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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2)2期0078-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领导创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奠定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短暂的单极时刻，把西方价值、制度推向全球，一时间曾出现“历史终结”的论调。目前，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如何调整现有国际机制，融合新兴大国，激励其发挥建设性作用，需要美国发挥创造性思维和领导能力。然而，奥巴马入主白宫三年，美国既没有体现出适应时代变化的创造性思维，也没有形成稳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共识。未来十年，如果美国不能成功地将中国等新兴国家融入国际体制，那么“世界将进入一个没有多边主义的多极世界，后果非常可怕”。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功地在经济上融入国际体系，目前面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难度和复杂性均在增加。对此，美国不仅没有新思维、新举措，而是在相反的道路上快马加鞭。2011年以来，美国在融合中国乏力的时候，试图通过威慑、围堵来迫使中国就范，对华政策迷失了方向。2011年11月，奥巴马赴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参加一系列重要亚太会议，历时9天，是当年时间最长、出席活动最多的一次出访。期间，奥巴马通过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经济上孤立中国，通过东亚峰会在政治上稀释中国的影响力，通过强化与亚太盟国的军事合作在安全上围堵中国。通过这次不同寻常的大巡演，奥巴马发出一个重要信息：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相对过去10多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一次系统性的变化。“此前美国在反对中国有关活动时会选择性地后撤，看重从整体上维持美中关系正常发展，但11月的访问标志着美国做出了重大调整。”②新的对华政策表明，美国对融合中国越来越缺乏信心和手段，对于发展建设性中美关系也越来越没有把握，开始有系统地采取防范性的、对抗性的举措，试图强迫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中国和平、建设性地融入国际体系，需要中美之间良性互动，需要双方都做出让步、改变和创新。过去30年，中国为了向世界开放，融入国际体系，在内外政策方面做了诸多重大调整。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指出，“中国加入了大多数国际机制，已经是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了，并且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③然而，反观冷战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只强调将中国纳入现存国际体系，用国际机制约束中国、驯服中国，却不愿意改变国际机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中国的崛起。奥巴马曾说：“我们在亚太地区坚持的唯一原则是，各方应该接受同样的规则行事，中国也不例外。”④毫无疑问，他说的规则是由美国制定的。正如美国学者所言，融合新兴大国的最大障碍来自美国内部，美国需要调整心态，改变1945年以来的一些基本外交思想和原则。⑤作为霸权国家，主导美国外交的基本意识形态包括四项基本原则：霸权、资本主义、民主和西方文化，即霸权比权力平衡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民主比专制好，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好。⑥这些基本意识形态，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意识形态存在冲突。
中美关系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由实力变化引起的，但是这种变化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采取相应对策，中美关系才能良性发展。美国求助于冷战时代的围堵政策应对中国的崛起，反映出其在新形势、新挑战面前的固步自封、迷茫和错位，这也是造成中美关系左右摇摆、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一、主权与人权
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草案，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德国等5个国家弃权，美、英、法主导的军事干预利比亚计划得以过关。2012年2月4日，中国、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谴责叙利亚的决议草案表决中投了否决票，西方干涉叙利亚的决议再度受挫。西方干涉利比亚、叙利亚的理由都是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强调“人权高于主权”的相对主权论。中国在安理会表决中分别弃权、否决的理由也是一致的，坚持主权不可侵犯的绝对主权论。从利比亚、叙利亚两个案例来看，似乎相对主权论日益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在关于利比亚问题的表决中，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有10个国家赞成、5个国家弃权；在叙利亚问题表决中，有13个国家赞成、2个国家否决。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安理会表决实际上涉及国际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两个层次，美国在两场表决中争取到多数票，只能说明在国际权力斗争中获胜，并不代表在意识形态竞争中稳居上风。
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没有主权受干涉的后顾之忧，因而高唱主权相对论。冷战结束以来，“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在西方鼓吹下大行其道。欧美等西方少数国家认为当一个主权国家境内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时，国际社会可以干涉甚至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对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是民族国家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主权相对论危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不可接受。事实上，自从近代主权观念受到普遍尊重以来，世界上国家消亡的速度大大下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利益需要，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全盘接受西方的观念。当前，西方的主权相对论虽然受到一些国家追捧，但中国等国家坚持的主权绝对论仍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西方学者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影响力下降，中国、俄罗斯的立场在联合国大会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这同中俄的绝对主权观有关。⑦
人权、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观之一。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民主观念的普及是同步的，但民主绝对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主导性力量。在新兴国家的崛起案例中，中国没有追随美国式民主，但是在推进社会稳定、正义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迅速调整经济政策，率先走出危机，美国政府则在预算、赤字、刺激政策等问题上久拖不决，陷入了党派斗争的泥潭。
