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试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08—0025—014
一、前言
自1993年开始，北京大学连续出版大部头的《国学研究》刊，袁行霈教授在发刊辞上宣布：“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注：见《国学研究》一卷，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一版，发刊辞第1页。）笔者不幸没有赶上30年代的国学教育，因而对如此美好的“国学”概念产生兴趣，陆续找来前辈研究国学的论著拜读。几年过去，兴趣依旧，但很没有美好的感觉，反倒是感觉如又掉进旧染缸，这个太大的旧染缸搞得现代所谓国学大师们五颜六色，看自己和看别人都是朦胧的，远不如近代中国学者那么冷静清晰。故而笔者不揣简陋无知，斗胆写出此文，将自己学习中国近代学者对于“国学”的研究情况，如实讲来，还求方家斧正。
近代中国学人对于“国学”研究，有传统优势和劣势，也有偏爱，更有偏恨，故而所产生的论文，实在太多了。 据当年统计， 自清季到1935年，就有七千余篇，涉及五百余报章杂志。（注：据《国学论文索引》1～4编统计，北平图书馆索引组编，北平中华图书协会， 1929 ～1936年，内分17类。）其中作者之多，可谓涵盖近代中国学人中的主力队员和非主力队员。更令人难办的是，当年的“国学”研究，已经并非纯然是学术性的，是包括各种政治人事的纠纷。笔者只能尽力从纯学术角度来展开介绍。笔者所主要依据的是近代研究“国学”的40多部专著，多数集中在30年代出版。
从史学角度看，“国学”概念在近代中国是含糊不清的，差异极大。夸“国学”的人固然多如牛毛，但咒骂“国学”的人更令人过目不忘，例如当年的左派陈独秀就骂研究国学者，是“牛粪里寻香水”；而当年右派的吴稚晖也有妙论：“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注：吴稚晖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吴稚晖学术论集》，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11月一版，1926年1月二版，第124页。）这种判断，即使再有道理，也是同学术研究相距太远了。但是史实是自清末开始，尤其在30年代，中国人的“国学”概念是太普及了，不但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一流高校有国学课，有国学研究机构，有一批人才参与；就连大量中学里，也有国学课程。像钱穆、马瀛、黄毅民等先生写出的国学专著，都是在中学任职时的教材。于是在客观上，中国一两代年青学子大都经过“国学”教育，这几百万学子从中学习的得与失，至今恐怕还少总结。而这进程可是对中国人的知识进步，曾起到相当关键性的作用，也就使得“国学”概念沿用至今。当然，当年的大中学里的主流教育并非“国学”，而是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才是决定20世纪中国进步的第一主力，这一点是必须说明的。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有种令人担心的缺陷，就是对于许多新造词句概念含混矛盾，对于许多旧词新义亦是含混矛盾，而至今还没有一本工具书来，还中国年轻人一个明白。笔者不才，并非有意向当代国学大师们讨个明白，而是自己学习多年，为这些含混的词句吃尽苦头，不得已自己一个一个去整理。人生苦短，能够整理出几个概念来，也就自我满足了。其中“国学”这个概念，在中国流传百年，笔者尚不见何人说个明白，也许早该完成其历史任务，或者赋予新意，但是依然稀里糊涂嬗变至今，笔者真希望不要等到21世纪时候，还如此不求甚解。故而从五方面略述如下：
中国“国学”产生之缘由与企图。
“国学”之定义问题。
“国学”之分类问题。
“国学”之研究方法问题。
“国学”之内涵。
至于中国人研究“国学”百年所造成的效果，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题目，这里就暂且从略。笔者可以在这里先作一个断言：如果中国人想在21世纪全球学术上有所表现，肯定不会是“国学”这个概念。
二、中国“国学”产生之缘由与企图
中国古代并没有“国学”这个概念。西方古代有没有相类的概念，笔者不得而知。但是在中国近邻的日本古代，早就有此概念，原是专指一种地方子弟学校。后来到18世纪初叶，僧人契冲在著作《万叶代匠记》中，利用来重新解释古典文献和客观归纳法。继由荷田春满等人加以发展，形成自由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到本居宣长作《古事记传》，可谓集国学之大成；后来平田笃胤等人又发展，加强了神道的、国粹的色彩，提到思想高度；到明治维新时期，国学作为倒幕运动的理论根据，为草莽志士广泛接受，成为当时实践活动的支柱。只是在“洋学”充分扎根于日本后，日本的国学同儒教、武士道一样逐渐衰微了。日本的“国学”概念针对的是“汉学”概念，而日本的“汉学”概念，恰是他们所讲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故而在1902年翻译出版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中，日本学术界是有所介绍的。在该书中写道：“为讲求神道国学而游学东京者，一时颇盛。