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旨趣论文,文人论文,夫妇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凭夫妇故事是中国古代民间产生较早的一个生死相许的爱情悲剧，历代文人亦多有记载 此事者。一般来说，文人们的赋咏议论，下笔时多少会受时代思潮与个人情感的左右，在有 意无意之间加入许多附会和夸饰，韩凭夫妇故事也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韩 凭夫妇故事的流变来管窥时代思潮，了解文人旨趣。
一、韩凭夫妇故事的情节框架
现存韩凭夫妇故事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列异传》（注：《搜神记》原书已亡佚，今通行本《搜神记》为明末胡震亨辑刻而成。该书所记韩凭夫 妇事佚文见于《艺文类聚》卷四十、《法苑珠林》卷二十七（百卷本）、《独异志》卷中、《 北户录》卷三、《岭表录异》卷中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及卷九二五、《海录碎事》卷二 十二上、《记纂渊海》卷九十七、《古今事文类聚》卷四十六、《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六 十八、《太平寰宇记》卷一四，诸书所引文字多有歧异，其中以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二
十七感应缘中保存最为完整。）
，该书已佚，其所记韩凭夫妇事残存于 《艺文类聚》卷九十二“鸳鸯”门中。由于《列异传》多记汉代以来的事，故可以推测韩凭 夫妇故事于汉代就已广泛流传。至晋代干宝《搜神记》，对这一爱情悲剧的记载就比较完整 了。
《搜神记》所记韩凭夫妇事与《列异传》相比，增添了“密遗凭书”、“阴腐其衣”、死 后 化为相思树的细节，并附会出韩凭城古迹，韩凭妻也从无名氏转化成有名氏（注：《稽神异苑》首见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和曾《类说》摘录。撰人已不可考 ，有南齐焦度、晚唐焦璐等说，晁氏认为或是焦璐《穷神秘苑》之误。李剑国先生在《唐五 代志怪传奇叙录》中认为从书中记事来看，当是梁、陈间人为之。今存从《类说》、《吴郡 志》、《施注苏诗》、《永乐大典》辑出的28条佚文。韩凭夫妇事见于《永乐大典》卷1453 .）
。而据文中 最后一句“其歌谣至今犹存”，可知干宝所记韩凭夫妇事是依据民间流传的歌谣而来。可见 ，韩凭夫妇故事在当时的影响是普遍而久远的。尽管如此，南朝时韩凭夫妇故事尚有不同版 本，如《稽神异苑》所引《搜神记》韩凭夫妇事在细节上就与他书颇有不同：韩冯妻为晋康 王所夺，韩冯与妻子一病死一投隧。这种名字上（如韩凭、韩朋、韩冯、晋康王、宋康王）、 情节 上（死亡方式）的些微差异，正是韩凭夫妇故事出自民间的又一佐证。韩凭为战国人氏，其故 事口耳相传，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是自然而然的。此外，韩凭夫妇故事中的韩凭、宋廉王 与《史记》所载的韩冯、宋康王在身份和时代背景上有相吻合之处[1](pp.656-660)，可以 认为是附会古事生发而来，这也正是民间文学常用的展开故事的手法。
民间文学所记韩凭夫妇事，以唐代俗赋《韩朋赋》[2]为代表，它内容繁复，情节离奇，文 字浅显，充分表现出民间文学的创作特色。故事梗概是贤士韩朋仕宋，三年不归，妻贞夫思 夫而寄书。朋得书心悲，不慎为宋王所得。宋王爱其文美，遣梁伯诓骗贞夫入宫，立之为后 。贞夫不改其志，宋王囚禁韩朋，使筑清陵台。贞夫往清陵台见到韩朋，裂裙裾作书，射到 台下。朋得书自杀，贞夫求王以礼葬之。葬日，贞夫以苦酒浸衣，自投圹中。宋王遣使觅之 不获，惟见青白二石。分别埋于道之东西，各生桂树、梧桐，枝叶相交为韩朋树。王伐之， 二札落水，化为双鸳鸯飞去。王得其一羽，以之拂颈，其头自落。未之三年，宋国亦灭之。 《韩朋赋》符合民间故事多生枝节、报应不爽的形式，虽与《搜神记》有很多差异，然根本 出于一个故事，则是无可辩驳的。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认为：
从《韩朋赋》的内容去考证，可定为不是因《搜神记》的记载而产生，而且《韩朋赋》为 直接朴实的叙述民间传说的作品。从音韵去考证，可定为初唐以前，或为晋至萧梁间的作品 。
当然，由于实际用韵与官定韵书之间仍有差距，用音韵去推论作品时代，仅可备为参考。 但大致来说，《韩朋赋》乃唐代民间传说的韩凭夫妇故事的面貌则是确凿无疑的了。