民主、民生、政治稳定、宗教归属感、民族自豪感等都是人类核心价值，不同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点不同。美国将人权、民主置于统驭一切的至高地位，并将其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中国则将“秩序、稳定、安全”放在第一位。显然，这两个原则都是正确的，都是需要的，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强调的侧重点自然不一样。中国虽没有达到美国要求的人权、民主标准，却取得了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仰慕的成就。非洲、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早就实现了西方式民主，今天却依然贫困、动荡。40多年前，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开篇中指出：“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是政府的组成形式，而是他们的治理程度。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要代表稳定、效率、组织、团结、共识。”⑧过去50多年及最近金融危机的历史表明，民主、人权既不是国家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美国的成功也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篇章。
塞缪尔·享廷顿将美国价值观概括为“自由、公平、民主、个人主义和法制”。⑨这些价值观或多或少也被其他国家所珍视。不过，当美国将其人权价值观、民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时，没有一个国家乐意接受。人权外交严重干扰美国外交议程，也破坏了中美关系。
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决定：稳定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任何危害中国社会稳定的外部干涉都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无论这种干涉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中国学者王缉思指出：“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解读，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对外部威胁引发的国内动乱非常敏感。”⑩对于美国而言，只有系统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深入地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才能理解中国在主权、人权、发展、稳定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美国历史基本上一帆风顺，所以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处境和想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路易斯·赫兹曾问道：“一个生来平等的国家能够理解需要为之而奋斗的其他国家吗？甚至能够理解他们自己吗？”(11)
美国发展到了主权无忧的时代，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又让其视人权、民主为一切成功的基础，顽固地对他国的人权、民主问题指手画脚。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需要为保护主权而奋斗，仍需要为争取基本发展权、社会公正而努力。冷战结束时，西方学者、政客曾欢呼“历史终结”、“民主制度是唯一归宿”。20多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通向罗马的独木桥，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在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走向终结。鉴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强大实力，美国有能力在具体问题上凝聚足够的力量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成本会越来越高。在国际政治领域，多元化政治思想、政治力量如何和平共处、如何分享权力、如何协作，是各国面临的新挑战。中美之间只有在政治价值观上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才有可能建立基本的战略互信。
二、国家与市场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增加，公平贸易、汇率、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更加突出。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次提到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但是，因为双方的语境、思维不同，对公平的理解自然也不同。
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美国经济体制的基础。(12)二者都强调市场、个人是经济的主体。即使同欧洲国家民众相比，美国人对国家、政府干预的恐惧、担忧往往超过其他国家，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这样一个国家看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时，难免惊惶失措。美国对中国经济体制不了解、不认同，不承认其“合法性”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落后但强大”的经济体，它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强大的实力，根源就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国营企业、国家主权基金、国家操纵汇率、政府补贴、劳工标准低、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不足等。国家干预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有利位置，不恰当地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而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无法应对这一问题。因此，在美国看来，无论是“汇率操纵”还是“产品倾销”，最终都是一个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问题，就需要限制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作法都在发生转变。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比重在过去30年逐渐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国家和国营企业在关键部门的主导作用没有变，在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显示出比自由市场模式更具优越性。一些西方人士也认识到：“同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比，中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巨大的私营部门和大规模的外资，但其混合的经济模式仍以银行和企业的公有核心为基础。所以当欧洲和美国政府依靠间接的投资来补充私人投资暴跌的局面时，中国有能力直接刺激投资、就业和收入。这种国有核心正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非凡增长的最重要因素。”(13)与此同时，美国在摆脱金融危机时也大规模采用国家干预手段。在救市期间，美国政府直接购买企业的股票，成为一些大企业最大的股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被救的企业短时期内就是美国的“国营企业”。为了增加就业，奥巴马宣布了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通过税收政策吸引企业把工作机会留给美国人，增加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14)不但中美两国如此，在全球市场上，国家主导的经济份额也在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加强。以能源为例，现在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全球已知储量的四分之三，这在1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5)