然其势力比之于如日中天之欧化主义，固不足十分之一。是犹以只手障狂澜，杯水车薪，其不能见效也固宜。”（注：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东京博文馆原编，罗孝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3月，参见第一编“学术思想史”，第4页。）而在更早的1887年，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发表《日本国志》中，已经提到日本“国学”。（注：黄遵宪著：《日本国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版，卷三三“学术志”。）可惜当时中国人太忙，没有注意。更奇怪的是到30年代的中国“国学”鼓吹者们，依然茫然于“国学”概念的产生由来，多是以章太炎于1902年流亡日本时，挂起“国学讲习会”牌子，来作为“国学”在中国产生的根据。这样的研究学风，是很不负责任的，其实“国学”概念早于章先生就来到中国了，章先生不过使日本的“国学”概念改变成中国“国学”概念而矣。章先生所力图讲述的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注：见“国学讲习会序”，原载《民报》七号，1908年9月5日出版，转引自汤志钧导读之《国学概论》，章太炎原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一版，第9页。 ）这也同日本的“国学”原则一致。
后来在中国的学者广泛利用“国学”概念，则是各有各的企图，各有各的见解和研究表现。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只能择要略述。
笔者所见较早的《国学讲义》， 是江起鹏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在书的开始就讲为什么要研究国学，他写道：“定教育之方针，为今我国民一大问题。识者谓莫妙於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持并进，庶学於人而不至役於人，不失为我国民之教育。信是则研究国学，其亦学者所有事焉。”（注：江起鹏著：《国学讲义》，上海新学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3月一版，1906年5月二版，第1页。 ）他的方针所根据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在日本“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持并进”。为了“学於人而不至役於人”，为了定当年讨论的中国教育方针，故而要研究国学。在该书最后，则总结出讲述“国学”的目的：“（一）不徒事诵读，而实奉圣训。（二）不专事诂训，而通知大义。（三）广参世界之学说，以阐发微言。（四）实体先圣之志愿，以普救同胞。一言以蔽之曰，实尊我孔圣者。务去二千年下似是之学说，而还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毋拘牵，毋颟顸，毋自封，毋自隘，则庶乎为圆满之国粹主义乎。”（注：江起鹏著：《国学讲义》，上海新学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3月一版，1906年5月二版，第102页。 ）此话同章先生的话，都是发表于满族统治末期，对于当时的民族革命是有大影响的。江先生所讲的“圣训”，肯定不会是慈禧太后的。但是作为“国学”，想“普救同胞”，那也太离谱了。至于“还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的尊孔目的，引来后来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已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了。
在清朝末年张之洞鼓吹“中学”来与“西学”内外有别之后，在严复执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取消“哲学”讲述“经学”之后，“国学”仿佛前仆后继地又来到中国书生间，其中以北大在1922年成立“国学研究所”为重镇之一，第二年胡适为《国学季刊》写“发刊宣言”，提出他的见解：“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注：胡适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原载《国学季刊》一卷1号，1929年1月，后收入《胡适文存》，转引自《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697～711页。 ）由此看来，胡先生是清楚国学研究是存在黑暗与光明两种前途，故而提出他的研究条件，以力图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百年过去，我们的闭关态度以及唯我独尊的不虚心，似乎还荡漾在一些人头上。至于当时就有吴文祺评论该宣言道：“这篇宣言，既不说明整理国故的必要与价值，更不说明国故学的性质，而只定了许多整理国故的方法。不过这或许可以说各人的立足点不同，我们倒也不必过事‘吹求’。至于东大的国学丛刊的发刊词，完全是保存国粹者的口吻，尤其没有批评的价值了！”