综上所述，到唐代为止对韩凭夫妇故事的记载，无论民间文学还是文人文学，其主题都是 比较真挚与纯朴的，即都以歌颂韩凭夫妇之间的坚贞爱情、控诉以宋康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 的仗势渔色的恶行为主。宋代以降，《搜神记》、《韩朋赋》所记载的韩凭夫妇故事为后世 文人广泛化用，但文学性、虚构性则逐渐增强了，不仅在故事主干上增添了青陵台、化鸳鸯 、化蝶、《青陵台歌》、《乌鹊歌》等枝叶，而且韩凭妻的形象也由单薄到丰满，从一个 无名的执着于爱情的女子变成善作歌名志的才女，表现出不同于民间文学的文人旨趣。下文 试从三个情节单元的衍化变形上去考察韩凭夫妇的演变过程，并简单分析其原因。
二、古迹的附会——文人的求实心理
韩凭夫妇故事的古迹，最早见于记载仅有《搜神记》“今睢阳有韩凭城”一处，位于今河 南商邱县南。但是郦道元《水经注》说“睢水东过睢阳县南”，没有说及韩凭城，或者因为 是民间的称谓，故不著录。但说“曲池东又有一台，世谓之清泠台”，虽然不能证明这就是 后来所说的青陵台，可若与《韩朋赋》“清陵台”、《独异志》“青凌台”比照，也不能绝 对地说没有递变的痕迹。后代所说韩凭故事古迹，较多集中在青陵台、韩凭冢、韩凭妻墓等 三处。晋袁山松《郡国志》首次具体提到“郓州须昌县犀丘城”有青陵台（《太平广记》卷 一七八），即今山东东平县西北，此说为后人广泛采用，唐李冗《独异志》就搀入了这一后 起之说。自此以后，“青陵台”成为韩凭夫妇坚贞爱情的象征，李白、李商隐的诗中都已咏 及青陵台：
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李白《白头吟》，《全唐诗》卷163）
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李商隐《蜂诗》，《全唐诗》卷539）
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李商隐《青陵台》，《全唐诗》卷539） 唐代李白、李商隐所咏之青陵台，疑即《郡国志》所记。因为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 》所记 青陵台有济州郓城县（今山东郓城）和许州临颖县（今河南临颖）两处，明清两代青陵台都在今 河南开封一带，而清代《东平县志》和《山东通志》都未提及青陵台。两处青陵台的出现及 河南青陵台的渐渐普及，疑是故事流传过程中造成的歧异，也可视为宋代以后韩凭夫妇故事 流传地域扩大的表现。
韩凭冢古迹首见于《太平寰宇记》卷十四济州郓城县（今山东郓城）条下，晚明李贤等修的 《明一统志》卷二十六、陆应阳《广舆记》卷六（清蔡方炳《增订广舆记》同）、钟惺《名媛 诗 归》、彭大翼《山堂肆考》商集卷四十六、冯梦龙《情史》卷十一等亦对此有所记载，但都 云在河南开封。值得注意的是韩凭妻墓的出现。韩凭妻墓的记载首见于清代方志，李嵩阳、 万化篡修的《封邱县志》卷二是首次记载“韩冯妻息氏墓”的，其后王文俊监修的《河南通 志》卷四十九、秦尧曦等纂修的《开封府志》卷十七皆承袭其作法（注：秦志所记韩凭妻墓为“韩凭妻何氏墓”，与前二志“韩冯妻息氏墓”不同，这是韩凭夫妇名氏在流传中的歧异性的表现。韩凭妻“息氏”的说法，容肇祖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中认为起于明代，疑来自高信的《青陵台诗》。详见《敦煌变文论文录》，654-655页.）。然而从三志所记 墓址皆在“封邱县东北”来看，当与“韩凭冢”为一处，这种名异实同的现象或是出于旌表 节妇烈女的需要（关于韩凭妻形象向烈妇的转化，下文将有所详述）。此外，《封邱县志》艺 文里，录《青陵台诗》自李商隐、李梦阳以下颇多，且杨璧、张鲤等《八景诗》都以“青陵 古树”为八景之一。可见，晚明至清初，韩凭夫妇故事的古迹盛极一时，记载大大多于前代 。此种现象的出现，与文人的求实心理有关，受以下三种原因支配：
第一，中国人浓厚的历史意识。《周易·系辞》的“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和《尚书·召 诰》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都表明了中华民族较早形成了用文字记载 历史、注重鉴戒垂训的传统。此外，史官的过早设置，以及典籍中以“立德、立功、立言” 为人生三大追求的提法（《左传》），都说明了中国人历史意识的浓重性。中国人这种强调继 承 、以史为鉴的态度，促进了史官文化的形成，形成了中华民族“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 证”（《论衡·薄葬》）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信古”、“尊古”、“法古”、“托古”之 风大盛，历代方志对韩凭夫妇古迹多有记载就是这种风气的产物。