美国的失业困境和工作机会外流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同中国“不公平贸易”造成的，美国在适应“国家经济”的同时，也必须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我们制止了中国的轮胎倾销，1000多名美国人有了工作。”(16)但是，相比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800万美国人失业，1000个岗位杯水车薪。即便把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全算进去，也无法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的就业问题。2009年11月11日，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指出，中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贸易关系，贸易争端仅占两国贸易额的百分之一，中美贸易整体是积极的。(17)事实上，美国从美中贸易中获利颇丰。据摩根斯坦利测算，1996年至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2292亿美元，而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让美国消费者节省6000多亿美元。2010年10月，美国商务部设计未来5个对外出口伙伴倍增计划蓝图，其中对加拿大出口年均增长2.4%，对墨西哥出口年均增长3.7%，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6.7%，而2010年美对中国出口实际增长32%。(18)当然，美国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同时，也受到全球化负面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工作机会流失。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所说，以前产业结构调整、就业转移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现在是全球性的。(19)
但美国在上述大背景下既没有改变观念，也无意于自身经济体制和结构调整，却全神贯注于汇率、市场准入、贸易保护等细枝末节。这种固守传统思维、舍本逐末的做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干扰、伤害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
20世纪80年代，美国用了整整十年适应其与日本经济体制的差异。现在是美国再次适应新经济制度的时候了。21世纪大国经济竞争除资源、创新能力的竞争外，更主要体现在制度竞争上，谁能设计出适合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谁就能处于不败之地。朱民指出，从过去三年的经济危机来看，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需要重新考虑市场经济机制，金融活动脱离实体经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次，新兴经济和发达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发生了变化，新兴经济体面临寻找合适发展模式的问题。再次，全球化引发国际结构的大调整。(20)面对这些新问题，美国传统的思维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何况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美国传统思维不适应新变化引起的。今天，不仅新兴经济体面临寻找合适发展模式的问题，美国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三、霸权与分权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西方“开放、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设计者和保证人，霸权是美国维护这个体系的主要方式。所谓霸权，就是在一个地区没有其他国家与其展开安全竞争。(21)美国在世界各地维护霸权的基本方式就是维持对己有利的权力平衡，避免其他国家有实力在安全上挑战自己。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三大挑战：经济挑战，美国国内严重的去工业化和对中国资本的依赖；政治挑战，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任何一个本地区大国排他性地控制该大陆，而中国可能通过一个贸易关系网络，实现印度洋、太平洋周边地区一体化，最终实现政治控制；军事挑战，美国在同盟受到威胁时要能够为其顺利提供支援，然而中国现在正向距离中国海岸约1000海里的海域拓展。(22)在三大挑战中，经济挑战最为迫切，也最为现实，而且是其他两大挑战的基础：要实现对美国的政治挑战，中国必须“通过贸易关系网络”，逐渐实现对美国亚洲盟国的政治影响；军事实力的发展也同样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总体而言，美国经济仍然位居全球之首，但是美国的经济优势并非不可动摇，这种不确定性削弱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23)
从大战略、大历史视角看，21世纪是亚太世纪，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的主要竞技场，美国必然要重返亚太，以应对中国崛起。所谓亚太世纪首先是亚太经济的世纪，美国重返亚太，首当其冲应该是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而在亚太地区，美国军事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拥有相对优势，经济上面临挑战最大。2011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5500亿美元(不包括用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近2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仍为全球军费总和的一半以上。于是，美国避开自己的经济短板，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在亚太地区不存在明显军事威胁的情况下，首先在军事上重返亚太，其次是政治方面，最后才在经济上做做样子。TPP似乎是经济上重返亚太的重要一招，但美国难以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因此，尽管看起来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全方位重返亚太，实际上主要是军事重返。
