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批评论文,裴松论文,三国志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3)05－0054－08
裴松之在注《三国志》的过程中，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对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客观历史问题的见解与看法，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评论①。这种寓评论于注释之中的方式，是裴松之史注的一个特色。但是他的贡献并不止于就客观历史进行评论，他还就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史学自身的问题进行批评。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在《三国志》的注文中多有表现。但是囿于注释之体，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显得较为零散，这就需要我们爬梳整理。笔者不揣谫陋，略陈一二，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
古希腊学者卢奇安说：“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1]真实，是史家叙事的“第一要义”[2]，但一般史家往往很难做到。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主要的部分就是对史家作史失实的原因进行分析：
——“假为”
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卷5《后妃传》注释甄皇后因为失意而生怨言终为魏文帝赐死一事时，引用了王沈的《魏书》。但王沈《魏书》与陈寿所记完全相反，在王沈笔下，文帝对甄皇后宠爱有加，并且甄皇后是病死而非文帝赐死。两相对比，大相径庭。裴松之对此批评说：
《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3]。魏文帝杀害甄皇后已经是“事有明审”，但王沈大概是出于“假回邪以窃位”[4]的目的，竟然不顾事实，凭空捏造历史。这种史家自身有意为之的“假为之辞”，是从史学主体的角度去掩盖历史的真相，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是最为恶劣，甚至不仅仅是失实这么简单，已经关乎到史家的道德问题。所以裴松之对陈寿在记述此段史实不用王沈的史料给予肯定，这也反映了裴松之重视史书叙事的原则性。
同时，裴松之还批评有些史家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造成史实上的虚伪妄作。在《三国志·魏书》卷21《王卫二刘傅传》中，裴松之就王粲劝刘琮投降曹操一事，引用了张骘的《文士传》。《文士传》记载王粲言辞中有“(曹操)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之句，裴松之说：
孙权自此以前，尚与中国和同。未尝交兵，何云“驱权于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荆州，刘备却后数年方入蜀，备身未尝涉于关、陇。而于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备于陇右，既已乖错。……以此知张骘假伪之辞。而不觉其虚之自露也。凡骘虚伪妄作，不可覆疏，如此类者，不可胜纪。”[5]张骘所记言辞，初看并无问题，但是细究起来，却会发现他是把后来发生的事情移接到此处，显然属于“虚伪妄作”。这与刘知幾所说的“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6]的失实情况十分相似。至于他为何如此，我们限于史料尚无法得知，但是这种造假的手法却是相当肤浅，裴松之就多次指出张骘才学浅薄，在歪曲史实的时候往往“不觉其虚之自露也”。
——“专美”
因为政治因素，三国时代的各国史官在记载同一件事时，往往出现不同的说法：要么是记载的截然相反，要么是一味地粉饰己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史书叙事的失实。在《三国志·蜀书》卷32《先主传》中裴松之就赤壁之战引《江表传》为注释，但是《江表传》所引用的吴人的史料却是一味颂扬吴国，对于刘备方面则轻描淡写。对此，他借孙盛之口评论说：“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7]如此事例尚可见《三国志·吴书》卷54《周瑜鲁肃吕蒙传》自注：
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非载述之体也[8]。在裴松之看来，所谓“专美”就是各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过度粉饰己方的行为。过度粉饰，必然会掩盖历史真相，导致失实，这正是刘知幾所说的“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9]的作史弊病之一。
——“改易”
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需要参考众多书籍，所以对诸家史书的材料来源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也因此得以察觉一些史家存有改易旧文的现象，他说：
孙盛改易(陈)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10]
又说：
……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11]
这种改易旧文的行为，刘知幾认为是史家为炫耀才学以“示其稽古”[12]。当然，“多用《左氏》以易旧文”，似乎还与当时追求“辞宗邱明”[13]的作史风气不无关系。但是无论怎样，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却是很大的。一方面，改易之后的言语不与当时人物的语言特色相符合，以致“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所以反而“多不如旧”；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导致了“失实”，使“真伪由其混乱”[14]，令后之学者难以取信。所以裴松之感叹道：“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极力反对史家这种出于炫耀为目的或盲目的简单模拟。
——“妄记”
裴松之还批评一些史家在具体的史实面前不能区分辨别，更未曾详究以理，便轻下笔墨，以致出现“妄记”失实的现象。他说：