（注：吴文祺文：“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许啸天编，群学社，1927年1月一版， 转引自《民国丛书》第二编，影引本，第34～35页。）那么，吴先生自己希望的研究原因有五条：“（一）要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二）我们现在应该用新眼光来研究它，替它补苴罅漏，替它发挥光大，这是谋今后学术进步的必经阶段。（三）历史进化的观念。（四）先须明其学说思想的本来面目，否则赞成便是盲从，反对便是盲抗！（五）一般人对于国故，往往迷信前人附会的传说。”（注：吴文祺文：“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许啸天编，群学社，1927年1月一版， 转引自《民国丛书》第二编，影引本，第35～40页。）吴先生还有一个好笑的理由，他认为：“国故学的性质，很像数学。数学，一方面是训练思想的最好的方法，一方面又是各种科学的基础。国故学在一方面固然是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的基本学问，在别一方面，研究国故学的人，也可以藉此养成我国人所最缺乏的重徵求是的科学精神。一般遗老遗少们，对于西洋的科学，既没有根柢，又不肯研究，国故学的根本精神，虽然和他们的笼统脑筋格格不入，但材料究竟是中国的，不致使他们望之却步。使国故学和他们携了手，便可以慢慢的改造他们的脑筋了。”（注：吴文祺文：“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许啸天编，群学社，1927年1月一版， 转引自《民国丛书》第二编，影引本，第49～50页。）如此立论，今天看来真有点妙不可言，但也并非是胡言乱语，总是当年的一种愿望吧。
严复在清末霸道的错误之一，就是将京师大学堂的“哲学”科改成“经学”科，并实行数年，严重影响中国学术的进步。这个“经学”概念更曾纠缠在中国多年，本文不谈了。但是在1904年就引来邓实先生先办“国学保存会”；再于1905年办《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到1908年再成立“神州国学社”，热闹一时。邓先生的观点很多，例如说：“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注：邓实文：“国学讲习记”，原载《国粹学报》19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转引自汤志钧导读之《国学概论》，章太炎原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一版，第7页。 ）他的结论是：“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欧化亦有精神之学，此就其大端言耳。）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注：邓实文：“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原载《国粹学报》，光绪三十一年，转引自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五辑，1990年12月一版，第1097～1098页。）如此观点，恰与张之洞鼓吹的“中体西用”一脉相承，再加上爱国，真能卖弄一时。可惜这些观念到20年代就落后了，引来鲁迅的评论道：“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注：鲁迅文：“不懂的音译”，原载《热风》，引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一版，第466页。）
太炎先生于1922年在上海，公开讲演“国学”，再一次阐明他的学问，引来当时新闻界的介绍热潮。而他的高足曹聚仁弘扬其见解，专门鼓吹“国故学”。他写道：“先哲之治国故者，其态度为主观的、情感的、功利的；今后的治国故学者，其态度则趋向于客观的、理智的、批评的。先哲之治国故，犹饮酒者然，神昏志乱，尚嚣嚣然扬言于众曰，酒之味何似，酒之益何似！日诱人以饮酒焉。今后之治国故学者，则犹化学师之谈酒然，其原质为何，其过程如何，人饮之其影响于身体如何，皆为之剖析无余，使人自谋取舍焉。……中华民族思想衰老之过程，由国故学可得其年轮；中华民族精神上之病态，由国故学可明其表里。故国故学非国糟，亦非国粹。一东亚病夫之诊断书，以备用药时之参证也。”（注：曹聚仁著：《国故学大纲》上卷，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1925年10月一版，第23—26页。（未见下卷））曹先生的研究深刻独到也广泛，在当时影响颇大。
