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动趋势看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看我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变动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后，国际直接投资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文拟就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结合我国利用外资的实际谈些粗浅看法。
一
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贸易和世界生产的增长，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对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1980～1994年，国际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增长10.6%，而世界商品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5%，世界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则在3%以下。6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大约60亿美元，70年代增加到每年200亿美元左右，80年代初因全球经济衰退，投资流量呈下降趋势，80年代中期逐步恢复，到1989年已达1960亿美元。进入90年代，除前两年有所下降外，1993年后开始回升，1994年为2260亿美元，1995年更达到2350亿美元。截至1995年底，国际直接投资存量约为2.6万亿美元。
近几年来，国际直接投资除了总量上增幅较快以外，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从投资的地区结构上看。虽然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仍是发达国家，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数额却在持续增长，占投资比重不断提高。根据联合国所编制的《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资料，1990～1995年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量及比重如下表所示：
如果排除欧盟内部的相互交叉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比例还会更高。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但是，就发展中国家内部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东亚、南亚、东南亚因经济发展迅速，所以，该地区成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最重要东道地区。其中，中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993年为280亿美元，1994年为340亿美元，大约占整个发展中国家引资总量的40%。除此之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近几年吸引外资的数额也有较大增加；而流向非洲、西亚及太平洋的份额仍然很小；中欧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未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场所，1994年流向该地区的外资共60亿美元，仅相当于新加坡一国的水平，这一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也只有200亿美元。《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说明了这一特点。见下表：
美国曾在1994年提出了“新兴大市场战略”，认为所谓新兴大市场，是“21世纪最重要和最富有活力的市场，它们的经济增长快，人口众多，正在进行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走向自由市场化，基础设施需求规模宏大。”并将中国（包括港台）、东盟、印度、韩国、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土耳其等列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今后20年美国投资和外贸出口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地区。各种资料已经显示，发展中国家今后仍将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其投资比重还会进一步提高。
其次，从产业结构上看，国际直接投资的重心已开始倾向于从第一产业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转向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
从理论上讲，投资结构的转变是世界产业结构与国际分工深化等内力合成的必然趋势。近几年，各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值占GNP的比重不断上升，与此相适应，国际直接投资也逐渐向该产业倾斜。这种现象不仅在发达国家十分突出，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呈现。1975—1990年间，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占三次产业的比重由12.1%降到9.1%，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由31.4%上升到48.4%。90年代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继续上升，目前已达50%以上。发展中国家70—90年代第一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比重较高，基本稳定在21—24%之间，而且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投资又占整个第一产业投资的很大部分，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蕴藏量丰富，它们在较长时期内仍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以帮助开发。但进入90年代后，投向第一产业的比重也开始渐呈下降之势，目前大约在20%左右。第二产业投资比重下降的较多，由70年代的55.9%下降到90年代的48.6%，近几年大约保持在44～46%。这与全世界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过程是一致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由70年代的23.5%提高到90年代的29.5%，目前约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1／3。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极为相似。
第三产业国际的直接投资比重的持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变迁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即不少国家由封闭转为开放，由允许外商在工业制造、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部门直接投资的传统引资政策，转向允许在其贸易、银行、保险、通讯以及航空运输等部门从事投资经营的政策。这些行业大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对它们投资的增加必然会提高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
二
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之所以发生上述重大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
1.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进入90年代，全球经济呈现出东快西慢、南高北低的基础态势。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衰退和萧条状态，经济增长缓慢，投资盈利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它们作为投资东道国的吸引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摆脱了80年代“去失的10年”的阴影，经济发展逐步驶入“快车道”。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2.1%，发达国家为1.8%，发展中国家为2.5%；1991年世界为0.6%，发达国家为0.7%，发展中国家为2.5%；1992年世界为1.8%，发达国家为1.7%，发展中国家为4.5%；1993年世界为2.3%，发达国家为1.1%，发展中国家为5.0%；1994年世界为3.1%，发达国家为2.7%，发展中国家的5.5%；1995年世界为3.6%，发达国家为2.5%，发展中国家为6.0%。尤其是东亚地区近几年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佼佼者，已经连续数年在8%以上。
一般而言，外资的流入与一国经济发展状况成正比，如果其它一切条件相同，经济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市场的迅速扩大，市场的扩大必定会吸引日益增多的贸易和投资，这反过来又会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发展→市场扩大→投资增加→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状态。东亚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范例。
2.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近几年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了吸逸外商投资，许多国家和地区大量修筑道路、机场、码头，完善通讯设施，设立经济开发和科技园区等，为外商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投资硬环境。顺应世界经济日益开放的潮流，发展中国家的引资政策也向着更加自由化方面发展，最近两年取得了实质性成效，这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起到了极为有效的作用。首先从全球来看，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在国家层面上发展十分迅速，并呈现出继续自由化的势头。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1993年，57个国家102个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变化中，有101个是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的；1994年，49个国家110个立法变化中，108项是更趋向于自由化的。事实上，1991～1994年间的373个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管理规定变化中，只有5个不是朝着更自由化方向发展的。就发展中国家状况看，仅1993年43个国家新采取的外资法规和政策，即有79项是朝着投资自由化方向发展的，主要涉及：对外国所有权限制的放松；对投资设立批准程序的简化；对经营技术和产业保护的放宽；对利润、资金出入的保证；尤其是以税收减免为特点的财政刺激政策被频繁采用。其次，以上所有的单边措施还得到了国家之间双边投资协议的有力支撑。双边投资协议主要缔结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间缔结双边投资协议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加强，区域内部各国之间的投资政策更加自由化。
