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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隆系、明天系等资本市场的“表演明星”相比，牛津—剑桥只算是一个配角，在台上的表演时间也不长，露脸始于闽福发（０００５４７．ＳＺ），隐退于已经退市的ＳＴ海洋（０００６５８．ＳＺ）。
尽管如此，牛津—剑桥的表演非常好看，特别是它的首脑人物华生，一个曾经身为中国政府顶级高参的人物，虽然已从庙堂来到资本江湖，但依然显示出自如地运用政治智慧的能力。
华生的身上具有许多传奇色彩，据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就是他首先提倡的。
１９９２年，华生与其他留英学生在英国创建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该公司起初只从事些中英间技术交流、信息传递和协调的工作。１９９４年回国后成立了的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４００万美元。据称该公司属下有几十家企业，核心业务是教育、认证、科技和投资，直接控制的资产规模在２０亿元左右。
牛津—剑桥也是个资本市场的热衷者，一直有所涉猎；华生的资本运作观念是：“成为资本的赢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本，而在于你如何掌控和运作资本。”
牛津—剑桥发端于福建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上华生喜欢干净利索的风格，对闽福发发动的“闪电战”让他一举成名，不过最终让他折戟沉沙的，也是另一场“闪电战”。
闪击闽福发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８日，福建国力民生与福州牛津—剑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福州牛津—剑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１８３０万股，每股转让价为３．５０元，转让价款为６４００万元。福建国力民生成为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神州学人的前身是福建省福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深交所的上市公司，简称闽福发（０００５４７ＳＺ），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８日，变更为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５日，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受让福州市财政局持有的闽福发国有股１２２４．５１１２万股。本次股份转让后，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闽福发３０５４．５１１２万股，占股份总额的２４．９５％，成为闽福发第一大股东。至此，牛津—剑桥闽福发一战画上完美的句号。
业内人士对此的评价是，这是一出充满“智慧和技巧”的资本操作。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８日，闽福发协议出资８０００万收购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多媒体远程教学平台、实时三维虚拟现实和语言控制系统、中英文中国指南门户站点，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有机食品等欧盟区认证特许权相关服务等优质资产。随后，华生成为福建省福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关敬如则当选为公司副董事长。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惊异的做法，牛津—剑桥入主闽福发不但没有掏钱，反而是闽福发掏钱给牛津—剑桥。
２０００年４月，因未能获得证监会豁免全面收购要约义务，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麾下的福建牛津—剑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迫受让了占２９．９％的国有股，共计３６６０．２６６３万股，每股作价２．８１元，共计付费１．０２８６亿元。
冲减闽福发需向牛津———剑桥支付的８０００万元，牛津—剑桥买入闽福发的股权实际支付的成本是２２８６万元。
为什么会这样？据知情人士说，当时的情况是，闽福发有一堆庞大的债务，大股东福州市财政局急于将这块“烫手山芋”脱手，而号称“资产规模达３亿元”的牛津—剑桥似乎是个好的接手人，再加上它主要人物的特殊背景提供了足够的想象力。
不过事情没有如此简单地往下发展，牛津—剑桥被迫受让２９．９％的国有股之后，一场与福州市政府之间的较量浮出水面。业内人士认为，这场战斗体现了牛津—剑桥巧妙的智谋。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９日，闽福发突然公告称，原大股东福州市财政局１９９８年在实施配股时，以原福州蓄电池总厂的实物资产作为国家股部分配股款配入闽福发，４７万元的国有实物配股带来４０００万元左右的债务和负担。
事实上，从１９９９年开始，闽福发就这个问题已经向福州市政府和财政局就口头和文件打了近十次的报告，但是始终被各个部门推来推去，无法解决。
