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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来的这些年内,人们一直对近半个世纪内在世界地理战略形势中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进行着争论。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版了很多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的飞速发展和衰败的书籍。
几乎所有的书,至少我读过的近20本书,关于苏联“飞速发展”的原因,尤其是对它“衰败”的原因的分析都过于简单化,通常是归咎于外部的原因。
通常人们认为苏联的垮台是它在冷战中失败的结果。作者们往往企图证明,尤其是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所进行的宇宙军备竞赛中,苏联经济无力支持不堪重负的军事开支。
通常是政治活动家而并非是历史学家有着这种看法,因为他们只从自己掌权的短时期观察苏联。他们忘记或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苏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国内战争中诞生的,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军事化的国家。在以后的一些年内,尤其是在30年代工业化时期,苏联经济一直是备战的经济。在1941年至1945年苏联经受住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如果这种势力落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头上,也许它都无法经受得住。
从赫鲁晓夫起就已逐渐开始了经济的非军事化进程,并相对地缩减军事开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时期不仅是相对地减少,而且是绝对地减少了军事开支。
把苏联的灭亡归咎于所谓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军事基础设施通常是一切国家巩固的基础。我认为苏联的衰败和解体完全是基于另外的原因,主要的注意力不应放在外部因素,而应放在内部因素上。
苏联的解体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二次崩溃。众所周知,第一次崩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那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四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日耳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但都是经过革命和国内战争。在俄罗斯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新的帝国,它不是建筑在宗教、经济或君主制度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原则上。
苏联历史上的军事时期
在苏联历史上军事时期延续了30年,从1917年至1947年。革命之后,还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前,不仅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立刻成了苏维埃俄国的军事敌人,而且法国、英国和美国也都成了它的军事敌人,1918年3月它们的远征军就在穆尔曼斯克、 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英法联军占领了外高加索,以便控制巴库的石油。很快在远东又出现了日本的军队。
苏联政府在自己存在的头几个月内是非军事化的,没有任何军队,只靠口号和法令支撑着。然而从1918年四五月份开始,以列宁为首的政府开始了集体的军事专政。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首领都享有特别的权力。在3年的战争中红军在所有的方向——在西方、南方、 北方和东方进行了战斗,布尔什维克最终获得了胜利,恰恰是因为他们能够建立起非常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和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仅是依靠强大的宣传,而且是依靠无情的恐怖手段。
在数年外国干涉和国内战争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专制的和惩治性的。经济体制实质上是“军事工业体制”,不适于生产居民消费性的商品。恰恰是由于在经济中缺乏非军事部门,所以在1921年实行了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承认私人企业合法。大部分军人复员,国家的军事化逐渐地减弱了。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不再保持大量的军费开支,从而开始广泛的社会改革。俄罗斯居民典型的文盲状态很快被消除。对少年儿童进行全面义务教育,而以前只有少数孩子可以受到教育。还实现了全面免费医疗和为广大孩子接种疫苗。高等教育、科学和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据当时的官方宣传,这些年(1922—1927年)被视为喘息阶段,因为大家认为,毫无疑问,同“资本主义包围”之间新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从1927—1929年苏联重新开始实行军事化,当时对于苏联无论从西方还是从东方都出现了军事威胁的迹象。英国保守党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1927年2月23日和5月27日的“张伯伦照会”)被斯大林看成开始准备新的战争。
在东方的冲突是很严重的,苏联开始与国民党中国发生冲突,所以于1929年8月急速建立了远东军。
1929年开始的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计划。斯大林预计,对苏联来说到战争爆发只剩下十来年的时间。因此在这一时期需要对国家重新进行军事和技术武装。
政府通过相当有效的宣传使居民认为,整个国家命运所系的战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这使政府得以保持紧急状态体制,将居民的物质需求限制在最低水平。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成了未来的理想,而此时只有备战。