……松之以为蔡邕虽为(董)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15]。
……松之以为(审)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乐)资、(袁)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16]。
蔡邕有没有党附董卓，审配有没有逃身井中，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裴松之要求史家在记述之前对史料先从“情”“理”的角度去“识别然否”，然后再慎下笔墨，这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他看来，史家作史未经判断便“轻弄翰墨”，只会“妄生异端”，是在“诬罔视听，疑误后生”，他甚至强烈批评这种轻下笔墨的“妄记”行为“实史籍之罪人”，这种强烈的愤慨，也正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严谨求实的作风。
——“因袭”
有些史家在引用前人史书时，对于其中错误，往往不予判别，便直接因袭，遂致再度失实。裴松之以鱼豢《魏略》为例说：
《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窃谓斯人受诬不少[17]。
又举郭颁《魏晋世语》说：
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18]。
在引用前人史书时，刘知幾认为，后来学者应“识事详审”[19]，清楚所引史实的始末原委，不能未经判别就直接使用。但是一些史家往往未必如此，习凿齿即不经辨别就引用“激抗难征”[20]的《魏略》；干宝、孙盛则直接因袭“蹇乏全无宫商”的《魏晋世语》。这种因袭不改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长远的，裴松之认为一方面它使得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受诬不少”，影响了史家的鉴识和判断；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文多有“虚错”。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虚错”是对前人“虚错”的“从而载之”，是一种继承性的“虚错”，这种继承如果不加以辨别，往往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长期继承下来，一直未曾变化，自然就是“正确”的。所以“因袭”类失实可谓是继承性或积累性的失实。
——“妄说”
史家不记载诬妄之说是自孔子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裴松之予以继承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注文中多次强调史料采撰不能把出自“鄙俚”的“世俗妄说”等传言不实之词当作信史引用，他说：
《献帝春秋》云(荀)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而方诬太祖云“昔已尝言”。言既无征，回托以官渡之虞，倪仰之间，辞情顿屈，虽在庸人，犹不至此，何以玷累贤哲哉。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21]。
孙盛曰：此不然之言。(刘)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22]。
裴松之很重视这种类似于现代所说的口述史料，他曾就蜀国庲降这一地名亲自“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23]。又“臣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孙)权之宗也。”[24]皆表明他善于运用口述史料。但是对于不切实际的“世俗妄说”，他是坚决反对使用的，认为皆“非事实也”，这与刘知幾要求为史者当“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25]的作史原则是一致的。
——“爱憎”
史家作史的最高原则当是“尽其天不益以人”[26]，即尽可能的客观记述，不要过多掺杂个人情感。若令史家“爱憎由已，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7]所以裴松之在注文中批评史家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他说：
《傅子》前云(傅)嘏了夏侯之必败，不与之交，而此云与钟会善。愚以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衅由外至。钟会以利动取败，祸自己出。然则夏侯之危兆难睹，而钟氏之败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见钟会之将败，则为识有所蔽，难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终，而情有彼此，是为厚薄由于爱憎，奚豫于成败哉？以爱憎为厚薄，又亏于雅体矣。《傅子》此论，非所以益嘏也[28]。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固然是“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29]，但是若过多地掺杂个人情感，难免会有失实的情况出现，这就是裴松之所说的以“爱憎”为“厚薄”，则“亏于雅体矣”。所谓“亏于雅体”其实就是对史家叙事失实的婉转批评。
除上述事例外，高贵乡公为司马氏所弑之后裴松之引用的《汉晋春秋》亦是如此：
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浜。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裴松之于其后说：“若但下车数乘，不设旌旐，何以为王礼葬乎？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30]所谓“恶之过言”就是说习凿齿过多掺杂了个人情感在内，以致所记不实。这种“以爱憎为厚薄”或“恶之过言”的态度作史虽“自诩客观忠实，而血气沸腾，情感激动，结果是不客观不真实”的[31]。裴松之的批评可谓的论。
——“疏谬”
裴松之在文中对一些史家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叙述前后不一，以致失实的情况作了批评。他以干宝记载嵇康被杀时间前后错讹为例，认为这是“干宝疏谬”，遂致“自相违伐也。”[32]“自相违伐”就是指干宝叙事不够严密，从而失实。除此之外，裴松之还指出另一种“疏缪”，即某一史家就某一史事作了两种史书，但两书记载却彼此“殊异”，互相抵违，以致失实，如：