这是闽福发一个巨大的“黑洞”，因此，福州市财政局急于将它脱手，甚至愿意接受闽福发先掏钱给牛津—剑桥，后者再购买其国有股的转让方式。
华生自然不愿意接过这根要命的债务接力棒，不过他很沉得住气，虽然早在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９日，牛津—剑桥的华生、关敬如以及周军这“三驾马车”就已经接管了闽福发，但是等到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９日才开始发难，这时候福州市财政局２９．９％的国有股已经转让过户给牛津—剑桥了。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华生通过一家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媒体呼吁：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政府部门应当对配股资产形成的债务负责。
华生的呼吁很快获得道义上的支
持，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福州市政府在压力下被迫做出了让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和１６日，闽福发连续两次发布相同的公告称，市政府决定根据有关政策，对国有股转让后处理安置职工等历史遗留问题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并责成相关银行不得在原有的债务之外将原福州蓄电池总厂（配股资产）的其他债务（８３０万元银行贷款）的偿还责任转嫁给闽福发。
至于这件事情的幕后的暗战，业内的说法有两种。
一种说法是，牛津—剑桥事先早已知闽福发是一个烂摊子，甚至知道配股配进的“福蓄“是块烂资产，在双方谈判之时有一个“君子协定”，福州市财政局接受牛津—剑桥的低价入主方式，作为补偿牛津—剑桥全盘接收债务。但是当牛津—剑桥得手后突然翻脸，宣称自己不知情，并利用媒体迫使福州市政府承担负债，福州市政府吃了个哑巴亏。
另一种说法是，牛津—剑桥事先真的并不知情，事后发现利用媒体力量迫使地方政府让步。
牛津—剑桥对闽福发的资本市场策略是典型的“闪电战”，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８日，闽福发的股价从７元左右启动，到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７日，最高飙升到２５．５元，随后一路走低。牛津—剑桥演绎了一个近似“空手套白狼”的财富神话。
华生在闽福发的最后的一次公开露面，是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７日的闽福发股东大会上，因为１０配３的配股议案，主持会议的华生与台下的诸多小股东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
小股东们质问闽福发为什么要配股，第一、二大股东又为何放弃配股，牛津—剑桥是不是想捞一把就走？
时任闽福发董事长的华生情绪激动地说，“牛津—剑桥不但不会走，还要把闽福发搞得更好！”结果，２个月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华生辞去闽福发董事、董事长职务，牛津—剑桥作别闽福发，而且还带走了最值钱的东西，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注入闽福发且为其带来丰厚利润的尤卡斯欧盟认证特许权，被牛津—剑桥以特许权很难过户为由收回。
突围ＳＴ海洋
华生的另一场“闪电战”是１２天入主ＳＴ海洋，不过这次一开始就是个败仗。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９日，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０００６５８ＳＺ）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根据该决定，因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连续三年亏损，ＳＴ海洋将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日起终止上市，公司股票２００２
年４月１８日就已被暂停上市。
继两个月入主闽福发成功之后，牛津—剑桥似乎沉迷于这种“闪电战”的成功之中，它的下一个目标锁定了厦门海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４日，牛津—剑桥主动上门找厦门市政府谈判收购事宜，８月４日正式签约，仅仅用了１２天时间，创下中国证卷史上新股东入主最快的记录。
根据协议，牛津—剑桥以每股１．１０３元共计３４００多万元的价格从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手中买下了ＳＴ海洋３１００多万
牛津—剑桥入主之后，立马开始大出血，首先支付了３８００万元以解决当时逼债最紧的农行。其次偿还了开发银行２５０万本金和利息，此外还偿还了光大银行的１０００万元，１０５０万元亚洲银行贷款也得到解决。仅这些就付出大约６１００万现金，加上其他银行债务，牛津—剑桥在短时间内就共付出了８４００多万元。
但是，让华生始料不及的是，ＳＴ海洋是一个真正的债务海洋。ＳＴ海洋拥有４８家子公司和“孙公司”，背着４．２亿债务和１．６亿负债，还有近２０００万元社保、医保的负担，是厦门市政府最大的一块心病，职工团体性上访络绎不绝。
