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改良会”考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改良会”是1902、1903年在北京发起的一个文学团体，言论不多，时间短暂，影响也有限，一直未曾得到学界的关注。首先是陈平原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年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编目》中著录了邓毓怡《小说改良会叙例》、籍亮侪《小说改良会公启》，但未收录正文①。最近，陈大康先生《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引出《小说改良会叙》和《小说改良会公启》正文，编入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六月②，“小说改良会”才算真正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对于“小说改良会”的具体情况，陈大康先生也坦言：“限于资料的掌握，今日我们已无法得知。”笔者查阅了一些文献，在陈先生的基础上，对“小说改良会”作了略加清晰的考探，希望能有助于学界对该文学团体的了解。 一 “小说改良会”的三份文献 “小说改良会”的理论主张，主要通过三份文献昭揭于世，分别是署名何负的《小说改良会叙》(载《经济丛编》1902年第8号)、邓毓怡的《小说改良会叙例》(载《经济丛编》1903年第29号)和籍亮侪的《小说改良会公启》(载《经济丛编》1903年第30号)。鉴于三篇文献尚较为稀见，现完整引录于下，并作初步考索。 小说改良会叙 国家之存亡乌乎由？曰在人物。人物之盛衰乌乎由？曰在思想。思想乎，其明智强健也，则人事精进，而为壮养国家之食料；其昏盲薄弱也，则人事退败，而为病死国家之微菌。欧洲旧教之弊也，路德苦之而倡新教；法国旧制之酷也，卢梭忧之而倡人权。其大挫于世而不悔者，固逆知新理渐入人人之脑中，则思想一变，而举国举世将为之转移也。夫区区一二人之言，遂能变易思想，其力且如此，则忧时之士，宜注目国人之思想为何如乎！ 今中国危弱极矣，上者阘茸废事，下者愚悖长乱。海内志士，用为大愳，于是译书籍，箸报章，凡所以改良吾民之思想者，日出而月盛。余则以为救国如治疾，药饵以扶植之，不如抉去其致病之道而更易之也。吾国人之思想界，其最致衰病者何在？曰小说是已。汉唐以来，已有小说，其书多附会历史，间写神怪妖异，及儿女子之事；然文体不大远于史集，读者或鲜。近今推流扬波，种类日赜(按，当为“夥”)，数居通国印刷物中最大之一部。俗情莫不崇仰古人而喜声色利禄，吾国小说率能巧摹声色利禄之状态，而又托其事于古人，是以上自王公贵人，以至乡里童妇，莫不爱好之。而弹词戏剧，又复取其事迹，饰以声音，表其形状，使樵丁农子、不识文字者，皆得览观焉。噫嘻，举四万万余人聪明智慧之脑质，举而纳之荒怪淫邪、卑污鄙贱之小说范围中，舍此外无所知闻，无所效法，哀哉，哀哉！国安得而不垂尽也！ 苟不余信，请举小说之弊中于人心、见于事迹者以征之。小说好记神怪，或升天成佛，或祝福忏凶，或学仙而得异术，或战斗而用秘宝，诡怪相眩，唯恐不奇。白莲、八卦诸会匪，屡惑于此，因以作乱。至庚子而拳匪之变，几沼中国。观其神人附体，传授宝器诸说，无一非来自小说。其证一也。 中国小说，凡传一特绝之人，其初也必身历困难，而其终荣显之也，必使以状元及第，不然即封侯拜相，与大富甲天下也。今学堂方设，科举就微，而士心犹专注于科第；国权渐尽，异族日侵，而官吏犹专营其富贵，岂非以小说之印于脑中者不易刊耶？其证二也。 小说界中，无论为词曲体，为稗史体，十九为男女之相慕，倡妓之狭邪，仙狐之匹媾，艳冶淫靡，穷情竭态，而大抵以白头齐寿、共享安乐为究竟。此想中人，而豪家贵族，以至卑寒下士，少者驰心于荡冶，老者溺情于荣乐，至所谓坚强磊落，国民之躯干气概，不复可睹矣。其证三也。 其余居处食息，动作交接，举凡生人之事，自有生至于老死，无一不本于小说，非可遽数。吾敢断言曰：中国近古以来操溥通教育权者，莫小说家若也。呜乎，世界物竞之公例，思想新富者国强，思想腐旧者国亡。东西强国，日进新富矣，而吾犹抱其腐旧之经说史论以为教育，已自不敌，况乎真操教育权者，犹不在经说史论，而在变本加厉之小说家乎？ 虽然，小说之为物，故不可存于中国与？是亦不然。欧美强国岁出小说以万计，适以益其文明。吾国小说界之坏，非其自坏，编箸者非其人耳。苟返其道而用之，振作存立之理想，增进爱国之感情，小说亦乌可少哉！