《魏氏春秋》曰：……初，(嵇)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又《晋阳秋》云：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33]。
……松之案：《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襄阳记》《汉晋春秋》)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34]。这两种状况的出现，都是史家个人疏忽懈怠的原因所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虽然与前文“假为”类失实一样，都是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所致，但细究之下仍能发觉不同：“假为”类失实是史家有意识造假，而“疏缪”类失实则是史家无意识所为。而且就危害程度而言，当仍以“假为”类为最。裴松之能分辨其中不同，辟为两类，可见其史学鉴识之深远。
——“好奇”
裴松之在注文中还批评一些史家以“好奇”心理作史，如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本是事实，但有的史家在记述此事时，却故意夸大，以达到“以少见奇”的目的。裴松之分析说：
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然后又以逻辑推理的方法证明曹操兵力不可能过少，否则于理不合。最后他认为史家之所以如此是“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35]
除此之外，裴松之还指出有些史家作史“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36]也是对史家“好奇”心理的批评。这种“好奇”心理，刘勰分析说：“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这与裴松之所说“以少见奇”从本质上而言是一致的。而刘勰说“好奇”乃“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37]，亦是裴松之所说的“非其实录”。
综上，经过笔者的爬梳整理，可知裴松之在注文中零散地列举出了多种导致史文失实的原因，有的是就史家个人因素的主观方面而言，如“假为”“专美”等类失实；有的是就史家个人因素的客观方面而言，如“疏谬”“因袭”“妄说”等类失实；有的是就史家史识而言，如“妄记”类失实；还有的则是就史家的个人情感而言，如“爱憎”类失实，等等。这些失实的原因包含了史家的主客观的方面，可谓详审，而且有的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关于史书体例的批评
唐代刘知幾说得好：“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38]史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于史书体例，裴松之的批评对象主要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类传与合传。裴松之在批评的过程中还就类传和合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可视为一家之言。
类传的特点，古代史家多认为是“事类相从”[39]，或笼统为“以类相从”[40]，裴松之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文中常引用鱼豢的《魏略》，并在引用之前会分析类传传主共卷的原因，如“《魏略·列传》以徐福、严干、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共卷”，他认为共卷的原因是“其器性皆重厚”[41]，即认为这是从“器性”的角度予以共卷，不仅仅是传主之间的事迹相似。又“《魏略·勇侠传》载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人”，其中宾硕是汉朝人，按理不当纳入此传，但裴松之分析后认为“宾硕虽汉人，而鱼豢编之魏书，盖以其人接魏，事义相类故也。论其行节，皆庞、阎之流。”[42]所谓“事义相类”，其中“事”就是事迹，“义”则是指以“义”为代表的“器性”。这也是指传主们不仅事迹相似，“器性”品质亦要相当。所以，“事义相类”四个字可以说是裴松之对类传特点的一个重要理论概括，可为一家之言。
类传体“事义相类”的特点也被裴松之要求运用到合传体中。自司马迁《史记》问世以来，列传中的合传大多以“时之先后”或“事类相从”为编排依据，如“服虔曰：‘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师古曰：‘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贾山与路温舒同传；严助与贾捐之同传之类是也。’”[43]但裴松之在此基础上却有进一步的看法，即合传还要以传主的性格品质为共卷依据，他在《荀彧荀攸贾诩传》“评曰”后说：
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44]。
裴松之首先强调司马迁首创了“以事类相从”的合传，然后指出张良、陈平在《史记》中本不应合为一传，因为二者虽然都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45]的谋略之士，但品质相差太大，张良乃“青云之士”，陈平则是“盗嫂受金”[46]之徒，难以并列共卷。只是汉初谋士列于传记中的仅此二家，所以“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这就是说将二人合传是没有办法的事，对于传主品质的考虑只能暂放一边。但曹魏之时，谋略之士尤多，如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皆是。虽然皆为谋士，但是他们之间的品质却高低不同。荀彧、荀攸叔侄二人当时即被誉为有君子之风，其他几人则远非其伦，“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47]贾诩更是如此，他本为董卓谋士，董卓死后，西凉军群龙无首，多欲遁逃西北，贾诩却主张反攻长安，并屠城以立威，裴松之于此注释说：
《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可见贾诩确是毫无德行之徒，如此之人，焉能与百世楷模并列呢，所以裴松之说“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就是要求在传主事迹相当的情况下，还应当考虑传主的品质是否相同，所谓“其照虽均，质则异焉”即不仅事类还要质同。从“时之先后”到“事类相从”再到“事义相类”，这是他对合传发展的更高要求。
三、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