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自己作序来说明看法，他写道：“我们中国的有国故学三字的发见，正是宣告我们中国学术界程度的浅薄，智识的破产，而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国家。翻过来说，中国的国故学，何尝不是学问？……国故学不能成功一种学问的名词；那国故里面，自有他的真学问在。倘然后代的学者，肯用一番苦功，加以整理，把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一样一样的整理出来，再一样一样的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里，把这虚无缥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这样一做，不但中国的学术界上平添了无限的光荣，而且在全世界的学术上一定可以平添无上的助力。”（注：吴文祺文：“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许啸天编，群学社，1927年1月一版， 转引自《民国丛书》第二编，影引本，第34～35页。）许先生点明了这样的理想，即是当前的国故学不足成为学问，而希望将来的研究国故，能够与国际学术相接轨。
郑奠则提出修国学的宗旨，他写道：“以学术大同为言，则趋诣真理，唯是之从。我国国学与异邦相较，诚有谢短者。然所自得，岂少也哉？是故诚欲爱国，宜知国学英华之所存。诚爱真理，亦宜知本国学术之精义。发怀旧之蓄念，以增国人爱国之心，阐明国学之精英，以与世人相见而共趋于真理，必将有事乎此矣。”（注：郑奠文：“国学研究方法总论”，原载《唯是杂志》，引自《国学研究》，洪北平编，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1月一版，第5页。）他再提出方针是：“一，务实求是，利用厚生，以为学鹄。二，解去一切拘挛，无复中外古今之见，唯理是从。三，以自修自悟自证自得为归。四，条理旧绪，使秩然有统。五，剪除杂说，标举大义。六，补苴罅漏，张皇幽渺。七，研精覃思，钩发沈伏。”（注：郑奠文：“国学研究方法总论”，原载《唯是杂志》，引自《国学研究》，洪北平编，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1 月一版，第13页。）这真是20年代书生的文章，读来相当费劲，解开来也没有什么奇特。
到30年代，时代背景上对“国学”的需求减退了，书斋里的“国学”研究倒显现出来多了，约有十多部专著吧。其中笔者最欣赏的为马瀛的《国学概论》，他在批评中国学人的“迷信态度、鄙弃态度、靉态度、盲从态度”之后，专用一章谈研究国学的原因。开始先引胡适的观点：“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捡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况且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注：引文为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一文中，见马瀛编《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4月一版，第24—25页。）马先生相当赞成， 故而在纯学术的基础上，提出四个研究的原因：“一、表现民族精神；二、整理先民遗产；三、破除新旧界限；四、沟通东西文化。”（注：引文为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一文中，见马瀛编《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4月一版，第25—29页。 ）他的愿望是：“必须有好学深思之士，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之眼光，祛除影响附会之客气，且深知近世科学方法、性质、价值，与学术之历史发达过程，将东西之学术，切实比较研究之，方足使两系文明融合，而在世界学术上，放灿烂之光明。此实为研究国学之最大任务，而一般青年，不容不仔肩者也。”（注：引文为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一文中，见马瀛编《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4月一版，第28—29页。）笔者不敢说， 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研究“国学”的大师们，有几人已经达到他的愿望？恐怕是太少了。
以上几位前辈对“国学”所显示的企图明显不同，今人如果扣帽分派系是容易的，但是这就不是学术了。我们由此可以探讨近代中国人在思考什么？中国学界在做什么？在一个含糊的名词下面安排了中国人的伟大追求？或是治国平天下？或是急功近利？历史已经将之洗涤清楚了，至少，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态度，不再被一棍子打死，反倒是正确的选择了。至于“爱国”云云，其实是与“国学”本身拉不上关系的，因为既然有“国学”，就必然有“非国学”、“反国学”、“乡学”、“族学”等等相应概念，真会叫爱国者难以适从。任何人都会说：要我爱国是正常的，但要我爱一门学科，就要看这学科是否值得我去爱。逻辑就是如此，硬拉中国人去爱“国学”，再上纲上线，也是会被历史所否定。遗憾的是，这些前辈们不同的见解，包括批判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见解，很少有能够逃脱急功近利的意图，讲“国学”还是为了饭碗，那就难怪中国的纯学术研究冲不出国门了。再加上仗势欺人，拉帮结派，知识混乱，就更给“国学”旗帜下添加许多历史的垃圾。
