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写的个人化与相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世纪之交，嬗变中的中国现代诗在向纵深腹地节节挺进时，谁也没有料到，会把自己推到——夸张一点说——近乎“背水一战”的险峻境地。所谓真理和谬误有时近在咫尺：跨前一步，可能堕入悬崖；后退半跬，或许是更为称心的开阔地。采用二元对立和进化论思维考量此类前沿问题，显然不合时宜，但日益尖锐的诗学难题则逼迫眉睫——有关个人化诗写和相对主义诗评，业已成为世纪末诗学两大焦点，同时也是诗学理论纠缠难清的“哥德巴赫”，谁也无法绕开它。很难有统一的定规结论，但通过梳理、争辩，总可以有一点启发吧。
曾以充当祭司、上帝信使、世界立法者，以及时代代言人的诗歌，经过近百年迁演，终于蜕变成颇具“个人物品”性质的书写，这种个人化无疑是世界性现代文明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尊重，个体生命在进化中得以获得精神大开放，“个人主义”继续在艺术上引领潮流，再次得到确证。
回到中国语境，80年代彼一时的“自我表现”，是出自对非人性箍制的挣脱，对意识群体系统的突围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而此一时的个人化，则是在“自我表现”基础上推进一步，全面展示书写者的精神、立场、操守，及操作手段，它是针对80年代意识形态、群集化语境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从而排除了“伪”问题和所谓“从来就不成问题”的嫌疑，体现更广阔的现代文化视野。它彻底弃置“宏大叙事”和“普遍性话语”，彰显与主流、中心离异的边缘姿态，拒绝同大众传媒、商业文化合谋，尤其是把“差异性”高扬在自己的旗帜上。
个人化写作意味着个体全方位打开。应当说被确证的个体不是孤立的、割断与外部的关联。它与社会、历史、现实，哪怕当下瞬间未必不能构成统一的有机体。个体天然潜伏着无数非个体因子；个体一丝“表情”都可能通连着外部众多脉络，个体微不足道的碎片都可能折射出整体的光影。在这个意义上，不起眼的个人点滴创伤、些微痛楚、小小叹息，一旦获得高度尊重后，在非真空的时代背景中，则具备了非个人化色彩。换个说法，经由个体出示的信息，由于“全息”缘故，即便再淡化隐匿，都多少带有时代的印迹和察痕，只是数量和程度的不同罢了。
肯定个人化为写作的起点，大抵是没有错的，那么终极归宿呢？当个人话语还留恋于自己作为听众的自述中，恐怕只剩“圈内”认同，“小众”也难首肯；而当个人化染指较多类的东西，其终端必获致较多共同经验的输出。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况的言说意义肯定优于前一种。尽管当下书写的终端意义与价值界限，比从前大大模糊了，但模糊并不等于完全取消、抹去界线。书写一次偶发的纯生理举动，与此举植入某一社会实践、某一人生遭际，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的语境中，差别还是存在的。前者最后归属于个人，而后者则超越个人。个人殊相能够引发类的共相，其终极意义与价值就高出一筹了。尽管个人写作是个人存在方式，但通过自身的辐射力造成某种精神之源来影响他人，在最终意义上又是非个人的。
个人化强调诗写自足的独立和自在的封闭。自足的独立难免沾沾自喜，以为找到一种神丹妙药，能彻底医治书写问题；自在的封闭不胜困惑，安于闭锁又想往突破，常常呈现这样一种心态：满足又不满足，自信而又“心虚”。亏心的理由大概是，历史上任何伟大作品，最后呈现于公众面前，那条个人尾巴总是被“藏”起来不见了。个人产品最后成了公众“贡品”。谁能准确把握这种“转换”的秘密和契机，谁就成为出色的书写者。