裴松之在文中还对史文表述多有批评，所用笔墨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史文繁简。史文的繁简问题，向来为史家所关注，刘知幾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48]。裴松之在繁简问题上十分关注。《董卓传》后陈寿的评语说：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裴松之于其后论述道：“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49]“贼忍”就是指董卓为人恶毒，这与后文“不仁”一词意思相同，既言“贼忍”又言“不仁”，故裴松之说陈寿用辞“为重”。
又《曹冲传》中裴松之引王沈《魏书》注释：
冲每见当刑者，辄探睹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劳之吏，以过误触罪，常为太祖陈说，宜宽宥之。辨察仁爱，与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
裴松之于其后批评说：“松之以‘容貌姿美’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亦叙属之一病也。”[50]“容貌姿美”是指曹冲的容颜、外貌、身姿都很美丽，都是形容人的外在之美。但是这三者都属一类言辞，稍嫌重复，所以裴松之批评说这是“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为“叙属之一病也”。以上二则事例，裴松之都是要求文辞尽可能的简略，反对浮词过多。
第二，关于史文烦省。史文的烦省亦是史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刘知幾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51]裴松之认为史家在叙事的时候不可“妄载”，尤其是不应采撰琐屑之言，以求史文之省。在这方面，裴松之的看法甚至近于苛刻。如陈寿在《宗预传》中记载了邓芝与宗预二人就彼此年龄相互调侃一事，其文如下：
时车骑将军邓芝自江州还，来朝，谓(宗)预曰：“礼，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预答曰：“卿七十不还兵，我六十何为不受邪？”
裴松之于其后说：
……松之以为芝以年啁预，是不自顾。然预之此答，触人所忌。载之记牒，近为烦文[52]。
邓芝与宗预彼此以年龄调侃，这当属琐屑无聊之事，不应当记载于正史之中，所以裴松之批评说这是“近为烦文”，这与刘知幾评论陈寿说他“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53]当属一致。但是也要看到，这样的史文表述却也有自己的优点，即比较形象。如果过于要求文字的简省，则史文不免显得干涩无味。所以裴松之有时候对于史文的要求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了。
第三，关于史文的文与质。裴松之极为重视史书文字的修饰，他强调“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54]，此语虽是关于言语，但对于文字亦是如此。裴松之对于史书的评判往往是把文辞作为基本要素。如：
(张)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虞)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s5]。
(傅)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56]。
“辞藻可观”“粗有文辞”都是就史书文字而言，即要求史书文字上能够做到文辞流畅，使人能读得下去，或者至少不是味同嚼蜡。对于那些文辞粗疏的史书，裴松之则直接痛责，如：
《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57]。
袁暐、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58]。
甚至认为史家文字若“言不经理，深可忿疾也”[59]，足见他对史文言辞修饰的重视。但是他并不是一味强调修饰，更多的是希望史文能有质朴之美，这种质朴之美就是要求史家不可“怯书今语，勇效昔言”[60]。但是“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在当时却较为普遍，如孙盛《魏氏春秋》云：“(曹操)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松之于其后批评道：“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61]刘知幾对此论述说：“裴世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62]可见这种“平素之语”，裴松之是希望尽可能保持原貌，从实记载，不必以旧文改易，否则容易不伦不类。又：
孙盛改易(陈)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63]
这段话里包含了裴松之的两个认识，一是“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这与前文要求史家记言当保持历史人物的“平素之语”是一致的。二是对文辞和真实做了比较和权衡，认为史书的真实性应当是第一位的，即“辞胜而违实”，为“君子所不取”。
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除以上事例外，裴松之还指出一些史家的文辞有不够精审、不够恰当以及未能尽意等缺陷，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同样具有现实性的启发意义。
总的来说，裴松之的史学批评虽然零散细碎，但是若能钩玄提要，串联缨络，未尝不是吉光片羽。尤其是注文中关于史文失实的十数种原因的分析，应当是对刘知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史通》中许多篇章都可以看到裴松之的影子②。因此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批评发展史上应当占有重要一页，这对史学批评的总体研究来说也是有益的。
收稿日期：2013－05－26
注释：
①参见拙作《寓论断于注释——〈三国志〉裴注表微》，《史学汇刊》(台湾)2010年第2期。
②刘知幾受裴松之影响一事可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或参见杨耀坤、伍野春《陈寿、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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