3.发展中国家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从而刺激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欲望。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开发难度小，而且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便宜，因此，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其生产成本一般要低于同类发达国家，尤其是进行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更是如此。在成本降低的情况下，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呈上升趋势，加之发展中国家对外商投资普遍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所以，外资的回报率就相对较高。这不能不说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引资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4.发达国家投资的重心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从根本上讲是世界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所使。产业结构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即由低级逐步向高级转移，由第一产业为主、继而转向第二产业为主、最后再向第三产业为主转化。目前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产值大约占GNP的6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在40%左右。从发展趋势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产值在GNP中的比重还将不断上升。为了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东道国的第三产业。
三
我国从1980年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开始，到1994年底，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5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300亿美元。17年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增长率一直很高。从1993年起，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名列世界各国第二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这对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提高国内企业技术和设备的档次、改善经营管理以及扩大劳动就业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客观的讲，我国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乏力，东部与中西部引资差距偏大等。因此，应当抓住国际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产业流量加大的有力机遇，结合我国实际，采取切实对策，努力使我国吸收利用外资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进入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目前的利用外资政策是比较优惠的。如我国规定，中外合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没有规定上限，可开办独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在实行“两免三减”后，征收33%的所得税率等等。当然，从总体上说，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我认为，今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重点，不应再靠减税让利等政策优惠，而应当主动为外商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因为，我国目前的引资政策已经比较优惠，再继续“优惠”下去，不但对国内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不利，而且与国际惯例也难以接轨。另外，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大多注重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并不太计较东道国给予的某特殊照顾和优惠条件，而是将着眼点放在潜在的市场和长远的投资效益上，更加重视的是东道国能否给以其国民待遇。因此，我们在制定新的引资政策时，应当逐步取消对外国投资者的各种歧视性限制和“超国民待遇”的优惠，通过健全法制、完善市场体系、颁布公正的竞争规则、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以及高效的政府宏观调控，来吸引更多的外商到中国投资。
2.加大外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优化地区投资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数量都有较大的增长，但由于时代、地缘、历史、文化、政策、等因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重点是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引资数量较小，占全国利用外资的比重仍然较低。据统计，到1994年底，中西部18个省区外商实际投入资金104.21亿美元，占全国的11%，近两年虽提高到13%左右，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外资集中投向沿海地区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制约中西部经济发展、拉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九五”时期，我国开发的战略重点要逐步西移，所以，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吸引更多的外商到中西部投资。首先，国家应制定明确的地区导向政策，给予中西部以更多的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和倾斜，如放宽某些限制、减免税收、扩大审批权限等。其次，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多的特点，在引资项目布局上把更多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项目放在中西部地区，甚至有些以某种资源为基础的初步加工和深加工的大型项目，也可逐步向该地区转移。再次，国内资金应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且重点放在发展基础产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上，以改善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硬环境。
3.在继续鼓励外商在农业开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投资的同时，逐步放宽金融、贸易等服务业的投资限制，改善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方面，一直是鼓励其在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进行投资，限制在房地产、金融、旅游、贸易等服务业投资。这是必要的。但是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审时度势，逐步放宽对服务业的过多投资限制，使更多的外商能够投资于服务业。近几年，在金融、保险、外贸、商业、通讯、航空、运输等行业虽然都有部分外资进入，但总的来说，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度仍较低，外资进入的限制还较多。因此，要适应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继续保持外资不断增长的势头，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放开服务业。否则，我国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就不能说是十分合理的。据此，“九五”期间应当把拓宽投资领域、加大外商对服务业的投入，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当然，这决不是说应该限制外商在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继续投资，而是恰恰相反。
4.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由“规模型”引资为主，变为“效益型”引资为主。前些年的利用外资工作从指导思想上有重视数量、规模的倾向，而对引资的质量和效益则较忽视。这与我国整个经济的粗放增长是一致的。根据“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要求，我国今后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所以，利用外资工作也要由“数量型”为主转向“效益型”为主。为此，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选准投资项目，保证那些对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出口创汇能力的重点项目得到优先安排；（2）保证资金到位率，不断提高单位资金的产出能力；（3）扩大外商投资项目的规模，适当缩小小型项目的投资比例，充分发挥外资的规模效益；（4）注意重点吸收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大型跨国公司集资金、技术、管理于一身，他们的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科技进步，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此，今后应加大吸收大型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的力度，尤其是要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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