即使戴上厚厚的铠甲，个人化依然遭到四面八方的箭矢滚石，最大的诟病是与历史现实断裂。表面上看，个人化确与时代疏离，加上个人心灵难以通约，故公众非议此种写作离时代越来越远。对此需要调整一下视阈：不能要求个人文本一定要与时代现实产生严格对称对应和直接功能，尤其是诗的属性，它的心灵化特征使个人文本与时代关系往往是曲折投影式、隐匿渗透式、缝隙散发式、互文互涉式……而不是单相位反映式。这好比，虽难以看清时代主动脉的鲜明运转，却也能从每根毛细血管细微颤动，感受到心泵的搏动。
个人化反复用伤痕累累的血迹来书写新的诗歌观念：历史就是任一在场的“事件”，王家新曾说过，你挤上公共汽车或到托儿所接小孩，你就是在历史中了。故大量日常细节被植入诗歌呈现历史。西渡进一步说：历史现实并不是先于写作而存在的实现，而是在写作中被发明出来的。这与欧阳江河的表述完全一致：历史现实是一个可供虚构的东西，完全由写作中被书写。当然重要的还有，文本的历史现实踪迹与文本外的现实历史，所构成的相互指涉，往往要由读者来完成。故原先由传统的外在的历史现实所左右的书写，现在则由更主动的个人，以及个人与历史现实的相关“互文”性来支配了，所谓的断裂由斯得以弥合。而在沟通传达方式上，更多瞬间的、接近本真、体验的渠道，取代传统的积淀、经验方式。
在当下特定语境中，个人化实际上已被先锋们视为是“历史的个人化”，它不仅仅表现个人一己悲欢，做自我抚摸，更多是楔入历史文化背景里，透过与之“潜在对话”“隐性交流”的互文性，来尝试超越个人。这，或许才是诗写抵达的圭臬。
个人化很快鼓捣起日常主义诗风。个人的许多东西总是和琐屑、细小、凡俗联系起来，故世纪末，此路诗风大举入侵庸常日子，排除与“宏大”有关的东西，热衷具体、个别、或然、小不丁点、繁琐、破碎的“记事”。这是自80年代以降，生命意识觉醒的延伸。其最大表征是重新唤回“物”，在大量凡庸事物的缝隙与褶皱里，寻求诗性挖掘诗意。反过来，迷恋琐屑、沉湎“及物”，大大加剧了个人化诗写趋势。
仿佛一提到个人化就必须倾心投身“当下”，舍此不是正途，这就引发对当下形而下过度倚重。事实上，个人化不应淡化对“彼在”的注目，因为“彼在”总有一些属于更高境界的东西。面对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个人实在太渺小了。设若有更高境界的“彼在”作牵引，多一份襟怀和视域，有什么不好呢？
先前那些流派、运动、诗潮、社团逐渐冷场了，许多边缘诗写者正以突出个案，游离于从前的归纳概括，来显示自己的独异。差距越拉越大，异点越来越多。在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上，绝无证券交易厅那种清一色指令、统一手势、共同哑语下的“争夺”，而是内外表里都充满差异的多声部“争辩”。
差异性无疑给个人化注入强大兴奋剂。强化唯此一家，别无它店的“这一个”，强化从独特的言说、体验到语汇的专利，甚至包括个人独自消受、无法与他人共享的内心秘密；强化自己独来独往的传达方式，不仅仅体现在语感语势语调，甚至创造出大概圈内人才读得懂的“方言”。差异性标志着个人写作的彻底到位。
差异性不甘于庸常寂寞，想往变幻尖新花招。主题、题材的特殊追求、能指的偏激实验、重新唤回“及物”、张扬“知识谱系”、制造不同“型构”、掀起大规模的语词运动……随之而来是一系列“新”的反讽、戏剧性、叙事、消解、文类兼容、综合并举，造成新一轮混沌诗风，冲击着诗学规范和命题，且以重建的美感经验，改变以往的阅读效应。
差异性暗含着对高视阔步的个人化的修补，它的神色显得温和多了。它突出个人言说的特立独行，突出个别与个别之间，哪怕微妙的锱铢区别，从而引入一个重要模式——“细读”式写作与“细读”式批评。差异这头母鸡派生出一窝又一窝“细读”的蛋，人们要重新学会咀嚼。一个外科医生，如果连“细读”的手术刀都拿不稳，那他最好还是改行算了。
