有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又享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更享受了中国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利用转移价格最大限度地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与这样的对手相比，即使是中国的大中型企业也显得势单力弱，几乎很难有获胜的希望。可以说，跨国公司及为它服务的各类国际组织，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实行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最大障碍。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必然要求逐渐加大对外资企业的限制，例如审批中严格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要求合资企业中的外方股份减少到49%以下，增加外资企业产品中的国产化程度，限制外资进入某些战略产业等等。
因此，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1992年以来盲目竞争引进外资的教训，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踞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它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
综上所述，我国应考虑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条件下，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重，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实行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倡导“有保护的渐进开放”，在谈判中充分维护我国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