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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学者在2004年新年伊始就提出，2004年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年”，2004年已经过去，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呢？美联社在年终的专题报道中总结道，回顾2004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注意中国的金融银行系统。这不仅是因为金融系统在宏观调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
2004年，中国政府重点实施了以降低大型国有银行坏账比例和股份制改造为目标的改革工作。国家给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对这两家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第二次剥离。通过这些措施，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分别下降到5.16％和3.74％，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升到8.18％和9.6％。这两家银行宣称，目前它们的主要财务指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上大型商业银行的水平。
2004年中国金融改革的另一大新内容是加快了农村信用社转变为商业银行的改革。到9月末，有10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挂牌成立，另外还有14家已经得到批准，正在筹建。此外，金融市场开放的速度也有所加快。信用卡业务、人民币业务都在逐步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最为引人注目的市场化改革动作要算是在10月底提高银行利率和在此之前推出的提高银行准备金率。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遏制贷款发放增加的速度，促进信贷结构优化，控制信贷风险。
一、金融改革还需深化
不容置疑，中国2004年的金融改革迈的步子很大。但是，金融改革的深度是否足够，一些学者尚有疑问。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滇庆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中，基本的经营结构、基本的激励机制等等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些银行的运行机制尚需解决。徐滇庆还指出，农村信用社改革耗资上千亿，但是这笔巨大的资金并无法保证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则明确提出，“金融改革，我觉得，大关没有过。樊纲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成功就是因为双轨制。可是金融业就没有双轨制。到现在双轨制还没有开始。你要把老的国有的金融行业改成功，改制，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丹尼尔·罗森表示，对国有银行的坏账进行清理是必要的，这些银行聘请美国大会计公司负责它们的财务审计和监督的做法也是正确的。罗森说，这些银行的账面现在已经非常好看了，但是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今后几年如何降低中国全部不良贷款的水平。2004年，大银行贷出的贷款规模非常庞大，远远超出这些银行的正常水平。这其中相当一部份将成为新的坏账。中国政府必须制定整体战略，改革金融机构，消除制造坏账的机制。”
罗森指出；纵观2004年的金融改革，有二个问题需要加以注意。一是金融系统严重缺乏公司治理和控制机制，中航油公司丑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二是证监会，证监会是监督和管理金融机构的重要机构。罗森认为，这个机构本身就亟待改革，它的一些工作人员并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二、警惕银行系统进入新的恶性循环
徐滇庆还断言，一大批政府投资项目在宏观调控中受到挤压，其巨大代价都要由银行系统承担。如果中国出现危机，一定在银行系统，一定是金融危机。徐滇庆指出，2003年，各地政府大上开发区、修建歌剧院、广场、政府办公大楼、高速公路，全国新建地铁54条，新增投资高达3万亿美元。这一大批政府投资项目在宏观调控中受到挤压，其巨大代价都要由银行系统承担。
他认为，促成投资过热的因素之一是四大国有银行希望通过增加贷款来降低自身的不良贷款比例，但新增贷款项目在宏观调控中被迫下马造成了更多的不良贷款，使银行系统进入一个新的恶性循环。徐滇庆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
另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在《经济参考报》上发出质疑，认为不良资产处置量激增值得怀疑。根据数据显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二季度处置不良资产385.8亿元，较一季度的193.1亿元上升了99.79％。但二季度的现金回收量为73.5亿元，仅比一季度的60.7亿元增长21.08％。巴曙松指出，上述趋势不得不使人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效率产生疑问。巴曙松称，不良资产的竞拍环境比较封闭，在没有新增参与者加入的情况下，处置不良资产的数量不应有太大的涨落。向外资拍卖不良资产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手段。但二季度外资大宗收购不良资产的数量有所减少。同时，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投资过热的行业资产价值会受到低估。因此，不良资产处置数量在第二季度的激增是有待质疑的。
三、金融风险分布迅速变化
巴曙松最近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处在一个金融风险重新组合、分布的阶段。首先，原来是工商企业等其他领域的风险向银行等金融行业集中，现在则是从金融行业向中央和地方分散。一般来说，金融系统具有脆弱性，一个环节出现的风险较容易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现在，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金融风险开始要么向中央政府集中（例如四大资产公司形成的经营亏损，国有银行改革中出现的不良资产包袱，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成本等等），要么向地方政府集中（如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性包袱等等）。
其次，金融风险从隐性风险向显性风险转化，比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的1.4万亿的不良资产，迄今为止回收率在20％左右，预计会形成上万亿的缺口。另外，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随着信息披露要求和会计制度等的日益严格也日益显性化。