然而，差异的极端强调，个我的放肆膨胀，最后难免落入“私密”陷阱。个人化与私密化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渲染放大一口唾沫或一声响屁，津津于个人阴私全盘托出，无穷无尽打捞下意识碎片，沉浸于呓语谵语的嬉戏……诸如此类，都表明私人强大占有欲、表现欲。不恰当霸占全部书写空间，迹近偏执和僭妄。个人化与私我化相距仅一步之遥，稍不检点，一个闪身，就落入“单人牢房”。
自圉于“单人牢房”的私我化，愈加规避社会实践，就愈退回内心，甚至让内心世界取代一切，从而导致从内心到内心书写的封闭循环。至少在狭窄性方面暴露了自己有一个缺损的胃，那么，这个胃如何接待美国诗人辛普森所倡导的消化“煤、鞋子，和铀”呢？
私我化无疑会放大自己的能量——个人倨于万物之上，甚而放纵到把一切经过个人染指的，都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被个人目光、心情、触摸的事物都被赋予神圣、永恒的意味，实在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作用下，无限拔高个人，将导致个体与群体真正割裂。无奈诗写者，十有八九，都耽于幻觉这一迷魂药。
沉溺在幻觉私我化的专利中，带着个人隐私色彩的语境，少不了挟携未经筛滤的分泌物。一味的自恋。随心所欲的实验。无节制的即兴。写只有自己进得去，最多小圈子啃得动的“天书”，此种自说自话的“方言”，本质上，难道不是另一种“哑语”“失语”吗？
难怪连新诗潮最坚定的倡导者也忍不住呼吁：必须寻找诗与社会联结的更多可能性与连接点，过分私人性吟咏，充其量只是个人小小悲欢的玩味，会使诗最后丧失大胸襟和大抱负。诗，在个人心灵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上，如何找到最佳契合呢？
因私密化的汜滥，晦涩再次被押上审判台。公众对晦涩特别感到愤怒和不可原谅，这是因为不止是他们的欣赏习惯，而且是自尊心受到严重戏弄损害。晦涩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诗写者自身的节制检点，另一个是阅读者的接受转型，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何以重新掌握新的阅读“型构”和方法。其实这两点都关涉到诗写的有效性问题。过于私密，因阅读一方的盲区与拒绝，往往变成失效，而一个想以自己的东西影响他人、世界的诗人，在加入个人化潮流时，是不能不慎重考虑有效性：就接受视野沟通上，自己能做到哪些最低限度的“妥协”？
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中国先锋诗歌由个人化与相对主义的共同引领，开始了新一轮诗风的转型。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激发。个人化本身暗含着相对主义生长“基因”，相对主义大大怂恿个人化扩张。两者携手同盟，在世纪末把中国新诗的尖端部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段，形成文化意义与美学价值互为错杂，又若干抵消的混生状态。估计这一轮的诗歌生态还将持续一段较长时期。
二
大概没有哪一种土壤比现代诗更适于播撒相对主义种子了。从版块与版块边缘，颗粒与颗粒的细小间隙，从争先恐后的挤压里，不时冒出令人疑惑、眩目迷乱的“一年生草本”。与其说这是诗的幽深艺苑，毋宁说是门户大开的实验田。表面上百花齐放的多元景观，实质上充满了相对主义躁动。
建立在个体相位上的相对主义，否定绝对、唯一的尺度标准，否定简单的二值逻辑，否定批评的专制、单元，大大推进批评的民主、平权与自由，它带着解构色彩，同时又不乏个体文化的建构能力。
70年代末以来，我们大概花了10年时间，扫除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联营把持的“田间管理”，好不容易把板结的模块瓦解为多元纵横的阡陌。然而没有几年工夫，闯进来的相对主义让不平静的诗坛再度陷入不平静。