乌可少哉！ 余不量蒙昧，窃用治疾者抉去病源之义，会集同志，订定规则，思改良吾国之小说，以新国民之思想，造英杰之人物，功效所就，非所逆计焉。昔法儒福卢特耳，当鲁易十四之世，风俗昏蔽之时，独撰小说以醒其国人，论者以谓法国今日之文明，实有赖焉。昔儒之贤，虽非易及，苟海内仁人，同力共济，取蛮野奴隶之脑影祓除而更新之，使微菌化为佳料，则荡荡华夏，宁无与佛兰西抗行之一日乎？凡我同志，其共韪吾言哉！其共践吾言哉！ 该文载于《经济丛编》1902年第8期，作者署名“何负”，陈大康先生引录此文时没有点名作者。“何负”当即邓毓怡的笔名，邓氏字和甫，谐音“何负”。《经济丛编》中还刊载了何负《经义丛编叙》《英文学课八种序》等文。何负在《六国语言类辑》中说：“余往者从桐城吴先生游。”邓毓怡正是吴汝纶弟子。邓毓怡(1880-1929)，字和甫，一字任斋，别号拙园，河北大城县人，早年入保定莲池书院，拜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为师。在莲池书院，他不仅读传统经史，还学习外文和西方格致之学；190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不久回国，在家乡创办启智学堂；民国后任国会议员。著有《拙园诗集》《欧战后各国新宪法》等。邓毓怡是“小说改良会”发起人之一，还撰著了《小说改良会叙例》。 小说改良会叙例 大城邓毓怡拟稿 叙文已见壬寅本编第八册，兹不更录。 小说条例如左： 第一宗旨：本会小说，无论何等结构，何等体裁门类，其目的必在为国人破除腐败之习气，唤起爱国之感情。 第二结构： 甲、成书之结构：(1)编箸(会员自箸，或社外新稿)。(2)翻译(西文、东文各小说有裨吾国者)。(3)修改(吾国旧作少删增更易即有当本会宗旨者)。 乙、为文之结构：(1)演义(就中外古今大小实事编演之，意多主于警动鼓舞)。(2)寓言(撰造人事，或暗中影照，意多主于讽喻激射)。 第三体裁(文体之区别)： 甲、史乘体：(1)说部(章回体白话者多，成文者少，吾国旧小说多此种)。(2)外史(体例不一，唯文理工深，与说部异。吾国古小说多此种，今较少。若《儒林外史》，名虽然，实亦说部也)。(3)弹词(事近史乘，文近辞曲，吾国旧有《廿一史弹词》，今则大鼓书是)。 乙、辞曲体：(1)传奇(南北词皆可，旧书如《桃花扇》之属)。(2)戏本(以二簧为主，他调次之)。(3)歌谣(雅俚并用，雅者类乐府，俚者里曲童谣皆是也)。 丙、记录体：(1)记事(此类吾国旧小说界中甚多)。(2)记人(如《剑侠传》之属)。(3)杂俎(以上记录体中三体文皆不计俚雅)。 第四门类(意向之区别) 甲、政治小说：政治小说非讽刺本国之政治及抄写各国之政治之谓也。盖凡天下有国，国民必各有政治思想，以有此思想，故而后荷自治之能力，备公民之资格。此等小说务以铸造国民之政治思想，其有益国家最为捷要。其小说中事迹，宜空中构造，而其意旨则以针对吾国，适于施行为主。(在吾国已有小说中，如《经国美谈》等是也。) 乙、历史小说：专就中外历史上事实，以演义体为之，以奇妙浅鲜之笔，代平正庄重之文，感人深而易者也。(在吾国已有小说中，如《三国》《列国》各演义等，但新其目的耳。) 丙、风俗小说：以小说之妙笔，发抉吾国种种恶习、种种颓风，使人入目警心，较读极痛快之论说尤为爽利醒豁。(在吾国已有小说中，如《儒林外史》之属，更求新当精密。) 丁、理想小说：借新颖奇变之笔，发明哲学理学，以求益人智慧，并启导国人高尚之思想。语怪小说附焉。(如新译《世界末日记》等是，但宜求新奇高妙。) 戊、科学小说：科学包括甚广，但如政治等，既自为一类，自宜特别出之，其余格致科学尚多。大抵以小说演之，构为人地事迹，则人易于领会。此种小说，功不在教科书下也。(在吾国已有小说中如《海底旅行》等。) 己、军事小说及任侠小说：所以作国人尚武之精神、同仇之气概。(此二种中国最多，但皆无适当之宗旨耳。) 庚、言情小说：天下无无情人，能成爱国爱群事业者。英雄儿女之情，人不能脱之范围也。但意必正大，辞必雅洁，始不蹈旧小说荡靡祸人之流弊耳。(在中国已有小说中，当以《佳人奇遇》等为佳。《东欧女豪杰》虽非此类，然其言情处尤绝。) 辛、冒险小说：中国人最富于阘茸性质，无远游进取精神者也。特设此类以药之。(在已有小说中，如《鲁滨逊漂流记》等。) 壬、杂旨小说：如一书属于两类或多类者，记录体小说多有此。 癸、他种小说：为以上门类所未包者，苟其宗旨于本会吻合，即为可用，并可于条例中酌增此类。 第五法律： 甲、意旨之宜留意者四： 一曰新富。改良者抉去旧弊，布以新绪之谓，故意旨枯涩最戒，而顽旧荒谬，尤为厉禁。 一曰正大。宗旨既在裨益国民，则意旨亦当专注于此。