第二，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明末清初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时期，皮锡瑞以为 “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但剥极生复，贞下起元”，至清“经学昌明，乃再盛而骎骎复古 ”[3](pp.289-290)。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学者，深感明季学 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极大灾难，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 风。在做学问上主张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研究范围除政治、经济、军事外，亦涉及地 理、人情、风俗等。
第三，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遗民情结之余韵。明亡之后，多有士大夫由明入清，形成了一 个 特殊的遗民阶层。他们的学术著述多隐藏着恢复故国的动机，如顾炎武的“有王者起”、“ 待后王”，以及黄宗羲的“待访”等。这种动机，使他们对山川地理之学的关心超出前代 。山川地理之学被称为“实学”、“经世之学”，主要是着眼于其水利和军事意义，往往掩 盖着“恢复”的遗民情结，正如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所说：
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故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及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 火矣。著为一书，……曰《西陲今略》……此书虽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务，敦更有过于 此 者[4]！
三、故事结局从化树、化鸳鸯到化蝶的演变——文人的深层审美
韩凭夫妇故事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结局都是化为枝体相交的相思树，树上有双鸳鸯。鸳鸯 ，由于配偶期间雌雄形影相随，古人误以为是终身相匹之禽，如晋崔豹《古今注·鸟兽》就 记载鸳鸯“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至死，故曰匹鸟”，因此多将其用为情侣与 爱情忠贞不二的象征。韩凭夫妇故事中出现鸳鸯交颈悲鸣的情节就是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
唐代韩凭夫妇故事逐渐出现化树、化鸳鸯两种不同的结局。化树类结局以段公路《北户录 》为代表，为交待相思树的来历，卷三《相思子蔓》以植物传说的形式著录了韩凭夫妇死后 化树事。其后，刘恂《岭表录异》记录了唐人由韩凭夫妇故事附会出的一种新禽鸟——韩朋 鸟：
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5]。
这里将“韩朋鸟”视为韩凭夫妇精魂所化，表明故事结局已由化树向化鸟转变，并且这种 精魂不灭、生死相随的表现方式更创造了后来“梁山伯、祝英台”一类故事的母型。值一得 一 提的是《韩朋赋》在化鸟结局上更进一步，增添了“化为鸳鸯飞去”的情节，直接将以往“ 恒 栖树上”的鸳鸯视为韩凭夫妇的精魂。唐代，韩凭夫妇死后化为鸳鸯的故事大约极为通行， “韩凭”在许多诗文作品中甚至成为了鸳鸯的代称，如李贺《恼公》诗、王初《青帝》《即 夕》诗、温庭筠《会昌丙寅丰岁歌》都直接将鸳鸯称为“韩凭”。宋代温革《琐碎录》（永 乐大典》卷14537）和曾慥《类说》卷二十三《物类相感志》，也都采用了“化为鸳鸯 飞去”的结局。