再从这个名词角度看，许多中国学人争论的背后，是往往埋藏着各种不写出来的企图。当年柳诒徵就明示道：“余非有意非难此种学术，不过非难此种名词，因此种学术自有其正确之名词。从来误用一种不通之名词，吾人当为矫正，不可再行沿讹袭谬。然今之学者，往往有以此种名词高自期许，互相标榜，或者以此菲薄他人。如曰某人世讲汉学，则尊之为学者；或曰某人所讲是宋学，则有鄙夷不屑之意。缘此种名词，自满清以来，言者所含之意，久有轩轾之见存于其间。故沿用至今，不必问其所讲者若何。”（注：柳诒徵讲演：“汉学与宋学”，见《国学研究会讲演录》一集，东南大学编，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一版， 第84页。）所以从传统的“名正言顺”的研究态度来注意，是很有必要的。
三、“国学”之定义问题
“国学”这个名词，20世纪初流传于中国，与它所相类的名词，应该是有“中学”、“经学”、“古学”、“旧学”、“国粹学”、“国故学”等等。虽各有所不同，但总可谓同一战线的朋友。而将之认作假想敌的名词，则有“西学”、“洋学”、“哲学”、“新学”、“世界学”等等。可怜当年的书生，是需要花费许多时光来记住并判断其名词的准确程度；外国学者更不知是怎样去学习和对应英文的。如果再问这个新名词的定义，就会发现有各种说法，这里略举数例。如果再归纳一下，就会发现下定义者，都碰上一个两难的悖论：“国家”是有界的，而“学术”是无国界的。如何才能够让矛盾的双方合理地呆在“国学”这个筐子里？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他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只是留下他们辛苦的痕迹。
邓实主编在《国粹学报》上给出的定义是：“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这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注：邓实文：“国学讲习记”，原载《国粹学报》19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转引自汤志钧导读之《国学概论》，章太炎原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一版，第7页。）这是很糊涂的概念，有地有人就有国？ 有国就有学？根本证明不了！因为这几个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他再把学习国学来“自治”其国，就更荒唐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一国各个时期内所有之学术内，“国学”仅是占一部分。所以逆推理的“国学”就是一国所有之学，其逻辑是不能成立的；再有中国的自治历史中，“国学”也没有能够挽回几次亡国。应该说，邓实先生的定义在当时就不高明，但是还有号召力。
接着有郑奠给定义道：“学之诂义无过二说：一训觉悟；一训效法。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学问之功，效而后见。此一说也。学非能益，全天所生，自觉自悟，无待於外。此又一说也，两说相反，而其义相成也。……学术以天下为公，初无国界可守，此言取善之资则然耳。学不徒生，必有所因。……趋新博异之士，乃欲尽弃所固有，以为与世相违，理宜屏之。守旧者怒目奋臂，起而与之争。然察所执持，或拘拘文墨之间，以为道在於是。有以知其必败也。……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於心与物皆隶焉。即至方技艺术，有理可究，有法可守，有益於民者，亦得被此称。固非词章之士所能专也。”（注：郑奠文：“国学研究方法总论”，原载《唯是杂志》，引自《国学研究》，洪北平编，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1月一版，第1—3页。 ）郑先生强调学问的广泛性，无所不包，并且对于文墨之争很不以为然。但是，无所不包的定义，肯定是很难被利用的定义。
后来对“国学”概念认真琢磨，并竭力给出定义者，恐怕主要是曹聚仁，他先仔细写道：“中华民族所组织之国家，曰中国。故‘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接着就给“国故”定义为：“中华民族在过去三千年间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再给“国故学”定义为：“记载此思想之生灭。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现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述说之者也。简言之，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法理之，使成为一科学也。”（注：曹聚仁著：《国故学大纲》上卷，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1925年10月一版，第7、4、7 页。（未见下卷））然后还对定义中每一句话详加说明，再加上详论三点：“国故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之异点”、“国故与中国学术之异点”、“国故学之独立性”。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他的主张，莫误解他的主张。可惜，由于立论的先天不足，逻辑上的缺陷，虽被当时一些人接受，但被历史所淘汰。例如他判断的“国故”，就不包括非结晶思想，不包括非文字表达；何况“国故”如果全部归结为思想，哪里还有“国故物质”立足之地呢？曹先生自己也不等同“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就是他的“国故学”。