其以一人私心抵排倾轧之习，决不可蹈。 一曰深远。小说关系最重，以其隐操教育之权也，故看透社会某利某病，始可用意提引药石之，不可率意下笔，贻误读者。 一曰恳挚。凡用一意，必熟思何以使人易明晓，何以使人易警醒，须视此业为至要义务，不可徒以讥刺快意。 乙、文辞之宜留意者六： 一曰一律。无论文辞俚雅，全部须始终一致。 一曰团结。除短文杂志外，凡成一长幅之书，皆须有机关线索，不可散漫。 一曰明快。文辞虽深，亦不可诘屈(聱)牙，白话之书，尤须爽利。 一曰雅驯。不可轻薄狂嚣，尤不可有淫冶秽垢之字句。 一曰机趣。小说之长，全在机趣，文章诙诡之观，至要也。 一曰神气。无神则如枯木，无气则如枯鱼，不第阅者生倦，书中宗旨亦无以传达也。 以上条例为拟定初稿，以后若有应增应革，可会议酌定，且无论会中会外，凡我同志，倘赐言指正，俾得斟酌尽善，尤所厚望也。毓怡谨识。 这篇《叙例》是近代小说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不知何故，陈大康先生完全没有提到它。该《叙例》发表于《经济丛编》第29号，为“癸卯第九册”，癸卯是1903年，在第29号中载有1903年农历闰五月的《中外大事记》。如果要编年的话，该《叙例》应编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这篇文章从结构、体裁、门类三个方面对古今中外的小说进行分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小说改良会公启(叙次见本编第八号，条例见第廿九号) 凡人之闻言，其言而直焉，庄焉，以理喻焉，以势晓焉，喜者一，厌者百；其言而曲焉，诡焉，以情感焉，以事状焉，喜者百，厌者一。天下人之为书，无不趋人之喜，而舍人之厌，而雅正之体，往往不能达其意向，于是乎小说出焉。小说者，人情之所公好，中外古今所不能废也。 虽然，吾观中国千余年来，鬼怪异说，支离荒诞，转相煽惑，深入人心而不解者，非小说导之也耶？荡子思妇，迷信因果，私相期会，隐然成俗而不耻者，非小说启之也耶？外此者，如牺牲于富贵，奴隶于势利，其思想之成，萌芽于小说之影响者，盖不一而足。然而取其书读其文，其意旨词采，类能臧否群伦，穷抉世态，而通人学士，亦恒许为上下千古不可磨灭之书。如是而其及人，乃不免于败俗之害者，无他，宗旨之非也；宗旨之非无他，逞私意而不揆公是也，投私好而不求公益也。呜呼，天下无论能言若何，其言而为逞私意、投私好之言，未有不足害天下者。天下无论不能言若何，其言而为揆公是、求公益之言，未有不可利天下者。虽然，抑有难焉，敝政污俗，千状万态，愤嫉之甚，欲有以警醒之，而发言过激，使人不能堪者，有乎？无有乎？人民智慧，度越倍蓰，期望之赊，欲有以开启之，而托想过深，使人不能悟者，有乎？无有乎？是故汉宋党人之清议，本以救朝廷之失，而往往激焉而愈烈；两汉文臣之词赋，本以正人君之过，而往往讽一而劝百。凡此之类，岂其宗旨非为公耶？然究其事效，恒与所期相谬，何与？盖凡人著书为文，或为一国，或为一乡，或为一族，其热诚之所发，必先有愤焉、悲焉、感焉、慕焉者，主乎其中而不得其平，而其所愤、所悲、所感、所慕，又出乎其一人之目中而不无所偏。偏焉者、不平焉者，其人既不自知，而局外之人其识趣卑下者，又不及知。有知者矣，彼自以身在局外而不之言；有言者矣，此且以局外视之而不之听。天下知言者几人？彼不言，此不听，于是其文其书，一二言之失当，致使世人引为口实；而居高位执法权者，且诬以邪说，而百计禁抑之。禁抑不足，则后之言者愈失其平而益趋于偏。由是家各一言，人各一议，出入乖舛，而莫可围范矣。 夫言论自由之世界，不能胥天下之言而纳于统一之范围，势也。而吾中国文明幼稚之时代，不能无干涉主义，以防出版之流弊，亦势也。何者？理想欲其繁，宗旨欲其一。欲其繁则不得不任自由，欲其一则不得不用干涉。干涉之事，大者出乎国家，可以保一国之书有公言，无私言。小者出乎一社一会，可以保一社一会之书有公言，无私言。此近年以来志士杰人所为纠联同志，立约定例，而希以此利吾国人者也。 呜呼，若小说者，岂独非影响国人之一端乎哉？近今南北各省埠，于出版诸业，用干涉主义，集会结社者，不可胜记，而独于小说阙焉罕闻，岂以为不足轻重与？而如前所云，小说之弊，中于人心风俗者历历可数，是其所关系为何如也！ 忠寅等有鉴于此，爰立斯会，期以引伸理想，统一宗旨，洗旧说之弊，而使人群习俗，焕然新焉。凡我同胞，倘不河汉斯举，而有以相助者乎？是则窃幸者已。 这篇《公启》的作者为籍亮侪。籍忠寅(1877-1930)，字亮侪，号困斋，河北任丘县人，早年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也是吴汝纶的弟子，《桐城吴先生日记》由他作序。