这种从化树到化鸳鸯的转变可能更进一步刺激了文人的想象，并渐渐与梁祝化蝶故事混合 在 一起，递变为双舞双飞的蝴蝶。李商隐《青陵台》、《蜂》、《蝇蜨鸡麝鸾凤等成篇》 等诗首次咏韩凭事提到了蝴蝶，但是由于诗句本身提供的信息有限，我们并不能肯定这时已 有了化蝶的结局，因为这也可能是诗人凭吊古迹时只见蛱蝶、未见鸳鸯而作出的浪漫的想象 。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其后化蝶情节却愈演愈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四记载韩凭妻 “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著手化为蝶”，这里所云的韩凭妻衣裳破碎化为蝴蝶，与韩凭夫妇 死魂化为鸳鸯，犹为二事。至王安石《蝶》诗，则以韩凭妻化为蝶：
翅轻于粉薄于缯，长被花牵不自胜。
若信庄周尚非梦，岂能投死为韩凭？
从《太平寰宇记》的衣裳破碎如蝴蝶纷飞到王安石《蝶》诗的韩凭妻化蝶，化蝶与化鸳鸯 已俨然成并驾齐驱之势，宋杨齐贤注李白《白头吟》则综合化蝶与化鸳鸯二说：
宿夕文木生坟，有鸳鸯栖其上，音声感人，化为蝴蝶。
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三十四乃云：
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云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李义山诗：“ 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
由上述引文亦可知李商隐诗实是化蝶一说的滥觞。到明代韩凭夫妇化蝶之说已作为成说进 入了地方志的记载，如清代《封邱县志》卷六记载：
有鸳鸯鸟各一，恒栖树上，朝夕悲鸣。人谓即韩凭夫妇之精魄。后化为双蝴蝶飞去。
至于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约有以下三种可能。
第一，民间故事的模型里，凡是爱情的悲剧，因为种种现世人生的阻隔结局不能圆满的， 末了每有化草木而交柯、化鸳鸯而交颈的想象，将其视为精诚凝结所致，以证明至情是天地 不能违、生死不能间、鬼神不能问的。例如《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尚有“比肩人”、“共枕 树”这样类似的化树传闻。此外，韩凭夫妇故事结局后来也出现了化蝶之外的说法：明天然 痴叟《石点头·玉箫女再世玉环缘》入话有“韩朋夫妇，死为比翼鸟”；清张贵胜《遣愁集 》卷四说及韩凭夫妇有“人谓其在天为比翼鸟，在地为连理枝，在花为并蒂莲，在水为比目 鱼”之语。以上种种意象的共同之处是成双成对出现，彼此之间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可见，对于民间故事来说，重要的是意象所传达的含义而非意象本身。据此，我们或许可以 做出大胆推测，宋代之后随着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流传渐广，蝴蝶意象也具有上述含义了， 且由于韩凭夫妇故事与梁祝故事在主题上的相似性，二者逐渐有互相融合趋势。
第二，宋代之后，文人心态趋于内敛，对于世事缺少晋人的狂狷、唐人的豪放。这样的心 态 之下，蝴蝶相对于鸳鸯来说，或许是更符合逻辑的选择。鸳鸯虽善飞，但倒底是水禽，是栖 息在水滨江边的。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多的是“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 宿兰渚”（魏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朝飞绿岸，夕归丹屿”（梁萧纲《鸳鸯赋》） 的描写，至于鸳鸯栖在树上的记述，却仅有韩凭夫妇故事和焦仲妻故事等寥寥几例而已；并 且鸳鸯在北方不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因此从唐代开始，已经开始有人为此提出更为合适的说 法。如《岭表录异》说“有鸟如鸳鸯”，命名为“韩朋鸟”，其后诸书在著录韩凭夫妇故事 时，虽未采用“韩朋鸟”这一新名词，但在遣词用字上也十分谨慎，多数说“有鸟如鸳鸯” 。这种由夸张到求实的细微转变，是文人心态变化的一种折射。
第三，与鸳鸯相比，蝴蝶更为普遍和常见，在故事的流传中不受地域的限制。此外，古人 不理解蝴蝶的蜕变过程，对蝴蝶的认识有非常迷信的一面，本来就有“化蝶”之说。明代李 时珍《本草纲目》总结各种化蝶之说道：
《古今注》谓橘蠹化蝶，《尔雅》翼谓菜虫化蝶，《列子》谓乌足之叶化蝶，《埤雅》谓 蔬菜化蝶，《酉阳杂俎》谓百合花化蝶，《北户录》谓树叶化蝶，《丹青野史》谓彩裙化蝶 ，皆各据其所见者而言尔。
也就是说，古人认为蝴蝶是幻化而来的。从这层考虑出发，用化蝶代替化鸳鸯，也许更贴 近精魂幻化的实质。