美国军事重返亚太的目标就是组建平衡中国的军事同盟，重塑地区军事力量平衡。最近出版的美国国防政策报告指出，维护美国在亚太的基本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实力和驻军的基本平衡。(24)奥巴马总统、帕内塔国防部长多次强调，削减军费开支不影响对亚洲的安全投入，美国的军事关注，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安全关注，将转向亚太，在澳大利亚增军2500人，与菲律宾强化安全关系。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军力平衡”与美国的霸权思想一脉相承，但它并不能解决亚太地区现在面临的安全问题，反而可能成为美国的不可承受之重。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没有使用军事威胁手段解决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军事力量在大国竞争中的边际效应持续下降。美国国防指导文件指出，国家正处在战略转折点，军事力量要小而精干、机敏、灵活、快速、技术先进。(25)就亚太地区的安全热点问题而言，不论是朝鲜半岛稳定还是南海争端，需要的都是大国政治合作，而不是军事竞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美已经有了六方会谈的合作框架。在南海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是使各方确信没有任何一方想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美合作，但如果美国着手在亚太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只能恶化解决安全问题的氛围。在美国看来，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有助于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减轻美国的战略压力。在目前的亚太安全格局中，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依然占绝对优势，如何通过“战略保证”缓解中国的战略疑虑，将正在增长的中国军事力量融合到亚太安全框架中，推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互信，是美国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亚太安全议题上，美国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同中国建立持久的妥协，接纳中国的崛起，减少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让中国分担更多的责任、分享更大的权力。(26)另一种观点认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并告诫其他亚太国家警惕不断壮大的中国，进而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共同对中国改变现状的举措进行制约。2009年底以来，后一种观点得到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支持，白宫也全面采纳了这种说法和策略。(27)显然，这种传统的霸权思想旨在借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种思维把中国作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与事实完全相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是亚太地区稳定的重要贡献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已经与其中的12个划定了陆地边界，完成90%的陆地边界勘定工作。
霸权思想不仅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也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美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包袱，其他亚太国家也不愿意追随美国逆潮流而动。据美国学者估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9年至2009年美国占全球GDP总量从23%下降到20%，同期中国占全球GDP总量从7%上升到13%，按这个趋势发展，到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8)中国越强大，美国平衡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而亚太国家追随美国孤立中国的意愿也会减弱。出于紧缩财政的需要，美国计划未来十年削减军费5000亿美元，军事开支预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长期以来，美国曾经将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平衡作为对台政策的一大基石，但是近年随着两岸关系改善及两岸军事力量对比差距扩大，美国越来越认为维持两岸军事力量平衡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已经在经济上实现相互融合，为亚太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融合、接纳对方，但已经部分做到“合而不同”与“和平共处”。在安全上，包围中国、对抗中国将是一项不可持续的政策，中美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共同分享权力和义务是大势所趋。
四、结语
崛起的中国将会推翻现存国际体系，抑或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或者说，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国家，一直是西方学者热议的问题。(29)同其他诸多事物一样，答案不可能是非此即彼。如果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可能在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推动其做出适当变革。推翻现存国际体系既非中国的力量所能达到，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全盘接受现存国际体系，不是中国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无法做到。中国在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上同美国有显著区别，不可能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无缝对接。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都在反思西方制度的缺陷，冷战后持续追捧西方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世界潮流首次停顿下来。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经验、中国思想为世界做贡献的机遇期，也是中国融入并改变国际体系的机遇期。
当然，中国要带着自己的独特贡献融入全球政治与意识形态体系，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中国成功的故事能够持续下去，不仅解决13亿人的温饱问题，还要解决13亿人的富裕问题，更要解决13亿人的和谐问题。若此，没有人能够忽视中国经验、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对立，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原则，以实践摸索为主，由此出现理论指导、创新落后于实践创新的局面。此一时期，正值西方价值观席卷全球，中国的思想界主要是学习、借鉴西方思想，忽视了对自身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要在世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既要精确把握世界潮流，又要拿出自己的成果，然后才能谈融合、共存。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使中国有太多的经验、思想可以总结。中国应该将自己成功的经验提炼为思想理论成果，为新的国际意识形态体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注释：
①Steward Patrick,"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0,p.48.