相对主义怂恿一种执拗对抗、排他的精神。你提倡贵族，我偏推出平民“莽汉”，你立足平民，我偏放飞“撒娇”，你投靠“黄昏”，我拧响“八点钟”，你神往“太空星云”，我迷恋“超低飞行”，你“三只猫”我“四方盒子”，你“西川体”我“无体”，你“锋刃”我“飞碟”，你“前主观”我“后客观”，你“特种兵”我“自行车”，你“咖啡夜”我“空房子”……一时间，形形色色对峙、挤压，耸起各自的山头，和山头上步步为营的寨门。
相对主义公然扮演内讧阴谋家，在诗族内部不断制造对话冲突——相互质疑、相互否定。“生命是一切诗歌的基石”“否，文化才是基石的基石。”；“神性理当诗歌的君王和立法者”“否，解构才是当下诗歌的主流”；“象征作为诗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只有隐喻后退才能回到事物的真实”；“潜意识充当最大的写作资源”，“智性乃是书写的绝对主宰”。——多种内部声音的自我争辩、互否、悖逆，一方面大大扩容诗歌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带来秩序混乱。像嘈杂的农贸市场，每个人都竭力推销自己的产品，并视自己的产品为“天下第一”。
相对主义容易迎合诗人极端心理。它所推崇的“极端”恰好同时凸显诗人心理优势和心理缺陷。正是这种“嗜好”为诗人偏执心理结构“垫底”，从而导致诗写上层出不穷的标新立异。比如妄想型的，奉“超现实”为圭臬，简直抬到上帝的高度；迷狂型的，终日浸淫于语词狂欢，唯“自动”是从；智性型的，巴不得时时把哲学烤成诗化“三明治”……的确，偏执的气质、情绪，经由极端的发酵，极易把某种东西推向绝对，并以此排斥他者。而当某种东西在极点上“逗留”（哪怕时间不长）则可能预演一次推陈出新。相对主义为创新注入你追我赶的兴奋剂。
相对主义十分吻合现代诗变动不居的本性和胃口：一种我称之为现代“顽童”——的无拘无束、不规则、越轨、变幻、跳跃的本性；和一种古怪的“偏食”——或专食草、或专食肉、或专食果蔬、甚至不食（辟谷）的胃口。由此多变本性和偏食胃口“合成”的艺术，总是与传统审美规范——比如整一、和谐、优雅相颉颃。因而它在追求陌生化“惊讶”效果时，也暴露某种缺陷。那么，乘着相对主义这对偏激与变幻的轮子，已经是加速度的现代诗和后现代诗，还要加速成什么样子呢？
像中国许多优良传统，相对主义有自己的资源，庄子的《齐物论》堪称其渊远流长。“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相对的绝对化抹杀了事物差异，导致无是非、无善恶。后来禅宗的思维、公案多延续此脉。而世纪之交，相对主义诗写／诗评，不说遍插香火，也有滥觞苗头。当下确乎已经很难找到现代诗标准件了，公认的范本早成稀有熊猫。审美规范常常陷入这样的尴尬：甲支持打满分的，乙嗤之以鼻；乙认为耳目一新的，甲不屑一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成为公众心中权威，又同时成为没有分量的砝码。传统“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早已退出诗的评分榜，改换成“喜欢”和“不喜欢”，此种评价方式的转变说明什么呢？倒退，抑或前进？
许多人将多元与相对混淆——彼此半斤八两吧。其实多元并不简单等同相对，多元的最大功能是兼容和互补，在这一根本点上，恰恰有违相对。多元已为我们所熟悉共识，且发展为当下普遍语境和秩序，无须多加饶舌。相对主义则以更多“异端”“对峙”“忤逆”，区别于多元的热情兼容和宽厚辅助。在某种意义上，应当说相对主义比多元“前进”一步。它不仅大大包容多元，本质上又敞开多元之悖反。极端中之倨高傲视，对抗中之私立排他，互否中之背谬消解，远比丰富的多元复杂。它或许更符合事物构成——多种维度中的多种互逆，而不仅仅是简单、线性的同维相位结构。