巴曙松认为，金融风险向中央集中的趋势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来了，但是金融风险开始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趋势同样不容忽视。从目前改革思路看来，因为城市商业银行一直由地方政府控制，理论上说，它经营的失败是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最终责任。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思路也基本一致，在这次改革之后，由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的形式把资不抵债的部分承担50％之后，实际上由地方政府开始承担其最终风险了，所以有一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实际上转移到了地方政府。
巴曙松建议，对于新的金融风险格局及其演变趋势，必须有新的金融稳定策略。仅仅依靠央行再贷款这个单一渠道显然是不可能的。目前看来，有几个层次的制度需要考虑建立和完善。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金融机构内部的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制度，这是所有风险防范制度的基础，如果没有基本的治理约束和风险约束机制，经营结果将难以预测。其次就是外部金融监管的到位，即监管机构能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来实现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第三个是相应的外部援助措施，在银行方面表现为存款保险制度，在证券公司则表现为证券救助基金等等，这些都是目前我们还有待完善的制度安排，在保障环节的终端才是央行的最后贷款等最后贷款人角色。
巴曙松还建议建立一个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渠道。他认为，无论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退出渠道，就没有基本的市场纪律和约束，它承担的风险和收益就不对称，如失败了有国家动用公共资源援助，而收益则是小团体的利益。在建立退出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对监管机构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后性监管、行政审批性监管，不能出现问题之后再来查处，而是应该带有预警性的、以风险为导向的监管，在金融机构运转出现风险趋势时就应该有监管介入。以商业银行为例，我们通常在资本充足率高于8％的时候不管，破产的时候才介入，而对于处在0到8％阶段的银行有无有效的预警性监管措施极为重要，因为事后性的介入往往是成本最高的介入。所以金融机构的退出不仅是关闭，这是一种片面理解，还应包括并购重组等，而目前的选择往往是成本最高的关闭，值得注意。
四、金融企业改革是“背水一战”
据新华网2004年12月6日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说，在解决银行不良资产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案设计之前，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曾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在2001年至2002年做了很详细的抽样调查统计，基本摸清了不良贷款历史问题的形成原因。
他表示，过去约60％的历史性不良贷款是由计划和行政、国企违约等原因造成。根据调查，在不良资产的形成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此外，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严重以及未能实行高标准会计准则等因素都交叉存在于各个类别之中。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原因是和法律、司法和执法有重要联系的。
不过，周小川说，在改革转轨期间随着问题的不断解决，原有的矛盾开始不断转移。总的来看，旧式的不良资产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但是，经济体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金融方面会出现很多新问题，要求我们加以解决。周小川形容当前进行的金融企业改革是“背水一战”。他说，今后不能再出现超出市场经济正常标准的大规模不良资产。但如果我们在金融生态方面改得不好，不良资产比例就会高一些，比例过高仍旧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周小川在公开场合对国有银行坏账的严重性做出的最为严厉的评论。
五、加强改善金融调控 积极推进金融改革
1月4日，2005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当日看望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代表并讲话。他指出，今年，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阶段，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人民银行要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引导金融机构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要正确处理好金融稳定、金融调控、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关系，抓紧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坚持风险处置和风险防范并举的原则，推动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的市场化和法制化。要研究建立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周小川在工作报告中部署了2005年十项主要任务，其中在第二、三、四项任务中明确指出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尤其是加强金融体系稳定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以加大金融产品创新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市场透明度建设，推动金融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拓展债券市场，完善和规范货币市场。稳妥开展商业银行设立货币基金管理公司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防范跨市场金融风险。
——加快推进金融企业改革。继续推进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制度，转变经营机制。积极做好其它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有关工作。抓紧研究和论证农村金融改革总体方案。继续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资金支持工作，切实发挥资金扶持政策对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治理结构的正向激励效应。
——努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加快建立市场化的金融风险补偿机制。研究建立金融稳定监测指标体系，开展对金融稳定的监测与评估工作。配合有关部门规范金融市场退出工作。加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和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的动态监测和预警，密切监测交叉性金融工具、金融控股公司及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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