当时,西方确实对苏联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人民在心理上都对战争有所准备,把艰难困苦都归咎于这种战争。只有在1945年胜利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在国家的生活中开始了长时期的和平。
经济中的全面军事化看来是1947年结束的,当时取消了凭证供应食品和工业品,同时进行了货币改革。
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的形成
在1947年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在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这种制度有时不无理由地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然而政府允许自由买卖的消费品和工农业产品的数量并不大。
货币改革消除了战争时期积聚的大量货币,使货币与消费品的数量相适应。职工的工资非常低,基本上只够维持最低的生活。因而应制订计划改善未来的生活水平和增加需求。
众所周知,当国内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增加时,有两种增大需求的办法。一种是降低价格,另一种是增加工资。由于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并非是平衡的,工资的增长也只能是有重点的,因此,总的说,收入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周期发展,一旦通货膨胀,人们将再次要求增加工资,从而经常引起罢工。
因此斯大林选择了降低物价,把它作为使需求有节制增长的主要途径。他后来将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之一。这种途径的政治优势在于,降低价格对各阶层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每一个人,无论穷富都从降价中得到好处。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系统的降价将逐渐导致无偿分配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
斯大林的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点的理论从1948年开始实践,党和政府每年都决定对商品和工业品“照例”降价。
另外,1949年莫斯科和一些城市实行了天然气化,即将天然气输送到各居民家里。斯大林指示,各家各户都通天然气,均免费供应。在楼中建立中央供暖系统,对各户免费供暖。
每年降低大量商品的价格,免费为居民提供天然气和供暖,各种市内交通工具几乎都是免费,被居民们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客观的步骤。这种作法是非常普遍的,以后的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人打算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实践。
甚至在1987年,苏联中等家庭用于一切家用能源的费用只占家庭开支的0.3%,他们几乎是免费获得暖气、热水和天然气,还按1947 年的价格交付电费。在苏联住房的花费只占家庭开支的3%, 这是世界各国最低的。为了进行对比,可以指出, 按官方比价将卢布换算为英镑, 1987年英国中等家庭家用电费的支出是苏联中等家庭的60倍,住房支出是40多倍。
1948—1953年并未因食品价格低而给商业以补贴。在这一时期政府以象征性的价格(几乎是不付钱)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征购粮食和其它产品,同时对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宅旁园地则课以很重的实物税,因此,在城市即使食品的售价很低,国家财政同样可以得到某种收入。
斯大林逝世后,于1953年秋取消了对个人宅旁园地的实物税,然后又提高了粮食征购价格,因此,没有大量的财政补贴就无法维持低价政策。
1962年赫鲁晓夫曾试图将畜牧产品的价格稍事提高。这一措施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在一些城市不得不动用军队镇压反对者。在此之后,尽管国家整个的农业生产已无利润可获,也没有任何人再试图改变食品的价格。
1955年之后,不再逐年降低价格,开始按各国通行的办法,用提高工资来提高某些阶层,首先是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然而,30多年来,靠国家财政获取工资的职工——教师、学者、医生和退休人员的工资一直都冻结。
由于食品和市政服务价格过低,要对此给予补贴,这给国家财政预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斯大林之后的各届政府对提高价格的恐惧也扩及到了很多其他部门。
国家财政对各种报刊和书籍,包括科学著作,都给予补贴;为千百万订户免费发送订阅的报刊;还对邮政、电报和电话给予补贴;所有城市住房建筑全由国家拨款;不仅对城市交通,而且对国内交通,包括民航,均给予补贴;汽油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甚至将补贴扩展到电台、电视台、电影院、剧院和音乐厅等一切文化设施。
如果再考虑到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国家财政对科学和体育给予大量拨款,那么,西方和苏联一些作者有时根据间接的核算杜撰的有关苏联军事开支的数字是不真实的。
毫无疑问,以卢布计算的军费开支的绝对数是增长了,但与整个经济增长相比,它的相对数量却减少了,因此引起了军人的不满。只要考虑到当时每吨牛奶成本为380卢布,而每公升牛奶的零售价为36戈比, 为了保持牛奶低价出售,国家财政1983—1986年每年补贴约150 亿卢布,这是阿富汗战争每年开支的3倍。1986年肉类补贴约为400亿卢布,约占财政支出的10%。
改革开始之前,苏联35%的财政支出用于对农产品的补贴,约15%的财政支出用于对市政支出和日用能源的补贴,还有15%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科学和文化,12%的财政支出用于养老金和社会补贴。
对经济危机加重的剖析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衰退是周期性的。数十年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危机是逐渐产生的。但它是发生在生活条件全面改善和经济指标增长的大背景之下。