1903年后官费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国会参议院议员、云南省财政厅长等职。著有《困斋文集诗集》。籍忠寅这篇《公启》的刊载时间为1903年农历闰五月下旬，版心下明确标识“癸卯第十册”，癸卯为1903年。陈大康先生将它编在1902年农历六月，可能是一时疏忽。其实，籍忠寅这篇《小说改良会公启》和邓毓怡《小说改良会叙例》都刊发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时间相距达半年之久。 这三篇文章的两位作者都是吴汝纶晚年的弟子，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自序》列举吴汝纶弟子“其年辈稍后”者17人，最后两人为籍忠寅亮侪、邓毓怡和甫。这让人不能不想到“小说改良会”与吴汝纶的关系。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师，从光绪十五年(1889)起，长期主讲河北保定莲池书院。籍忠寅、邓毓怡都是吴汝纶在莲池书院的弟子。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莲池书院改为省会高等学堂，吴汝纶转至北京创办华北译书局，华北译书局自1902年农历二月十五日(3月24日)起出版《经济丛编》半月刊，邓毓怡出任编辑，该杂志刊载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历史、文学等文章，范围甚广。1904年5月改为《北京杂志》，旋即停办③。据此可知，“小说改良会”是吴汝纶在河北莲池书院的弟子邓毓怡、籍忠寅等人至北京，依托华北译书局《经济丛编》杂志而成立的文学团体④。但是随着吴汝纶的逝世，特别是籍忠寅、邓毓怡于1903年赴日本留学，“小说改良会”便自动解散了，似乎昙花一现，没有出现更多的成果，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其中一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二 “小说改良会”与吴汝纶 “小说改良会”的发起者邓毓怡、籍忠寅都是吴汝纶的弟子，那么“小说改良会”与吴汝纶有什么关系呢？清代桐城派古文，讲究义法，标尚雅洁，忌用小说的笔调作古文。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就曾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作为桐城派古文的传人，吴汝纶自觉维护桐城古文的传统，严禁小说浸染古文，对小说本身是轻视的，如他在1898年作的《天演论序》中说：“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此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吴汝纶对“说部”的这种轻视和排斥，对“小说改良会”是有影响的。邓毓怡在《小说改良会叙》中列举种种事例来申述传统小说危害人心的严重性，陈大康先生也指出“此文对传统旧小说批判之猛烈，论述之周详”。邓毓怡指擿旧小说“荒怪淫邪、卑污鄙贱”的弊端，籍忠寅历历数落旧小说的积弊，既可以认为是受到梁启超1898年《译印政治小说序》所谓中土小说“不出诲盗诲淫两端”的启发，也可以看作是引申、发挥了古文大师吴汝纶的态度。吴汝纶对旧小说的否定，主要是基于“文学”“古文”的立场，而弟子邓毓怡、籍忠寅则是从社会文化层面论述“旧小说”对民众思想的腐蚀。 对传统积弊的否定和对欧西文明的鼓吹往往是相互呼应的。改良小说、效法欧美的口号发自于古文大师吴汝纶弟子，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吴汝纶具有开明的思想，通达的眼光，自觉地学习西方文化，主张会通中西，曾提出：“特今世富强之具，不可不取之欧美耳。”⑤周作人甚至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过：“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按，指吴汝纶等人)引起来的。”邓毓怡(何负)在《小说改良会叙》中对“欧美小说”“益其文明”功能的热切称赞，提出“思改良吾国之小说，以新国民之思想，造英杰之人物”的目标，显然就是吴汝纶“不可不取之欧美”的思想在小说领域的落实。