这个放肆的“杀手”，比温情脉脉的多元狡诈多了。什么“真理性”，他不是痛快的当胸一掌，而是抽筋剥骨似的层层瓦解。什么“道德评判”，他干脆收敛飞腿，东晃西荡的醉拳让你找不到反击点。他忽儿吹涨一口长气撒一道雾幛，让你堕入“非诗”的迷宫。他忽儿念念有词，扶乩占卦，祭祀般叫你信奉“崇高的粗鄙”。他左手高举文化盾牌，右手飞舞“反文化”大刀——有时竟互相撕杀起来。偏执、私设、势不两立、我行我素，连同互否构成“多面神”角色。
这个时代的价值多元与价值分裂，共同为相对主义提供滋生温床，而“个人化”则灌入催生素。换个说法，相对主义得以“复出”，首先是建立在个人独特理解和阐释基础上，完全出自个体价值判断，是纯粹个人与个人对话。狄尔泰不是早就确证过吗——个人是最终的意义单位。不难理解，坚持个人言说和个人标准，是构成相对主义诗写／诗评前提。个人何以被突出、拔高到如此极端位置？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却被掩盖的原因是：个人对世界的特殊感悟、传达、阐释成为个人内在精神与当下的“科学”关系，而当下种种景况却开出种种巨大的“不科学”的玩笑，这就是存在的荒谬；在个人确证某种对象的同时，对象在事实上常常滑向反面及其他各种维度。对象陷于自我背谬，自我偏离。相对主义为“纠错”和“抵御”荒谬，以它出色的互逆手段，摆脱困境，暂时找到可能性“出路”？回应到诗写／诗评／诗学上，“绝对”退位了，“唯”消解了，恒定的普泛性准则复没了，不确定和游移伴随在相对主义两侧。这样，前后、左右、周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视界。
私心极重却又极易宽宥的相对主义，还给实验艺术提供最好的借口和庇护所，为诗人们无条件签发通往自由王国的护照——甚至享有豁免权——比如越轨和小小犯罪：他肆无忌惮发表一系列“反美学”宣言，施行“丑”的操演而不必遭“警察”干预。他干一些“非理性”勾当，散布潜意识、呓语、白日梦为写作最好状态，无须受到起诉。他抛弃传统优雅姿态，一路嚎叫、骂骂咧咧，扰乱正常秩序，也免受制裁。难怪许多人视之为实验艺术保护神。
总之，乐此不疲的相对主义带给我们一场永无穷尽的角逐。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了那一句妇幼皆知的老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协商的余地。拒绝仲裁。谁也不对谁让步。相对主义颇为满意地维护这种“各说各话”的僵持局面，无力结论也无须结论。“有无数双眼睛就有无数个真理”，尼采这句话，一直被当做最高境界。
这样，相对主义便与“度”构成深刻抵牾。相对主义的天性是摆脱公有“度”监督，信马由缰，我行我素。而积淀成规的“度”得遵循稳定的审美习性，哪怕把宽恕降到最低水准线，也时刻睁大警戒之眼，毫不松怠。最后的结局往往是：要么相对主义凭借某一强势扩张，悄悄融化“度”的界阈，且化入其中，有幸成为“度”；要么坚定有序的“度”，继续打击相对主义的即兴发作随着嚣张，重新把它赶回到笼子里去。
代价当然是昂贵的。相对的比值增之近于绝对，成为绝对化的相对，肯定要掉入自我抵消，标准全面丧失的陷阱。公平地说，当诗写／诗评／还处于相对稳定的“度”中，即保有相对性张力空间，它是诗界的幸事。毋容置疑，二者的交互发动，提供书写的多种可能；而一旦导入可绝对的相对化、无限的相对化，则最终会造成无标准的混乱，可是诗界的灾难？！我相信，那种在貌似无序混乱困境中，能够把握好相对性诗写“度”的人，心中肯定内隐着一把经典尺度，凭着它可谓方寸不乱；而把相对主义推向极端、绝对化的人，一定还处在比较幼稚的实验阶段。
三
由此再引出一个有关经典的话题。