华生承认，原本以为最多注入１亿元就可以盘活，但是后来发现可能需要１．５亿元也未可知。牛津—剑桥陷入两难之中，如果不继续注入资金，则已经投入的巨额资金将血本无归，继续输血，ＳＴ海洋的资金需求简直是个无底洞。
事实证明，华生是个善于对付各种危机的人。就在这困顿之际，“白衣武士”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出现了。
２００１年２月，清华园从二股东西安飞天手中买下了其持有的ＳＴ海洋１３．７９％的股权。２００１年４月，牛津—剑桥将其持有的３１００多万法人股中的２３００多万股转让给清华园。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牛津—剑桥把已转让、但是仍在质押冻结中不能过户的２３００多万的ＳＴ海洋股份托管给了清华园，至此，清华园正式取得第一大股东的投票权，华生于当日就迫不及待地辞去了ＳＴ海洋的董事、副董事长职务。
一个来自市场的说法认为，当时的背景是，高校和高科技概念在股市上爆炒成风，而清华科技园集二者于一身。身陷泥潭的ＳＴ海洋如果有这样强烈刺激性题材注入，股价必然会飙升，牛津—剑桥才可以胜利大逃亡，而清华科技园也将能分享战果。
果然，清华科技园的入主，使得ＳＴ海洋的股价从牛津—剑桥入主前夕的７元，一直冲到２４元。
２００２年４月ＳＴ海洋被停牌，股价仅仅剩下２元左右。
华生终于从ＳＴ海洋泅渡逃生，不过，牛津—剑桥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说服清华科技园接手，牛津———剑桥从ＳＴ海洋背走了一堆破铜烂铁。
２００１年３月份，福州牛津—剑桥科技发展公司以７７５３万元的价格从ＳＴ海洋手中买下厦门海洋华顺集团公司、厦门宝洋贸易有限公司、厦门新东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同时，ＳＴ海洋还向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公司出让厦门海洋集团远洋渔业公司等五家公司的股权。向国力民生出售股权（含出售厦门海洋华顺集团等三家公司股权）共获得现金９９８８万元。
全部交易涉及剥离资产４１．４４３万元、负债２７．５０５７万元（其中银行负债下降１８．６９２万元、非银行负债下降８８１３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ＳＴ海洋的负债总额下降为２４２４６万元，其中银行负债２１６２８万元，非银行负债２６１８万元。ＳＴ海洋原有的主营业务已经被完全剥离，公司事实上成为一个比较干净的“空壳”。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力民生与牛津—剑桥其实是一家子。
至此，牛津—剑桥仅仅前期付出的股权转让款３４００多万元，加上代为偿还银行贷款８４００多万以及从国力民生支付的９９８８万元，牛津—剑桥就至少为此付出２．１７８８亿元的代价。这其中还不包括从ＳＴ海洋背走的“破烂”身上的债务。
链接：
双面华生
华生，现年５０岁，中共党员，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１９６８年下乡插队，１９８８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历任生产队长、车间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全国青联委员、国家环保局环境管理体系审核中心理事长、中国国际质量认证咨询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经济学家的华生一直是中国股市严厉的批判者。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８日，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华生谈到：在一个环境变动起伏大、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人们更看重的是股票的增值。三分之二的股票不流通，上市公司控制在非流通股股东手里，意味着控股股东们不能从公司股价的上升中得到任何好处，也不会因为股价的下跌遭受任何损失。即控股股东是与广大中小投资者———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同的团体。
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们的投票权和决策权在双重意义上是廉价的：即不仅他们取得投票权的成本大大低于流通股股东，因而在货币价值上是廉价的，他们投票的利益导向也是廉价的，他们很容易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廉价出卖流通股股东利益。
而作为商人的华生似乎又是另外的一个人。
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７日的闽福发股东大会上，有小股东质问为何牛津—剑桥入主后，闽福发的股价便一路下滑，华生愤然表示说，大股东的责任是把上市公司搞好，而没办法保证股东炒股都赚钱！
一方面大力抨击现行的制度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却又巧妙地运用了这种制度下的空间。这两种分裂的东西统一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是多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