“小型危机”出现了好几次,然而政府未能、也许是没有决心用经济方法加以解决。
在60年代初,由于得到国家补贴,城市零售面包的价格低于农民购买的畜禽配合饲料的价格。农民用国家出售的面包和米喂养牲畜比用配合饲料要便宜,因此,大量的谷物流入农村作为饲料。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应提高过低的谷物价格。然而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制定法律禁止用从商店购买的面包、面粉和米喂养畜禽,违者罚款或判处一年监禁。这一法律和一些有关“加强与此斗争”的补充条文都未能制止这种情况,用粮食喂养畜禽的这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郊区农村,直至70年代和80年代都屡禁不止。
从古罗马开始,各种政府都对某些主要食品,首先是面包的价格进行补贴。法国大革命时政府发布法令对面包价格给予补贴,一直延续了150多年。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广泛实行价格补贴。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公共交通一直都得到补贴。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对教育和卫生保健进行补贴。在英国,博物馆免费参观,图书馆也免费开放。然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地方对全部食品,尤其是对家庭用电给予补贴。的确,在美国以国家对液体燃料不收税的形式对汽车用汽油和柴油给予间接补贴,因此,美国的汽油比欧洲贱一半。
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用补贴保持商品,也包括食品的高额售价,旨在保护生产者的利润。在此种情况下,国家收购多余的食品,作为用于各种目的的国家储备,美国每年用数十亿美元支持主要农产品——小麦、玉米和棉花的高额价格,为使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平衡。
苏联的补贴不是给生产者而是给消费者。实质上是对低工资的一种实物补贴。职工获得的劳动报酬与国际标准相比非常低,因而以实物对此加以补偿,例如终生提供住房,免费供热,免费提供天然气、热水、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等,同时降低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样一来,实物补贴的总量要比工资高得多。
这种体制逐渐地演变成特权制度。掌权和接近掌权人物的数百万人(国家官员、党的干部、检察官、法官、高级军官、演员、作家、学者等等)得到了过高的实物补贴,如上等住房、别墅、汽车、专门医疗、专门食品供应等。
这种低物价、高补贴和特权制度需要大量经费,从而越来越难以为继。苏联经济就像一个大公司在运行。
西方国家政府是以各种税收来充当国家的财政收入。其中,在美国,各个公民所缴纳的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在法国,财政预算的近一半来自商品的销售,即来自价格的提高。
苏联则主要是以国家企业和合作企业的利润来充当国家的财政收入(占财政预算的91%),只有7—8%的财政预算来自居民的所得税。由于全部农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工业企业没有利润,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自不太多的商品,即非生活必需品和进口关税。
国家获得最多财政收入的头号商品是伏特加酒及其他酒精饮料。由于需要增加财政收入,酒精饮料的生产和对它的需求不断增加,从70年代末苏联人均酒精的需求量已占世界第一位。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第二个重要的财政来源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还有毛皮、木材、金钢石、黄金和有色金属的出口。如果不是苏联政府犯一系列错误和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及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冲突,拓宽出口领域本可以在很多年保证国家福利的增长。出口超过进口使不少国家,包括日本、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德国,保持繁荣。
1985年,在改革初期出现了第一次严重的财政赤字。原因在于反对酗酒,不仅是宣传,而且还关闭了上千家酒厂。由于这一措施,1985年国家财政收入大约减少了5%,1986年减少近10%。
1986年初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能源开始急速降价,年中价格降低了2倍。
同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其结果是损失了数百亿卢布。1986—1987年需要从发生事故的地区迁出约20万人。1988年亚美尼亚大地震使近5万人丧生,20多万人无家可归。
为了应付必要的支出,政府没有在各个部门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和减少通常的补贴,而是开始出售储备的黄金、白金和外汇。除此之外,多年来第一次开始增加货币发行。与此同时,没有补贴的商品开始涨价。
居民的反应可想而知。富裕的人们开始在珠宝店前排队,中等阶层的人们能买到什么就买什么,贫困的人们开始罢工。政府开始借贷,用于大量进口,以消除不满和恐慌,因而增加了国债。
苏联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公司在运作,很显然,这个大公司正在走向破产。恰恰在此时,于1990年开始了国家在500 天内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著名计划,并将其作为灵丹妙药。
1991年苏联经济体制陷入垂死挣扎。经济和政治进程失去了控制。俄罗斯联邦和某些其他加盟共和国决定把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作为出路。但是,由于那些领导人未能建成社会主义,就更无法承担起建立资本主义这一任务,因为它在经济上是比社会主义更加复杂的体制。俄罗斯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尚未建成,其前途未卜。
(吕裕阁译自俄罗斯《国际生活》杂志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