沈亦云恐怕是发展了曹先生的观点，他写道：“凡本国前贤往哲最高思想之结晶，讨论人生必要与人生有趣味之问题，发为有系统之学说，其影响于此国，有极长之时间性；其应用于此国，有极广之普遍性；其代表此国，有极大之显著性；谓之国学。”（注：沈亦云著：《国学入门》，南屏女中印，无出版项，第4页。 ）此话今天的读者恐怕眼熟，连“最高思想”都用出来了。可惜无法选举产生，更无法考订“最高”与“最低”的分界线。
当时就有蔡尚思针对曹先生观点，另行下定义如下：“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也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此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终始以为：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注：蔡尚思著：《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10月一版，1932年8月二版，第5页。）
到40年代，曹朴就能够较冷静地介绍道：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各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注：曹朴著：《国学常识》，桂林国文杂志社，1943年10月一版，第1—2页。）显然，曹朴已经认为，“国学”这个名词接近过时了，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仅是一种习惯罢了。
邵祖平更是说得简单，他写道：“国学一名，称号不旧。盖以西学随海通而来莅吾土，吾土文字所记述之学不得不名为国学也。然则国学者，国文学而已，表里精粗，津梁阃奥，……”（注：邵祖平著：《国学导读》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6月一版。）好一个“不得不名”， 就将什么都通融过去了。
笔者翻查近代中国的百余部辞书，发现仅有少数几部辞书有相关条目，录如下：
《辞源》中“国学”条目定义为：“一国所固有之学问也。”
《辞海》中“国学”条目定义为：“本国固有之学术也。亦称国故。”
《辞海》中“国故”条目定义为：“谓本国故有之掌故与学术也。对于外来科学而言，故又有国粹、中学、国学之称。”
《中华百科辞典》中“国学”条目定义为：“本国之学术思想也。指本国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项而言。章太炎分国学为经学、哲学、文学三部。”
《法律政治经济大辞典》中“国粹”条目定义为：“国家之精华，无论其为物质上精神上，足以表扬国有之文彩与特长者，为国粹。”（注：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10月一版，1935年5月25版， 丑第128页。见《辞海》，中华书局，1948年10月再版，丑第66页。 见《中华百科辞典》，中华书局，1930年3月一版，第697页。见《法律政治经济大辞典》，长城书局，1932年12月一版，第474页。）
现代人都知道，辞书条目内容是比较平和稳重准确的。但是近代中国的辞书对于“国学”概念表现出来很不热情，查清末的辞书就根本没有这个条目，民国时期本应该收此条目的《哲学辞典》、《教育大辞典》等，也视而不见。这只能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此概念的疑惑。再看此几条条目内容，显然也是简单编写，含糊不清。反过来说，也就是读者们没有什么急切需求，不想查个水落石出。
综观近代中国人所给出的“国学”定义，依然不能清晰地给读者一个科学的没有异议的定义。这不是中国人笨，而是画蛇添足所至。硬把国家同学术绑到一起，以希望作为抵抗外来传入的新人类知识的武器，这种徒劳的努力，历史已经将之废弃了。
四、“国学”之分类问题
一门学科想建立，就自然有个分类问题，从中可以看到此学科的一些基本状况，以及能力之高低。而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文明史中间，学术分类创立虽早，但自唐宋以来，四部分类法就成为历代公私目录的主要标准，严重地窒息着中国学术精神的发展。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恰是集“经、史、子、集”四部的大汇合。虽有人私立书目，打破四部框架，另外尝试立分类体系，但主流是四部的死架子。问题就出在当西方新知识来到中国后，当时西方的知识分类，是没有办法装进中国四部分类里面。而相反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则能够在西方传来的新分类体系中安全地安排。所以中国学术分类体系，在近代恰是协调接轨的转变过程，从思想到图书目录，都有一个漫长混乱的转变过程。“国学”正好产生于这个时期，它既然是东西两大文明碰撞的中间产物，它的分类系统就有了五花八门的特色，说成稀奇古怪都不过分。而且让今天的年青人看的话，颇觉其分类之难以适从，如果拿近现代各种知识分类去套用，确实很难。