第四，蝴蝶意象在中国文人心中具有更为复杂的审美含义，化蝶比化鸳鸯能传达出更丰富 的内涵。自《庄子·齐物论》记庄周梦蝶，有“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 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等语之后，文人便常用此典咏蝶以表现人生若梦，如“虽 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庾信《拟咏怀》）、“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 隐《锦瑟》）。因此，韩凭夫妇之魂化为蝴蝶的结局，能暗示出这实际上是一场不可能实现 的美好梦幻，比化为鸳鸯的结局更能深刻揭示出现实的残酷性，也就更富予悲剧意义和悲剧 美。除此之外，细细剖析庄周“化”蝶的意蕴，还可以发现蝴蝶既是人的自然化，也是自然 的 人化和社会化。在这种境界中，自然与人同一，人之生命即自然之生命，是中国文人在天人 合一、自然与人心灵冥合的境界中所达到的最高审美境界。从这种深层审美意义上去理解， 韩凭夫妇死后精魂化为蝴蝶，便还象征着生命的超越，意味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的延续、 其爱情之坚贞美好永不消失。
四、贞行与文才的彰显——宋元以降文人之贞节观与才女观
宋代之前，韩凭夫妇故事的著录集中在情节发展上，故事的常见面目是宋王捕韩凭筑青陵 台 ，韩凭自杀后妻投台而死，突出表现韩凭妻的聪明机智及她在爱情上的矢志不移，而不特注 重于贞节，如六朝时的《郡国志》和《稽神异苑》都有“宋王纳韩凭之妻”和“以韩冯妻美 纳之”的文字，唐代诸书虽未直接提及“纳”字，但夺妻和王与之登台的情节传达出的信息 也距此不远，《韩朋赋》甚至明言贞夫入宫，宋王立之为后。宋元以降，以宋路振《九国志 》的记载为肇端，文人在著录韩凭夫妇事时着眼点开始集中在韩凭妻的贞行与文才上。
《九国志》记韩凭夫妇事与前此诸书颇有不同：
韩冯，战国时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筑青陵台，何氏作《乌鹊歌》以 见志，遂自缢死：“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 是庶人，不乐宋王。”
这里有两个明显的改变：(1)从“王欲之”与“遂自缢死”的上下文来看，韩凭妻的清白 得 以保全。(2)首次出现了作诗见志的情节。这两处改动得到了后世文人的共鸣。为旌扬韩凭 妻的贞行，宋代杨齐贤注李白《白头吟》时更自出异辞将情节发展先后次序调整为：王欲 之，捕韩凭筑青陵台→何作诗见志→自缢→韩亦死，变成了韩凭妻先自杀。无独有偶，明张 之象《彤管新编》亦采用了这一情节顺序，这些都说明宋世之后的文人开始渐重妇人的贞节 。作为贞行的补充，韩凭妻的文才——作诗见志也开始尤为文人所津津乐道。
唐以前关于韩凭夫妇故事的记载中，仅有《搜神记》的“其歌谣至今犹存”算是暗示了有 叙述韩凭夫妇故事的民间歌谣。《韩朋赋》里出现的八句简单易记、意味古朴的诗，即贞夫 与韩朋书中的“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四句，以及贞夫答宋王之语的 “ 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四句，则被《九国志》冠之以《乌鹊歌 》之名，且为求题目与内容贴切，作了字句上的润色，“著作权”也归到了韩凭妻名下。宋 王存《九域志》、元林坤《诚斋杂记》、明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和《皇霸 文纪》、钟惺《名媛诗归》、麻三衡《古逸诗载》、《情史》、《明一统志》、清沈德潜《 古诗源》、马上蓷《诗法火得》、杜文澜《古谣谚》等都保留了作《乌鹊歌》见志的情节 ，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有八句与四句之别，四句的《乌鹊歌》始自《诚斋杂记》，专指“乌鹊 双飞”等后四句。由于后四句特别切题，“南山有乌”等前四句便渐渐成为无题的“单行本 ”，到明代杨慎《风雅逸篇》首次名之以《青陵台歌》，并将“其雨淫淫”三句命名为《韩 凭妻答夫歌》，皆是用“新题”套“陈言”，无甚新意。然而，这些诗句被重新命名之后， 宋元以降的文人却都非常乐于称引之，著录方式或如冯惟讷《古诗纪》，以诗系事，将韩 凭事作为题解录入；或如钟惺《名媛诗归》，以人系事，将韩凭事作为古逸诗作者“韩凭妻 何氏”的生平事迹加以介绍。这样一来，与诗作的著录相比，韩凭夫妇故事本身反而退居到 了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因而文人在叙述之时也不太注重故事情节发展的先后和最终结局， 故事的普遍面目也就变成了：康王筑台望韩凭妻，妻作诗见志，遂自缢；提及或不提及韩凭 的沦为囚徒与自杀。可见，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两代文人特重韩凭妻的诗才，并且通过作 诗见志和自缢情节次序的细微改动，突出了韩凭妻性格中抗暴、贞烈的一面。这样，韩凭妻 的形象也就无形中具有了烈妇的特质了，正如冯梦龙《过青陵台有感》所说：