②Kenneth Lieberthal,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Foreign Policy,December 21,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2/21/the_american_pivot_to_asia.
③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于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演讲。
④Fareed Zarkaria,I Made a Commitment to Change the Trajec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104818,00.html.
⑤Steward Patrick,"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0,p.53.
⑥Bruce W.Jentleson and Steven Weber,"America's Hard Sell",Foreign Policy,November/December 2008,p.43.
⑦Richard Gown and Franziska Brantner,"A Global Force for Human Rights? An Audit of European Power at the UN",Policy Paper(London: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8),http://ecfr.3cdn.net/3a4f39dalb34463d16_tom6b928f.pdf.
⑧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e Socie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1.
⑨参见Samuel P.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4.
⑩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1,p.69.
(11)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A Harvest Book Harcourt,Inc,1955,Xiii.
(12)参见Samuel R 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4; Bruce W.Jentleson and Steven Weber,"America's Hard Sell",Foreign Policy,November/December 2008,p.43.
(13)Seumas Mile,"China's Success Challenges a Failed Economic Consensus",the Gardian,January 17,2012.
(14)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15)Bruce.W.Jentleson and Steven Weber,"America's Hard Sell",Foreign Policy,November/December 2008,p.45.
(16)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17)谢来：“奥巴马访华将登长城游故宫”，http://news.bjnews.com.cn/news/2009/1111/50795.shtml.
(18)周世俭：“中美做生意，到底谁赚谁赔”，《环球时报》，2012年1月18日，第15版。
(19)吴乐珺：“2012年达沃斯热议全球大转型”，《环球时报》，2012年1月29日，第5版。
(20)同上。
(21)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 & Company,2001,p.380.
(22)"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 Research,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strategic_asia/pdf/sa11_executievbrief.pdf.
(23)Joseph M.Parent and Paul K.MacDonald,"The Wisdom of Retrenchment:America Must Cut Back to Move Forward",Foreign Affairs,Volume 90,No.6,2011,p.36.
(24)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21,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5)同上。
(26)Joseph M.Parent and Paul K.MacDonald,"The Wisdom of Retrenchment:America Must Cut Back to Move Forward",Foreign Affairs,Volume 90,No.6,2011,p.44.
(27)Kenneth Lieberthal,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Foreign Policy,December 21,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2/21/the_american_pivot_to_asia.
(28)Joseph M.Parent and Paul K.MacDonald,"The Wisdom of Retrenchment:America Must Cut Back to Move Forward",Foreign Affairs,Volume 90,No.6,2011,p.36.
(29)Randall L.Schweller and Xiaoyu Pu,"After Unipolarity: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Decline",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2011,41-72;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ume 87,No.1,Jan./Feb.2008,pp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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