因此“小说改良会”发起者邓毓怡、籍忠寅对中西小说作截然鲜明的轩轾，贬斥旧小说，主张借鉴欧美小说来加以改良，并非是违背了其师吴汝纶的思想意旨。相反，却是沿承了吴汝纶对旧“说部”的批评，又遵循吴氏“取之欧美”的思想，而要在小说领域开展一场改良，是在晚近外国小说大量翻译进入中国的文化大环境中，桐城派后学发出的改良小说的号召，可以视之为桐城派自身的新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毓怡在《小说改良会叙例》中规定“文辞之宜留意”的六条原则：一律、团结、明快、雅驯、机趣、神气。当时翻译、创作新小说的人，多强调文笔的通俗，如梁启超就积极肯定“俗语文学”，在《小说丛话》中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但吴汝纶对这种现象则持批评态度，他在《与薛南溟》中说：“梁启超等欲改经史为白话，是谓化雅为俗，中文何由通哉？”他坚守桐城派古文的传统，强调文风的雅洁。邓毓怡所谓文辞六原则中的“雅驯”，其内涵近乎吴汝纶的“雅洁”。古文之辞气远离鄙俗，是“雅洁”；小说之不陷入轻薄狂嚣，就是“雅驯”。“一律”指文风不论或是俚俗还是典雅，都须保持自身的一致性；“团结”指长篇小说头绪清楚，结构统一完整，不涣散矛盾；“神气”指文章精神灵动，富于感染力。这三者本是古文写作的要求，现在邓毓怡把它移至小说，作为对小说文辞的规定。“明快”和“机趣”则是专门针对小说而提出的文风要求。“明快”是语言风格的要求，小说语言不可过于深奥，不可佶屈聱牙，白话尤须爽利；“机趣”则是指小说的趣味性，邓毓怡说：“小说之长，全在机趣。”这是符合小说的艺术特征的。综合此六点来看，“小说改良会”对于小说“文辞”的规定，还存留着桐城派古文家的痕迹，也注意到小说的艺术特性。在当时大家还不太关注小说艺术性问题的时候，这六点“文辞之宜”的提出，是有意义的。 三 “小说改良会”与梁启超 1902年，邓毓怡、籍忠寅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怀揣救国热情，意气激昂。籍忠寅曾说邓毓怡年轻时“慷慨奋厉，思有所试”⑥；“当是时，都人士读君(按，指邓毓怡)文章，皆以为救世之才，争相交欢”(《拙园诗集序》)。当初戊戌变法失败时，籍忠寅作《感时次和甫韵》，前四句曰：“风云万里群才起，一旦零星若断蓬。堪叹咥人逢恶虎，何如高举逐冥鸿。”⑦把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比作“恶虎”，对康有为、梁启超等饱含同情。梁启超1929年逝世，籍忠寅作《任公先生挽诗》，其中有曰：“论学差如井灌园，一时黄槁变青繁。彼天本以人为铎，举世相忘水有原。”意思是革命的源头应该归之于梁启超。邓毓怡挽梁任公联，也称赞梁是兴学变法的先导。 从时间上说，“小说改良会”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即邓毓怡的《小说改良会叙》发表于1902年5月，早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近半年，似是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之前的舆论呼声。但身为桐城派后学的年轻的邓毓怡为什么对欧美小说如此的青睐并给予好评？显然是直接得益于自1873年蠡勺居士翻译《昕夕闲谈》以来，以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和梁启超《时务报》刊载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等为代表的欧美小说翻译热潮。我们看不出邓毓怡《小说改良会叙》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存在任何直接影响，甚至梁启超是否看到过这篇《小说改良会叙》，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十分明确的一点是，邓毓怡于次年即1903年5月刊出的《小说改良会叙例》，明显是在梁启超“新小说”影响下的产物。《叙例》列举了“吾国已有小说”中的6种，都是与梁启超有关的“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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