韩凭夫妇两鸳鸯，千古情魂事可伤。
莫道威强能夺志，妇人执情抗君王。
因此，《封邱县志》记载韩凭夫妇事归入卷六“人物”类“贞烈”门下，并于卷二“古迹 ” 中生出“息氏墓”这样的类似贞节碑坊的古迹，清刘开《广列女传》也于卷十三“烈妇”门 收录了韩凭夫妇故事，并作颂曰：“投台拒桀，千载流芳。神生连理，义感鸳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青陵台歌》、《乌鹊歌》在文人间的盛行和文人们对韩凭妻贞烈 的讴歌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明清文人非常乐于将韩凭妻视为一个德才兼备的理想女性。笔者 以为，这种现象与明清之际的贞节观、才女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宋元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贞节观渐渐深入人心，到明清两代，由于“一女不 事二夫”、“妇无二夫”（杜范《杜献清公集》卷十七《跋蔡夫人墓铭》）的贞节观得到了最 广 泛的宣扬和传播（注：关于明清女书的刊成及贞烈的表彰，参见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
社1995年版，245-251页）及盛义《中国婚俗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371页）。）
，世人对韩凭夫妇故事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角度。韩凭妻的为情生、为情死 ，看在明清人眼中，无疑是最佳的烈妇样本，意义正如《名媛诗归》在《答夫歌》下的评论 所说是“败尽千古声色中骄駖势力之兴，伤心中快事”。文人对韩凭夫妇故事的认知也就 更多地停留在道德伦理价值的层面上。
第二，中国传统文人素来重才学，且从六朝之后就发展出了一套才女观，以为理想之女性 除 了美德之外还须具有诗才。明末清初，以李贽为首的思想家大力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传统道德观，以钱谦益为首的文坛领袖也极力褒扬女子之才，还特在《列朝诗集》中设 “香奁”一门，这些都使得明末清初形成了一股才女崇拜风气。文人们编辑了各种各样的妇 选集 ，不仅搜集当代的作品，而且乐于对过去遗失的女性文本进行考古。例如今天我们能见到较 完整的《李清照集》，就多应归功于明清文人的辑佚工作。在这种才女观的影响下，文人们 在韩凭夫妇故事的传承中抓住作诗见志的情节不断生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名媛诗归 》对韩凭妻诗的编选可谓是最佳之佐证。
第三，明中叶朝政日见腐朽，革除弊政、振兴国家的呼声渐高。与此相关，明中期的文学 针对前期文学以宋人为典范的立场与浮靡文风，为了摆脱程朱理学、官方政治对文学的约制 ，提倡“复古”和标榜“古文辞”，追求文学中自然真实的情感表现。在诗歌上，以李梦阳 、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极力推崇汉魏的古体诗与盛唐的近体诗。在 这种复古主义风气的影响下，由于《青陵台歌》和《乌鹊歌》时代甚古，士大夫颇乐于称引 这二首诗，出于收集古逸诗之目的，将其引入了各种诗歌著作当中。
韩凭夫妇故事在古代有广泛影响，除诗文、小说之外，戏曲当中尚有元杂剧《列女青陵台 》（庾吉甫撰）和明传奇《十义记》。前者今已亡佚，内容如何不得而知。后者据《曲海总目 提要》可知是借用韩凭夫妇事，凭空结撰。今天，韩凭夫妇故事并不为人耳熟能详，但在地 方戏曲当中，尚有川剧《青陵台》（亦称《鸳鸯》）、新编越剧的《相思树》、评剧的《青陵 台》（亦称《青陵化蝶》），皆是根据韩凭夫妇故事编写和演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