显然，大量相对主义诗写／诗评造成对经典的漠视拒绝，不过经典也非一成不变。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当我们对经典不那么苛求——以为经典必须超越任何时空，或至少要超越许多年代，那么相对诗写中的某文本，有可能成为隐匿着尚未问世，或已问世了尚未被觉察——当代人无法认可的另一时期的经典。此时的非经典隐性地充当经典的一个环节。艺术史的流变往往遵守这么一条规则：绝对高度经典与相对低度经典交互冲击的循环，构成螺旋式扬弃的艺术衍变动力。我们在倡导高度经典意识的同时，没有必要过早斥责那些所谓“混乱的非经典写作”，因为在低度和混乱里，说不清究竟有没有潜藏着当下尚未清晰，却很可能产生未来经典的因素。不过对于那些更乐于以非经典意识叛逆的人，适当参照某些经典“指数”，比起目空一切则能加重创新砝码。
传统经典正在远去，其表征之一是，重铸经典与坚持非经典，双方都大有人在。双方“冷战”的合理性在于，商业时代的竞争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并形成我们生存文化的正常格局。非经典写作（即相对“无标准”写作）一般来讲，只具备诗歌史的认识意义；而经典写作则葆有长久的美学价值。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传统经典正不断被现代主义“短期”经典所“误读”、“改写”。那么，非经典写作、相对写作，该是由无数短期操演，最终还得在本质上朝向经典的寻找？至于少数人极力坚持：碎片时代无须经典、“每个人都是经典”的绝对姿态，我想在“共享生态圈”里，不妨也留有一席之地？
然而，不管你采取何种姿态——放纵个人化也罢，激励相对主义也罢，每个诗写者心目中，都无法抹掉经典，都内隐着一把经典尺度。其实所有的个人化和相对主义，最终都会有意或无意指涉到经典。
90年代，先锋诗歌与80年代及至此前诗歌主要区别之一是，诗歌提供了处理事物的复杂综合能力。若以此作为标准，容易筛选出90年代诗歌范本，但90年代范本并无法保证，它就是10年之后的经典；同样若不以此为标准，当下许多被看好的诗作，肯定纷纷落选。由时代、审美习性、口味、价值观念、本体属性诸多因素合力下的经典，实际上处于一种多样性的动态选择中。比如抒情品质，长期来是诗歌成为经典的有力因素，90年代抒情趋淡为叙述的强盛，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经典的他种取舍。故风头正健的相对主义，大大促进经典的多样性寻觅与归宿（两部〈百年文学经典〉尤其诗歌部分的强烈争论便是一个明证）；潜在的经典多样性，则暗中成了相对主义的幕后“提线人”。
固然经典具有长久生命力，人类文明依靠经典营养一代又一代人。不过死守经典不求通变，同样会窒息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经典固有的惰性总是漠视那些求新求变的东西，那些缺乏强大艺术史支撑的“新芽”，而相对主义则拼尽全力支援后者，这使得经典对相对主义充满天生的敌意。相对主义总是通过不断求新求变来打破经典的垄断；经典总是通过漫长时间的等待才吝啬地给自己添加一点什么。在长期的拉锯战中，经典永远凭借自身的厚重占据上风，而在短兵相接时，相对主义的持续追新则对经典构成暂时的“重创”。
世纪之交，相对主义把先锋诗的各种可能性推到“尽头”，各种极端实验、交混、正反经验累集，和自身调整，日益使新诗走向开放和夯实。眼下被众口评论突前的诗人和先锋流行色，似有主宰现代诗前景走向，其实他们仅仅是多样化中的一元，诗歌衍变中的一个链条，对经典无数可能的试探，很难说就一定代表未来。（客观的说，有些当属误导，有些是新生成的质素，有些是未知变量需待时间检验）。有眼光的诗人和批评家，不会被当下——某些相对主义的“迷魂汤”灌得烂醉而失去足够清醒。他们的骨子里，依然留驻诗歌某些恒久性因素，籍此在坚守与变异中重铸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