太炎先生在日本讲“国学”时，其内容为：“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注：见“国学讲习会序”，原载《民报》七号，1908年9月5日出版，转引自汤志钧导读之《国学概论》，章太炎原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一版，第9页。）当时日本户水宽人博士著：《汉学》，其内容为：“殉死与作俑；中国人种即汉族；中国古代之开化；古今文尚书考。”（注：户水宽人著：《汉学》，新中国民译，东京秀英社，明治36年（1903）12月一版。）两相比较，所写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但是分类和思想区别很大。
曹聚仁的“国学”分类标题则焕然一新：
“甲、文学：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平民化文学、病态文学。
乙、史学：
丙、哲学：道家、儒家、墨家、法家、佛学、宋明理学、东原哲学。
丁、人生哲学：
戊、政治学：
己、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
庚、论理学。
辛、心理学。
壬、天文学。
癸、算学。
子、其他科学。
丑、宗教。
寅、美术。（注：曹聚仁著：《国故学大纲》上卷，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1925年10月一版，第六章“国故学之分类”，第5—7页。（未见下卷））
如此分类，曹先生的意图倒是明确了，但是读者可就苦了，把五四以后的时髦词揉在一起，包罗万有，简直是一锅烩的“国学”。
王易的分类是：“经学、小学、哲学、史学。”（注：王易著：《国学概论》，神州国光社，1932年4月一版，1936年3月五版，第5—7页。）
汪震、王正己的分类是：“经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学、文章的派别、文字学、清代学术史。”（注：汪震、王正己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10月一版，1937年7月三版， 目录第1—9页。）
黄毅民的分类是：“语言文字学、文学史、经学、史学、哲学史、科学。”（注：黄毅民著：《国学丛论》，北平燕友学社，1936年4 月一版，上目录第1—4页；下目录第1—4页。）
钟泰的分类是：“六书篇、声韵篇、章句篇、六艺篇、诸子篇、目录篇、汉宋异同篇、文章体制篇。”（注：钟泰著：《国学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6月一版，目录第1—2页。）
李笠的分类是：
甲、哲学部：群经哲学、诸子哲学、释氏哲学、哲学史。
乙、史学部：别史、通史、史志、史论。
丙、文学部：总集、专集、小说、文评。
丁、小学部：形义、声韵。
戊、类书辞典部。（注：李笠文：“国学用书择要”，转引自马瀛《国学概论》，引文为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一文中，见马瀛编《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4月一版，第17页。）
吴文祺的观念中的“纯粹的国故学”，是由“一、考订学；二、文字学；三、校勘学；四、训诂学”组成。（注：吴文祺文：“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许啸天编，群学社， 1927年1月一版，转引自《民国丛书》第二编，影引本，第42页。）
马瀛的分类是：“（一）经学；（二）哲学（诸子学、理学、佛学）；（三）史学；（四）文学；（五）其他学术（神秘学术、美艺学术、应用学术、自然学术。）”（注：引文为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一文中，见马瀛编《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4月一版，第19页。）
曹朴的分类是：“语文、古物、书籍、经学、史地、诸子、佛学、理学、诗赋词典、散文和骈文、新被重视的文学、科学及艺术。”（注：曹朴著：《国学常识》，桂林国文杂志社，1943年10月一版， 目录第1—13页。）
略观以上的分类，恐怕无需解释分析了，反正当时和今天的读者都是梳不清、理还乱。这些先生是连当时的图书目录学家的分类见解也很少理睬，各自自行其事，自以为指导人师，随意将古今中外的知识概念乱为组合，使得读者更难判断“国学”是何方神圣，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因为还是如何将“国”与“学”搅拌到一起的问题，因为“国”与“学”并没有化合成为新物质产品，而仅仅是他们主观指导说其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分子，这当然是枉费心机的主观分类。
再补充注意一下，他们的分类互相差别如此之大，既不同于传统的四分法、七分法；也不是近代西方传来的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内已经应用的十进法等，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只能说明他们是走在时代的后面，并且还互相斗气较劲，在应该“国家一致”的地方各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